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社会就像一张立体式全方位的罗网，每个个体都被嵌入其中，从物质、技术、规范、法律、宗教和观念，以显性或者隐蔽的方式，给人以种种行为的指导和约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证社会稳定和良性运行。当然，这张网也留有空隙，给人们以适当调节和回旋的余地，或者，人们会巧妙地变通社会制度及观念，以适应新的形势和问题，这些都或隐或显地体现在文化中，可以说，文化反映的是人类的种种需求，文化最大的功能是帮助人们应对自然及社会发出的各种挑战。人是“文化”主观能动的载体，文化决定人怎样看待自然和社会，怎样看待自己和他人，文化同样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区分的重要标志。在民族交往中，文化会影响双方互动的模式、频率、强度及正负作用，或成为沟通的桥梁，或成为冲突的引线，或因外部压力得到强化，或因利益驱动加以改造。

清代河湟地区在行政上已经基本实现了内地化，显示出“一体格局”日益加强的特征，各民族分布地域已基本定型，各民族共同体认同加强，族际交往的形式复杂而多样。清代河湟地区文化格局的发展，受地理环境和自身发展的规律支配，是外部和内部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书力图揭示，清代河湟地区族群接触中产生的合作、竞争以及关系调适有哪些特殊性？族际关系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规律是什么？河湟地区各民族文化结成共同体的动因有哪些？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研究提供区域个案。

一 研究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1.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文化因素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湟地区是中国多民族文化共存、交融的典型区域，以该地区为研究切片，用微观的视角对民族走廊内部多元文化互动模式及特点进行归纳与分析，呈现民族杂居地区历史文化特征及多元一体文化结构生成的理论逻辑，可以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研究提供更加全面与立体的研究思路。[1]

2.丰富文化学理论的研究

以典型的多元文化区域为研究场域，考察区域文化特点的形成、文化互动的机制、文化交流的影响及区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有助于丰富文化学的理论研究。民间文化在各民族之间不断流动、交融、变异和发展的存续方式，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广泛性、共同性文化知识的储备，采用通盘的眼光、比较的方法，在现象中发现规律、在共同性中理解多样性。

（二）现实意义

清代河湟地区文化共同性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和“三个离不开”的认识，进一步巩固中国民族团结的新局面，增强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对促进当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设多民族地区和谐社会、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国家在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提供一定的历史依据。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一）关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

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的成败得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发展，因此，中国学术界对历代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问题给予了持续、高度的关注。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和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是“中华民族”讨论的发源。20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坚持在“整体史观”指导下对“中华民族”展开系统深入研究。[2]“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民族走廊”是理解中国民族文化历史动态和格局的两大理论分析模式。[3]陈连开先生把这一理论引入了民族史研究领域。[4]陈育宁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民族史学理论问题研究》,[5]卢勋等主持撰写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也从不同视角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本质特征、形成的根源和诸种因素、内容和表现形式、发展规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6]马戎认为族群交往中必然包含有不同文化互动的内容，并提出集中反映民族关系的五大因素，即语言的使用、人口的迁移、居住格局、族际通婚和民族意识。[7]罗康隆所著的《族际关系论》对族际互动中的文化调适、文化适应及文化重构进行了系统论述，总结了人类族际关系包括并存关系、互补关系、连动关系、依附关系、包裹关系、同化关系、涵化关系、融合关系、分裂关系等类型。[8]纳日碧力戈所著《万象共生中的族群与民族》一书，对族群、种族、民族的定义、联系及区别进行了系统论述，将象征性符号、语言意识形态、时空观念、姓名等与族群民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9]马进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提升日常族际交往能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决定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层次和水平”[10]。

