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20世纪敦煌汉文叙事文献英译研究：缘起、方法与框架

一 研究缘起和意义

敦煌遗书或敦煌文献指以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书为主体，在敦煌全境出土古文献的总称，分为藏经洞、土地庙、莫高窟及敦煌境内的古墓、烽燧等其他地点出土的写本、刻本类文书，其中20世纪初王圆箓道士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文书最多（李并成，1996: 48）。敦煌文献现存七万多件，其中主要为汉文文献，达六万件以上（张涌泉，2013: 9）。目前收藏于英国、俄罗斯、中国、法国、日本、德国、奥地利、美国等国家的图书馆、研究所和档案馆。就年代而论，敦煌文献的成书时间跨越自东汉、三国、魏晋到宋代的十多个朝代。就内容而言，敦煌遗书可分为宗教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前者包括经律、经国、疏释、仔海文、僧传、赞文、发愿文等，后者除了经、史、子、集，还有涉猎百科的官私文书；就文类而言，叙事文本是敦煌文献的主体部分；就语言而论，敦煌文献的撰写包括了梵文、吐蕃文、龟兹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和突厥文等十多种文字（盛文林，2014: 119-120）。

叙事指按一定顺序将“事件”呈现给读者的行为或行为的结果，它是传承文化、交流思想和记录历史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叙事文献是记录叙事内容的有形载体，它展现了特定文化语境中社会主体的行为及其行为方式（Chatman, 1978: 25），通过解读叙事文献中载录事件的叙述语句，可获取历史经验、理解社会世界（Labov, 1972: 359 - 360; Somers, 1992:600），探究文化传播（Baker, 2006a: 8 -9），为此它是文化及跨文化研究的重要语料形式。作为敦煌遗书的重要部分，叙事类敦煌文献（或敦煌叙事文献）讲述着中国传统的宗教哲学，载录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民间文学和社会文化。随着20世纪初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将大量敦煌遗书运至英、法、德等国家，敦煌叙事文献在西方文化语境逐渐被研究、讲释和翻译，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由于20世纪以来，敦煌遗书中被译介最多的是叙事类文献，而英语则是最为广泛采用的目标语，为此，敦煌叙事文献的英译活动研究，是描写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译规范、“重构”敦煌文化翻译史、传播史的途径。

目前，敦煌文献的翻译研究可分为两类：敦煌文献相关的古代翻译活动研究；敦煌文献的近、当代译介研究。前者主要指探究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活动的史学研究；后者多是对20世纪以来英、德、法等目标语文化语境中，所刊布、发行敦煌文献译作的评析，尤其是从文学、史学角度，针对敦煌叙事文献英译本的点评和赏析。虽然部分学者已经提到了翻译语境、译者决策等问题，但并未对其作深入探析。尽管研究者多认为，由于受制于文献的抄录条件和作者教育水平等因素，敦煌叙事文献在书写、行文以及叙事结构等方面通常会有错讹和疏漏，译者通常会调整目标语文本的语篇结构和叙事策略，然而对于译者普遍如何调整、其翻译策略的规律性如何、译本在英语文化语境如何被接受和传播等问题，尚未有专门论述。换言之，上述敦煌叙事文献的英译研究多是针对翻译个案的规定性分析，目前还鲜有系统对比双语叙事结构和文体特点，探究策略规律、翻译规范、文化功能等问题的专题描写翻译研究。

描写翻译研究以译本在目标语语境的“接受性”为起点，通过双语平行语料的对比分析，收集可观察的实证数据，在归纳译本特点及双语转换策略的基础上，概括译者翻译行为的规律性、“重构”翻译规范，并从社会、文化关系、情景语境因素等方面对其寻求解释，逐渐构建关于翻译活动“功能”“产品”和“过程”的规则系统和理论（Toury, 2004: 15; 2012:93-110）。有必要采用描写翻译研究方法，探究敦煌叙事文献的英译活动。尽管马祖毅、任荣珍（1997）对汉籍外译史做过系统梳理，但并未论及敦煌文献的外译问题，该研究也是“书写”敦煌文化翻译史和传播史的内容。

