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国文学批评视野中的厄普代克
国外对厄普代克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仅在美国学术界，迄今就已出版了关于厄普代克的研究著作60余部，以平均每年一部的速度在增长。这些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厄普代克研究论文集和厄普代克研究专著。
最早的论文集是由肯尼斯·汉密尔顿（Kenneth Hamilton）于1967年编辑的《约翰·厄普代克：评论》（John Updike：A critical essay）。1979年，由大卫·托尔布恩（David Thorburn）和霍华德·爱兰德（Howard Eiland）合作编辑了《约翰·厄普代克：评论文集》（John Updike：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1979）。时隔三年，威廉·R.麦克诺顿（William R.MacNaughton）又选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收录到《约翰·厄普代克评论》（Critical Essays on John Updike，1982）一书中。1987年，哈罗德·布鲁姆编辑了《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2]，这是“切尔西之家”发行的“现代批评见解”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它收录了几位重要评论家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所论及的内容涵盖了厄普代克已出版的主要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布鲁姆为这部论文集所撰写的评论性引言，其中的一些观点被多次引用，他认为厄普代克的作品永远也不可能被归入美国经典文学之列[13]。这一观点具有很强的个人主观偏好，对厄普代克而言有失公允，后来很多非议厄普代克的文章都会引用布鲁姆的这一观点。1999年，詹姆斯·耶基斯（James Yerkes）编撰的《约翰·厄普代克与宗教：神圣的意识与优雅的举止》（John Updike and Religion：The Sense of the Sacred and the Motions of Grace）是一部重要的论文集，耶基斯是摩拉维亚学院的神学教授，这部著作中收录的论文都是关于厄普代克的宗教研究，对我们掌握厄普代克的宗教思想很有帮助。2000年，劳伦斯·R.布罗尔（Lawrence R.Broer）编撰了《兔子的故事：约翰·厄普代克“兔子”小说中的诗性与政治》（Rabbit Tales：Poetry and Politics in John Updike's Rabbit Novels），收录了12位知名评论家的研究论文。2005年，杰克·德·贝里斯（Jack De Bellis）编辑出版《约翰·厄普代克：“兔子”传奇评论集》（John Updike：The Critical Responses to the “Rabbit” Saga），这部论文集共收集了27位批评家关于“兔子四部曲”的34篇评论文章，这些文章的来源是各学术性刊物以及主流媒体，它们分别运用了历史传记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文化批评等多种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2006年，剑桥大学出版了《剑桥文学指南：约翰·厄普代克研究》（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hn Updike），指南收录的论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厄普代克的创作主题，另一类论文主要讨论厄普代克文学创作中的具有争议性的内容。这些文章阐述了作家对美国文学传统的吸收，以及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文化变迁在厄普代克创作主题和艺术手法上的反映。
厄普代克研究专著是衡量关于他的研究已达到何种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关于厄普代克作品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迄今为止，已有40余部研究专著问世。为了能更清晰地描述厄普代克在国外的研究状况，依据国外对厄普代克研究的几个主要方向，本书拟从厄普代克与美国文学传统研究、主题研究、艺术手法研究三方面梳理一下相关的研究成果。
Ⅰ.厄普代克与美国文学传统研究
厄普代克曾在多种场合下谈论到美国文学传统对他的影响，认为美国文学传统中的一些内容已经根深蒂固于他的思想中，成为他的一种创作本能，“我不是说我能够表达得像麦尔维尔或是詹姆斯一样出色，但是他们作品中流露的热情和倾向早已存在于我的骨子里了”[14]。学术界对厄普代克与美国文学传统关系的研究主要在横向与纵向两个方向上进行，纵向主要考察厄普代克对传统的继承与吸收，横向方面则倾向于描述厄普代克与同时代作家在共同主题上的不同表述。