李静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民族交往是社会交往的特殊形式，是民族间所有接触和互动关系的总称，并分析了民族交往的需要动机、相互认知、情感体验、交往意识和交往行为。[11]关于民族交流，学者们普遍认为民族交流亦是一种民族交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纽带，应从经济、文化、社会、心理、情感等层面上进一步扩大。王希恩明晰了“交融”和“融合”的区别，“交融”强调自然的相互接纳、吸收、包容和认同，是“融合”的进行时态或过程，而“融合”是结果。[12]杜娟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定义为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共性因素增多，进一步发扬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使其为各族人民共有、共赏和共享。[13]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间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马瑞雪等人认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在时间、空间、关系上形成的文化结构，具有层级递进的时空内在逻辑及动力机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处理好“多和少”“母和子”“浓和淡”的关系。[14]张萍、齐传洁指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具有民族共同体实体意义的动作，其始终交织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过程及民族工作的实践过程，同时也是衡量、评价中国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15]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民族关系的实践总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和清晰的因果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标。曹爱军和郝亚明首先指出中华民族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16]的特征，进而指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路径，旨在增强共同性而非同质性，坚持以强化族际纽带而非淡化族际差异作为实践取向”[17]。青觉和徐欣顺认为，共同体意识有助于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追寻和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同时，各民族诚实友好交往交流又会反过来促进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发展。[18]以上成果为本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进化论者、结构主义、传播学派、文化圈学派、功能人类学派、新考古学派等的理论和研究视角，为解释河湟地区文化多样性、族际关系中的文化整合和共享现象提供了理论参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和霍布斯鲍姆[20]通过分析19世纪末欧洲的民族主义，对民族的产生和建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建立等问题进行了经典论述。土耳其学者奥兹基瑞穆里对民族主义的定义、类型、理论范式，及其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关系进行了高度的提炼概括。[21]

（二）关于清代河湟地区的文化研究

杨学琛所著的《清代民族关系史》[22]、王辅仁、陈庆英编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23]、樊保良所著的《蒙藏关系史研究》[24]、杨建新和马曼丽主编的《西北民族关系史》[25]、谢佐主编的《青海民族关系史》[26]、秦永章所著的《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和一些地方性通史类著作，如《西北通史》[27]《青海通史》[28]《甘肃通史·明清卷》[29]《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清代卷》[30]等，均涉及清代河湟地区的文化问题，有助于宏观把握这一地区的族际交往和文化发展情况。

秦永章《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分析总结了元明清时期甘宁青地区多民族交融、多元汇聚及多层次分化的民族格局形成特点和规律。[31]考察河湟地区民族关系与文化的互动影响，必须考虑各民族的人口数量及比例、人口流动产生的人口混杂和融合，贾伟对明清时期河湟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人口流动、人口与民族贸易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32]李健胜、郭凤霞对河湟汉族的衣食住行、婚丧礼俗、宗教信仰、文化教育进行了综合研究，指出“河湟汉族一直是王朝国家开疆拓土、安定边疆的重要力量，也是导致河湟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变迁的重要因素”[33]。武沐、金燕红《13—19世纪河湟多民族走廊历史文化研究》一书，对认识13—19世纪河湟地区民族文化的历时性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34]杨红伟《清朝循化厅藏族聚居区之权力机制》以地方档案为主要材料，从权力机制和社会秩序的视角出发，对循化厅藏区权力类型、权力与资源交换、知识与秩序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35]

高永久《西北少数民族的族际交流》、马进虎《河湟地区回族与汉、藏两族社会交往的特点》、马燕《历史上河湟地区回族与藏族的经济交往》《历史上河湟地区回汉民族的社会交往》《历史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与河湟地区回族的变迁》《历史上河湟地区回族与撒拉族的社会交往》、马成俊《甘青边界的互惠共同体：循化县各民族的生计模式与交流》、洲塔和何威《清初河湟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及其对藏族社会的影响》、林冠群《生存的策略——青海河南蒙古族“藏化”现象的探讨》、羊措《多元文化视野下的民族关系研究——以青海河湟地区为例》等论文，对清代河湟地区的民族迁徙、人口流动、民族关系及其交往方式和特点等进行了论述。[36]