简言之，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和学术意义。一方面，全球化语境下敦煌文献英译规范的“重构”，能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文化品牌的国际推广，提供跨文化交流层面的方法论依据；另一方面，该描写翻译研究也是从“功能”“译本”和“过程”三方面，构建汉—英翻译理论的途径，当然也是“书写”20世纪敦煌文化传播史和翻译史的重要内容，故此，具有一定的翻译学和历史学价值。

二 研究范围与目的

本书是一项关于20世纪敦煌叙事文献英译活动的描写翻译研究，其目的是通过探析目标语文本的叙事结构和文体特点，收集翻译活动规律的“可观察”文本证据，“重构”敦煌叙事文献的英译活动规范，并构建叙事文献的翻译活动方法论。鉴于现有敦煌叙事文献的英译多完成于20世纪，本书选择以“20世纪”特定的历史语境为参照，考察制约翻译活动的规范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关系；同时，考虑到汉籍外译活动的主要实施者是国外汉学家（马祖毅、任荣珍，1997: 6-7），而英译敦煌叙事文献多数以中国传统宗教哲学、民间文学、社会文化等为主题，故本书主要针对20世纪历史语境中，西方汉学家对载录中国传统文化的敦煌叙事文献的英译活动。书中的敦煌叙事文献，指敦煌遗书中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信息的叙事类文献，具体包括：叙事性宗教典籍，如《六祖坛经》《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唐五代以来流行的说唱类通俗文学叙事作品；民俗、历史、军事等主题的纪实性叙事文献。书中的英译文本，其源语文本为敦煌汉文写本、写卷或是经过整理的敦煌汉文叙事文献，或者其源语文本本身也是敦煌汉文叙事文献的翻译版本。一般而言，书面文本的呈现方式无外乎叙述、描写、说明和议论。出于所选语料文类的统一性考虑，本书所针对的叙事文本指语篇主体内容是叙述事件（自发事件或行为），而非事物特征描写、事理说明或观点论辩的敦煌汉文文献及其英译文本，也不包含具有叙事属性的词文、诗、押座文等敦煌纯韵文。

三 研究方法与框架

作为一种自然情景的非控制性实证研究，描写翻译研究以译本在目标语中的接受为出发点，其实施过程可分为语料描写和理论解释两个步骤。前者包括语料收集与筛选、文本特征的对比与统计、翻译策略规律的归纳与概括，以及基于文外语境信息的翻译规范重构等环节；后者即构建翻译活动产品（译本）、过程和功能的理论解释，以及翻译活动方法论。需要指出，描写翻译研究的对象并非仅是翻译文本，而主要是生成翻译文本的具有特定社会—文化属性的翻译活动。翻译活动是译者在特定动机的驱使下，在不同社会分工的委托人、出版商和目标语读者的参与下，将源语文本转化为对所有参与人都有意义的目标语文本的过程（Sang, 2018: 129）。活动理论是解析社会活动功能及其实现机制的哲学框架，采用该框架，可对双语语料描写的结果进行解释和理论提炼，从而实现进一步认识敦煌文献翻译活动的目的。

（一）理论框架：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滥觞于20世纪早期，最初指维果斯基（L.S Vygotsky）等人提出的心理学社会—文化历史学派，后经里昂提耶夫（Leontjev, 1978; 1981）、恩吉斯特罗恩（Engestron, 1999）等人的发展，逐渐演进成一个探究社会活动的多学科框架，现已应用于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研究领域。基于该框架，斯坦纳（Steiner, 1988: 144-173）探讨过儿童语言的发展问题，他提出语言使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活动；兰多夫（Lantoff, 2000）据此构建了二语学习的社会—文化理论；凯拉里（Kiraly, 2000）提出了译者培养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论；切斯特曼（Chesterman, 1997: 88-90）和金努能（Kinnunen, 2010: 125 -165）以活动理论为参照，分别探讨了翻译策略及口译译员的能力与需求等问题。需要指出，桑仲刚（Sang, 2011: 291 -306; 2018:125-141）构建了解释翻译活动实现过程及译者策略选择机制的活动理论模式，该模式可作为对翻译活动的描写发现进行“理论解释”的理据。

