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朝鲜使臣往返明朝的路线主要有陆路和海路两种。陆路主要是经由辽东地区，往返明朝。朝鲜使臣利用海路出使明朝的时间主要是在明初（洪武、建文年间，即1369—1402）和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即1621—1636）。明初海路使行的目的地为南京，在此过程中，仅有郑梦周（1337—1392）、郑道传（1342—1392）、权近（1352—1409）等朝鲜使臣留下了数量极少的使行文献。换言之，依据明初朝鲜使臣遗留的少数使行文献，无法整体地还原历史真相。明末海路使行的目的地是北京，在此过程中，（截至目前）有二十余位朝鲜使臣留下了多达三十余种海路使行文献（亦称《朝天录》）。通过分析这三十余种海路使行文献，可以如实地再现并重构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的全貌。因此，本书以明末朝鲜使臣遗留的海路使行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出发，结合实地田野考察、采访各地地方史志研究者和普通民众、考证文献等多种手段，重构明末朝鲜使臣的使行路线。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使行文献中官方（外交活动等）和私人（与中国文人、当地民众的文化交流等）的记述，以期全面、如实地再现朝鲜使臣视域中的中国文化空间。

一 明末朝鲜海路使行的历史背景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努尔哈赤（1559—1626）统一了建州女真，[1]迈出了统一女真部落的第一步。此后，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为根据地，兼并了辽东地区的诸女真部落。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以兴京（赫图阿拉）为都城，建立后金，年号天命。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因党争激化等原因，明朝在辽东的防线形同虚设。为解决后金内部物资不足等问题，努尔哈赤颁布“七大恨”[2]诏书，向明朝宣战。因后金军队接连攻陷抚顺、清河（今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北35千米附近）等地，沈阳与辽阳等辽东重镇处于危境之中。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的明廷任命杨镐（? —1629）为“兵部左侍郎兼督查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3]，正式着手准备针对后金的军事行动。

明朝在准备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同时，以“再造之恩”[4]的名义，要求朝鲜共同出兵抗金。虽明朝早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就已向朝鲜提出派兵的要求，但当时朝鲜国王光海君以国内困难无法派遣军队为由，拒绝了明朝的要求。[5]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朝鲜派遣了包括都元帅姜弘立（1560—1627）指挥的五千名火枪兵在内的一万三千名朝鲜士兵，[6]援明抗金。同年二月，十余万明、朝联军兵分四路向后金都城——兴京进发。三月，因后金军队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明军在萨尔浒（今辽宁省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附近）惨败。与此同时，朝鲜军队在阿布达里岗（今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西北及新宾满族自治县西南一带）被后金军队包围。因兵力寡殊，朝鲜军队向后金投降。[7]四月二日，后金释放了被抓的五名朝鲜军队将领，并向朝鲜送去和亲国书。[8]虽朝鲜国王光海君向明朝隐瞒了此事，但明朝依然怀疑朝鲜军队是故意向后金投降。六月，有明朝大臣上疏认为，要阻止后金与朝鲜勾结，应派遣使臣监护朝鲜。[9]与此同时，朝鲜光海君派遣多位朝鲜使臣出使明朝，以消除明朝的疑虑。此后，明朝多次要求朝鲜出兵共同抗金，但未得到朝鲜的响应。光海君认为，萨尔浒之战后，军事优势正从明朝向后金倾斜，希望在后金占据绝对军事优势之前，通过改善与后金的关系来降低朝鲜卷入战争的风险。光海君的这种判断与当时统治阶层的主流舆论不同，即士大夫阶层非常重视明朝的“再造之恩”。换言之，这种分歧弱化了光海君的统治基础。另外，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八日，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时间1572—1620）驾崩，明光宗朱常洛（年号泰昌）在即位仅仅29天后，就因“红丸案”而暴毙身亡。其后，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天启，在位时间1620—1627）即位，但因宦官专权与党争加剧，明朝局势愈加混乱。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任命熊廷弼（1569—1625）为辽东经略，重振军备。在熊廷弼的经营下，辽东明军虽暂时击退了后金军队的进攻，但因宦官魏忠贤的诬陷，熊廷弼被免职，沈阳与辽阳先后被后金军攻占。此后，后金军队持续西进，对明朝京师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天启元年（1621），明朝重新启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并任命王化贞（? —1632）为辽东巡抚，负责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的防卫。王化贞属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一派，而熊廷弼属于东林党，二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天启二年（1622）努尔哈赤带兵横渡辽河，进攻西平堡，在平阳桥（今辽宁省大虎山一带）全歼王化贞麾下的明军。因王化贞的失利，辽东经略熊廷弼不得不把明军撤回山海关内。伴随着明军的撤退，后金夺取了包括广宁在内的四十余座城堡，占领了山海关外的大部分区域，并于同年迁都辽阳。辽东失守后，王化贞和熊廷弼被问罪下狱。天启元年，因被后金军队追赶，王化贞旧部——辽东都司毛文龙（1576—1629）率领残部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平安道，并驻扎在铁山和宣山之间。其后，后金军队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袭击毛文龙部的事情时有发生。次年，即1622年，朝鲜国王光海君劝说毛文龙，使其在朝鲜平安北道铁山郡附近的椵岛设镇。[10]天启三年（1623），明朝在椴岛设置都督府，任命毛文龙为都督，并将椵岛之镇命名为东江镇。

天启三年三月，朝鲜绫阳君李倧，以光海君犯下违背对明义礼、同后金和亲、废母杀弟等罪名[11]为由，发动武装政变，推翻光海君的统治，登上王位。绫阳君李倧即朝鲜第十四任国王仁祖（在位时间1623—1649），此次政变即为“仁祖反正”。光海君是明朝万历皇帝正式册封的朝鲜国王，但朝鲜并未在发动“仁祖反正”前通知明朝，并取得同意。由此，明朝政府认为“仁祖反正”是对明朝权威的挑战，并担心朝鲜与后金暗中勾结。[12]为消除明朝的疑虑，新登基的仁祖和参与政变的西人派摒弃了光海君所采取的中立外交政策，奉行基于“再造之恩”的亲明外交路线，对后金采取敌对态度。丢掉广宁城的明朝为保卫京师的安全，倾尽全力守卫山海关。天启三年（1623），袁崇焕（1584—1630）被任命为兵备检事，负责山海关的防卫。袁崇焕为固守山海关，在天启三年至天启四年（1624）间，扩建了山海关北侧的宁远城，[13]并装备了名为“红夷炮”的西洋新式大炮。朝鲜国王仁祖为解决与明朝之间微妙的外交问题，并尽早完成册封，向明朝派遣了多批使臣。天启四年二月，明朝终于承认了朝鲜国王仁祖的册封请求，颁布敕书，[14]并在天启五年（1625），派遣使臣前往朝鲜，向仁祖颁赐诰命和冕服，完成册封程序。[15]

天启六年（1626），占据辽东的努尔哈赤亲率大军，渡过辽河，进攻宁远城。袁崇焕以优势兵力，击退了后金军队的进攻，史称“宁远大捷”。“宁远大捷”是后金对明宣战之后，明朝取得的初次胜利。与此同时，驻屯在椵岛的毛文龙不仅向明朝廷谎报战果，还经常向朝鲜索要军粮和武器。如若朝鲜未满足其要求，毛文龙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掠夺朝鲜，并离间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敏感的外交问题。[16]在宁远之战中，因被红夷炮所伤，努尔哈赤死于当年九月。此后，皇太极（1592—1643），即清太宗即位，并在天启七年（1627）再次派兵攻打宁远城和锦州城，但仍以失败告终。战场上接连的失败促使后金认识到要取得对明的胜利必须先消除战场后方的威胁，即驻扎在椵岛的毛文龙部和奉行“对明事大”外交政策的朝鲜。[17]天启七年正月，后金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1586—1640）率领三万后金军进攻朝鲜。中国称此次战争为“丁卯虏乱”（朝鲜称为“丁卯胡乱”）。二月九日，到达朝鲜黄海道黄州的阿敏派遣副将刘海前往江华岛，提议后金与朝鲜和亲。三月三日，后金在与朝鲜签订所谓的兄弟盟约，即《丁卯条约》后撤军。“丁卯虏乱”之后，后金消除了后顾之忧，确保了后方的安全，并通过与朝鲜的贸易，补充物资，完成对明作战的准备。与之相反的是明朝宦官专权，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党争愈演愈烈。天启七年（1627），因魏忠贤等人的诬陷，袁崇焕辞官回乡，但在明思宗（年号崇祯，在位时间1628—1644）即位后，被重新启用。崇祯二年（1629），深受崇祯皇帝信赖的袁崇焕怀疑朝鲜与毛文龙勾结，并未经朝廷许可，在登州海域擅自进行贸易。故袁崇焕下令将朝鲜使行路线由登州—北京变更为觉华岛—北京。[18]东江镇都督毛文龙受宦官魏忠贤的庇护，长期在辽东地区专横跋扈，培养自己的势力。六月五日，袁崇焕以私通后金为借口，在宁远卫召见毛文龙并将其处死。随后，袁崇焕任命徐敷奏接替毛文龙，把椵岛作为收复辽东的前沿阵地。

此后，袁崇焕要求朝鲜协助明朝征伐后金，朝鲜虽以《丁卯条约》为借口，婉拒了袁崇焕的出兵请求，但同意日后如有明朝征伐后金的情况，将派兵协助。[19]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领后金军队绕过宁远城和山海关，绕行蒙古地区，进犯明朝京师。驻守宁远城的袁崇焕急忙带兵回防，解除了北京之围，史称“己巳之变”。后金退兵至北京近郊，向明思宗提出和亲的要求，并买通宫内的宦官，使其诬陷袁崇焕私通后金蓄意谋反。十二月，因后金的离间，袁崇焕因谋逆被问罪下狱。在明朝内讧之际，崇祯三年（1630）五月，后金军队再次入侵，但在锦州总兵祖大寿等人的抵抗下，再次以失败告终。同年九月，袁崇焕被磔刑处死。崇祯四年（1631），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各路农民起义军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明朝陷入了极度的内忧外患之中。

从崇祯四年八月的大凌河之战开始，后金通过持续的战争，彻底扫除了明军在山海关外的势力。但在凌河之战时，耿仲明（1604—1649）、孔有德（1602—1652）等人带领援军前往支援，在吴桥（今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发生兵变，引兵东进，接连占领临邑、商河等城，并于崇祯五年（1632）正月攻占了登州。此次兵变阻碍了辽东地区明军兵力的集中。此外，对明军更为不利的是，登州城内有新式火器[在葡萄牙传教士陆若汉（Joao Rodriguez）的帮助下铸造而成]红夷炮二十门，西洋火炮三百门。崇祯六年（1633）四月，处于守势的耿仲明和孔有德通过海路逃跑、向后金投降，并将这些火器和诸多舰船献给后金。因接受了这批西洋火器和舰船，曾饱受西洋火器打击之苦的后金军队最终赢得对明战争决定性的契机。此后，后金效仿明朝的制度，整顿国家机构，并强化了以太宗（皇太极）为中心的中央集权。