王明珂所著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将青海河湟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作为华夏边缘形成的重要个案，认为由生态环境的特点出发，河湟地区形成了一个“分散化与平等化的世界。于是，对中国而言，一个生态的、社会的与意识形态的边缘已经形成”[37]，这个边界自汉代形成，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刘夏蓓所著的《安多藏区族际关系与区域文化研究》，对安多藏区的藏汉关系、藏蒙关系、藏回关系、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之间的关系、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汉回关系进行了考察，总结出交互调适的平行互动、相互依存的交互互动、定向调适的包裹互动、涵化互动、制约互动五种类型，形成了“信仰互动圈”“经济互动圈”和“中介语互动圈”。[38]郝苏民主编的《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对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和裕固族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经济生活方式、婚姻等文化形态进行了全面论述。[39]马建春所著的《多元视阈中的河湟：族群互动、文化认同与地缘关系》一书，内容包括地域多元化的生成、社会组织的多样、族群交融的历程、生态经济链的形成、族际语言的借用，以及区域宗教结构、民俗形态、内部互动机制等，对由此引发的区域内多重认同与文化差异进行了系统探讨。[40]河湟地区还形成了一些多民族文化混合的特殊族群，如丹噶尔藏人是家西番之一部，既有当地藏族的文化特性，又有当地汉族的文化风貌。李臣玲、贾伟以丹噶尔藏人为视点，对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和特征进行了总结。[41]托茂人是蒙古族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一支，孙翰文、黎小苏认为托茂人是蒙古族和藏族中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群，[42]李耕砚、徐立奎通过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对托茂人的名称、生产生活、宗教信仰进行了论述。[43]丁明俊使用大量实地调查资料，对托茂人和“卡力岗”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卡力岗在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该地区的穆斯林说藏语，生活习俗具有藏族特点。[44][比利时]许让所著的《甘青边界蒙古尔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美]埃克瓦尔所著的《甘肃、青海交界地方的文化关系研究》和[美]李普曼所著的《甘肃边缘世界，1895～1935》也为本书的研究拓宽了视野。[45]

陈新海《论儒学在河湟地区的发展》、蒲文成《河湟地区藏传佛教的历史变迁》、陈化育等《历史上的河湟文化与河湟教育》系列论文、武沐和王希隆《试论明清时期河湟文化的特质与功能》、杜常顺《论河湟地区多民族文化互动关系》、马海龙《试论自然地理环境对历史上河湟多民族文化的影响》、朱普选《青海多元民族文化的形成及其整合》、丁柏峰《河湟文化圈的形成历史与特征》、郭晓虎和郎维伟《蒙藏关系下的文化变迁和民族认同——以青海省河南蒙古族为例》、张科《和而不同：论青海多民族文化的鼎立与互动》、李健胜《藏传佛教对清代河湟洮岷地区汉人社会的影响》、班班多杰《和而不同：青海多民族文化和睦相处经验考察》、王立恒等《河湟地区多民族文化互动性研究》、马宁《藏汉结合部多元宗教共存与对话研究——以舟曲地方为例》、梁莉莉《多元共生中的文化涵化——青海河湟地区“卡力岗”和“家西番”族群的个案研究》、杨文炯和樊莹《多元宗教文化的涵化与和合共生——以河湟地区的道教文化为视点》、杨鸿蛟《由兰州永登县博物馆藏明清唐卡看15—17世纪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信仰的变迁》、嘎尔迪和闵文义《13世纪蒙藏文化关系的确立及其重要意义》、傅千吉《论藏传佛教对蒙藏文化关系的影响》、李元光《试论汉地禅宗在藏区的传播和影响》、周拉《试析汉、藏两地佛教的互动关系》、王浩勋《元明清时期蒙古汗王与藏传佛教各派的关系及其影响述略》、洲塔和何威《清初河湟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及其对藏族社会的影响》、苏文彪和杨文笔《河湟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点与启示》等论文，对河湟地区的儒学、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史实及理论论述，对上述成果的梳理，有助于河湟地区多元文化格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46]

学界对河湟地区民族关系及文化格局的研究积累了大量高质量的成果，研究视角从宏观到微观均有广泛涉及，对清代河湟地区的民族问题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剖析已相当深入，研究方法包括对传统历史文献的深入阐释，也加入了田野调查和量化研究。本书重点加强对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利用，尽可能吸收国内外最新的民族研究理论与观点，关注婚姻、家庭、语言及教育等资料的搜集，力图从文化共同性的视角对清代河湟地区的族际关系进行整体性分析。

