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工棚的铁皮屋顶被暴雨砸得噼里啪啦响。陈建国迷迷糊糊爬起来，看见老槐树举着个漏了底的搪瓷缸子接雨水，光脊梁上的汗珠混着雨水往下淌：“快起来！香港老板今儿来视察，工头说要挑几个‘形象标兵’站主席台！”
“形象标兵？”陈建国揉着惺忪的眼，从大通铺上摸出磨破边的解放鞋，“是让咱们站得直溜点？”
“想啥呢！”老槐树往他手里塞了把裂了柄的牙刷，“是让咱假装搬砖，给香港人表演‘社会主义劳动热情’！昨儿我瞅见工头偷偷往窝头里掺白糖了——这可是过年才有的待遇！”
两人蹲在生锈的水龙头前洗漱，陈建国望着老槐树后颈上铜钱大的晒痕，像块不规则的地图：“老槐，你说的‘会说话的铁盒子’到底是啥？”
“保密！”老槐树神秘兮兮地挤眼睛，“等会儿让你开眼，比咱村的广播匣子高级十倍，能听歌、能传话，还能跟千里外的人唠嗑！”
早饭果然是白糖窝头。陈建国咬了一口，甜得齁嗓子，差点噎着。工头叼着旱烟卷站在工棚门口，敲着铁锹喊：“都给我精神点！特别是陈建国，一会儿你站搅拌机旁边，把军装风纪扣扣严实了——香港老板就爱看这个！”
“为啥是我？”陈建国纳闷地抻了抻洗得发白的军装。
“你长得像雷锋！”工头上下打量他，“浓眉大眼，腰杆笔挺，往那儿一站就是活广告！”
上午九点，三辆锃亮的黑色轿车碾过工地的泥坑，惊飞一群在积水里觅食的麻雀。陈建国站在搅拌机旁，汗水顺着下巴滴进衣领，把军装前襟洇出个深色的“人”字。穿西装的香港老板下了车，金表在腕子上晃得人眼晕，旁边跟着个戴墨镜的翻译，手里拎着个四四方方的黑盒子，盒子顶部支着根天线。
“各位工友辛苦了！”翻译举起黑盒子，突然传出刺啦刺啦的电流声，把陈建国吓了一跳——那声音竟像是从盒子里直接蹦出来的。
“这是……啥玩意儿？”他小声问老槐树。
“小声点！”老槐树捅了捅他，“这叫‘对讲机’，香港人用来指挥工地的，比咱连的军号好使！”
香港老板对着对讲机说了几句粤语，陈建国听见盒子里传出模糊的回应，惊得差点把手里的铁锹扔了。工头用胳膊肘顶了顶他腰眼：“傻笑啥？快搬砖！”
陈建国扛起水泥袋，故意把腰板挺得比新兵训练时还直。香港老板突然指着他喊：“那个解放军，过来！”
“我？”陈建国指指自己，心跳得像打鼓。
翻译点点头：“老板说，你很有精神，想问问你对特区建设有啥感想？”
“感想？”陈建国抹了把脸上的灰，粗糙的手掌在军装上蹭出道白印，“就觉得这水泥袋比当年的弹药箱轻多了！要是能给俺们发个这铁盒子……不对，发个对讲机，干活效率能提高三倍！”
翻译愣了愣，把话转给香港老板。老板突然大笑，拍着陈建国的肩膀说了串粤语，翻译笑着解释：“老板说，你很幽默，送你个小礼物——不过得等你下班去他办公室拿。”
中午收工，老槐树拽着陈建国往工地外跑：“快走！去看‘会说话的铁盒子’——不对，现在该叫‘电视机’！”
“电视机是啥？”陈建国跟着他穿过脚手架，鞋里的沙子硌得脚掌生疼。
“到了你就知道了！”老槐树跑得气喘吁吁，“街角的国营商店新到了货，一群人围着看呢，比看露天电影还热闹！”
两人跑到商店门口，只见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惊呼声此起彼伏。陈建国踮脚往里瞅，就见橱窗里摆着个黑黢黢的方盒子，屏幕上竟有小人在走动！
“乖乖！”他揉了揉眼睛，“这盒子里咋有活人？”
“这叫电视！”旁边戴眼镜的小哥斜睨他一眼，“能播新闻、放电影，比收音机带劲多了！”
屏幕里正在播《新闻联播》，播音员字正腔圆地说着“改革开放”。陈建国盯着画面里的天安门，突然想起家里那台红漆斑驳的收音机，想起林春芳每次听广播时都会把缝纫针停在布上，生怕错过一个字。
“老槐，”他咽了口唾沫，“这玩意儿多少钱？”
“听说是八百块！”老槐树伸出八根手指，“够买二十台缝纫机，咱得攒三年！”