崇祯三年（1630）,“己巳之变”时，即明朝京师被后金军队围困的消息传到朝鲜，曾有官员提议“今者既不能出兵赴援，又不能及时奔问，揆以大义，曷胜痛恨？请于进慰之行，我方物以兵器，一以为临阵助战之用，一以示不忘仇敌之意”[20]。换言之，朝鲜向明朝派遣援兵为时已晚，且当时朝鲜国内亦已无余力兴兵援明。“丁卯虏乱”之后，后金不仅时常要求朝鲜提供军粮和舰船，还常常跨过鸭绿江，肆意掠夺朝鲜平民的财物。此外，后金还向朝鲜提出了诸多不平等的要求。如，将“丁卯虏乱”时，双方签订的“兄弟盟约”改为“君臣盟约”；将之前要求朝鲜进贡黄金白银一万两、战马三千匹变为岁币与精兵各三万。因后金过分的要求，朝鲜国内充斥着“斥和排金”的声音。

崇祯七年（1634）七月，后金军再次越过北京北部的长城，攻占了上方堡、居庸关、保安、万全左卫等地，八月撤军。崇祯八年（1635），后金军又入侵并占领了大陵河地区。崇祯九年（1636）二月，高永祥、李自成等人带领农民起义军进入河南各地，并与明军展开激战，七月“闯王”高永祥被抓并被处死后，李自成继称“闯王”，成为农民军首领。崇祯九年，即清崇德元年（1636）五月皇太极称帝并改元崇德，改国号为“大清”，改“女真”为“满洲”，对外宣布征伐明朝。七月七日，清军越过白马关长城袭击昌平州。[21]九月一日至四日，清军用八百多辆畜力车装载着掠夺而来的物品，经冷口关返回沈阳。清军对明的此次征伐，与其说是正式的征伐战争，倒不如说是清军征伐朝鲜之前的一次准备。即，清朝意在打压明朝的势力，使其在清军征伐朝鲜时，无法分兵援助朝鲜。同年十二月，清太宗率军亲征朝鲜。清军此次对朝鲜用兵表面上看是因“朝鲜败盟逆命”[22]，即违背《丁卯条约》，对明事大，冷待和监禁清朝使臣，但实际是清为促使朝鲜屈服，让朝鲜进贡岁币，以解决自身长期物资不足的问题，并为征伐明朝消除后顾之忧而发动的军事行动。十二月十日，清军越过鸭绿江。十二月三十日，清军接受朝鲜国王仁祖的投降。此次清军对朝鲜的征伐史称“丙子虏乱”（韩国称“丙子胡乱”）。“丙子虏乱”后，朝鲜向清朝称臣表明朝鲜对明朝事大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朝鲜与清朝结盟。崇祯十年（1637）四月，在撤兵途中，清军同朝鲜军队一起进攻了驻扎在椵岛的明军，消除了后方的威胁。

二 明代朝鲜海路使行概况

朝鲜派遣到明朝的使行种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定期使行，一类为非定期使行。据《通文馆志》记载，[23]定期使行主要有正朝使（亦称贺正使）、圣节使、千秋使、冬至使等。非定期使行是发生特定的外交事件时朝鲜向明朝派遣的使臣，根据事件类型的不同，大致有谢恩使、奏请使、进贺使、陈慰使、进香使、辨诬使[24]、参核使、进献使、赍咨使等。具体而言，谢恩使是朝鲜有事特谢明朝时派遣的使臣；奏请使是朝鲜向明朝请求或汇报某事时，派遣的使臣；进贺使主要是明朝皇室中有庆事发生，即皇帝登极[25]、册封皇太子或皇后、击败外敌等事情发生时派遣的使臣；陈慰使或进香使是明朝皇室有丧事时派遣的使臣；辨诬使是有关朝鲜王室或国家的事情在中国被误传，为辩解此类误传而派遣的使臣；参核使是在中国发生朝鲜人犯罪，需两国官员共同审查、处理的特殊事件时，派遣到中国指定场所的临时使节；赍咨使并不是朝鲜正式派遣的使臣，是选派务实的外交官员携带相关外交咨文，呈送给礼部或辽东、登州等地方官衙，以达到具体的外交目的。虽然原则上一个使臣团不能兼行，即不能派遣一行使臣团完成两个或多个使行任务，但在明末，使行路途艰险，故常出现使臣团兼行的情况。此外，仅就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而言，有时也会出现两行使臣团同时出发，共同完成全部或部分使行的情况。据韩国学者考证，[26]朝鲜派遣使臣团前，主要会经过如下几个阶段。即1.依据外交事件，确定外交目的。2.在挑选出使官员的同时，完成外交文书的制作，并根据文书的名称，确定使臣人选及使行的名称。3.综合考虑使行的目的和周边的局势，确定使臣发行时间和使行总时间。4.分析辽东的形势，确定使行路线。

朝鲜时期的对明使行主要是由外交目的（使行目的）、外交文书、使行名称、使臣人选、发行时间和使行总时间、使行路程、北京滞留期间的正式日程等要素构成。进一步而言，朝鲜对明使行主要以明太祖（在位时间1368—1398）制定的朝贡制度为基础，并根据具体的事由，确定使行的具体事项。外交文件分为向皇帝呈送的文书和向六部提交的文书两大类。向皇帝呈送的文书主要有表文、笺文、奏文等；向六部提交的文书主要有咨文、呈文、单子等。[27]依据外交事件的不同，作为代表性外交文书的表文可以分为贺表、方物表、谢恩表、进贺表、陈慰表、起居表、告讣表等。[28]外交文书决定了使行团的等级、构成、使行目的地及使行路线。即，外交文书决定了担任使臣团正使官员的官阶以及使行团的规模。使臣团的构成是由正官、有赏从役、无赏从役构成。正官三人，即正使、副使、书状官。有赏从役，即接受赐赏的随团官员，共三十人，具体而言，有大通官（亦称通事，负责翻译）三人，护贡官（主要有写字官、押物官、医员、其他随行官员）二十四人等，无赏从役则无人数限制。[29]到达北京后，使行团会开始正式的外交活动。朝鲜使臣一般会在北京停留约四十余天。在此期间，朝鲜使臣要在朝天宫习仪，即熟悉朝贺的顺序和仪式后，参加冬至贺礼、夏节礼、朝参仪等典礼；通过礼部，呈送所携带的表文、咨文、岁币、方物等物品；在下榻的玉河馆参加下马宴、领赏、谢赏礼、辞朝等仪式。与清代不同，在明代，使行团除了正式的官方活动外，难以离开暂住之处。

综上所述，朝鲜对明使行的一般程序可以总结如下：1.确定使行目的；2.选拔出使官员并组织随行人员；3.制作外交文书；4.在朝鲜慕华馆内举行“拜表仪式”后，出发前往明朝；5.自朝鲜义州出发时，使臣团派人向辽东都司，通报，并拿到在使行途中使用的通行票文；6.途经辽东八站、辽东都司，由山海关进入关内；7.到达京师；8.入住玉河馆或会同馆；9.向礼部通报使行日程；10.呈送表笺文；11.参加各种典礼；12.接受赏赐；13.开市；14.派遣先来通事，即先于使臣归国的通事（译官）; 15.自京师归国；16.返回朝鲜后，三位正官向朝鲜国王汇报（正使和副使需面见国王汇报，书状官则需书面汇报）。

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刚建立明朝时，因定都南京，当时的高丽使臣是利用登州海路出使明朝。明洪武八年（1375），因高丽使臣团在航行途中遭遇风暴致使三十九人丧生，使行路线由海路变更为陆路。[30]此后，朝鲜使臣的使行路线变为海路与陆路并用。据《殊域周咨录》记载，[31]明永乐十九年（1421）明太宗迁都北京后，使行路线由海路、陆路并用变为陆路，即从朝鲜义州出发，渡过鸭绿江穿越明、朝国境，途经凤凰城、沈阳、山海关后，到达京师。其后，因辽东地区的建州女真势力不断壮大，朝鲜向明朝提出保障使行安全的要求，明成化年间，明朝在“辽东八站”以南开辟新的驿道，修筑城堡，以保护往来使臣团的安全。明弘治二年（1489）,“辽东镇巡等官奏凤凰城及镇东镇夷二堡已如原拟筑完”[32]，至此新驿道修筑完成。使臣自朝鲜都城汉阳至义州需行一千一百八十六里，自义州至明朝京师需行两千零一十二里。[33]

进入17世纪，特别是后金在萨尔浒之战取得胜利，占领了辽东重镇沈阳和辽阳，并迁都辽阳后，途经辽东的陆路使行路线被切断。故天启元年（1621）以后，明“改朝鲜贡道，自海至登州，直达京师”[34]，即朝鲜使臣利用旅顺口—登州海上路线出使明朝。具体而言，朝鲜使臣自朝鲜平安道海岸出发，沿海岸线向西北行船，途经黄海北部—辽东半岛南部的诸岛屿、辽东半岛西端的旅顺口，再折向西南，经庙岛群岛到达登州，其后自登州经陆路到达北京。崇祯二年（1629）二月，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军务的袁崇焕因怀疑朝鲜与毛文龙勾结，且双方在未经朝廷允许的情况下，在登州海域擅自进行贸易，故下令将朝鲜使行路线由登州—北京变更为觉华岛—北京。自朝鲜至旅顺口之间，两条路线并没有什么不同。相对于“登州—北京”路线，朝鲜使臣利用“觉华岛—北京”路线到达旅顺口后并不改变航向，而是沿着渤海湾沿岸继续航行，在觉华岛的宁远卫登陆。崇祯二年（1629）六月，冬至使尹安国（书状官郑之羽）与陈贺兼谢恩使李忔一同乘船起航，利用“觉华岛—北京”路线前往北京。但在前往觉华岛的途中，冬至使尹安国所乘船只沉没，[35]尹安国溺亡，仅李忔与书状官郑之羽于九月十九日平安到达觉华岛。[36]觉华岛路线比登州路线更长，水流更为湍急，且礁石众多，途中几乎没有可供船舶停靠的岛屿，[37]再加上觉华岛物资较为匮乏，陆路交通也极为不便。故此后，朝鲜一直要求将使行路线再次变更为登州路线，但明朝并未同意。崇祯三年（1630），以毛文龙之死为契机，朝鲜在未经明朝同意的情况下，派遣陈慰使郑斗源和冬至使高用厚利用登州路线前往北京，但最终也未能得到明朝变更使行路线的应允。崇祯四年（1631）,“吴桥兵变”后，耿仲明、孔有德等人带领叛军东进，在次年正月占领登州。换言之，此时的“登州—北京”路线已不再安全。故自此至朝鲜对明使行结束，即崇祯九年（1636），朝鲜使臣只能利用觉华岛路线出使明朝。

三 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的相关背景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八日，明神宗万历帝驾崩的消息传到朝鲜，朝鲜决定派遣陈慰使和进香使前往明朝吊问并在殡殿内为明神宗举行祭奠。两行使臣皆由陆路前往明朝京师。明光宗泰昌帝在即位仅仅二十九天后，就因“红丸案”驾崩，故在同年十月，朝鲜再次派遣陈慰使前往明朝。[38]十二月，出使明朝的陈慰使朴彝叙（副使康昱、书状官郑应斗）和进香使柳涧（副使李必荣、书状官李祗先）自朝鲜发行，前往明朝京师。[39]天启元年（1621），陈慰使朴彝叙和进香使柳涧在北京停留期间，后金军队攻占了辽东重镇沈阳和辽阳。这致使朝鲜使臣归国路途受阻。使臣团不得已先从北京由陆路到达登州，再乘船归国。归国途中，即天启四年（1624）四月，在今旅顺口老铁山附近海域，陈慰使朴彝叙、副使康昱、书状官郑应斗以及进香使柳涧遭遇海难，众人溺亡，抑或病死，[40]仅进香副使李必荣勉强保住性命归国。因认为海路使行明朝是高风险的事，故朝鲜文臣“皆规避，多行赂得免”[41]。此外因担心朝鲜与后金暗中勾结，要求朝鲜出兵共同抵抗后金，于天启元年（1621）二月，明朝以向朝鲜宣告明光宗即皇帝位为名，任命刘鸿训与杨道寅作为“登极诏使”的正使和副使出使朝鲜。四月十二日，刘鸿训与杨道寅一行经辽东地区到达朝鲜都城汉阳，并在昌德宫的正殿——仁政殿内举行开读之礼。[42]在汉阳停留期间，辽东驿道被后金军队占领，刘鸿训与杨道寅一行无法按原路返回明朝。为使明朝使臣通过海路平安回国，朝鲜为其提供船只并选派护送人员。此外，吊问明光宗驾崩的陈慰使权尽己（书状官柳汝恒）、感谢明朝派遣登极诏使的谢恩使崔应虚（书状官安璥）两行使臣随明朝使臣乘船一同前往明朝。[43]