三 主要内容、基本观点及创新之处

（一）主要内容

1.清代河湟地区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

在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并存的清代河湟地区，生活在这里的汉族、回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和撒拉族等民族相互依存、互补共生、互相影响、共同发展。本书关注民族走廊在促进民族间互动、交流和文化交融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区域发展和经济交往等如何影响特定民族群体的逐渐融入和整合；对各种外显和内隐的文化元素进行比较分析，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为文化比较中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提供具体案例；根据清代河湟地区各民族互动的广度、深度、频率及影响力，对其文化互动的类型进行归纳和总结，探讨多元文化互动的内在机制，揭示清代河湟地区族际交往、文化互动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性；通过深入分析各民族在文化精神层面上形成的共同性，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文明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2.清代河湟地区文化格局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河湟地区的发展特点可以从自然景观的多样性、人群的多样性，人群对多样性自然的适应、应对与抉择等方面去考察。第一，自然生态环境：河湟地区的地理生态具有明显的制约性，这个特殊的地理空间内共生的各民族面对的强大生存压力，深刻影响了该地区的民族关系和文化面貌。第二，制度因素：清朝在河湟地区施行的民族政策、经济政策和宗教文化政策，是对这一地区族际关系及文化互动的外部因素，同时要注意到制度因素的有限作用及实施范围和条件。第三，空间分布格局：清代河湟地区各族群居住空间的变化也是引起民族关系变化与文化互动的重要动因，民族空间分布格局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互动类型。第四，经济活动：清代河湟地区形成了“畜牧―贸易―农耕”为特征的过渡性经济走廊。丝绸之路青海道（羌中道、河湟道）上的商贸活动是民族交往，实现资源共享和互补的重要途径。第五，生活交往：考察清代河湟各民族的通婚、收养、改变姓氏、接受语言文化和改变服色等情况，及其对族际关系和文化互动的影响。

3.探讨清代河湟地区文化共同性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规律

在历史过程中凸显人作为主体的作用，考察王朝国家、地域社会军民、掌握地方话语权的各族上层，以及“失语”的下层民众共同参与、创造的边地图景。对清代河湟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类型进行归纳和总结，揭示族际互动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性，探讨文化与政治、经济、语言、教育及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呈现河湟这一“内部边疆”文化的独特性，以及族群的交融、分离、重组与社会结构转型、民族国家观念萌芽发展的联动关系，提炼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路径和历史经验，总结中华民族结成文化共同体的机制和历史脉络。

（二）基本观点

清代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阶段，河湟地区各民族为了生计和发展，行成了经济互补、交往日繁、情感相通、荣辱与共的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本书的主要观点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清代河湟地区文化共同性特征进一步加强

清代河湟地区的族际交往类型丰富、文化差异和文化共相并存，各民族以生存发展为根本目的，围绕“利益竞合”发生频繁的族群接触，国家的积极治理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外部条件；各民族在经济、通婚、语言、生活习俗等方面长期交往共融，通过对自身文化的改造，以及对他文化的适应和吸收，构建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社会结构、经济网络和文化系统，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互嵌的民族生态、重叠共识的价值观。在民族情感和族群边界客观存在的前提下，族际纽带逐渐加强，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加深，国家意识逐渐形成，和谐共生成为历史的主流和趋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区域性、基础性和内在性的历史力量。

2.“交融性而非区隔化”是清代河湟地区文化的核心特征

文化具有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物质及心理等各种需要的功能，具体情境下不同的文化形式都具有基本的共同点，而差异则符合“有限变异”的原则，但最终都是以实现既定目标而存在。最牢固的文化交融建立在日常生活的社会交往、习惯和常规中，它的形式更为隐蔽、不易察觉，但在日复一日的世俗层面得到巩固，更容易促进共同价值观念和意义的形成，从而获得一种强大的防止被解构的力量。本书以微观层面发生的非正式民族交往实践为基础，从文化观念的维度及日常生活的向度，揭示清代河湟地区文化共同性形成的机制与机理。

3.国家意志、地方利益和民族诉求共同促成了文化共同性的生成

清朝统治者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积极治理，推动了河湟地区“内地化”进程的加快和官方教育的发展，主导了清代河湟地区的民族格局，而国家意志的执行需要基层官员和地方精英进行具体实践，并最终符合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三者在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民众个体生存上达成一致，各民族逐渐形成了重叠共识的价值观和共有的国家意识，从而塑造了族际关系和文化面貌的共同性走向，最终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4.清代河湟地区文化共同性的形成具有自发性和主动性

清代河湟各民族主动参与和推动发展民族关系的特征十分突出，清政府的民族隔离政策难以为继，日益加深的经济联系是促进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民间通过族际通婚或收养形成的血统融合，游牧人口与农耕人口的流动及转换，民族性格和文化习俗长期互相影响，弥散于持久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通过互补、互助、互学，共生、共创、共享，突破规约禁忌、民族界限、宗教隔阂和社会偏见而深刻交融的客观事实，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区域范围内自在整合的历史过程。