具体而言，翻译活动是一个受“社会规则”制约的系统。翻译活动的构成要素包括译者、源语文本或没有文本形态的源语思想和观念（指伪译）、目标语文本、双语转化工具（目标语语言、翻译工具、双语词典等），以及由不同社会分工的委托人、出版商和目标语读者构成的翻译社团。由于实施和参与翻译活动的社会成员需求、动机不同，其视角、声音、利益也会不尽相同，故此在活动实施过程中，便会产生对社团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社会规则”。通常“社会规则”可分为翻译相关的法律、规章等强制性规则，以及在大量同类翻译活动中形成的翻译规范、职业伦理、意识形态等规约性规则。“社会规则”除了协调实施者、参与者的“声音”和利益，保证目标语文本对所有参与者都有意义，还有确保翻译活动“合法性”的功能。所谓“合法性”，指翻译活动的结果即目标语文本，既能够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又不会妨碍其他社会个体的利益和权力（Sang, 2018: 130）。“社会规则”是制约翻译活动的系列社会—文化语境因素的体现。

根据活动理论，受“规则”制约的翻译活动通过“目的导向”（goal-directed）的情景翻译行为（situational translation action）来实现，而翻译行为最终通过受“条件”制约的惯例化操作行动（routinized translation operations）来实现（Sang, 2011: 291）。换言之，翻译活动是从情景行为到操作行动逐层实现的，“目的导向性”和情景性是翻译行为的特点，受客观条件制约的翻译操作行动具有惯例化和程序化的特点。所谓“目的导向”，指译者依据其在特定翻译情景中的个人意图，实施翻译行为方案。翻译行为目的是译者主观意图在翻译情景的客观化，翻译情景包括时间、场合、翻译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委托人和出版商的诉求、目标语读者的期待等要素。制约翻译操作行动的“条件”，主要指因双语语言、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的翻译问题、译者的语言选择惯习、翻译工具水平、翻译能力等因素。所谓翻译问题，指每位译者在操作行动中都会面对的双语转换任务，具有客观性或主体间性特点（Nord, 2006: 166），它主要因在目标语中不能完整重构的源语语篇特征、语言表达和文化意义而产生，它是制约翻译操作行动的客观“条件”因素。面对翻译问题，译者须对源语语篇内容、形式或功能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进行调整、解释、替换、补充或修订。

翻译语境既指影响、制约和促成翻译活动的诸多因素，更指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为译者的翻译决策和语言选择提供依据的动态过程（Sang, 2018: 127）。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规范、职业伦理、意识形态、法律规章等社会—文化因素，被操作化为“规约化译本功能”，即在大量翻译活动中形成的，同类译本所产生的既能被所有活动参与者所接受，又符合翻译社团“社会规则”的语境效果（Sang, 2018: 130）;“译本的情景功能”指译本在特定翻译情景中产生的与译者意图相符的语境效果，它是翻译目的和其他情景因素的具体体现；在译本功能和源语文本功能一致的情况下，后者是操作行动中翻译问题的决策依据。换言之，在翻译活动实现过程中，译本的规约化功能、情景功能和源语文本功能，分别是社会—文化因素、情景和条件等分层语境因素的操作化，它们依次调控、导向和促成了译者的翻译决策和语言选择（Sang, 2018: 134 -135）。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语境既是翻译活动的制约，又是译者的决策资源（strategic resource）（Baker, 2006: 328; 332）；翻译活动便成了译者参照诸多制约语境因素，展示其主体性的语言使用过程。