天启元年五月，明朝诏使与朝鲜两行使臣从朝鲜平安道的安州起航。[44]具体的海上航线为使臣自朝鲜平安道海岸出发，沿海岸线向西北航行，途经黄海北部—辽东半岛南部的诸岛屿、辽东半岛西端的旅顺口，再折向西南，经由庙岛群岛到达登州后，由陆路到达北京。此路线是明初即高丽末期，朝鲜初期时曾使用的海上贡道，因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使行路线由海路转为陆路。为防止海路途中可能出现的意外，并保护明朝、朝鲜使臣的安全，朝鲜共派遣了二十二艘船只前往登州。即便在如此充足的准备下，使臣船队在行进到旅顺口铁山嘴附近海域时遭遇风暴，有九艘船只沉没。但万幸的是，两国使臣死里逃生并于六月十九日，平安到达登州。[45]据书状官安璥的《驾海朝天录》记载，[46]九月十六日，陈慰使权尽已与谢恩使崔应虚两行使臣在北京完成使行任务后，辞朝离京。天启二年（1622）十月九日，两行朝鲜使臣先后自登州起航归国，十一月七日，平安到达朝鲜平安道郭山。

天启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和七月，朝贺明熹宗登极的登极使吴允谦（副使边潝，书状官柳应元）和冬至兼圣节使李显英先后从郭山郡宣沙浦起航。[47]吴允谦所乘船只虽在朝鲜宣川海域搁浅，但有惊无险，于五月二十五日到泊登州。[48]九月六日，吴允谦顺利完成使行任务后，自北京发行，九月二十六日到达登州，十月三日自登州起航归国，十月十五日回到朝鲜宣沙浦。[49]天启三年（1623）五月之前，冬至使李显英携带明天启帝所赐的数万斤硝石返回宣沙浦。[50]

天启三年三月，朝鲜绫阳君李倧，发动武装政变，推翻了光海君的统治，登上王位，即仁祖。因担心明朝将此政变，即“仁祖反正”看作对其权威的挑战，也担心明朝认为朝鲜同后金暗中勾结，故朝鲜派遣奏请使（奏闻使）向明朝解释“仁祖反正”的正当性，并向明朝提出册封仁祖的请求。五月二十四日，奏请（奏闻）使臣团正使李庆全（副使尹暄，书状官李民宬）一行自旋槎浦，即宣沙浦起航，六月十三日到达登州。[51]因李庆全一行在北京停留期间并未取得较为显著的外交成果，故借感谢天启二年（1622）天启帝下赐数万斤硝石之事的名义，[52]朝鲜国王仁祖派遣谢恩使赵濈（书状官任赉之）前往北京，帮助李庆全等人共同完成请封的外交任务。天启三年（1623）九月一日，赵濈一行自朝鲜宣沙浦起航，九月二十六日到达登州。[53]赵濈与李庆全等人在北京汇合后，共同向明朝朝廷解释“仁祖反正”的正当性，并保证朝鲜国王仁祖会奉行“亲明排金”的外交路线。十二月十八日，在李庆全、赵濈等人的努力下，明朝终于同意了朝鲜的册封请求。[54]天启四年（1624）二月十七日，李庆全等人拿到了颁赐的册封诏书。[55]三月二十五日，奏闻兼辨诬使李庆全同冬至、圣节兼谢恩使赵濈两行自登州起航归国。四月六日，诸使臣平安到达朝鲜宣沙浦。四月二十日，朝鲜国王仁祖前往朝鲜慕华馆恭迎册封诏书。[56]但，仅有明朝下赐的册封诏书，意味着明朝对朝鲜国王的册封还未完成，还需要明朝下赐的诰命与冕服。故，为感谢明朝对朝鲜国王册封，并催促明朝尽快下赐诰命与冕服，七月，朝鲜选派谢恩兼奏请使李德泂（副使吴，书状官洪翼汉）出使明朝。同时，决定派遣冬至圣节使权启（书状官金德承）出使明朝。[57]八月四日，两行使臣同时自朝鲜宣沙浦起航，八月二十三日到达登州，十月十二日到达北京。虽然当时明朝同意册封朝鲜国王仁祖，但朝廷内对是否下赐诰命与冕服争议颇多。李德泂一行甚至采用了非正常途经来说服明朝权臣，以完成使行任务。即，朝鲜使臣等候在明朝权臣上朝的必经之地——西长安门外，向诸阁老呈文，极请册礼。经过李德泂等人的不懈努力，明天启帝允诺当年十二月将派遣诏使前往朝鲜，颁赐诰命与冕服。天启五年（1625）二月二十五日，李德泂一行在完成使行任务后，辞朝离京。三月十四日到达登州，三月二十日自登州起航，四月二日到达朝鲜宣沙浦。[58]六月三日，明朝诏使太监王敏正、胡良辅到达汉阳，向朝鲜国王仁祖颁赐诰命与冕服，[59]至此明朝完成了对朝鲜国王的册封。

天启五年七月和八月，朝鲜先后决定派遣谢恩兼陈慰使朴鼎贤（副使郑云湖，书状官南宫㯳）和冬至圣节使全湜（书状官李莯）两行使臣出使明朝。[60]据全湜《槎行录》中的记载，[61]九月一日，全湜一行乘四船，自朝鲜宣沙浦发行。九月三十日到达登州，十一月三日到达北京，天启六年（1626）三月九日离京，三月二十四日到达登州，三月二十七日自登州起航归国，四月十五日到达宣沙浦。在归国途中，一艘船只遭遇暴风沉没，四十名随行人员丧生。

因朝鲜并未满足提供军粮和武器的要求，东江镇都督毛文龙常越过鸭绿江，肆意掠夺朝鲜平民，并向明朝廷诬陷朝鲜暗中勾结后金。[62]面对这样的诬陷朝鲜认为必须要向明朝申辩，以使朝鲜沉冤得雪。天启六年闰六月二十八日，朝鲜派遣圣节兼陈奏使金尚宪（书状官金地粹）前往明朝陈奏、辩解此事。与此同时，朝鲜还派遣了冬至使南以雄与金尚宪同行。为解释毛文龙上疏为诬陷，圣节兼陈奏使金尚宪三次向明朝兵部和礼部呈文，最终在当年十二月十九日，得到了表明朝鲜清白的圣旨。两行使臣在北京一直停留至天启七年（1627）的清明。在此期间，“丁卯虏乱”（后金渡过鸭绿江，入侵朝鲜）的消息传到北京，两行使臣又向明朝请求派兵，救援朝鲜。圣节兼陈奏使金尚宪和冬至使南以雄应是在天启六年八月十六日左右[63]到达登州，并于天启七年五月十八日返回朝鲜汉阳。此外，因“丁卯虏乱”的发生，朝鲜紧急决定向明朝派遣奏请使权怗（书状官郑世矩），请求明朝派兵。天启七年三月左右，权怗一行自汉阳出发前往宣沙浦乘船。[64]但因后金势力不断扩张，原始发港——宣沙浦位于后金与朝鲜的交界附近，使臣的安全难以保障，加之物资与人员也难以运抵，朝鲜将始航地由宣沙浦变更为石多山。因途中毛文龙的扣留，奏请使权怗一行在八月才到达北京。但此时传来了明熹宗驾崩的消息。崇祯元年（1628）二月，奏请使权怗一行抵达朝鲜甑山郡的石多山。在权怗往返明朝期间，即天启七年三月三日，后金在与朝鲜签订了所谓的兄弟条约即《丁卯条约》后撤军。

天启七年五月，朝鲜按照惯例向明朝派遣圣节兼冬至使边应璧（书状官尹昌立）一行。朝鲜还希望通过此次使行，向明朝解释朝鲜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后金和亲，并告知明朝，朝鲜将继续在外交上谋求与明朝的合作。同年九月十四日，在前往登州的途中，书状官尹昌立所乘坐的船只与另一艘船只在广鹿岛海域遭遇台风并沉没，七十九名随行人员遇难。[65]九月二十三日，正使边应璧到达登州。崇祯元年（1628）五月，边应璧一行返回汉阳。

天启七年（1627），明熹宗驾崩的消息传到朝鲜，朝鲜国内讨论派遣陈慰进香使[66]和朝贺明思宗即皇帝位的登极使[67]出使明朝。崇祯元年二月，朝鲜决定派遣陈慰兼进香使洪霶（书状官姜善余）、登极使韩汝溭（副使闵圣徽，书状官金尚宾）两行使臣一同出使明朝，[68]三月，决定派遣冬至使宋克讱（书状官申悦道）前往明朝。[69]因使行检查、接待便利等原因，自陈慰兼进香使洪霶和登极使韩汝溭两行使臣以后，朝鲜将始发港由甑山郡的石多山变更为平阳郡大同江流域。[70]九月，进香兼陈慰使洪霶一行先行到达汉阳。十一月，登极使韩汝溭带着崇祯帝所赐敕书，返回朝鲜汉阳，并向朝鲜国王仁祖复命。[71]在敕书中，崇祯帝要求朝鲜协助明朝攻打后金，并叮嘱朝鲜攻略后金的后方。[72]在向明朝廷上奏的题本[73]中，登莱巡抚孙国桢怀疑朝鲜与日本勾结，担心出现倭寇尾随朝鲜使臣到达登莱，并侵扰登莱地区的情况。得知此事后，朝鲜命冬至使宋克讱前往北京时，向明朝朝廷解释此事。崇祯元年七月，冬至圣节兼辨诬使宋克讱一行自汉阳出发。据申悦道《朝天时闻见事件启》中的记载，[74]崇祯元年（1628）九月十日，宋克讱一行到达登州，十一月八日到达北京。崇祯二年（1629）四月十五日辞朝离京，闰四月四日到达登州，闰四月七日起航归国，闰四月十八日到达朝鲜石多山。据《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记载，[75]崇祯二年五月，宋克讱一行带着诏书与敕书，抵达朝鲜汉阳。作为惯例，明思宗登极后，要派遣使臣前往朝鲜，向朝鲜国王下赐登极诏书。但在向崇祯帝陈奏朝鲜国内艰难的处境后，宋克讱直接带着登极诏书返回朝鲜。宋克讱所带敕书则为宣告明皇太子出生消息的文书。