（三）创新之处

1.探寻将个案、“异例”嵌入清朝边疆民族研究的学术理路

借鉴后现代的研究视角，发掘史料中经济、宗教、语言、通婚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个案，关注“异例”，加强民族关系史微观经验层面的研究，将个体存在的意义投射到生活世界的多种媒介中，如工具、符号、仪式、展演、故事等，突出个体实践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充实制度性交往范畴和官方话语框架下的宏大叙事，为论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提供多维的观察角度。

2.探究各民族在公共经验世界的参与性互动和多层次认同

采用立足中国本土的历史语境、文化语境和地方语境的研究范式，充分理解来自制度化条件、主体性体验以及物质性空间等多个层面的共同作用，从官方与民间、行政与市场、自在与自觉、实体与思想四个方面，对清代河湟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活动、社会生活、民族关系、价值观念及文化互动模式进行类型分析，呈现河湟地区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立体图景，分析身份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层次结构。

3.对文献的历史建构力和解释力进行分析

本书使用的文献主要有官方正史、私家著述、档案资料和地方史志。文献具有提供史实、书写治理经验、巩固现实情境、形塑历史记忆等功能，同时反映时代特征、塑造地方文脉、回应政治情境、体现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和竞合。审慎辨析不同文献修撰的视角和立场，有助于反思国家权力、精英意识和地方话语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倾向以及价值表达，对于丰富中国传统历史的叙述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四 研究思路及方法

（一）研究思路

首先，交代清代河湟地区宏观的社会状况，以史事发展的历史学叙事方式，动态地考察各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次，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总结族际交往的类型，并对其特点进行归纳和分析，考察河湟民族走廊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的内在联系；再次，总结和分析族际交往过程中文化互动的途径，揭示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总结清代河湟地区多民族文化互动及文化共同性形成的历史规律。

（二）研究方法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学术实践中突破单一的历史学或文化学研究范式及问题意识，借鉴来自民族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语言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资源，寻求跨学科的观察视野和阐释旨趣。以文献法、个案研究法、田野调查法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对正史、档案、方略与实录、相关政书和奏牍类材料、地方志、文集与手稿、田野调查材料、金石碑刻资料和域外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辨，深入探究清代河湟地区文化格局的特点、民族文化互动的模式及文化共同性形成的因素等问题。

五 空间范围及地理特征

文化的发生、交流和互相影响的因素中，地域或地方的原则是其运作的基础和物质前提，地域条件是决定文化面貌的重要基础条件，活动在共同区域中的各群体，极易发生文化的相互作用。马林诺夫斯基说：“每一群在共同事业之下而结合的人，必须住在一起，或者至少必须使各人在空间上的分布，便于有时聚合起来而一同工作，工作愈亲密，愈连续，则地方原则的影响亦愈大。生殖和营养都需要亲密和永久的接触。”[47]空间构成最基本的要素是位置、距离和方向，传统社会中，部落、民族、政治区域、行会、艺术团体等都以共同地域为基础，空间上的分散，一般会使文化发生疏离，甚至瓦解，而空间上的接近必然导致复杂的文化接触和互相影响，河湟地区的自然地理面貌是当地居民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也会制约他们的历史选择。

（一）“河湟”所指的地理空间

“河湟”一词在中国古籍中出现较多，《汉书·赵充国传》中首次出现“河湟”一词，与赵充国治理汉代羌患密切相关，《后汉书·西羌传》中也提到“河湟”[48]，说明至迟自汉代开始，河湟地区已进入王朝的政治视野，不同的历史时期，河湟地区的具体范围时有盈亏，其核心区域指流经今甘肃省和青海省交界处的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和大通河流域冲积而成的谷地。