人群突然爆发出一阵惊呼。陈建国定睛一看，只见电视里出现了深圳的画面——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几台推土机正在作业，扬起漫天尘土。
“快看！”老槐树捅捅他，“那不是咱工地吗？咱上电视啦！”
画面里，一个扛水泥袋的身影一闪而过，模糊得只剩个轮廓。陈建国盯着那道影子，突然觉得肩膀上的酸痛都轻了几分——原来他们搬的每一袋水泥，都在给这个城市的骨头里填砖加瓦。
傍晚收工，工头扔给陈建国一张纸条：“香港老板办公室在顶楼，赶紧去，别让大人物等着！”
陈建国站在三层小楼的楼梯口，望着水磨石地板映出自己佝偻的影子，突然不敢往上走。皮鞋踩在楼梯上的“咚咚”声，让他想起第一次进县城武装部时的局促，手心里全是汗。
“进来。”香港老板的办公室飘出一股奇怪的香味——后来陈建国才知道那是咖啡。他推开门，看见桌上摆着个绿色的拨号电话机，机身印着“上海电话机厂”。
“坐。”老板指指沙发，递给他一罐铁皮罐头，“健力宝，尝尝，橘子味的。”
拉环“啵”的一声响，气泡在罐子里咕嘟咕嘟冒。陈建国抿了一口，甜得发涩，慌忙用袖口擦了擦嘴：“谢……谢谢老板。”
“不用谢。”老板从抽屉里拿出个红本本，“听说你当过工程兵，会开推土机？”
“会！”陈建国挺直腰板，后腰硌着沙发上的皮面，“在部队开过三年，能在雪地里推战壕！”
“好！”老板把红本本推过去，“这是临时操作证，明天去机修班报到——开推土机，月薪一百二。”
“一百二？”陈建国差点把罐头扔了，“老板，这……这太抬举我了！”
“不是抬举你，是抬举解放军。”老板点燃一根烟，“特区建设缺的就是你这种能扛事儿的人。对了，这个给你——”
他指了指桌上的电话机：“试试，能不能拨通你老家电话。”
陈建国盯着拨号盘，想起在营部见过的手摇电话机。他深吸一口气，转动拨号盘，每转一圈都发出“咔嗒”声，像极了缝纫机的脚踏板。
“喂？”听筒里传来滋滋的电流声，夹杂着接线员的方言，“信阳长途台，你要哪里？”
“向阳公社，林春芳！”陈建国的河南腔让老板笑了起来。
等待转接的二十分钟里，老板又递来一块水果糖：“给你闺女的，叫‘大大泡泡糖’，能吹泡泡。”
终于，听筒里传来林春芳的声音，带着刺啦刺啦的杂音：“建国？是你不？”
“春芳！”陈建国的手在听筒上留下五个汗印，“俺在深圳，用香港老板的电话打给你！”
“啥电话？”林春芳的声音忽远忽近，“俺咋听着跟刮大风似的……”
“别管啥电话！”陈建国提高嗓门，“俺下月涨工资，能寄回一百二十块！你攒着买电动缝纫机零件！”
“中！”林春芳的声音突然清晰，“公社批了俺的针织组，凑了六台旧缝纫机，向阳天天放学帮着穿线……”
话没说完，线路里突然串进一段英文广播，接着“嘟”的一声断了。陈建国急得直拍桌子，老板摆摆手：“线路太忙，你写封信吧，我让司机明天捎到广州寄航空件。”
夜里，陈建国趴在工棚的煤油灯下，用铅笔在信纸上写：“春芳，今天用香港老板的电话听见你声了，比收音机清楚。他说下月让我开推土机，月薪一百二。俺托人从香港买了电动缝纫机马达，你让向阳他舅研究咋装。深圳天天盖高楼，俺瞅着工地上的钢筋比咱村的树还密。向阳要是想爹，就让她看墙上的毛主席像，俺跟毛主席都在南边给大伙谋好日子呢。附：泡泡糖一块，给闺女吹着玩。”
老槐树凑过来，指着信纸笑：“你这字比俺的狗爬体强点有限！咋不画个缝纫机？”
“滚蛋！”陈建国笑骂，把信纸折成四折，塞进信封，“等俺攒够钱，给你买台带画像的电话机，让你跟你婆娘隔着电话线吵架！”
窗外，暴雨渐歇，推土机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像极了当年的军号声。陈建国摸出裤兜里的泡泡糖，借着煤油灯的光看包装上的卡通女孩——她穿着花裙子，手里举着台会发光的机器。他突然想起向阳作业本上的涂鸦，那是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正踮脚给缝纫机喂泡泡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