纵向考察较早的专著有拉里·E.泰勒（Larry E.Taylor）和哈里·T.摩尔（Harry T.Moore）于1971年共同撰写出版的著作《约翰·厄普代克小说中的田园化与反田园化模式》（Pastoral and Anti-Pastoral Patterns in John Updike's Fiction）。在这部著作中，泰勒讨论了一个美国文学自殖民地时代就已存在的传统主题——对农村生活的理想化或排斥性塑造，他认为厄普代克的作品中这两种创作倾向同时存在。泰勒不仅梳理了这一二元对立的主题在既有的作品中的表述状况，而且具体分析了厄普代克在处理这个主题时所采用的与传统的关联和创新的手法。2000年，威廉·H.普理查德出版了一本专著《厄普代克：美国的文人》（Updike：America's Man of Letters），他将厄普代克置于美国文学的大背景下，从创作主题、文学影响以及文学关系等角度，考察了厄普代克的各种体裁的作品，认为厄普代克在美国文学中与纳撒尼尔·霍桑、威廉·迪安·豪威尔斯及埃德蒙·威尔逊一脉相承。“确实，霍桑与豪威尔斯主要是小说家，威尔逊是评论家，但每一位都有很多供他学习的地方。”[15]普理查德的著作反映出他对厄普代克作品以及当代文学总体状况的熟稔，例如，在讨论“兔子”系列小说的风格时，普理查德注意到乔伊斯对它的直接影响，但是，他认为更重要的影响来自道恩·鲍威尔（Dawn Powell）和乔伊斯·卡里（Joyce Cary）。2008年，凯瑟琳·莫莉（Catherine Morley）的著作《美国当代小说中的史诗追诉：约翰·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思和唐·德里洛研究》（The Quest for Epic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John Updike，Philip Roth and Don DeLillo）问世。这部著作着眼于在史诗和小说这两种文学体裁共同作用下的当代美国文学，清晰描绘了史诗从远古开始，经由乔伊斯，直到当代的美国文坛的发展脉络，并且阐释了这一传统对美国当代作家，包括对厄普代克的影响。
厄普代克与同时代作家的横向比较是研究厄普代克与美国文学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代表性的著作有罗伯特·约瑟夫·奈东（Robert Joseph Nadon）于1969年出版的《当代美国小说中的城市价值：索尔·贝娄、约翰·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思、伯纳德·马拉穆德以及诺曼·梅勒小说中的城市研究》（Urban Values in Recent American Fiction：A Study of the City in the Fiction of Saul Bellow，John Updike，Philip Roth，Bernard Malamud，and Norman Mailer），大卫·D.加洛韦（David D.Galloway）于1970年出版的《美国小说中的荒诞英雄：厄普代克、斯泰隆、贝娄和塞林格研究》（The Absurd Hero in American Fiction：Updike，Styron，Bellow，Salinger），1985年，唐纳德·J.格雷纳（Donald J.Greiner）出版的《美国小说中的通奸主题：厄普代克、詹姆斯和霍桑研究》（Adultery in the American Novel：Updike，James，and Hawthorne）。同年，乔治·J.瑟尔斯（George J.Searles）在《菲利普·罗思与约翰·厄普代克小说研究》（The Fiction of Philip Roth and John Updike）中，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比较了厄普代克与犹太作家罗思小说中的异同，他认为这两位以美国中产阶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家的作品中表现了一些共同主题，如对人际关系、个人道德责任、物质主义危害等问题的探讨；阐述了两位作家的不同之处：罗思作品中的社会批判聚焦于由少数人组成的知识分子团体，通常以第一人称叙述，而厄普代克的批评主要针对主流文化，通常采用全知的第三人称；在罗思小说中社会背景是次要因素，他更注重人物思想的记录，而在厄普代克的小说中，社会背景描述是小说的中心元素。1988年，玛格丽特·M.加勒特（Margaret M.Gullette）从表现中年生活的角度，发表了《人到中年终于安全了：索尔·贝娄、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安妮·泰勒与约翰·厄普代克中年生活小说中的创新》（Safe at Last in the Middle Years：The Invention of the Midlife Progress Novel：Saul Bellow，Margaret Drabble，Anne Tyler，and John Updike），她认为这些小说共同表达了人到了中年之后，思想成熟与体力下降之间形成的张力，这种张力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
Ⅱ.主题研究
厄普代克小说的主题可以归纳为“宗教、性和美国”[16]。宗教被放在了第一位，是其小说中永恒的主题。他的23部长篇小说中，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宗教。厄普代克小说中的宗教思想也成为评论家们不厌其烦地探讨的重心，关于其小说的宗教研究已经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第一部关于厄普代克小说中的宗教研究是1970年爱丽丝和肯尼斯·汉密尔顿撰写出版的《约翰·厄普代克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John Updike）。之后又相继出现几部有价值的关于厄普代克的神学研究专著，1980年乔治·亨特（George Hunt）出版的《约翰·厄普代克和三件重要的秘密：性、宗教与艺术》（John Updike and the Three Great Secret Things：Sex，Religion，and Art），拉尔夫·C.