不同学者因具体研究内容有异，在界定“河湟”的空间范围时也有所不同，一般会区分为“大河湟”和“小河湟”，或者广义的河湟和狭义的河湟。武沐使用“河湟民族走廊”这一概念，将黄河上游以南的洮州（今甘肃省临潭县）、岷州（今甘肃省岷县、西和县、礼县等）、迭州（今甘肃省迭部县）、宕州（今甘肃省宕昌县）、阶州（今甘肃省武都县）[49]都囊括其中；马建春所指河湟地区“包括黄河九曲地区、湟水流域和洮河、大夏河及大通河中下游地区，其范围横跨这五条水系流经地域”[50]；丁柏峰、王耀科认为“河湟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湟水及大通河之间的‘三河间’地区，其地理范围包括今青海西宁、海东以及海南、黄南等地的沿河区域和甘肃省的临县（夏）回族自治州”[51]。也有研究者将“河湟”地区的范围向东延伸至兰州达家川，向西推至青海湖及其周边。总的来说，河湟地区西界新疆，西南一部连接西藏，南部、中部和北部的河谷都可向东通往内地，向北虽有祁连山脉将河湟地区与河西走廊分隔开，但是祁连山谷中有很多间道联通两个区域，使河西地区与河湟地区得以沟通，是丝绸之路南段的要冲之地，东南部可通四川及康藏地区，具有“右通海藏，左引甘凉”的战略位置，是“唐蕃古道”的要冲，也被誉为“海藏通衢”。

涵盖范围小的认为：明清以来，“河湟”这一地理称呼逐步由古代的行政地名向近现代的文化地理单元名称转变，民国时期，“河湟”在民间的使用范围进一步缩小至青海东部的农业区域，“其地理边界最西端在今青海省湟源县日月山一线以东延至祁连山西麓，向西南延至黄河上游的河谷地区，东南至今青海省民和县川口镇及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大河家地区。从2012年的行政区划来看，大致包括中国青海省的西宁市（含西宁市及大通、湟中、湟源三县）、海东地区（含平安、互助、乐都、民和、循化、化隆六县）全境，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共和县的黄河沿岸地区，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大通河沿岸地区以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52]。河湟地区又可分为河湟西部和河湟东部，以今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与海东市乐都区交界的“大峡”为分界，大峡以东为东部地区，以西为西部地区。两个地区最重要的文化差别在于汉语方言使用的不同，“河湟西部地区主要使用的语言为汉语青海方言西宁话，而河湟东部地区使用的语言为汉语河州方言乐都话、民和话、化隆话等”[53]，尤以河湟西部地区为核心研究区域。

多数研究者以今青海日月山以东，祁连山以南，西宁（含西宁市及其所辖湟中区、湟源县、大通县）、海东全境（含平安区、互助县、乐都区、民和县、循化县、化隆县）以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等地的沿河区域和甘肃西南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作为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进行研究，这也是本书所指“河湟”的地理范围。其中，河州和西宁由于靠近内地，交通相对通畅，中央政权势力进入较早，文教商贸相对发达而成为本区域的中心。但需要说明的是，划定研究的空间范围并非将这一区域孤立起来，河湟地区和青海西部游牧区，尤其是青海湖周边，以及河西走廊、青藏高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这些区域的历史发展一直在影响着河湟内部的族际关系和文化面貌。

（二）河湟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

地理环境具有相对持久和稳定的特性，“能够帮助人们重新找到最缓慢的结构性的真实事物，并且帮助人们根据最长时段的流逝路线展望未来”[54]。河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黄土高原西端，丝绸之路的南端，总体呈向西凸出之势，是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交汇地带，是西北干旱区、东部季风区和青藏高原区的交汇地带，自然条件相对严酷，大部分属于温带半干旱气候，海拔一般在2000—4500米之间，山高谷深，气候严寒，黄土堆积薄，且呈不连续的块状分布，植物生长季节短，降水量不稳定。

与青海西部相比，河湟地区的自然条件仍属优越，大部分地区在海拔2500米左右，地貌类型较丰富，为从事多种经济类型提供了条件，成为各民族生存繁衍的共同选择空间。河湟地区的居民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不同海拔能提供给人类的生活资料，开发相应的经济生产方式，最大限度地扩大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海拔较低，降雨较为充沛的地区形成了人口相对集中和稠密的农耕区域，可以从事精耕农业、粗放农业；河湟地区畜牧业发达，有大片优质草场，地广人稀，是游牧业和半游牧业区域，提供了丰富的牛羊毛和牛羊皮资源，游牧与农耕经济并行互补是这一地区的基本经济特征。