崇祯二年六月五日，辽东经略袁崇焕以私通后金的罪名，将东江镇都督毛文龙处死。袁崇焕怀疑朝鲜勾结倭寇，纵容后金，并在登州海域私自进行贸易，遂改定“贡路，由觉华岛”[76]。六月，朝鲜派遣冬至使尹安国（书状官郑之羽）以及担负朝贺皇太子出生，向明朝辩解、消除明朝疑虑任务的进贺兼谢恩辨诬使李忔两行使臣前往明朝。两行使臣向朝鲜国王仁祖奏请将始发港由平阳郡大同江流域变更为甑山郡的石多山。仁祖部分同意了两行使臣的请求，即同意正官（正使、副使、书状官）从石多山起航，剩余随行人员从大同江流域起航。[77]八月十日，两行正官自石多山启程前往明朝。在前往觉华岛的途中冬至使尹安国所乘船只沉没，尹安国溺亡。[78]据李忔《雪汀先生朝天日记》记载，[79]九月十九日，陈贺兼谢恩使李忔与冬至使臣团书状官郑之羽到达觉华岛。但崇祯二年十月，发生“己巳之变”，即皇太极带领后金军队绕过重兵把守的宁远城和山海关，经蒙古进攻北京。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中，十月十八日，书状官郑之羽先行前往北京。十月二十八日，李忔一行动身前往山海关。但因北京附近局势不明，李忔一行只能在沿途等待局势安定后，再前往北京。其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李忔一行只能东出山海关，返回觉华岛。崇祯三年（1630）三月九日，李忔一行自觉华岛起航，乘船驶向天津，三月二十四日，终于到达了北京的玉河馆，与书状官郑之羽汇合。在北京停留期间，李忔顺利完成了辨诬的使行任务，并于四月二日接到了崇祯皇帝的圣旨。因使行途中感染痢疾，六月九日，李忔病逝于北京玉河馆。此后的一个月内，使臣团随行人员为李忔举办了葬礼。七月七日，两行使臣团离京，从觉华岛乘船归国。在归国途中遭遇暴风，万般无奈之下，前往登州避风。九月三日，到达登州。十月三日，驶离登州。十月十八日到达朝鲜甑山郡石多山。

据《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记载，[80]在处死毛文龙后，辽东经略袁崇焕向朝鲜送去咨文，要求朝鲜派兵，共同征讨后金。崇祯二年（1629）八月，朝鲜决定派遣赍咨使崔有海前往明朝，同袁崇焕共商讨伐后金之事。九月，赍咨使崔有海一行乘船驶离朝鲜，前往觉华岛。途中遭遇风暴，使臣船只前往登州避风。在到达登州后，崔有海得知因朋党之争，辽东经略袁崇焕辞官，故不能面见袁崇焕完成使行任务。崔有海只能长时间地滞留在登州，等待朝鲜国王新的旨令。崇祯三年（1630）七月，崔有海自登州起航归国。

崇祯二年十一月，明朝京师被后金围困。此消息在次年正月十八日才传到朝鲜。[81]朝鲜随即决定派遣使臣前往明朝陈慰[82]，并打算向明朝进献兵器，[83]同时分别任命郑斗源与李志贱为正使和书状官，但李志贱称病拒绝登船，其后，李志贱被捕，未能成行。[84]除了陈慰的任务以外，郑斗源还担负着向明朝奏请将使行路线变更为登州路线以及朝贺明朝册封皇太子的外交任务。[85]崇祯三年（1630）八月，郑斗源与冬至使高用厚（书状官罗宣素）[86]一同从石多山起航，九月二十日，到达登州。[87]因此次使行是朝鲜使臣团在未征得明朝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利用登州路线到达登州，故郑斗源请求登莱巡抚孙元化上书明朝廷，允许朝鲜使臣在登州港登岸。孙元化同意了郑斗源的请求，并选派官员陪同郑斗源一行前往北京。[88]此外，郑斗源从石多山起航后，一直与冬至使高用厚同行。因擅自利用登州航线，两行使臣认为，由得到登陆许可的郑斗源先行前往北京的做法较为妥当，故两行使臣约定，郑斗源先行，间隔一段时间后，高用厚再从登州出发。崇祯三年十一月，郑斗源一行抵达北京，并向明朝再次提出变更使行路线的请求，但并未得到明崇祯帝的同意。[89]崇祯四年（1631）四月十二日，郑斗源一行离开北京玉河馆，六月二十四日抵达朝鲜石多山。[90]

根据本节的论述，明末朝鲜使臣海路（登州路线）使行的相关背景按时间顺序列表如下（表0-1）。

四 明末朝鲜使臣海路（登州路线）使行文献

（一）天启年间

天启元年（1621）谢恩、冬至兼圣节使臣团书状官安璥[91]（1564—?），籍贯顺兴（今韩国庆尚北道荣州市），字伯温，号芹田。万历三十一年（1603）进士及第，历任懿陵参奉、艺文馆奉教、掌令、金郊察访等职。崇祯九年（1636）“丙子虏乱”时，为强硬的斥和派。天启元年（1621），为感谢明熹宗向朝鲜派遣登极诏使，朝鲜派遣谢恩使崔应虚、书状官安璥使行明朝。书状官安璥留有使行文献《驾海朝天录》。在《驾海朝天录》中，安璥用日记体的形式，详细地记载了自天启元年五月二十日开始至十一月七日结束的使行全过程。其中包括朝鲜使臣与登州文人交流时留下的笔谈以及抒发使行感兴的诗篇等。《驾海朝天录》是朝鲜时期最初的海路使行文献（《朝天录》）。19世纪，安璥的第十代孙安正焕抄写的手抄本《驾海朝天录》被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收藏（TK3051—5483），为今存世孤本。燕京图书馆藏本共有九十三页，每页有二十列，每列有二十二个字。

明天启二年（1622）登极使臣团正使吴允谦（1559—1636），籍贯海州（今朝鲜黄海南道海州市），字汝益，号楸滩、土塘。万历十年（1582）进士及第，历任英陵参奉、奉先殿参奉、平江知县、弘文馆副修撰、吏曹佐郎、知制教、副校理、佥知中枢府事等职。因天启二年出使明朝有功，升任右参赞。泰昌元年（1620）九月六日，明熹宗即皇帝位。朝鲜派遣登极使吴允谦（副使边潝，书状官柳应元）前往明朝朝贺。天启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吴允谦一行自朝鲜宣沙浦起航，同年十月十五日，回到朝鲜宣沙浦。登极使吴允谦留有使行文献《海槎朝天日录》。吴允谦在此文献中记录了使行途中每天的日期、天气、所做之事、所行路程里数，但因途中生病期间，无法记录，故有部分时间[92]没有记载。在《海槎朝天日录》中，吴允谦用客观冷静的笔调，将使行途中的所见内容如实地记录下来并未对记述内容予以置评。此外，《海槎朝天日录》中，未包含吴允谦在使行途中所作的诗作。与书状官撰写并向朝鲜备边司汇报的正式文书不同，《海槎朝天日录》虽带有很强的私人日记的特点，但在叙述外交史实时，叙述主体通常会将“我”变为“使臣”，故可以将其看作对书状官撰写的正式文书的补充。使行途中吴允谦所作的诗作合集《朝天诗》被单独收录在吴允谦个人文集《楸滩集》中。

《海槎朝天日录》原名《楸滩东槎朝天日录》。《楸滩东槎朝天日录》中还包含记载吴允谦使行日本内容的《东槎日录》。恐在流传前期，《楸滩东槎朝天日录》与吴允谦的个人文集《楸滩集》作为两种版本而流传于世。《楸滩东槎朝天日录》共有五十八页，其中前三十二页是记录吴允谦使行日本的《东槎日录》；自三十三页至五十八页是记载吴允谦出使明朝的《海槎朝天日录》。此后，吴允谦的个人文集《楸滩集》被增补为《楸滩先生集》《楸滩先生遗稿》。《东槎日录》与《海槎朝天日录》被单独收录在附录中。《楸滩集》收藏于韩国国内许多地方。

天启三年，即朝鲜仁祖元年（1623），因担心明朝将“仁祖反正”看作对其权威的挑战，并为了消除明朝对朝鲜同后金暗中勾结的担忧，朝鲜向明朝派遣奏闻兼辨诬使李庆全（副使尹暄，书状官李民宬），解释说明“仁祖反正”的正当性并请求册封仁祖。天启三年（1623）五月二十四日，李庆全一行自朝鲜宣沙浦起航，天启四年（1624）四月六日，平安返回朝鲜宣沙浦。

正使李庆全（1567—1644），籍贯韩山（今韩国忠清南道舒川郡），字仲集，号石楼。万历十八年（1590）登科及第，历任礼曹佐郎、兵曹佐郎、忠洪道观察使、全罗道观察使、左参赞。因顺利完成请封的使行任务，被封为“韩平府院君”。李庆全留有使行文献《石楼先祖朝天录》《朝天录》《朝天诗》。《石楼先祖朝天录》是辑录李庆全与副使尹暄、书状官李民宬之间唱和的使行诗集。《朝天录》收录于《石楼先生遗稿》中。在《朝天录》中有六篇是李庆全在使行途中所写的奏本、状启、帖。除了有个别字不同外，这六篇文本与书状官李民宬个人文集《敬亭集续集》卷4中收录的文本相同。这六篇文本中有四篇时间上连续的状启，主要按照日期的顺序，详细地记述了使行的八个月期间，[93]使臣团的活动及中国的局势。其内容可以与日记体的使行文献相媲美，并因是使臣向朝鲜朝廷汇报的官方报告，故可信性极高。《石楼先生遗稿》中还收录了李庆全个人文集《石楼集》中没有收录的百余首使行诗（朝天诗）。作为珍本的《石楼先祖朝天录》收藏于韩国成均馆大学尊经阁（B161—0018）。李庆全个人文集《石楼集》中并未收录《石楼先祖朝天录》。《朝天录》和《朝天诗》收录在《石楼先生遗稿》之中。《石楼先生遗稿》收录在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的《鹅洲世稿》（古3422-3-V.1-7）中。

副使尹暄（1573—1627），籍贯海平（今韩国庆尚北道龟尾市），字次野，号白沙。万历十八年（1590）状元及第。此后历任户曹佐郎、东莱府使、黄海道观察使、庆尚道观察使、平安道观察使等职。因天启七年（1627）“丁卯虏乱”时失职，被问罪下狱。尹暄留有使行文献《白沙公航海路程日记》。《白沙公航海路程日记》内记载的内容十分简略，仅仅包含使行中日期、天气、当天所行路程里数、到达何处等信息。现在流传下来的《白沙公航海路程日记》共有十六页，其中两页记载自朝鲜宣沙浦至登州的内容；十四页记载了天启四年（1624）三月二日尹暄辞朝离京，经登州乘船回国，天启四年四月四日到达石城岛的内容。简言之，因现流传于世的《白沙公航海路程日记》是使臣完成使行任务离京归国期间所写，故没有特别重要的内容。《白沙公航海路程日记》虽并未收录在尹暄个人文集《白沙集》之中，但因收录在林基中所编的《燕行录全集》15册中，而被世人所广知。收录于《燕行录全集》中的《白沙公航海路程日记》封面标题旁边有“家传玧藏”的标记，据此可以推断，此版本应为尹暄后人个人收藏的手抄本。此手抄本并不是善本，而是仅有十六页的残本。