活动理论强调以历史—发展的视角考察社会活动；发展不仅是活动理论的研究对象，更是研究的方法。首先，实施活动的技术手段和操作工具是不断演进的，技术和工具的革新是活动发展水平的标志。其次，活动社团的社会规则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社会规则是伦理规约、意识形态、法律规章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具体体现，这些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也不尽相同。就翻译活动而言，其操作工具包括双语词典、翻译语料库等，技术手段有人机耦合的机助翻译、在线翻译平台（Google Translator、有道翻译）等，这些均处于动态发展中。根据科兹洛娃、普雷萨斯（Kozlova & Presas, 2005: 610）的研究，译者的翻译能力由工具能力、心理—生理水平、双语能力、语外交际能力（extra-linguistic sub-competence）、策略能力等构成。通常，一个职业译员翻译能力的构成成分也是不断演进发展的。除此之外，在对同一个源语文本反复翻译的过程中，先期出版的译本很大程度上为后译者的翻译决策和语言选择提供了参照，也就是说成了后译者实施翻译活动的“工具”。为此，在对20世纪敦煌汉文叙事文献的英译研究中，有必要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翻译活动进行区分，除了对比同一个汉语文献多个译本的叙事结构和语篇特点，还应考虑不同时期影响、制约和促成翻译活动文外语境因素的差异性。

（二）双语平行语料的描写与分析

“语篇和语境特点”是文本分析的主要内容。与其他英美学派的语篇分析理论相比，范·迪克（Van Dijk, 1975; 1979;1980）的语篇结构模式更具操作性。以此为依据，通过对比汉—英双语叙事文本的语篇结构和特点，可收集关于译者翻译策略的文本证据。由于本书只针对叙事语料，为此双语文本分析中还需考虑叙事文本的语篇特征。

范·迪克（1975; 2014）的语篇分析理论经历了一个从语篇结构、语篇认知逐渐转向文外语境的过程，他的语言思想融合了转化生成语法和功能主义语言观，既强调意义是文本和语境交互的结果，又提倡语篇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依据“语篇语法”理论，读者是将语篇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结构来认知和解释的，该结构即语篇宏观结构；宏观结构是关于语篇宏观命题的整体结构，宏观命题（即主题）是在“删减”“归纳”“建构”等宏观规则的基础上，对一系列有序的局部微观命题进行推理和归纳而获得的（Van Dijk, 1980: 85 -91）。命题是由主词和谓词构成的逻辑语句，主词通常由名词、名词短语或者另一个命题构成，谓词则主要是动词、副词、形容词、介词短语和语义衔接手段。在逐级演进、生成宏观命题的认知过程中，局部命题本身是其相应上级命题的主词。与语篇微观命题、宏观结构相对应的是微观结构和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前者指关于句群、句子及其衔接手段、词组、词、词素和语音形式特点的表层结构；后者则指语篇的整体图式化表层结构，比如小说叙事结构、议论文论辩图式等（Van Dijk, 1980: 107-122）。

关于叙事文本的上层结构分析，桑仲刚（2014: 9）曾在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自译研究中，采用了由叙述形式、叙述内容和叙述信息构成的分析框架。其中叙述内容指人物及其行为、自发事件和场景；叙述方式（mode of narration）包括评论、描述、转述和言语。描述即对场景、人物及事态属性或特征的语言呈现；转述指叙述者对人物行为的介绍和概括；言语即人物思想或意识的直接表达形式，有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之分，内部言语又可分为思想和感知两个层次（Bonheim, 1982:18-34）。所谓评论，指叙述者对故事内容即事件、人物和场景的概括、评价、判断或对自己叙述行为所做的解释（Chatman, 1980: 228），它是叙述者的“声音”，是对叙述进程的干预，是其主体性的体现。叙述评论可分为信息、表情和感染评论三类。信息评论是为了弥补和受述者共享信息的不足，或者为了保证某一情景中叙述交际的顺畅，叙述者提供的客观事实、背景信息，或对上文所述事件进行的概括和归纳；表达性评论即明显流露叙述者的情感倾向和价值立场的叙述评论；感染性评论指具有“呼吁”功能，意在缩小受述者和叙述价值规范的距离，使其对叙述的整体伦理或审美规范产生“同情”的评论。