林区多有柴胡、大黄、黄芪、当归、甘草、芍药、车前子等中药材，也有野兔、野鸡、岩羊等野生动物，西部一些地区长有冬虫夏草，但当时并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河湟地区手工业及商贸业也较为发达，有沙金储矿区、盐矿区，采金业一度非常兴盛。

明清以来，随着封建王朝的行政力量加强，行政组织严密，“河湟”一词逐渐淡出官方文献，更多指代一个文化区域。明清时期的河湟地区“八个民族、七种语言、四大宗教或学说同时汇聚一地，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55]。道光年间循化厅训导杨熏引据故实，生动描述了在清朝治理下河湟地区风土向化、农牧皆宜、民族和文化多样的边塞风貌，其文说：

当其编四屯于保安，全通草地；阅八工之撒拉，半住花村。途吟塞曲，廿四关似解弦歌；寺诵天经，七十族俨知学问。歇家举里，掌教题坊。番判生熟以为常，回分旧新而滋变。惟盛朝威德之并施，故荒服诈虞之悉冺。……谷如菽麦，菜如芥椒，果如枣梨，花如葵菊。烹鲜讵少鲂鲤，走险恒多鹿獐，披黑羊以御寒，驾犏牛而致远。柳之质坚成材，石之品清造器，土棚以充大厦，木洼以当扁舟。杯盘皆膻肉酪浆，服饬尽韦耩毳幕。农圃原宜于春夏，樵牧罔间乎秋冬，苟随地制宜而各从其愿，将因材施教而咸革其心。[56]

这段记录对清代西宁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物产、农业、畜牧业、经济贸易、民族、生活习俗、宗教进行了全面地概括，呈现出河湟地区复杂的民族成分，丰富的物产，发达的农牧业经济及多样的生活习俗。

清代河湟与内地唇齿相依，是中原与西北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伸缩进退、相互消长的中间地带，今天河湟地区依然是汉族、藏族、回族和蒙古族等民族主要的聚居区之一，还有土族、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四个甘青特有的少数民族，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文化上形成了诸多共同性，形成了“互相离不开”的统一整体，是中华民族生成的一个典型缩影。

---

[1]1982年5月27日，费孝通先生在武汉华中工学院社会学研究班及中南民族学院部分少数民族学员座谈会上，发表《深入进行民族调查》的讲话，首次正式提出“西北民族走廊”，他说：“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在这条走廊里，分布着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等，他们是夹在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中间。有的信喇嘛教，有的信伊斯兰教；有的讲藏语，有的讲蒙古语，有的讲突厥语，也是很复杂的，不容易处理。”（《费孝通全集·第9卷（1981～1982）》，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页）

[2]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5]陈育宁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民族史学理论问题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卢勋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7]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罗康隆：《族际关系论》，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9]纳日碧力戈：《万象共生中的族群与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10]马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日常族际交往能力》,《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9期。

[11]李静：《民族交往心理构成要素的心理学分析》,《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

[12]王希恩：《民族的融合、交融及互嵌》,《学术界》2016年第4期。

[13]杜娟：《从文化涵化视角看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14]马瑞雪、李建军、周普元、李蕾：《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15]张萍、齐传洁：《十年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综述》,《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

[16]参见曹爱军《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郝亚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3期。

[17]郝亚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淡化族际差异抑或强化族际纽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18]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

[19][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0][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1][土耳其]乌穆特·奥兹基瑞穆里：《当代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批判性参与》，于红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22]杨学琛：《清代民族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23]王辅仁、陈庆英编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4]樊保良：《蒙藏关系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5]杨建新、马曼丽主编：《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26]谢佐主编：《青海民族关系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7]古苞主编：《西北通史（第1—5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8]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9]武沐：《甘肃通史·明清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0]杨志娟、牛海桢：《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清代卷》，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31]秦永章：《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32]贾伟：《明清时期河湟地区民族人口研究》，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