伍德（Ralph C.Wood）的《救赎的喜剧：四位美国小说家的基督教信仰与喜剧表述》（The Comedy of Redemption：Christian Faith and Comic Vision in Four American Novelists），约翰·尼亚里（John Neary）的《存在与虚无：约翰·厄普代克与约翰·福尔斯的小说研究》（Something and Nothingness：The Fiction of John Updike and John Fowles，1992），马歇尔·鲍斯威尔（Marshall Boswell）的《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研究：行动中的被掌握的反讽》（John Updike's Rabbit Tetralogy：Mastered Irony in Motion，2001）。
此外，上文提及的神学教授詹姆斯·耶基斯编选的论文集《约翰·厄普代克与宗教：神圣的意念与优雅的行动》收录了关于厄普代克作品宗教研究方面的论文。全书将15篇研究论文分为三部分：厄普代克与宗教之维、厄普代克与基督教、厄普代克与美国宗教。约翰·尼亚里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将神学中关于上帝的本真存在与现实存在这一二元对立观念作为厄普代克与福尔斯研究的切入点，就厄普代克与福尔斯的几部作品，在结构和主题方面作平行研究。依据卡尔·巴特的辩证神学、列维纳斯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当代德里达、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理论，结合两位作家对存在主义以及宗教神学长期存在的兴趣，尼亚里得出结论：福尔斯的后现代主义以及超小说实验反映出加缪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在其创作中产生的影响，而厄普代克的现实主义则表现了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的神学思想。马歇尔·鲍斯威尔在《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研究：行动中的被掌握的反讽》中，从克尔凯郭尔提出的哲学层面的“反讽”概念入手，分析这一概念在“兔子四部曲”中的表现，以此最终观照厄普代克的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在宗教研究方面，鲍斯威尔认为厄普代克在作品中反映了巴特神学观的三个中心论题：险恶的辩证观、“存在与虚无”的概念、对无法证实的上帝的争论。[17]
厄普代克的小说主要以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为描述对象，作品往往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真实的历史事件穿插于日常生活的细腻描写中，从而艺术地再现了美国社会的生活状况以及近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那些小说中关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描述要比历史书表达的历史还要多。”[18]例如“兔子四部曲”描述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近40年的美国社会和文化变迁，涉及越南战争、美苏冷战、阿波罗登月、能源危机等一系列美国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一部展示当代美国社会的生活画卷史。因此，文化研究也成为厄普代克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早在1971年，蕾切尔·C.伯查德（Rachael C.Burchard）就分析研究了约翰·厄普代克的两部诗集、五部长篇小说和四部短篇小说集中的主题延续与分化，描述了厄普代克思想上的变化，并指出厄普代克笔下的主人公是一群通过宗教和性寻求救赎的孤独的探寻者。其他有代表性的专著有菲利普·H.沃恩（Philip H.Vaughan）的《约翰·厄普代克的美国印象》（John Updike's Images of America，1982），爱德华·P.瓦戈（Edward P.Vargo）撰写的《暴风雨和烈火：厄普代克小说中的仪式》（Rainstorms and Fire：Ritual in the Novels of John Updike，1974）。戴沃·I.瑞斯托弗（Dilvo I.Ristoff）于1988年和1998年分别出版了系列专著《厄普代克的美国：约翰·厄普代克“兔子三部曲”中的当代美国历史表述》（Updike's America：The Presenc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History in John Updike's Rabbit Trilogy）和《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歇了〉：适当的历史表述》（John Updike's Rabbit at Rest：Appropriating History），这两部专著把厄普代克描述为一丝不苟的历史记录者，并且详细阐述了厄普代克在创作中系统地表现当代美国历史的原因及方式。朱迪·纽曼（Judie Newman）的《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88）分专题详细阐述了厄普代克的虚构作品与真实社会的关联。2001年，D.