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基础设施的测度

自从Aschauer（1989）开创性的研究之后，许多研究者研究了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尽管研究者一致认为基础设施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基础设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何者为因，何者为果？有关这两个问题，研究者之间存在很大分歧。尽管在Aschauer（1989）的研究中，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达到0.24，然而对这个领域的进一步研究表明，Aschauer（1989）的研究很可能夸大了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Gramlich, 1994）。更有甚者，Evans和Karras（1994）经过研究指出，基础设施存量增长是生产率增加和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些研究者试图将基础设施分为两类，一类为具有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另一类是不具备生产性的基础设施。他们试图通过一些合适的经济计量手段消除基础设施的内生性问题。然而，为了检验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在要通过经济计量手段检验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人们首先得搞清楚以下两个问题：①什么是基础设施？②如何测量基础设施？

根据World Bank（1994）的定义，基础设施是指永久的、成套的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和它们为所有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共同需要提供的服务。基础设施包括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两大类。根据Biehl（1991）的定义，基础设施可以分为网络（Network）基础设施和中心（Nucleus）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网络、能源网络和信息网络，中心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医院和博物馆。由于网络基础设施基本上也被定义在世界银行（1994）的经济性基础设施中，本章的基础设施主要是指网络基础设施，即包括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

2.2.1 交通基础设施

改革开放初期，交通基础设施不足和能源短缺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胡耀邦，1982），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然存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加速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也因此大为改善。本章中的交通基础设施包含三类，即铁路、公路和内河航道。

为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各省份）不同年份的交通基础设施存量具有可比性，我们计算了各省份1978—2007年的交通基础设施密度。具体来说就是沿用Demurger（2001）的做法，加总三类交通基础设施之后再除以各省份的国土面积。

2.2.2 能源基础设施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关系国民经济命脉，1978—2007年，中国原煤产量由6.18亿吨增加到25.23亿吨，年均增长率为4.98%；原油产量由1.04亿吨增加到1.87亿吨，年均增长率为2.04%；发电量由2566亿千瓦时增加到32559亿千瓦时，年均增长率为9.16%。2008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能源消费第二大国，仅居美国之后（国家能源局，2009）。能源基础设施的迅速改善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能源基础设施应当主要包括生产和输送能源的设备，如石油管道，高压输电线。由于有关能源基础设施的实物指标数据很难收集到，以往人们在检验能源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主要从生产的角度考察原煤、原油产量和发电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Balazas, Tomasz和Douglas,2009; Charles, Esra和Sylaja,2006;Demurger,2001）。然而我们认为以能源生产量衡量中国各省份能源基础设施存量并不合适，比如说山西是一个产煤大省，而北京、上海等一些发达地区基本上不产煤，如果以能源生产量作为能源基础设施的衡量指标，那么山西的能源基础设施（如果用产煤量衡量）要好于北京和上海，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鉴于此，我们决定用能源的消耗量衡量中国各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存量。能源消耗水平能够间接反映能源基础设施，如电网设施。另外，用能源消耗量衡量中国各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存量还有一个便利之处，即在中国官方统计年鉴中统计了能源消费总量，其单位均为万吨标准煤，这样就省去将煤炭、石油和电力转化成同一个指标的麻烦。我们以各地区的人均能源消费总量来衡量各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2.2.3 信息基础设施

信息基础设施比较宽泛，包含邮电、通信、广播电台以及计算机网络等一系列与信息传递有关的领域。可以说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30年，实现了从信息化“边缘化国”到信息化“积极利用国”，进而到世界最大的ICT用户国。1978年中国的电话普及率仅为0.38%，到2008年，这一数值变为74.32%。1990年中国开始使用移动电话，到2008年时中国的手机普及率达到48.53%。1998年年底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仅为210万，到2009年6月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达到3.38亿。

由于信息基础设施包括的内容比较宽泛，一些研究者往往使用电话普及率或者互联网普及率衡量信息基础设施存量（Dermuger,2001;Fan和Zhang,2004）。在Roller和Waverman（2001）文献中，信息基础设施存量以电话服务的价格衡量。由于电话普及率和电话服务价格只能从一个层面反映信息基础设施情况，而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基本为0，因此，我们拟用一个比较综合指标反映各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存量，这一指标就是人均实际邮电业务总量。之所以采用人均实际邮电业务总量作为各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存量，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反映信息基础设施的综合性指标；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能从官方统计年鉴找到有关这一指标的一致的数据序列。

前述三大基础设施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2所示。

表2.2给出中国各省份三大基础设施在1978—1987年、1988—1997年和1998—2007年的平均水平。从表2.2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尤其是最近10年，从1998年扩大内需，到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使中国三大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的基础设施基本上和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地理特征相适应，东部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因此东部地区有着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经济发展落后，因此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十分薄弱；而中部地区有比较良好的水运条件，因此交通基础设施也还不错。中国的山西、内蒙古以及东北和西部一些省份拥有较好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因此这些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良好，而中部一些省份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又没有相应的煤炭和石油资源，因此这些地区能源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也与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区环境条件相对应，东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发达，中西部地区相对比较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