[33]李健胜、郭凤霞：《国家、移民与地方社会：河湟汉族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34]武沐、金燕红：《13—19世纪河湟多民族走廊历史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35]杨红伟：《清朝循化厅藏族聚居区之权力机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36]高永久：《西北少数民族的族际交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马进虎：《河湟地区回族与汉、藏两族社会交往的特点》,《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马燕：《历史上河湟地区回族与藏族的经济来往》（《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历史上河湟地区回汉民族的社会交往》（《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历史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与河湟地区回族的变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历史上河湟地区回族与撒拉族的社会交往》（《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马成俊：《甘青边界的互惠共同体：循化县各民族的生计模式与交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洲塔、何威：《清初河湟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及其对藏族社会的影响》,《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林冠群：《生存的策略——青海河南蒙古族“藏化”现象的探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羊措：《多元文化视野下的民族关系研究——以青海河湟地区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37]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38]刘夏蓓：《安多藏区族际关系与区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39]郝苏民主编：《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40]马建春：《多元视阈中的河湟：族群互动、文化认同与地缘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41]李臣玲、贾伟：《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以丹噶尔藏人为视点》，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

[42]参见孙翰文《青海民族概观》（上）、（下）,《西北论衡》1937年第5卷第4、5期；黎小苏《青海之民族状况》（续）,《新亚细亚》1934年第7卷第2期。

[43]李耕砚、徐立奎：《青海地区的托茂人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1期。

[44]丁明俊：《中国边缘穆斯林族群的人类学考察》，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5][比利时]许让：《甘青边界蒙古尔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李美玲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美]罗伯特B.埃克瓦尔著，苏发祥编译：《甘肃、青海交界地方的文化关系研究》，载《藏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Jonathan N.Lipman,The Border World of Gansu,1895～1935,Stanford University,1980.

[46]陈新海：《论儒学在河湟地区的发展》,《青海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蒲文成：《河湟地区藏传佛教的历史变迁》,《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陈化育等：《历史上的河湟文化与河湟教育（一）》（《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历史上的河湟文化与河湟教育（二）》（《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武沐、王希隆：《试论明清时期河湟文化的特质与功能》,《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杜常顺：《论河湟地区多民族文化互动关系》,《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马海龙：《试论自然地理环境对历史上河湟多民族文化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朱普选：《青海多元民族文化的形成及其整合》,《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丁柏峰：《河湟文化圈的形成历史与特征》,《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郭晓虎、郎维伟：《蒙藏关系下的文化变迁和民族认同--以青海省河南蒙古族为例》,《西藏研究》2007年第4期；张科：《和而不同：论青海多民族文化的鼎立与互动》,《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李健胜：《藏传佛教对清代河湟洮岷地区汉人社会的影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班班多杰：《和而不同：青海多民族文化和睦相处经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王立恒等：《河湟地区多民族文化互动性研究》,《资治文摘》（管理版）2009年第2期；马宁：《藏汉结合部多元宗教共存与对话研究--以舟曲地方为例》，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10年；梁莉莉：《多元共生中的文化涵化--青海河湟地区“卡力岗”和“家西番”族群的个案研究》,《第二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论文集》，西宁，2012年7月；杨文炯、樊莹：《多元宗教文化的涵化与和合共生--以河湟地区的道教文化为视点》,《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杨鸿蛟：《由兰州永登县博物馆藏明清唐卡看15-17世纪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信仰的变迁》,《中国藏学》2010年第1期；嘎尔迪、闵文义：《13世纪蒙藏文化关系的确立及其重要意义》,《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傅千吉：《论藏传佛教对蒙藏文化关系的影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李元光：《试论汉地禅宗在藏区的传播和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周拉：《试析汉、藏两地佛教的互动关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王浩勋：《元明清时期蒙古汗王与藏传佛教各派的关系及其影响述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洲塔、何威：《清初河湟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及其对藏族社会的影响》,《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苏文彪、杨文笔：《河湟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点与启示》,《贵州民族研究》2023年第1期。

[47][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48]《后汉书·西羌传·无戈爰剑》载：“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后汉书·西羌传》载：“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75、2876页）

[49]武沐、金燕红在《13—19世纪河湟多民族走廊历史文化研究》中如此界定，应该与其研究的时段较长有关。参见武沐、金燕红《13—19世纪河湟多民族走廊历史文化研究》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50]马建春：《多元视阈中的河湟：族群互动、文化认同与地缘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3页。

[51]丁柏峰、王耀科：《明清时期河湟地区自然灾害与农业发展》,《农业考古》2021年第4期。

[52]关丙胜：《民国时期的河湟地方社会》，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53]关丙胜：《民国时期的河湟地方社会》，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5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页。

[55]武沐、王希隆：《试论明清时期河湟文化的特质与功能》,《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56]《西宁府续志》卷9《艺文志·小积石斋述略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