书状官李民宬（1570—1629），籍贯永川（今韩国庆尚北道永川郡），字宽甫，号敬亭，出生于庆尚北道的义城。万历七年（1579）及第，此后历任承政院注书、礼曹佐郎、兵曹佐郎、兵曹正郎、济州点马御史。万历四十五年（1617）得罪权臣，辞官归乡。天启三年（1623）任司宪府掌令。李民宬留有使行文献《癸亥朝天录》《燕槎唱酬集》。据《敬亭集年谱》记载，李民宬在出使明朝返回朝鲜后，即天启四年（1624）五月，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将使行途中三位正官所作之诗汇编成《燕槎唱酬集》，并将使行途中的经历和见闻汇编成《癸亥朝天录》。在《癸亥朝天录》中，李民宬记载了使行的全过程、途经地的风景及地理概述、参加的各种公务活动和经历的各种事件、同中国官员的正式及非正式的交流、明朝皇帝和明朝朝廷的情况等内容。《癸亥朝天录》还收集了敕书的抄本、中国官员的题本及朝鲜使臣撰写文件的副本等一手资料。此外，《癸亥朝天录》还带有方志的色彩。即，李民宬还客观地记述了使行途经地的地理、沿革、人物、名胜、古迹等内容。使行文献出现方志内容现象的原因在于，自登州至北京的驿道，有横穿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地，有沿途丰富且历史悠久的人文历史，这些都让朝鲜使臣无比倾心和仰慕。《癸亥朝天录》收录在《敬亭集续集》卷1至卷3中。《燕槎唱酬集》收录在《敬亭集》卷6至卷8中。

天启三年，奏闻（请封）兼辨诬使李庆全一行在北京停留期间，并未取得较为显著的外交成果，故朝鲜国王仁祖派遣冬至圣节兼谢恩使赵濈（书状官任赉之）前往北京，帮助李庆全等人共同完成请封的外交任务。天启三年九月一日，赵濈一行自朝鲜宣沙浦起航，天启四年四月六日，同李庆全一行一同返回朝鲜宣沙浦。

正使赵濈（1568—1631），籍贯丰壤（今韩国京畿道南扬州），字德和，号花川。万历十九年（1591）登科，历任注书、正言、副修撰、典籍、掌令、同副承旨等职。赵濈留有使行文献《癸亥水路朝天录》《燕行酬唱录》《海路使行北京纪行及酬唱录》。《癸亥水路朝天录》是以日记体形式，详细地记录了天启三年（1623）七月二十五日至次年四月二日的使行日期、天气、使行团的各种活动等内容。换言之，《癸亥水路朝天录》事无巨细地记载了从朝鲜境内贡物的准备，自宣沙浦起航到达山东登州、经陆路到达北京沿途的见闻，在北京停留一百二十八天的各种使行活动和生活的内容。

2000年，韩国新星出版社出版了由崔康贤译注的《癸亥水路朝天录》的韩文译本《朝天日乘》。收录在《燕行录全集》（林基中编）12册中的《燕行录一云朝天录》为《癸亥水路朝天录》的异本。据2009年韩国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的调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UC Berkeley Library）收藏有名为《花川赵先生朝天录》的版本。此书共有七十三页，每页有十二行，每行有二十五个汉字。综合来看，此书应为《癸亥水路朝天录》的异本。《癸亥水路朝天录》的韩文译本《朝天日乘》收藏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古2817-13）。2002年，赵冕熙（赵濈第十四代孙）通过韩国大建文化社（）出版了《（韩字）朝天日乘及（汉文）燕行录及酬唱录》和《海路使行北京纪行及酬唱录》。这两本分别是原本影印本和现代韩文译本。在《海路使行北京纪行及酬唱录》一书的序言中提到，《癸亥水路朝天录》和《燕行酬唱录》原为合集，赵濈的后代保留着该合集的手抄本，并一直被历代后人传承。1972年，花川赵氏的旁系后代赵南权（）将该合集翻译为现代韩语，并由赵氏后代赵春燕（）出版。但那次出版并非是将最初的原版本影印刊行，而是将赵氏后人收藏的手抄本影印刊行。在2002年版《（韩字）朝天日乘及（汉文）燕行酬唱录》的末尾，还收录了赵濈的十一首北京纪行诗。

为感谢明朝对朝鲜国王的册封，并催促明朝尽快下赐诰命与冕服，天启四年（1624）七月，朝鲜选派谢恩兼奏请使李德泂（副使吴，书状官洪翼汉）出使明朝。天启四年八月四日，李德泂一行自朝鲜旋槎浦（宣沙浦）起航，天启五年（1625）四月二日返回朝鲜旋槎浦（宣沙浦）。天启五年六月三日，明朝诏使——太监王敏正、胡良辅到达朝鲜汉阳，颁赐朝鲜国王仁祖诰命与冕服，完成了明朝对朝鲜国王的册封。

正使李德泂（1566—1645），籍贯韩山（今韩国忠清南道舒川郡），字远伯，号竹泉。万历十八年（1590）进士及第，此后历任艺文馆检阅、奉教、吏曹参议、兵曹参判、全罗道观察使、黄海道观察使、汉城府判尹、礼曹判书、领议政等职。李德泂留有使行文献《竹泉行录（）》《朝天录一云航海日记》。依据现有的研究，严格意义上来说，《竹泉行录》并不是由李德泂撰写，而是李德泂根据许穆（跟随李德泂使行的军官）所留下的记录，用韩字再次创作而成的使行文献。在这一点上，《竹泉行录》有别于其他使行文献。《竹泉行录》分为乾篇和坤篇两部分。乾篇主要记载了使行团自朝鲜至北京的内容；坤篇则主要记述了使臣团在北京历尽万难完成使行任务的过程、在归国后虽受政敌诬陷，但免受刑罚的过程等内容。但现在仅有《竹泉行录》的坤篇存世。此外，《竹泉行录》并非按照日期，毫无遗漏地记述使行过程，而是以突出李德泂经历的苦难、未完成使行任务的努力、取得的功劳等内容为重点，选择性地记述特定日期和特定事件。换言之，《竹泉行录》是带有叙述性文学色彩的特殊使行文献。《朝天录一云航海日记》为《竹泉行录》的汉文译本。《竹泉行录》手抄本由韩国 Hyun-Jo Lee（）个人收藏。《朝天录一云航海日记》收录在李德泂个人文集《竹泉遗稿》中。今流传于世的《竹泉遗稿》为毛笔手抄本[94]，共有一百六十页，每页有十行，每行有二十字，由韩国 Jun-Yong Shin（）个人收藏。

副使吴（1592—1634），籍贯海州（今朝鲜黄海南道海州市），字肃羽，号天坡。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及第，此后历任礼曹佐郎、从事官、司谏院正言、成均馆直讲、兵曹参知、晋州牧使、同副承旨、黄海道观察使等职。吴留有使行文献《朝天诗》。《朝天诗》为吴在使行途中所留诗作的汇编。《朝天诗》收录在吴个人文集《天坡集》卷2中。《天坡集》共四卷，其中《诗》三卷，《文》一卷。清顺治四年（1647）四月，离任晋州牧使之前，吴在晋州刊行了木刻板的《天坡集》。《天坡集》的初刊本现收藏于首尔大学奎章阁（奎5618-V.1-4）、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4—6545）、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等地。

书状官洪翼汉（1586—1637），籍贯南阳（今韩国京畿道水原市），曾名洪霫，字伯升，号花浦、云翁。万历四十三年（1615）成为生员，历任司书、掌令等职。崇祯九年（1636）“丙子虏乱”时，因强烈反对朝鲜与清和亲，被清军抓去盛京（今沈阳）。面对各种威胁和诱惑，洪翼汉不屈不挠，视死如归，英勇赴义。洪翼汉留有使行文献《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采用了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天启四年（1624）七月三日自朝鲜旋槎浦（宣沙浦）起航至天启五年（1625）五月五日返回朝鲜期间，朝鲜使臣团每日的见闻。具体而言，《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详细地记载了使行途中的风景、路程、驿站、食宿、明朝的局势、明朝官员的百态、停留北京期间的各种使行外交任务、同中国文人的交谈等内容。《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共有两卷。其中第一卷的卷首部分记载了洪翼汉受朝鲜朝廷委派，出使明朝的史实。第一卷剩余的部分则是使臣团横渡大海，到达登州，再经陆路到达北京时的记述。第二卷记载了使臣团进入北京，与冬至使权启等人一同参加正朝贺礼；为使明朝朝廷同意册封朝鲜国王，数次向明权臣及官衙呈文；完成使行任务归国后遭司谏院弹劾而被罢免官职等内容。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洪翼汉的后代洪禹锡使用朝鲜庆尚北道金陵郡知礼县的公费刊行了木版古本的《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两卷）。此版本还收录了“丙子虏乱”期间洪翼汉（时任平壤庶尹）所写的《西征录》。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BA3653-34）等韩国多地均收藏了木版古本的《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

此外，现在还有描绘李德泂一行使行明朝的画集——《燕行图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传世。《燕行图幅》总共由二十五幅图画组成，描绘的场景主要有旋槎浦（原名宣沙浦）、椴岛、石城岛（长山岛）、旅顺口、登州外城、登州城、莱州府、潍县、昌乐县、青州府、长山县、邹平县、章丘县、济南府、济河县、禹城县、平原县、德州、景州、献县、河间府、新城县、涿州、燕京、旋槎浦（宣沙浦）回泊。《航海朝天图》（二十五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是18世纪后半期模仿《燕行图幅》所绘之作。《朝天图》（二十五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是以《燕行图幅》为蓝本，使用朝鲜实景山水画的笔法，再次创作而成。《梯航胜览帖》（二十五幅，韩国国内个人收藏）是19世纪，以《燕行图幅》为蓝本，使用民间绘画技法，再次创作而成。[95]

天启四年（1624），朝鲜向明朝派遣冬至兼圣节使权启（书状官金德承）一行。冬至兼圣节使权启一行与谢恩兼奏请使李德泂一行同行。即，天启四年（1624）八月四日，自朝鲜旋槎浦，即宣沙浦起航，天启五年（1625）四月二日返回朝鲜宣沙浦。书状官金德承（1598—1658），籍贯金海（今韩国庆尚南道金海市），字可久，号少痊、巢睫。万历四十五年（1617）进士及第，此后历任承文院副正字、礼曹佐郎、海运判官、献纳、司艺、相礼等职。金德承留有使行文献《天槎大观》。与日记体形式记述的使行文献不同，《天槎大观》按照使行途经地的顺序，模仿方志的体例撰写，这在使行文献中可谓独树一帜。其详细地记载了使行沿途各地的沿革、地理、形胜、古迹、人物等内容。《天槎大观》由图本和图说两部分构成。图本部分为随行画员所绘，描绘了沿途所经城池的景象。图说部分为金德承撰写，主要引用了《明一统志》中的相关内容，并添加了金德承的亲身见闻。但《天槎大观》仅有图说部分传世。《天槎大观》收录在金德承个人文集《少痊公文集》卷2《杂著》中。《少痊公文集》收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古3468-10-57）、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k4-6174）等地。最近在韩国国内个人收藏的《坐观荒纮帖》中发现疑似“图本”的资料，现在相关学者正在进行对比研究。

天启五年（1625）九月一日，冬至兼圣节使全湜一行自朝鲜宣沙浦发行，并于次年的四月十五日，返回朝鲜宣沙浦。正使全湜（1563—1642），籍贯沃川（今韩国忠清北道沃川郡），字净远，号沙西。万历十七年（1589）司马试（朝鲜时期选拔生员和进士的科考）及第。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战争时期，募集义兵讨伐倭寇，立下不少战功。此后，历任江原道察访、礼宾寺直长、礼曹佐郎、全罗道都事、太仆寺正、兵曹参知、知中枢府事、左议政等职。全湜留有使行文献《槎行录》 《朝天诗（酬唱集）》。《槎行录》是用日记体形式，记录了自天启五年八月三日起航至天启六年（1626）四月十五日返回朝鲜的使行过程中的见闻。记载的内容主要有使行的路线、途中所见之人、当天的天气等。《朝天诗（酬唱集）》是使行途中所作诗作的合集。全湜在诗题下通常会添加题注（小注）。朝天诗的内容主要有吟诵沿途的景物、感叹海路使行的艰辛等。《槎行录》收录在全湜个人文集《沙西集》卷5中。《朝天诗（酬唱集）》收录在《沙西集》卷1中。此外，在《沙西集》附录卷2中，还有名为《槎行赠言》的内容。《槎行赠言》是全湜出使明朝前，文臣友人为其创作的送别诗和送别序文。初刊本《沙西集》收藏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4—6089）、韩国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等地。此外，《燕行录全集》（林基中编）15册中收录的《沙西先生航海朝天日录》与《沙西集》中收录的《槎行录》皆为异本。除了在天气的标记方面有所不同外，两种异本在其他内容上并未有较大的不同。

