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化产生于自然、经济和政治的土壤，并会实实在在地影响经济运行、民族关系和国家治理。清代河湟地区是中国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交汇、交融的典型区域。本书对该地区的文化互动模式进行了类型分析，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以及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教育和民俗等方面，剖析了该地区文化结构生成的理论逻辑，文化格局形成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影响。

清代河湟地区人文风貌独具一格，各民族基于共同的时空场域，形成了复杂交叉的关系网络，日益加深的经济联系是促进民族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化习俗长期互相影响，弥散于持久的日常生活，是各民族水乳交融的生动体现；国家教育的持续发展和汉语汉字的逐渐普及，使各民族加强了共同的情感和心理意识；民间通过族际通婚或收养促进了血统融合，游牧人口与农耕人口的相互转换，民族性格的互相影响，各民族之间的互相救助与妥协共生，突破规约禁忌、民族界限、宗教隔阂和社会偏见而深刻交融的现实，都是中华民族基层社会自发整合的途径。在历经千年的“大一统”文化心理的熏陶下，中华各民族已形成经济互补、交往日繁、情感相通、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民族问题是清朝最高统治者、各级政府、基层官员及地方精英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影响到西北政局的方方面面，关系到边疆安全、社会稳定和民生发展。清代河湟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类型丰富，互动频繁，血统与生活习俗混融加深，民族文化与普同文化共存的总体特征。影响这一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因素主要有国家治理的主导作用、内地化进程的加快和确立、各民族依赖程度加深的经济关系、官方教育的推动力增强以及各民族文化相对均衡的发展。

基于历史文本和生活情境，客观多维度考察清代河湟地区的社会面貌，可以看到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互补、互惠、互利的交往形态占据了历史的大多数时段。在共同时代、共同地域、共同物质利益及精神追求的基础上，各民族通过对自身文化的改造以及对他文化的适应和吸收，构建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社会结构、经济网络和文化系统，首先在局部结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文化上呈现出深刻的交流交融。对这一地区文化格局的深度剖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提供了典型个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