叙述信息属于叙事文本的深层语义结构，有明晰和隐含之分（Prince, 1982: 35）。明晰信息是通过解析叙述语句的逻辑语义结构，便能直接获取的叙述信息；隐含信息指需要对叙述语句和交际语境进行综合推理，方能获得的叙述信息。由于叙事文本相关的交际行为可由下至上地分为三个层次：叙事人物间的语言或副语言交际行为、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的语言交际行为、现实作者与读者之间以叙事文本为媒介的语言交际行为，故此交际语境和隐含叙述信息也有层次性特点。一般而言，现实作者是各层隐含信息语言线索的提供者，而叙述者是其与受述者交际层面和人物交际层面隐含信息的操纵者，所以每一层隐含信息对于其本层和上层交际行为的发起者而言是外显的、明晰的，所谓“隐含”仅是针对相应交际层次的受众而言的。当然，就文学叙事文本而言，作者和读者的交际是前者将自己的情感、价值、思想和意识等图式化，然后由后者结合特定的语境因素和主体因素，从认知和审美上填补具体叙事“未定点”的过程（Dziemidok & McCormick, 1989: 29 -33），为此，读者获取的隐含信息并非作者能够设定和操控的。

此外，现实读者通过叙事文本所获取的隐含叙述信息，不但来自叙事人物和叙述者的交际层面，更包含其参照文本语境进行推理而获得的信息。由于文本语境至少有社会—文化和情景语境两个层次（Halliday, 1985: 11），从读者角度来讲，其所阅读叙事语篇中的隐含叙述信息，便有社会—文化和情景隐含信息之分。需要指出，隐含信息能增强认知难度、延长审美过程，具有产生诗性效果（poetic effect）的功能（Sperber &Wilson, 2001: 222），它是叙事文本的语篇特质。故此，本书侧重隐含叙述信息的分析。

需要指出，由于“主题”相关性被分配到文本和语境的各个方面（Van Dijk, 1979: 113），无论是对于叙述话语、叙述方式，还是叙述内容的深、表层结构，它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分析参数。这样，基于桑仲刚（2014: 172）叙事语篇的图式结构分析框架，可用图1.1规划本书敦煌文献叙事结构的分析参数：

此外，考虑到语域是情景语境因素在语篇结构中的具体体现，为此它是本书文本语境分析的内容。基于韩礼德的功能主义语法理论，斯坦纳（Steiner, 2004: 14）进一步划分了语域的语场、语旨和语式等三个层次，具体如图1.2。

如图1.2所示，语场、语旨、语式是自上而下构成语域的三个方面。语场又可内分为经验域（experiential domain）、目的导向（goal-orientation）和语言活动（activity）三个变量。经验域指语篇或话语涉及的话题主旨领域（subject area/field），它直接通过语篇的词汇场、术语、词汇链、标题、题名和及物性等方面来实现；目的导向指属于同一文类文本的规约化目的或功能，包括指示、说服、论辩、描写、说明和叙述等。所谓社会活动，指语言使用者为了满足其需求而发起的生产、交换、交流、消费等社会实践（Steiner, 2004: 14 -16）。按照“专业度”（technicality），可将社会活动依次分为技术、专门、常识和日常四类（Eggins, 1994: 67）。