天启六年闰六月二十八日，朝鲜派遣圣节兼陈奏使金尚宪（书状官金地粹）和冬至使南以雄出使明朝。天启七年（1627）五月十八日，两行使臣返回朝鲜汉阳。圣节兼陈奏使金尚宪（1570—1652），朝鲜仁祖、孝宗时期的相臣，籍贯安东（今韩国庆尚北道安东市），字叔度，号清阴、石室山人、西涧老人。万历十八年（1590）进士及第。此后历任权知承文院副正字、同副承旨、广州府使、大司宪、礼曹判书等职。崇祯九年（1636）“丙子虏乱”时，自始至终“斥和主战”，因仁祖降服于清，愤而辞官归乡。崇祯十二年（1639），因上疏反对清朝要求朝鲜出兵攻打明朝，金尚宪被押送至盛京（今沈阳）。清顺治二年（1645），金尚宪被释放后返回朝鲜。此后，官至领议政。金尚宪留有使行文献《朝天录》和《朝天图》。《朝天录》收录了金尚宪在使行途中所创作的诗作以及十四篇祭文、状启、奏文。金尚宪在途经山东济南府时，在明末重臣张延登（1566—1641，山东邹平县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及第，历任给事中、太仆寺少卿、大理寺左少卿、太仆寺卿、浙江巡抚、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工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和其次子张万选的帮助下，在当地刊行了其《朝天录》。此后，因张延登的孙女婿王士禛（1634—1711，世称王渔洋）在其《感旧集》《渔洋诗话》《池北偶谈》等著作中亦收录了金尚宪的朝天诗，故金尚宪之名在中国文人之间广为知晓。《朝天图》是金尚宪个人文集《清阴集》中的插图，被认定是17世纪所作，描绘了辽东旅顺口一带的场景。《朝天录》收录在金尚宪个人文集《清阴集》卷9中。《朝天图》在韩国国内被个人收藏。

圣节兼陈奏使臣团书状官金地粹（1585—1639），籍贯义城（今韩国庆尚北道义城郡），字去非，号苔川、苔湖、天台山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及第，此后历任校书馆校勘、正字、礼曹郎官、兵曹郎官、钟城府使、吏曹判书等职。金地粹留有使行文献《朝天录》。《朝天录》为金地粹途中所作诗作的合集。这些诗作中还有金地粹与正使金尚宪的唱和诗以及两首金地粹同李明汉（字天章，号白州）的唱和诗。《朝天录》收录在金地粹个人文集《苔川集》卷2中。

冬至使南以雄（1575—1648），籍贯宜宁（今韩国庆尚南道宜宁郡），字敌万，号市北。万历三十四年（1606）进士及第，此后历任礼曹佐郎、兵曹佐郎、五卫将、黄海道管饷使等职，官至左议政。天启四年（1624），因平叛朝鲜内乱，战功显赫，被封为“春城君”。南以雄留有使行文献《路程记》。《路程记》收录在南以雄个人文集《市北遗稿》卷4《诗》中。据相关研究，《路程记》并非是南以雄所撰，而是金德承《天槎大观》的异本。

（二）崇祯年间

天启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驾崩。崇祯元年（1628）二月，朝鲜决定派遣吊问的进香兼陈慰使洪霶（书状官姜善余）、朝贺明思宗即皇帝位的登极使韩汝溭（副使闵圣徽，书状官金尚宾）出使明朝。崇祯元年，进香兼陈慰使洪霶一行先行返回汉阳。崇祯元年十一月，登极使韩汝溭带着崇祯帝所赐敕书返回朝鲜汉阳。在敕书中，崇祯帝要求朝鲜协助明朝攻打后金，并叮嘱朝鲜攻打后金的后方。

登极使臣团副使闵圣徽（1582—1647），籍贯骊兴（今韩国京畿道骊州市），字士尚，号拙堂、用拙。历任行护军、江原道使、宁边判官、江原道观察使、通政、全罗道观察使、户曹判书、刑曹判书。闵圣徽留有使行文献《戊辰朝天别章帖》。《戊辰朝天别章帖》共分天、地、人三卷，由九十四人的九十六首诗构成。[96]《戊辰朝天别章帖》并非是闵圣徽所写，而是朝鲜文臣为闵圣徽饯行所写的送别诗合集。但是其中也收录了闵圣徽与同行正使韩汝溭、书状官金尚宾的次韵诗。此外在天、地、人三部分的篇首还各收录了明末高官庄应会的三篇诗作。《戊辰朝天别章帖》收录的诗作大部分是表达“排金亲明”的思想，以及祝福使臣平安归来。《戊辰朝天别章帖》收藏在韩国庆南大学寺内文库。

崇祯元年三月，朝鲜决定派遣冬至使宋克讱（书状官申悦道）出使明朝，但直到当年的七月才成行。在此期间，登莱巡抚孙国桢在向明朝廷上奏的题本中怀疑朝鲜与日本勾结，并担心倭寇尾随朝鲜使臣到达登莱，侵扰登莱地区。故朝鲜还命令冬至使宋克讱向明朝解释此事。崇祯二年（1629），宋克讱一行带着诏书与敕书，返回朝鲜汉阳。作为惯例，明思宗登极后，要派遣使臣前往朝鲜，当面向朝鲜国王递交登极诏书。但在向崇祯帝陈奏朝鲜艰难的处境后，宋克讱直接带着登极诏书返回朝鲜。宋克讱所带敕书则为宣告明皇太子出生消息的文书。

冬至使臣团书状官申悦道（1589—1659），籍贯鹅洲（今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字晋甫，号懒斋。天启四年（1624）及第。此后历任礼曹正郎、正言、掌令等职。申悦道留有使行文献《朝天时闻见事件启》。此使行文献并未使用一般状启的文体，而是按照日期，记录使行旅程和天气，并简略记述使行过程中发生的主要事件的日记体使行文献。因书状官的记录不仅要基于客观事实，还要呈送朝鲜国王御览，故《朝天时闻见事件启》中并未出现主观性的记述。此外，《朝天时闻见事件启》中也未包含向朝鲜朝廷呈送的奏文或状启。《朝天时闻见事件启》收录在申悦道个人文集《懒斋先生文集》卷3中。《懒斋先生文集》收藏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古3648-文40-46）、韩国延世大学学术信息院（811.98/）、韩国成均馆大学尊经阁（D3 B-2753）等处。

崇祯二年（1629），袁崇焕怀疑朝鲜勾结倭寇，纵容后金，并在登州海域私自进行贸易，遂改定“贡路，由觉华岛”。朝鲜派遣使臣李忔向明朝解释，以求消除明朝的疑虑。崇祯二年八月十日，进贺兼谢恩使李忔和冬至使尹安国（书状官郑之羽）自石多山启程前往明朝。来程途中冬至使尹安国所乘船只沉没，尹安国溺亡。九月十九日，进贺兼谢恩使李忔与冬至使臣团书状官郑之羽到达觉华岛。崇祯三年（1630）六月九日，因染痢疾，李忔病逝于北京玉河馆。崇祯三年七月七日，两行使臣团离京，从觉华岛乘船归国。但在归国途中遭遇风暴，在万般无奈之下，前往登州避风。十月十八日，两行使臣团的其他随行人员到达朝鲜甑山郡石多山。

进贺兼谢恩使李忔（1568—1630），籍贯庆州（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字尚中，号雪汀、梧溪。万历十九年（1591）及第。壬辰战争中，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倭寇再次入侵朝鲜。因会说中文，李忔与明将陈愚衷一同在朝鲜蔚山抗击倭寇，立下战功。此后，历任全罗道都事、宗簿寺正、知制教等职。崇祯三年出使明朝时，病逝于北京玉河馆。李忔留下使行文献《雪汀先生朝天日记》 《朝天诗》。《雪汀先生朝天日记》由三卷构成，前两卷为雪汀李忔所写，记录了崇祯二年（1629）七月八日至崇祯三年（1630）六月八日（即，李忔在北京玉河馆内病逝之前）的使行内容；第三卷是在李忔病逝后，由随行的制述官李长培补记而成，记载了自崇祯三年六月九日李忔病逝，至崇祯三年十月十八日使行团返回朝鲜期间的内容。《朝天诗》并未单独汇集成册刊行，散见于李忔个人文集《雪汀集》卷1至卷3之中。作为别集的李忔《朝天日记》为李忔后代所珍藏，1899年刊行，为世人所知。《雪汀先生朝天日记》收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古3653-12）、韩国成均馆大学尊经阁（B16 I-0003 a）等地。

在处死毛文龙后，辽东经略袁崇焕向朝鲜送去咨文，要求朝鲜派兵共同征讨后金。崇祯二年八月，朝鲜决定派遣使臣同袁崇焕共商讨伐后金之事。崇祯二年九月，赍咨使崔有海一行乘船驶离朝鲜，前往觉华岛。途中遭遇风暴，前往登州避风。在到达登州后，崔有海得知因朋党之争，辽东经略袁崇焕辞官，故不能面见袁崇焕完成使行任务。崔有海只能长时间地滞留在登州，等待朝鲜国王新的旨令。崇祯三年七月，自登州起航归国。

赍咨使崔有海（1588—1641），籍贯海州（今朝鲜黄海南道海州市），字大容，号默守堂。历任平安道评事、安边府使、咸镜道管饷使、杨州牧使、副修撰、同副承旨等职。在担任安边府使兼咸镜道管饷使期间，崔有海曾负责向驻扎在椴岛的明军毛文龙部供应粮草。崔有海留有使行文献《东槎录》。《东槎录》共两卷。卷一收录了一百二十一篇诗作。这其中有崔有海在双岛与八溪卞献，在登州与晴川吴大斌、瞻斗王述善、宋献等人的酬唱诗。卷2中有七篇文章作为附录，这七篇文章主要是申翊圣、金尚宪、李明汉等人在赏阅《东槎录》后撰写的《书崔学士东槎录后》《答崔大容书》《答崔校理书》等跋文或书信。但《朝鲜崔进士遗稿题辞》与《读杨浦遗稿》则是明朝人士在赏读崔有海父亲的文集《杨浦遗藁》所写的跋文。《东槎录》是作为附录，收录于崔有海个人文集《默守堂集》中。《默守堂集》收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BC 古朝46-1107）、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3428—179）等地。

崇祯二年（1629）十月，明朝京师被后金围困。此消息在崇祯三年（1630）正月十八日才传到朝鲜。朝鲜随即决定派遣陈慰使郑斗源（书状官李志贱）前往明朝陈慰，并打算向明朝进献兵器。此外，陈慰使郑斗源还担负着向明朝请奏将觉华岛路线变更为登州路线以及朝贺明朝册封皇太子的使行任务。崇祯三年（1630）八月，陈慰使郑斗源与冬至使高用厚（书状官罗宣素）两行使臣自朝鲜石多山起航，九月二十日到达登州。崇祯四年（1631）四月十二日，陈慰使郑斗源与冬至使高用厚两行使臣一起离开北京玉河馆，六月二十四日抵达朝鲜石多山。

