三 “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与美国的儿童学

其实，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明确使用“儿童文学”这一概念时，其“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已经在民国初年形成，只是散见于多篇文章之中。

在周作人的著述里，最早质疑“成人本位”的儿童观的是《儿童问题之初解》一文。“中国亦承亚陆通习，重老轻少，于亲子关系见其极致。原父子之伦，本于天性，第必有对待，有调合，而后可称。今偏于一尊，去慈而重孝，绝情而言义，推至其极，乃近残贼。……中国思想，视父子之伦不为互系而为统属。儿童者，本其亲长之所私有，若道具生畜然。故子当竭身力以奉上，而自欲生杀其子，亦无不可。”[16]在成人与儿童之关系问题上，第一次提出“儿童本位”则是在《玩具研究一》中：“故选择儿童玩具，当折其中，既以儿童趣味为本位，而又求不背于美之标准。”[17]在《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中，进一步提出“赏识”的“儿童本位”观：“故今对于征集成绩品之希望，在于保存本真，以儿童为本位，而本会审查之标准，即依此而行之。勉在体会儿童之知能，予以相当之赏识。”[18]

就在周作人第一次质疑“成人本位”的儿童观的《儿童问题之初解》一文中，他就在倡导“儿童研究”：“凡人对于儿童感情可分三纪，初主实际，次为审美，终于研究。”“第在中国，则儿童研究之学固绝不讲，即诗歌艺术，有表扬儿童之美者，且不可多得。”[19]

1912年时“儿童研究之学”这一说法，很快就在写于1913年的《童话略论》《儿童研究导言》两文中，为“儿童学”这一表述所取代：“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更益以儿童学，以定其应用之范围，乃为得之。”[20]“上来所述，已略明童话之性质，及应用于儿童教育之要点，今总括之，则治教育童话，一当证诸民俗学，否则不成为童话，二当证诸儿童学，否则不合于教育……”[21]“儿童研究，亦称儿童学。以研究儿童身体精神发达之程序为事，应用于教育，在使顺应自然，循序渐进，无有扦格或过不及之弊。”[22]由于未购买霍尔的Aspects of Child Life and Education一书之前所写的《童话研究》没有出现“儿童学”这一表述，可以猜测，《童话略论》《儿童研究导言》似写于购阅Aspects of Child Life and Education一书的1913年2月之后。

《童话略论》引入“儿童学”的观点一事值得我们重视。周作人了解的儿童学的研究范围中，是包含童话和儿歌的。他曾说：“美国儿童学书，自体质知能的生长之测量，以至教养方策，儿歌童话之研究，发刊至多，任之者亦多是女士，儿童学祖师斯丹来诃尔生于美国，其学特盛……”[23]周作人将“儿歌童话之研究”也归诸“儿童学”，可见其儿童文学研究直接受到美国的儿童学，特别是斯坦利·霍尔的儿童学的影响。

前面介绍的《儿童问题之初解》一文的主旨之一，是在人格权利上为儿童主张与成人的平等，而《儿童研究导言》的主旨则在于揭示儿童在心理、生理上与成人的不同。周作人于1912年、1913年提出的这两点主张，就是他后来的“儿童本位”论——中国的“儿童的发现”的两个逻辑支点。而这两点主张，都与美国的儿童学有关。

“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小形的成人，期望他少年老成，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现在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内外两面的生活。这是我们从儿童学所得来的一点常识，假如要说救救孩子，大概都应以此为出发点的。”[24]周作人所说的“一点常识”，正是他在《人的文学》《儿童的文学》等新文学的重要理论文献中表述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这一儿童观是他所主张的“人的文学”和“儿童的文学”的思想根基。

在《儿童研究导言》中，出现了美国的儿童学。儿童学“今乃大盛，以美国霍尔博士为最著名，其研究分二法。一主单独，专记一儿之事，自诞生至于若干岁，详志端始，巨细不遗，以寻其嬗变之迹。一主集合，在集各家实录，比量统计，以见其差异之等”[25]。周作人的这些介绍与斯坦利·霍尔的工作似乎是相符合的。应该说，他对斯坦利·霍尔有相当的了解。这些了解至少是来源于斯坦利·霍尔的Aspects of Child Life and Education一书（周作人将其译为《儿童生活与教育的各方面》）。查周作人日记，Aspects of Child Life and Education一书为1913年2月1日从相模屋书店邮寄至绍兴家中。此后，自当月21日始，日记中连续六次记载阅读该书。

