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唐末林慎思《续孟子》对孟轲仕隐观的理解发挥

唐末林慎思认为，《孟子》七篇非本人亲自著述，而是弟子整理，不能完整、充分地表达孟子本意，于是“因传其说演而续之”，“大抵因孟子之言推阐，以尽其义”。《续孟子·高子五》发挥了孟子思想：仕出，为帝王师，建功立业，必定要有先决条件，即君主贤明，能采纳苦口良言，否则不会有所作为，这“官”也就没必要做。林慎思心目中的孟子为何毅然离开官场呢？他的“文本重建”体现为《续孟子·高子五》的叙述：

孟子将去齐，高子曰：“王欲授夫子室，夫子舍之而去，然王意于夫子不为不厚矣，夫子或缺所以，王必补之，今何为不止？孟子曰：‘吾尝观齐王之意也，先有执雅乐之器进于王，王始重之，使奏，而未尝乐也。后有执靡声之器进于王，王始轻之，使奏而未尝舍也。然而执雅乐之器者，王虽未弃，王终不能用矣。是执雅声以得罪于王也。今吾以王之未弃也，若受王之禄，居王之室，王终不能矣，是媒吾身以得罪于王也，不亦甚乎！吾幸去，何适而不遇哉！孔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8]

在林慎思看来，齐王既理智战胜不了“靡声”诱惑，那么作为有着独立人格和理想抱负的臣子，也就只有弃官归隐。按，《孟子·梁惠王上》有见梁襄王后的印象：“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可是在《续孟子·公孙丑六》的这一重建文本里，则索性让文本中的主人公付诸“用脚投票”的行动：

孟子去齐反邹，止于昼。公孙丑、高子从。昼人有惑于孟子曰：“齐王能悔过修德，日新其道，邹之民闻于路，夫子何适哉？”孟子不怿，径宿于昼。高子以为孟子信昼人之言而欲不行，乃谓公孙丑曰：“昼人之言于夫子，夫子信乎？”公孙丑曰：“诺。予请问之。”入曰：“众人之言，信伪孰多？”孟子曰：“伪多。”曰：“能言天不覆，地不载乎？”曰：“甚于斯！言天不覆，地不载，是露其机而先见其伪，先见其伪欲惑于人，其可得乎？隐其机而难知其伪，欲人不惑，其可得乎？且设穽于野，隐其机也；兽不知其防，则触而入矣。设伪于国，隐其机也，人不知其防，则触而入矣。曰：孰不惧邪？曰：君子周防其身，何惧？”公孙丑出曰：“夫子不信昼人之言哉！”

《续孟子》这里可谓把孔子“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实践了，恐怕还正是把握到了《孟子》原意，《万章下》称：“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被誉为“圣之清者”的伯夷所为，也是孟子理想人格的一个化身，倾心仰慕的，所谓“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

一般来说，古代中国的“义”较为偏重“私义”，这也往往是人们对中西方文学表示的正义精神，理解、解释不一致的一个症结所在。^[9]而在讲究君臣平等的孟子，却较为青睐人人遵从的社会正义。林慎思敏锐地发现并予以强调，禹不因父被杀之仇而拒为舜用，是因有“天下苍生”的利益在，“公义”大于“私义”，而私义则应服从“公义”，于是这里的“公义”较接近我们认同的正义精神，《续孟子·庄暴十二》还叙述：

庄暴问孟子曰：“鲧遭舜殛，禹受舜禅，其为孝乎？”孟子曰：“禹之孝在乎天下，不在乎一家也。夫鲧遭舜殛，公也；禹受舜禅，亦公也。舜不以禹徳可立，而不殛鲧，是无私于禹也；禹不以父雠可报，而不受禅，是无私于舜也。且舜哀天下之民于垫溺也，命禹治之，禹能不私一家之雠而出天下之患也，此非禹之孝在乎天下而不在乎一家欤？苟私一家之雠而忘天下之患，则何以为禹之孝？故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其是之谓乎？”

这是在孟子亲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思想和“为匹夫匹妇复仇”的基础上，试图调和向君父报父仇所面临的两难困惑，而用高于“私义”的更符合普遍利益的范畴，来解决“不能复仇尽孝”的矛盾。

林慎思的主张有着文人文化史根基，也有时代的必然性。中唐后藩镇割据，涌现许多表现民间正义精神的文人叙事作品，如李公佐《谢小娥传》的女性化装为佣为父、夫报仇；沈亚之《冯燕传》杀掉不义的情妇而主动自首开脱无辜，以及薛用弱《贾人妻》的女性隐姓埋名为夫雪怨、李肇《故囚酬报李勉》的刺客醒悟反杀恩将仇报者等，其固然有着某种主题学视野下的一以贯之的传统，然而，都或正或反，或与文人咏侠诗歌呼应，体现了一种民间的正义精神，得到了文人的认同而在精神层面上带来影响。于是下层豪侠文化带来了对孟子正义思想理解阐释的新视野，林慎思的重构孟子，不过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缩影，也是孟子思想所体现的正义观念延续光大的时代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