陈慰使郑斗源（1581—?），籍贯光州（今韩国光州广域市），字丁叔，号壶亭。万历四十年（1612）进士及第。官至知中枢府事。郑斗源留有使行文献《朝天记地图》。《朝天记地图》与日记体的使行文献不同，与金德承的《天槎大观》相类似，主要记载了使行沿途各地的人文地理信息，并添加了郑斗源在途中的见闻等内容。《天槎大观》写成的时间要比《朝天记地图》早六年，故郑斗源在撰写《朝天记地图》时，参照《天槎大观》的可能性很大。换言之，《天槎大观》参考了《明一统志》，郑斗源参考了《天槎大观》和《明一统志》的内容，结合使行的实际体验，完成了《朝天记地图》。《朝天记地图》在记录使行沿途府县时，分为两部分。其一为当地的境域缩略图（使用白描的手法，以城池为中心，在相应的方位标示当地知名的山川等地理信息）。其二为所经地的方志性信息（如沿革、境域、城池、山川、名胜、庙宇、官职、任务等）。进一步而言，《朝天记地图》恐参照了明代地方志的体例。韩国成均馆大学尊经阁收藏有名为《朝天记附图》的《朝天记地图》异本。郑斗源的个人文集《壶亭集》中未收录《朝天记地图》。

冬至使高用厚（1577—?），籍贯长兴（今韩国全罗南道长兴郡），字善行，号晴沙。万历三十三年（1605）进士及第，官至判决事。高用厚留有使行文献《朝天录》。《朝天录》收录了高用厚在使行途中创作的三十首诗。《朝天录》收录在高用厚个人文集《晴沙集》卷1《诗》部分的附录中。

根据本节的论述，明末朝鲜使臣海路（登州路线）使行文献目录列表如下（表0-2）。

五 研究文献目录及版本

如上所述，明末朝鲜使臣的海上使行路线分为两条。一条是登州路线，一条是觉华岛路线。登州路线是朝鲜使臣自朝鲜起航，经辽东半岛的东端后，折向西南，穿越庙岛群岛到达登州，再经由陆路到达北京。觉华岛路线是朝鲜使臣自朝鲜起航，经辽东半岛的东端后，向东北，沿渤海湾，直接航行到宁远卫的觉华岛，再由陆路，经山海关到达北京。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觉华岛路线可供考察研究的内容并不是很多。反之，登州路线途经“孔孟之乡”的山东地区，即儒家文化不断传承之地，且沿途多有著名的历史古迹和优美的自然风景。这对于自幼受儒家文化熏陶、熟读四书五经及熟知中国历史的朝鲜使臣而言，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换言之，从人文地理角度来看，登州路线可供研究的内容很多，故本书仅讨论登州路线，且以明末朝鲜海路使行文献中出现“到泊登州”或“自登州起航”等内容的文本为研究范围。在涉及登州路线的使行文献中也包含着特殊情况，如《雪汀先生朝天日记》和《东槎录》。崇祯二年（1629）陈贺兼谢恩使李忔一行基本上是利用了觉华岛路线，但在使臣团自觉华岛乘船归国途中，遭遇风暴，不得已前往登州避风。在《雪汀先生朝天日记》中也出现了有关登州的记载，故也将其纳入研究范围之中。此外，崇祯二年九月，赍咨使崔有海一行原本计划前往觉华岛，但因途中遭遇台风，前往登州避风，并因使行任务取消，在登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后，自登州港乘船归国。故崔有海亦在《东槎录》中留下了许多关于登州的记载，本书也将其纳入研究范围。综前所述，本书参照的使行文献及版本目录列表如下（表0-3）。

六 研究内容与方法

如前文简述，本书的研究对象为明末朝鲜使臣的登州海路使行文献。本书的研究目的是，在考证并重构朝鲜使臣登州海路使行路线的基础之上，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出发，通过分析使行文献记载的诗歌、公文、日记等文本，整体观照朝鲜使臣的外交活动、朝鲜使臣同中国文人的文化交流活动、朝鲜使臣视域中的明末中国社会、朝鲜使臣的内心世界及对明认识等内容。因摆脱了单纯地将使行文献看作文学作品和考证史料的局限，在现在的地理空间中，用人文学的观点重新审视使行文献，这样的研究能更为真实地还原明末朝鲜使臣的使行活动以及使行文献中记载的明末中国的文化、艺术、社会、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的内容。这样的研究不仅拓宽了以往学界对使行文献的研究范围，还可以广泛地应用到艺术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外交学、民俗学等领域。此外，本研究也可以广泛地应用在文化产业等实用性领域，即在当今时空中所还原的《朝天录》文本亦可用于新旅游景区的开发或成为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小说、游戏等的素材。

为此，本书将以表0-3中整理罗列的二十位朝鲜使臣的三十余种使行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如下方法进行研究。第一，从各使行文献中提取朝鲜使臣使行的各途经地名称，把握其详细的使行路线。通过对使行文献中出现地名的初步整理，可以大致掌握明末朝鲜使臣在海路使行途中登州境域内的途经地。第二，因各朝鲜使臣对相同的途经地有不同名称的记载、相同地名的记述出现在不同的境域、个别朝鲜使臣利用了不同的陆路使行路线（登州至北京区间）等情况较为多见，故本书参照了中国历代地理志、各时期的方志和韩国《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通文馆志》等史料，考证使行途经地的历史变迁过程。虽然通过这样的考证，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使行经由地的现代地理位置，但也会出现难以确定情况。第三，通过田野调查，把握途经地的地理现状，考察并记录朝鲜使臣所言及的历史古迹和自然风景，采访各地的文史研究人员及当地居民，以此来对比确定和补充文献中缺失的内容，并最终准确地还原并重构朝鲜使臣的使行路线。在此基础之上，最终完成表1《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登州府境内途经地地名变化》。第四，以人文地理学的视角，按照使行途经地的顺序，依据使行文献中与之相关的诗、文章、公文、日记、图片等文本，解析明末中国当地风俗和生活场景、明末中国的局势、朝鲜使臣外交活动的真实场景、朝鲜使臣与中国文人的交流活动、朝鲜使臣的内心世界及对中国的认识等方面的内容并阐述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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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依居住地域的不同，女真族大致可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居住在长白山、牡丹江、绥芬河区域，即今吉林省珲春市和黑龙江省宁安市一带，并较早从事农业耕作。海西女真居住在松花江下游，即今吉林省扶余市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一带。东海（野人）女真所居之地在黑龙江中下游两岸和乌苏里江东岸一带。

[2]“壬寅巳时，帝将步骑兵二万征明国。临行，书七大恨告天。其书曰：‘吾祖父于明国禁边，寸土不扰，一草不折，秋毫未犯。彼无故生事于边外，杀吾父祖。此其一也。虽有父祖之仇，尚欲修和好，曾立石碑，盟曰：‘大明与满洲，皆勿越禁边，敢有越者，见之即杀；若见而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如此盟言，大明背之，反令兵出边卫叶赫。此其二也。自清河之南，江岸之北，大明人每年窃出边，入吾地侵夺。我以盟言，杀其出边之人。彼负前盟，责以擅杀，拘我往谒都堂使者纲孤里、方吉纳二人，挟令吾献十人，于边上杀之。此其三也。遣兵出关，为叶赫防御，致使我已聘之女转嫁蒙古。此其四也。将吾世守禁边之钗哈（即柴河）、山七拉（即三岔）、法纳哈三堡（即抚安），耕种田谷，不容收获，遣兵逐之。此其五也。边外叶赫是获罪于天之国，乃偏听其言，书种种不善之语以辱我。此其六也。哈达助叶赫侵吾二次，吾返兵征之，哈达遂为我有，此天与之也。明国又助哈达，必令反国。后叶赫将吾所释之哈达掳掠数次。夫天下之国，互相征伐，合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死于锋刃者使更生，既得之人畜令复返，此理果有之乎？天降大国之君，宜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先因呼伦部（即前九部）会兵侵我，我始兴兵，因合天意，天遂厌呼伦而佑我也。明国助天罪之叶赫，如逆天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为剖断。此其七也。凌辱至极，实难容忍，故此以七恨兴兵。’祝毕，拜天焚表。”（《清实录·清太祖实录》卷4，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98—201页）简言之，“七大恨”是指明朝杀死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及父亲塔克世等历代建州女真与明朝结怨的七件事情。

[3]《明实录·明神宗实录》卷569，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庚申，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0702页。

[4]“再造之恩”意为像救了自己性命那样大的恩德。语出《宋书》卷75《王僧达传》:“内虑于己，外访于亲，以为天地之仁，施不期报，再造之恩，不可妄属。”在万历朝鲜战争（朝鲜称为壬辰倭乱，1592—1598）初期，汉阳沦陷，朝鲜国王宣祖（1567—1608）避难至明、朝边境的义州，朝鲜处于风前残烛的危机之中。其后，明军将领李如松率领援军前往朝鲜援朝抗倭，并在平壤战役[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六日至八日]中取得胜利，扭转了不利的战势。在明、朝联军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击败了入侵朝鲜的倭寇，取得了万历朝鲜战争的胜利。因明朝保护了朝鲜的宗庙和国家社稷，故以宣祖为首的朝鲜统治阶层认为明朝对朝鲜有“再造之恩”。此外，“再造之恩”的思想也契合了当时朝鲜国内统治阶层追求的政治目的，即防备朝鲜国内的民心背离宣祖和统治阶层，向以李舜臣为首的救国英雄和义兵倾斜。故万历朝鲜战争之后，“再造之恩”成为朝鲜对明外交的主要纲领。此后，在明朝与后金爆发萨尔浒之战（1619）时，明朝以再造之恩的名义，要求朝鲜出兵。朝鲜克服国内诸多困难，派遣了一万三千名援军。

[5]参见《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80，光海君六年七月八日。本书中的《朝鲜王朝实录》参见韩国国史委员会构建的“《朝鲜王朝实录》DB”（http://sillok.history.go.kr）。

[6]参见《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光海君十一年二月一日、二月二日、二月二十一日。

[7]参见《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光海君十一年三月十二日、三月二十五日；《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9，光海君十一年四月二日；[朝鲜]李民寏：《栅中日录》,《紫岩集》卷5，朝鲜英祖十七年（1741）刊行本，第2页a—6页a。

[8]参见《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9，光海君十一年四月二日；《清实录·清太祖实录》卷5，天命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册，第253—254页。

[9][韩国]韩明基：《壬辰倭乱与韩中关系》，韩国历史批评史社2001年版，第269—271页。

[10]参见《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83，光海君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11]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仁祖元年三月十四日，《王大妃下教书》。

[12]参见[朝鲜]李庆全《在玉河馆秘密状启》,《石楼先生遗稿·朝天录》，韩国成均馆大学尊经阁藏本。

[13]参见《明史》卷259,《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袁崇焕》，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本，第6708页。

[14]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5，仁祖二年四月十五日、四月二十日。

[15]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9，仁祖三年六月三日。

[16]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3，仁祖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仁祖四年六月十七日。

[17]参见《清实录·清太宗实录》卷2，天聪元年正月丙子，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地2册，第31页。

