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孟子仕隐观对于中国文人心态的影响

巴黎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李辰冬教授（1907—1983），在多年仕途阅历的深切经验后，把中国文人的出处抉择划分为仕、隐两大类，指出在社会实践及个体思想表现上，其实又非常复杂：“想做官的不一定都能做到，即令做到，也不一定都能达到自己的理想，于是苦恼、牢骚、忿恨、不平等等的情绪就由这里产生。大凡理想愈高，离现实愈远，当两极端接触时，则失望也愈大，由失望而附带产生的各种情感也愈浓厚。……许多文人的放荡诗酒，行为不羁，激昂慷慨的行为与作品，就由这种‘失＋望’的情绪所致。……重观念，富情感，以城市生活与绅士生活作为描写对象及文字典雅，为‘仕’人文学的主要特征。‘仕’人文学的特征，当然不止这几点，不过，其他特征都由这些主要的特征演绎而来。”^[10]他指出由“隐”的政治态度经过文人心态所派生出的文学，以大自然、农村、山林、风景为题材，文体也不严格地守着规律。这实际上涉及创作主体仕隐观制约文学题材主题的问题。因此，讨论中国文学题材主题与文人心态关系时，不能忽视早期儒家出处观的影响，而与“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且与“至大至刚”正义观念联系的孟子仕隐观，则特别重要。

首先，孟子进一步确立了其《周易·系辞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元对立的政治态度和处世方针，强化了阴阳对举、进退仕隐政治思维原则的建构，强调仕进态度与正义实现、社会责任感的内在联系。直到西晋之后，这一非此即彼的价值观才为“朝隐”明哲保身的折中谋略所修改。

其次，考察唐末林慎思这一早期的出处思想接受阐释史，将其改造重铸孟子思想的历史贡献确当定位，可知，他对此后该“单位观念”的接受流传建构趋向起了定向作用。孟子对华夏精神史的贡献在于，其提供并突出了古代文人心态中正义人格坚守所受民间豪侠精神的滋养激励，其蕴含的暗示与情绪化的热诚，带有恒久的感染力和激发力，也就成为中国文人标榜“出劣处高”价值观的原型辐射中心。孟子为后世如朱元璋等敏感的君主所不喜，是为旁证。

最后，由于西汉中叶后儒家文化居于中国文化主流地位，出处意念伴随着儒家人格理想对于文人功业情结的支配功能稳态化，其踵随文人士大夫情感体验的丰富与雅文学表现形式演进，流光溢彩的美学因子日增，在文学圣殿中跃然登场。几乎每一个有成绩的文学家，其内心都免不了出处情结带来的喜悦和苦恼、感伤和忧虑，从而不少春恨悲秋的抒情^[11]，田园山水题材的偏爱，咏史咏怀的根基，都建立在出处意念焕发的勃郁之忱上，而正义理想是其支配性动机。

所谓“国学研究”，不应停留在对早期儒家思想的关注，而应结合文学作品流，切实考察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学”内在价值流向的转化变更，特别是与不同历史阶段文人心态结合、文学主题体现等方面，可以说，这才是国学与文学主题学内在互动相生的生命力之所在，亦为其摆脱困境进入新的学术生长点之所在。^[12]而多数文人心中，都离不开孟子正义人格影像的召唤。

——原刊于《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作者简介：王立（1953— ），男，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主题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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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王立《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第85—91页。

[2] 王立：《朝隐的缘起及核心之旨——再论中国古代出处文学主题》，（韩国）岭南中国语文学会《中国语文学》（第37辑），（韩国）岭南大学校，2001年。

[3]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40页。

[4] 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卷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5页。

[5] 章诗同：《荀子简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0页。

[6] [法]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王子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4—75页。

[7] 王立、刘卫英：《传统复仇文学主题的文化阐释及中外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 林慎思：《续孟子》，永瑢、纪昀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第624—625页。

[9] 王立：《西方的骑士与中国古代的侠——中西方文学共同母题中表现的正义精神》，《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10] 李辰冬：《李辰冬古典小说研究论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9—252页。

[11] 王立：《春恨与悲秋——中国文学史中两种美感体验的比较》，《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12] 王立：《关于国学与文学主题学关系的几点思考》，见大连理工大学国学研究所编《国学与文化自觉》，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