昆廷·米勒（D.Quentin Miller）发表专著《约翰·厄普代克与冷战：拉上铁幕》（John Updike and the Cold War：Drawing the Iron Curtain），揭露冷战这一历史事件对厄普代克创作的影响。米勒认为厄普代克的创作生涯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正是美苏冷战形成的时期，这导致厄普代克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中，往往同时具有乐观与焦虑两种矛盾的情绪。米勒声称厄普代克在作品中，经常描写冷战时期紧张氛围中的国内生活与文化状态，这种紧张情绪导致了主人公不稳定的精神状态，这种描写实际上反映出厄普代克内心世界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用来解释他笔下人物行为的无目的性。2006年，彼得·J.贝利（Peter J.Bailey）在《救赎的兔子：厄普代克小说中的信仰戏剧》（Rabbit（Un）Redeemed：The Drama of Belief in John Updike's Fiction）中，探讨了无处不在的信仰与怀疑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几乎存在于厄普代克所有作品中。贝利在研究了“奥林格”系列小说、“兔子四部曲”、《圣洁百合》、《回忆兔子》等作品，以及厄普代克访谈录的基础上，将“兔子四部曲”定义为作者的精神自传小说。他认为厄普代克借助于阿姆斯特朗这一角色，表达了自己关于人类认识方面的伦理和美学信条，厄普代克“兔子”系列小说是美国后基督教与后现代主义在文学上的完美结合。
厄普代克在作品中描绘的两性关系，以及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女性主义批评家争论的焦点。厄普代克以女性为主角的长篇小说不是很多[19]，尽管厄普代克自己说“美国小说中在表现女性方面很薄弱，我已尝试着去刻画一些女性形象，我们对女性审视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是达到文明的高度或是退化”[20]。但是一些女性主义评论家仍然不满于厄普代克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以及他作品中的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她们认为厄普代克患有“厌女症”。这方面的批评，有代表性的是伊丽莎白·泰伦特（Elizabeth Tallent）撰写的《已婚男人与神奇骗术：约翰·厄普代克笔下的好色男主人公》（Married Men and Magic Tricks：John Updike's Erotic Heroes，1982）和玛丽·奥康纳（Mary O'Connell）于1996年出版的《厄普代克与父权困境：兔子小说中的男子气》（Updike and the Patriarchal Dilemma：Masculinity in the Rabbit Novels，1996）。玛丽通过对“兔子”小说的研究，发现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对女性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辱骂的描写。她批判了评论界将厄普代克定位为“非暴力作家”的观念，惊讶于他们对隐藏于“兔子”小说中性别压迫和暴力行为视而不见。玛丽不是简单地下结论，将厄普代克归为具有“厌女”情绪的作家，而是一步步考证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是如何表现他的男子气，他的性别身份如何影响他的个性发展、精神转变以及人际关系。
可以看出，这类关于厄普代克小说专题性的主题研究，无论是在成果的数量上还是在研究涉及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要远远超出其他类型的研究。
Ⅲ.艺术手法研究
厄普代克美学观念的核心词汇是“精确”、“模仿”和“贴近生活”[21]。他认为写作必须是“对我们熟知的生活的模仿”[22]。但是，厄普代克对“精确”和“贴近生活”原则的追求并不意味着他是豪威尔斯式现实主义描写的虔诚追随者。豪威尔斯式的现实主义将表现“性和欲望”作为创作的禁区，这与厄普代克的创作倾向大相径庭。厄普代克的作品清楚地表明他不仅仅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风格更多地吸收了纳博科夫式的“丰富炫目的才智和令人欣喜的沉思冥想”[23]。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厄普代克的创作风格可以用“抒情般的”、“注重视觉效果”、“优雅”、“敏锐”等词汇来概括，即便是最偏激的批评者如哈罗德·布鲁姆和D.基思·马洛（D.Keith Marlow）也无法否认厄普代克独特的创作风格。虽然如此，关于厄普代克小说创作艺术手法的研究成果却不是很多，评论者往往是在谈论其小说思想内容时稍带提及他的艺术特色。詹姆斯·斯基夫（James A.Schiff）是美国一位重要的厄普代克研究者，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研究重心落在厄普代克所谓的“次要”作品上，同时关注小说之外的创作领域。斯基夫于1992年出版《厄普代克的版本：重写〈红字〉》（Updike's Version：Rewriting the Scarlet Letter），在这部著作中他就《红字》与“红字三部曲”展开了一场霍桑与厄普代克的对话。这部著作的价值在于，它是第一本研究厄普代克“红字三部曲”的专著。