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朝鲜使臣在记录使行中国的《朝天录》（亦称《燕行录》）中，不仅如实地记录了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之间外交活动的具体样态，而且以较为自由而生动的视角记述了朝鲜文人对当时中国的认识、明朝同女真（后金）及朝鲜与日本之间的战争情形、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经贸往来、文化与人员交流的情况等丰富而多样的历史事实。换言之，反映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间多方位立体交流的《朝天录》可谓庞大记录文化的结晶。使行中国为朝鲜文人体验和接受中国先进文化提供了互动的空间，仅就此而言，朝鲜使臣的使行路线和使行途经地不仅是交通路线或物理性场所，更是值得中朝、中韩人民共同珍视和铭记的文化遗产。

在明朝的绝大多数时间内，朝鲜使臣是利用陆路，途经辽东地区，往返明朝与朝鲜的。但在明朝初年（洪武、建文年间，即1369—1402）和明朝末年（天启、崇祯年间，即1621—1636），朝鲜使臣则是利用海路使行明朝，两次海路使行的目的地分别是南京和北京。自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开始，海路就是朝鲜半岛诸国与唐、宋等朝往来的重要路径。当时，在山东登州等地还设立专门接待朝鲜使臣的新罗馆、渤海馆、高丽馆等官方驿馆。进入明朝末期，即朝鲜王朝初期，辽东地区的后金势力不断壮大。天启元年（1621）三月，后金军队攻占了辽东重镇沈阳与辽阳，明朝与朝鲜之间的陆路使行路线被阻隔。在此背景下，朝鲜使臣只能选择乘船，利用海路抵达登州（崇祯二年后改为觉华岛）后，再经陆路前往北京。崇祯十年（1637）正月，在同后金（清）签订《丁丑盟约》后，朝鲜与明朝断绝外交关系，只向后金（清）的都城沈阳派遣使臣。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占领北京，明朝灭亡，朝鲜对清朝的使行路线再次变更为途经辽东地区的陆路路线。

本书将明末海路使行文献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明末海路使行文献不同于明初海路使行文献。明初的海路使行文献主要以朝天诗为主，而明末的海路使行文献则以纪行文为主。明末海路使行文献记述使臣在使行途中的所见所闻，并收录了相关的外交文书及书信。此外，明末使行文献中还有采用地理志体例来详细记录使行各途经地的文献。具体而言，明末海路使行文献如实地记录了当时官方使行活动的历史场域，使臣与途经地文人或当地人交流的情况；沿途各地的民间风俗、自然风光等珍贵内容。其二，现有《朝天录》（《燕行录》）的研究更多侧重研究《热河日记》《老稼斋燕行日记》《湛轩燕记》等使行文献。这些清代的使行文献记述朝鲜使臣利用陆路，途经辽东使行中国的内容。现阶段整体探究海路使行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三，朝鲜王朝之前的新罗、高丽等都将海路使行看作正式朝贡的路径，故关于朝鲜时期海路使行的研究日后可成为研究新罗、高丽时期海路使行的辅佐资料。

基于此，本书在整体爬梳相关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文献的基础之上，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出发，通过考证各时期相关方志等历史文献，采访地方史研究者及当地居民，实地考察使行途经地等多种方法，梳理并考证相关地名的历史演变，重构明末朝鲜使臣的使行路径。此外，本书还通过分析使行文献中收录的诗歌与文章，还原了明末朝鲜使臣与中国当地文人、居民的文化交流活动，进而从整体上观照了明末朝鲜使臣的中国文化空间。

明末，朝鲜使臣自朝鲜半岛的平安道前方海域起航，沿朝鲜半岛西侧和辽东半岛南侧的诸岛屿航行，在旅顺口（今辽宁省大连市老铁山）附近海域折向西南，横渡渤海，经登州（今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的诸岛屿（今庙岛群岛）后在登州府蓬莱县登陆。其后，按朝鲜使臣郑斗源《朝天记地图》的记载，朝鲜使臣依次途经黄县、黄山驿、朱桥驿、莱州（掖县）、灰埠驿、昌邑县、潍县、昌乐县、青州（益都县）、金岭驿、长山县、邹平县、章丘县、龙山驿、济南府（历城）、齐河县、禹城县、平原县、德州（以上为今山东境内的途经地）、景州、阜城县、富庄驿、献县、河间府（河间县）、任丘县、莫州、雄县、新城县、涿州、良乡县、帝京（以上为今京津冀区域内的途经地）。本书作为今后计划陆续出版的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研究系列丛书的第1卷，是有关朝鲜使臣海路使行路线中登州（蓬莱县）、黄县、黄山（馆）驿段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书是在中韩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研究成果。韩国教育部下属的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学振兴事业团资助了本书的出版经费及研究经费；烟台市蓬莱区政府地方史志办公室、烟台市龙口市政府地方史志办公室等部门的研究人员及当地民间地方史研究人员不仅带领笔者一行前往相关的遗迹（遗存）处考察，还将私人收集的珍贵资料无偿地提供给笔者，这为本书的顺利完成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本书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还原了明末朝鲜使臣视域中的中国文化空间，期待能够为日后《朝天录》（《燕行录》）的进一步纵深研究打开新的篇章。

因笔者水平有限、经验不足，书中必定会有不少舛错之处，恳请专家、学者斧正。

王珂

2019.11.14于潍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