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实证模型及数据

2.3.1 实证模型及指标说明

由于本章的目的在于从基础设施发展的角度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因此本章的实证模型实质上是一个巴罗类型的增长模型（Barro, 1990）。该模型实际上是在索洛方程中加入一系列反映不同稳定均衡状态下的控制变量，以此检验条件收敛是否存在。由于我们要检验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在我们的模型中，基础设施很显然是最主要的解释变量。实证模型形式如下：

式中：被解释变量grgdpit是第i个省份t年度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

解释变量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这样就将模型动态化。解释变量中还包含人均实际GDP，即pcgdp，它可以用来反映整个经济体是否存在条件收敛。当前面的系数为负时，说明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初始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地区经济增长率更加缓慢，存在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追赶”现象。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条件收敛”，反之则说明不存在收敛。

解释变量中X是如下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向量：①资本，主要包括实物资本（k）和人力资本（human）; ②外贸，主要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进出口贸易总额（trade）; ③产业结构（tertiary），主要是第三产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④人口密度（popdensity），用总人口与各地区的土地面积之比表示；⑤政府支出规模（govern），用政府支出占各地区GDP的比重表示。式（2.1）中，Infrastructure是最为重要的解释变量。基础设施主要包含三类，分别为交通基础设施（transport），这里采用单位土地面积交通运输线路长度（公里/平方公里）；能源基础设施（energy），这里采用人均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信息基础设施（information），这里采用人均实际邮电业务总量（元/人，1978=100）。解释变量Z是一些反映地理位置和政策变化的虚拟变量，主要包括三类：区域虚拟变量（west，以中东部地区为参照，西部地区取值1）、时间虚拟变量（d2000，以2000年之前的年份为参照，2000年及以后各年份取值1）以及交叉项（west·d2000），用它们控制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用fi控制不同省份的固定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假定残差项ε满足独立同分布的性质。

2.3.2 数据来源及其描述统计

本章收集各省份1978—2007年的面板数据，文中凡是用人民币衡量的数据均调整为1978年的实际价格，即1978=100。文中的实物资本k用各省份人均实际资本存量的对数表示。1978—2006年的数据来自Bai等（2006）的计算，2007年的数据系作者自己估算。人力资本存量用各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有关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1998年以前的数据来自胡鞍钢等（2001）的计算，1998年以后的数据由笔者根据胡鞍钢（2001）的计算方法计算得出。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占实际GDP的比重表示。由于FDI的数据指标是用美元衡量的，我们先将它按当年平均汇率调整成人民币价格，再根据价格指数调整成以1978年价格衡量的实际FDI值，进出口总额的调整与FDI类似。为保持样本数据的一致性，如果不做特别说明，本章中的其他数据基本上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年份分省统计年鉴，以及交通部各年份《交通统计年鉴》。由于经济学者们往往关注的是长期经济增长，本章中的被解释变量用5年期平均经济增长率表示。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2.3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