[18]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0，仁祖七年闰四月二十一日；《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0，仁祖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崇祯二年（1629）二月五日，明朝向当时停留在北京的朝鲜冬至兼圣节使团（正使宋克讱）下达了将原登州使行路线变更为觉华岛路线的敕令（参见[朝鲜]申悦道《懒斋先生文集》卷3,《朝天时闻见事件启》，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第42页a）。

[19]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1，仁祖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九月六日。

[20]《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2，仁祖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21]参见《清实录·清太宗实录》卷30，崇德元年七月辛酉，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册，第385页。

[22]《清实录·清太宗实录》卷32，崇德元年十一月己未，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册，第406页。

[23]参见《通文馆志》卷3《事大（上）·赴京使行》，朝鲜古书刊行会大正二年（1913）刊本，第29页。正朝使为正月初一向明朝皇帝呈送新年贺礼而派遣使臣；冬至使是进贺冬至的使臣；圣节使是朝贺皇帝或皇后万寿的使臣；千秋使是朝贺皇太子生日的使节。朝鲜中宗二十六年（1531）之前为一年三使，即正朝使、圣节使、千秋使，但1531年之后，朝鲜取消正朝使，增加了冬至使（[韩国]郑恩主：《明清交替期对明海路使行记录画研究》,《明清史研究》2007年第27辑，韩国明清史学会，第195页）。

[24]“辨诬使”同“辩诬使”。据《朝鲜王朝实录》DB的检索结果，朝鲜时期官方记载原文中皆为“辨诬使”，为还原史实，本书使用“辨诬”及“辨诬使”二词。

[25]“登极”同“登基”，皆指帝王即位或即帝王位。因使行文献中出现的词汇仅为“登极”一词，为还原史实，本书亦使用“登极”一词。

[26]参见[韩国]金琼录《朝鲜时代朝贡体制与对中国使行》,《明清史研究》2008年第30辑，韩国明清史学会，第108—109页。

[27]参见[韩国]金琼录《朝鲜后期外交文书的种类与性格》,《韩国文化》2005年第35辑，奎章阁韩国学研究所，第185—192页。表文是从汉代开始出现的文体，是大臣向皇帝汇报事实和主张的文章。自唐宋起，表文只用于陈谢、庆贺、尽献。国家有事要庆祝时，群臣向皇帝呈送使用骈俪体书写的贺表。元代时，称贺表文为表章，皇帝万寿和元旦时，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呈送表章，以表进贺。明朝时，除作为庆贺文书的表文以外，还添了笺文。明代在皇帝万寿、元旦、冬至等节日，所有官员都会呈上表和笺，以表庆贺。向皇帝和皇太后呈送的文书称为表，向皇后呈送的文书称为笺。

[28][朝鲜]具允明编：《典律通补》卷6《别编·事大文字式》，朝鲜正祖十年（1786）刊行本。方物表是呈现给明朝皇帝，详细记录朝鲜进贡物品的表文。起居表是向明朝皇帝问安而呈送的表文。

[29]参见《大清会典》卷56《礼部·朝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页b;《通文馆志》卷3《事大（上）·赴京使行》，朝鲜古书刊行会大正二年（1913）刊本，第29页。

[30]参见《明实录·明太宗实录》卷75，洪武五年八月癸卯日，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393—1394页；《明实录·明太宗实录》卷106，洪武九年五月壬午日，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768页。

[31]严从简撰：《殊域周咨录》卷1《东夷·朝鲜》，明万历刻本，第24页a。

[32]参见《明实录·明孝宗实录》卷30，弘治二年九月壬申，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674—675页。

[33]《通文馆志》卷3《事大（上）·海路路程》，朝鲜古书刊行会大正二年（1913）刊本，第58—59页。

[34]《明会要》卷77,《外蕃（一）·朝鲜》，中华书局1956年影印本，第2册，第1496页。

[35]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2，仁祖八年二月六日；[朝鲜]李忔：《雪汀先生朝天日记》，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

[36][朝鲜]李忔：《雪汀先生朝天日记》，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

[37]参见《通文馆志》卷3《事大（上）·海路路程》，朝鲜古书刊行会大正二年（1913）刊本，第58—59页。

[38]参见《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57，光海君十二年十月十日。

[39]参见《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57，光海君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58，光海君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59，光海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40]参见《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4，光海君十三年四月十三日；《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5，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70，光海君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41]《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56，光海君十三年四月十三日。

[42]参见《朝鲜迎接都监都厅仪轨》，明天启元年刻本，第3页a。

[43]参见《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5，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二日；[朝鲜]安璥：《驾海朝天录》，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第1页。

[44]据安璥《驾海朝天录》中天启元年（1621）五月二十日的记载，明登极副使杨道寅与明登极诏使刘鸿训、两行朝鲜使臣分别于五月十八日和五月二十日从平安道安州清川江起航（参见[朝鲜]安璥《驾海朝天录》，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第2页）。

[45]参见《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6，光海君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46]参见[朝鲜]安璥《驾海朝天录》，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第50页a。

[47]参见[朝鲜]吴允谦《海槎朝天日录》,《楸滩集》，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第1页a;《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77，光海君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六月二十六日。

[48]参见《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77，光海君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49]参见《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82，光海君十四年十月二十日。

[50]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仁祖元年六月二日。

[51]参见[朝鲜]李民宬《敬亭集续集》卷1,《癸亥朝天录》，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第27页a。

[52]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仁祖元年六月二日。

[53]参见[朝鲜]赵濈《燕行录一云朝天录》,[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2册，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版，第253—254、277—278页。

[54]参见《明史》卷22《本纪第二十二·熹宗》，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本，第302页；《明实录·明熹宗实录》卷42，天启三年十二月癸巳，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183—2187页；[朝鲜]李民宬《敬亭集续集》卷3,《癸亥朝天录》，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

[55]参见[朝鲜]李民宬《敬亭集续集》卷3,《癸亥朝天录》，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第37页b。

[56]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5，仁祖二年四月二十日

[57]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6，仁祖二年五月十六日、七月十八日；[朝鲜]洪翼汉：《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卷1，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第1页a。

[58]参见[朝鲜]洪翼汉《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卷1，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

[59]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9，仁祖三年六月三日。

[60]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9，仁祖三年七月三十日；《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2，仁祖四年五月五日。

[61]参见[朝鲜]全湜《槎行录》,《沙西集》卷5，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本。

[62]参见[朝鲜]金尚宪《礼部兵部呈文》,《朝天录》，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第37页a—40页b。

[63]参见[朝鲜]金尚宪《八月十五日，登庙岛城楼玩月，次春城韵》,《朝天录》，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

[64]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三月十八日。

[65]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7，仁祖五年十二月五日。

[66]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7，仁祖五年十二月八日。

[67]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7，仁祖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68]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8，仁祖六年二月三日。

[69]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8，仁祖六年三月十五日。

[70]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8，仁祖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71]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9，仁祖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72]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9，仁祖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73]“……朝鲜与倭交和。万一倭奴窃附贡使而来，国家之患，不在山海，而在登、莱；不在奴酋，而在贡使矣。……”《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9，仁祖六年七月十日。

[74]参见[朝鲜]申悦道《朝天时闻见事件启》,《懒斋先生文集》卷3，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

[75]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0，仁祖七年五月三日。

[76]《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0，仁祖七年闰四月二十一日；《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2，仁祖八年元月二十七日。据申悦道《朝天时闻见事件启》崇祯二年（1629）二月五日的记载，崇祯二年（1629）二月，明朝朝廷向当时滞留在北京的冬至兼圣节使宋克讱一行下达了更改使行路线的命令。

[77]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0，仁祖七年六月二日。

[78]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2，仁祖八年二月六日；[朝鲜]李忔：《雪汀先生朝天日记》，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

[79]参见[朝鲜]李忔《雪汀先生朝天日记》，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第12页b。

[80]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1，仁祖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仁祖八年七月十八日。

[81]参见《承政院日记》卷27，仁祖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本书中的《承政院日记》参见韩国国史委员会构建的“《承政院日记》DB”（http://sjw.history.go.kr）。

[82]在郑斗源向明朝礼部、兵部呈献的奏本中自称“朝鲜国陈慰兼进贺陪臣吏曹判书郑”，参见[朝鲜]郑斗源《朝天记地图》，朝国成均馆大学尊经阁藏本。需要注意的是，如前所述，陈慰使是朝鲜在明朝皇室有丧事时派遣的使臣，但崇祯二年陈慰使的陈慰之事则是“己已之变”，故此处的陈慰应有宽慰之意。

[83]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2，仁祖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84]参见《承政院日记》卷31，仁祖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85]参见《承政院日记》卷30，仁祖八年七月一日。

[86]据《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2，仁祖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的记载：“以韩明勖为冬至使兼圣节使，金秀南为书状官，郑斗源为进慰使，李志贱为书状官。”但是，此后史料中并无韩明勖、金秀南二人完成使行任务归国或向朝鲜国王复命的相关记载。但《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2，仁祖八年七月十四日记载，“备局启曰：‘洪武二十三年，奏请符验元数七部内，柳涧、朴彝叙、尹安国之行，已渰失三部，只余四部，而一部则李忔赍去未还，一部则郑斗源，一部则高用厚今当赍去，而时存者只一部。前头如复有使行，则事极难便，宜以补赐三部之意，具奏于赴京之行。’上从之。”换言之，高用厚与郑斗源共同出使明朝的事实明确无误。由于使臣的汇报是朝鲜掌握辽东及明朝动向的重要途径，如若韩明勖成行，必定会留下相关的记录。此外，因海路使行先期准备工作较为繁杂，所需时日较长，故在史料中会留下关于使行准备过程的相关记录。但史料中并未见关于韩明勖一行前期准备的相关记录。故恐在准备使行的过程之中，高用厚代替了韩明勖出使明朝，而韩明勖并未成行。

[87]参见[朝鲜]高用厚《呈登州军门状》,《晴沙集》卷2，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第38页b—41页a。

[88]参见[朝鲜]韩致奫《海东绎史》卷36,《交聘志四·朝贡四》，朝鲜古书刊行会明治四十四年（1911）刊本。

[89]参见[朝鲜]郑斗源《军门前呈文》,《朝天记地图》，韩国成均馆大学尊经阁藏本。

[90]参见《承政院日记》卷33，仁祖八年七月一日。

[91]本章节的人物信息参见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自建的“韩国历代人物综合信息系统（）”数据库（数据库网址：http://people.aks.ac.kr/index.aks）。

[92]没有记载的日期分别是八月十六日、八十八日、八十九日、八二十一至二十五日、八二十七至三十日、九月一日至四日。

[93]指使臣团在来程中到达登州的天启三年（1623）六月二十一日至返程到达登州的天启四年（1624）正月二十八日，这八个月。

[94]此版本的《竹泉遗稿》在曹圭益撰写的《朝天录一云航海日记（）》论文（[韩国]曹圭益：《韩国文学与艺术》2008年第2辑，韩国崇实大学韩国文学与艺术研究所，第243—344页）中全文公开。

[95][韩国]郑恩主：《明清交替期对明海路使行记录画研究》,《明清史研究》2007年第27辑，韩国明清史学会，第226页。

[96]具体而言，“天”篇由五峰李好闵、象村申钦等三十一人的三十三篇诗作构成；“地”篇由李民宬、崔有海等三十七人的三十八篇诗作组成；“人”篇由芝所黄一皓、家洲李尚质等二十四人的二十五篇诗作构成。此外在天、地、人三部分的篇首还各收录了明末高官庄应会（1598—1656，明末时任礼部主事、郎中）的三篇诗作。故《戊辰朝天別章帖》是由九十四人的九十六篇诗作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