周作人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明显接受了儿童学的直接影响：他先是“在东京时，得到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才对于这方面感到兴趣……”[26]吴其南曾认为“儿童本位”中的“本位”一语是金融学语汇，其实是不对的。我说周作人使用的“儿童本位”来自于日语语汇，是有事实依据的。高岛平三郎所著《应用于教育的儿童研究》（即周作人所说的《儿童研究》）一书的目录和正文里，都出现了“儿童本位”一语，完全可以猜想，周作人所用“儿童本位”这一表述，很可能就来自高岛平三郎的这部著作。

根据周作人的著述，他得之于美国的斯坦利·霍尔的儿童学的资源当更多。周作人的著述中，至少七次论及斯坦利·霍尔及其儿童学。如按照发表的年代顺序细加琢磨，前面都是积极的汲取姿态，而到了后来，则是对中国难以引入儿童学这一状况渐渐失望了。这正与中国社会在五四以后的复辟式“读经”有关。比如，1934年，他在《论救救孩子——题〈长之文学论文集〉后》一文中说：“听说现代儿童学的研究起于美洲合众国，斯丹莱霍耳博士以后人才辈出，其道大昌，不知何以不曾传入中国？论理中国留学美国的人很多，学教育的人更不少，教育的对象差不多全是儿童，而中国讲儿童学或儿童心理学的书何以竟稀若凤毛麟角，关于儿童福利的言论亦极少见，此固一半由于我的孤陋寡闻，但假如文章真多，则我亦终能碰见一篇半篇耳。据人家传闻，西洋在十六世纪发见了人，十八世纪发见了妇女，十九世纪发见了儿童，于是人类的自觉逐渐有了眉目，我听了真不胜歆羡之至。中国现在已到了那个阶段我不能确说，但至少儿童总尚未发见，而且也还为曾从西洋学了过来。”[27]在文中，周作人认为，要想“救救孩子”，就“要了解儿童问题”，“须得先有学问的根据，随后思想才能正确”。[28]周作人在批判了成人社会对儿童的“旧的专断”和“新的专断”之后，深为遗憾地说：“中国学者中没有注意儿童研究的，文人自然也同样不会注意，结果是儿童文学也是一大堆的虚空，没有什么好书，更没有什么好画。”[29]周作人所指出的“儿童的发现”在中国的不幸命运是符合实情的。

周作人在1945年时曾说：“关于儿童，如涉及教养，那就属于教育问题，现在不想来阑入，主张儿童的权利则本以瑞典蔼伦开女士美国贺耳等为依据，也可不再重述。”[30]周作人明确说“主张儿童的权利”应该以“美国贺耳等为依据”。虽然是日后谈，但是，周作人当年在《儿童问题初解》《人的文学》《儿童的文学》等文章中就是这样做的。

在理解儿童与成人的不同的生理心理方面，周作人也从以研究儿童心理发展为特色的美国儿童学中得到了启蒙。值得关注的是，周作人总结出的“应用于教育，在使顺应自然，循序渐进，无有扦格或过不及之弊”这一儿童学的教育理念，直接转化成了他的儿童文学的理念——“今以童话语儿童，既足以餍其喜闻故事之要求，且得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按程而进，正蒙养之最要义也。”[31]“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这是周作人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的思想核心。他的这一思想理念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极为重要。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上，每当出现违反这一思想理念的“逆性之教育”风潮，周作人常常会挺身而出，猛烈批判：“但是近来见到《小朋友》第七十期‘提倡国货号’，便忍不住要说一句话，——我觉得这不是儿童的书了。无论这种议论怎样时髦，怎样得庸众的欢迎，我以儿童的父兄的资格，总反对把一时的政治意见注入幼稚的头脑里去。”[32]“旧礼教下的卖子女充饥或过瘾，硬训练了去升官发财或传教打仗，是其一，而新礼教下的造成种种花样的信徒，亦是其二。我想人们也太情急了，为什么不能慢慢地来，先让这班小朋友们去充分的生长，满足他们自然的欲望，供给他们世间的知识，至少到了中学完毕，那时再来诱引或哄骗，拉进各派去也总不迟。现在却那么迫不及待，道学家恨不得夺去小孩手里的不倒翁而易以俎豆，军国主义者又想他们都玩小机关枪或大刀，在幼稚园也加上战事的训练，其他各派准此。这种办法我很不以为然，虽然在社会上颇有势力。”[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