语旨主要指影响语言选择的人际关系和场合等因素，具体可分为施动角色（agentive role）、社会角色、社会距离和情感。施动角色即语言交际行为中作者和读者、说者和听者、信息给予者和接受者、卖方和买方等符号性角色在语篇中的体现，具体通过语篇的情态、语气、基调等实现；社会角色可从社会阶层、专长水平、教育水平等层面进行分析；社会距离指语言交际参与者对语境空间（contextual space）的占有程度，这取决于说者和听者之间互动的频率和范围；情感指对语篇中自我、他者、语篇主旨等内容的情感态度（Steiner, 2004: 16 -18）。语式包括语言角色、信息通道和媒介模态三方面。其中语言角色指文本或话语在交际活动中的地位是主要（constitutive）还是次要的（ancillary），前者即文本对于语言活动的重要性，后者指在非语言活动的作用和价值；语言交际的信息通道分为视听两种；媒介模态指语言交际的书面、口头、数字等媒介形式（Steiner, 2004: 18-20）。以上便是本书双语文本语境特点分析的参数。

（三）数据收集和分析

本书以考察译本在目标语语境的接受性为出发点，参照上述语篇和语境分析参数，试图通过对敦煌汉文叙事文献及其英译本的宏、微观语篇结构的对比，收集关于译者语言决策特点的文本证据，并基于所收集的文外语境信息，重构20世纪敦煌叙事文献的翻译活动过程及翻译规范。本书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处理译本接受性、翻译策略特点和翻译语境三方面的数据。对于敦煌叙事文献英译的接受性问题，基于谷歌英文图书数据库（1800—2008），采用谷歌图书 N 元语法检视器（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为检索工具，探究敦煌叙事文献英译关键词引用频率的变化，同时对亚马逊等书刊销售网站的读者评论，和好读网（Goodreads）等读书社区网站的评论进行内容分析。关于叙事内容和文本深层语义信息，本书首先根据上述参数对比双语语料、收集“可观察”数据，采用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归纳、概括，进而构建“盖然性”的结论。所谓“盖然性”，指假如条件X存在，行为特征Y出现的概率就会更大或更小（Toury, 1995: 265）。由于本书的研究语料包含文学和宗教类文本，同时部分源语文本是古代写本，其文字排列中难免存在错讹和纰漏，而学界对特定词句的解释和辨析也会有差异，对此，本书拟参照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收集内容分析的数据。

（四）本书的内容框架

参照描写翻译研究的程序，本书正文可分为十章。第一章介绍本书的研究缘起、方法设计和内容框架。第二章梳理敦煌叙事文献翻译活动及相关研究成果。第三章是西方文化语境中敦煌汉文叙事文献英译的“接受性”研究。第四章至第八章是双语平行语料描写，旨在收集敦煌汉文叙事文献英译产品及翻译策略规律的“文本证据”：第四章对比、分析敦煌本《六祖坛经》各个英译本的叙事结构和文体特点；第五章探究《伍子胥变文》不同英译本的叙事结构和文体特点；第六章针对《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的英译叙事结构和文体特点；第七章描写《敦煌歌谣故事集》中其他英译本的叙事结构和文体特点；第八章针对《降魔变文一卷》《张义潮变文》的英译叙事结构和文体特点。第九章概括20世纪敦煌汉文叙事文献的英译活动规范，对该类翻译活动及其语境化实现过程进行解释性重构，在此基础上，修订了“复译假设”，并从“翻译伦理”的角度分析了翻译活动策略的“正当性”，最后还描述了20世纪以来敦煌汉文叙事文献的翻译景观。第十章基于所收集的“文本证据”和活动理论，探究了叙事文献翻译活动方法论，归纳并提出了叙事文献翻译中“声音策略”的应用原则、药名诗等造语的翻译理据，以及基于“问题”的翻译批评模式。简言之，本书的研究重点是描写敦煌汉文叙事文献英译的语篇特点和翻译策略规律，“重构”敦煌汉文叙事文献的英译活动规范，其目的在于从“功能”“产品”和“过程”等方面，构建20世纪敦煌汉文叙事文献英译活动的理论解释，并解析叙事文献翻译活动的方法论决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