在书中斯基夫从互文性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厄普代克与霍桑在激情、性爱、通奸和身份诉求等主题上的相似与不同表述，并且着重从读者期待、戏仿、叙述视角、文本碎片运用等艺术手法的角度阐述厄普代克如何对霍桑经典名著进行“后现代”重述。斯基夫于1998年出版的《重访厄普代克》（John Updike Revisited）是一部较为全面的厄普代克研究著作。这部专著的出发点是让读者全面了解厄普代克，强调他“不仅是当代一位重要的长篇小说创作者，而且是重要的短篇小说家，评论家和散文家”[24]。以此为宗旨，斯基夫将这部专著的研究对象设定为以下几类：一些备受批评的作品，如《巴西》（Brazil）、《圣洁百合》等；一些被忽视的创作类型和作品，如厄普代克撰写的评论文章、诗歌等；将系列作品如“兔子四部曲”和“红字三部曲”作为整体来解读。斯基夫的这部著作从主题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入手，试图为读者展示一个全面的厄普代克。
关于厄普代克艺术手法研究，另外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是《约翰·厄普代克的人间喜剧：〈马人〉和兔子系列小说中的道德喜剧因素》（John Updike's Human Comedy：Comic Morality in The Centaur and The Rabbit Novels，2005）。布莱恩·基纳（Brian Keener）在这部著作中从喜剧因素的角度分析《马人》和“兔子四部曲”。他认为厄普代克的喜剧作品《马人》和“兔子四部曲”定义了一个喜剧世界以及这个喜剧世界所奉行的道德准则。以往批评家们很少注意从喜剧的角度分析这几部作品，因为他们通常更关注戏剧作品中的喜剧成分。但是在厄普代克的严肃作品中确实包含了很多滑稽、荒诞和具有讽刺意味的场景，它们再现了生活的荒谬以及矛盾的特性。这个荒诞世界在厄普代克的小说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示。作家通常以20世纪后半叶宾夕法尼亚州为背景，通过描写人物承担社会和家庭责任，展示人物的成熟历程和克尔凯郭尔的伦理信条。如《马人》中的考德威尔是一个品格较为完美的人物，而阿姆斯特朗则是一个喜剧角色，他通过不断体验、犯错、改正，最终走向成熟。
以上梳理的是国外关于厄普代克研究的专著成果，关于他的研究论文可以用“难以计数”来形容。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研究论文所关注的焦点较专著来讲更为广泛，对厄普代克的绝大多数长篇小说都有所涉及，而且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也更为多元化。
总体考察国外厄普代克研究状况，不难看出，研究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正如菲利普·罗思的点评，厄普代克在小说、散文、诗歌、文学批评方面均取得杰出成就，但是几十年来，评论界对他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长篇小说上，对他的短篇小说、诗歌研究略显不足，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寥寥无几，而他的散文和评论则被严重忽视。这种状况与他在文学评论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不相对等，厄普代克一生撰写的书评和论文可以合订成五卷，近三千页。他长期为《纽约客》、《纽约时报书评》等刊物撰写文章，为近400本书撰写了书评，研究性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那么作为当代一位颇为活跃的文学批评家，他的评论文章为什么会成为研究领域的一个盲点？詹姆斯·斯基夫（James A.Schiff）在《重访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 Revisited，1998）一书中尝试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25]。根据斯基夫的观点，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学批评已从最初的大众参与文化转变为由学院派主导的精英文化。学院派的批评家们提出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如新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读者反映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并约定俗成地将文学作品评价置于一定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厄普代克那种随笔似的批评文章往往不依据任何理论，他的批评风格被认为“简单”、“过时”，无法进入学院派研究者的视野。（2）近几十年来，大学内的文学批评日益兴盛，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出现了专业的文学批评家。以往传统作家很多都身兼数职，如T.S.艾略特（T.S.Eliot）、伊兹拉·庞德（Ezra Pound）、约翰·克劳·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等人既是诗人或小说家又是评论家，他们写的评论文章不仅为大众接受，并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当代作家中除厄普代克外，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都写过很好的评论文章，但他们的评论文章在当今强调“专业性”的大背景下，很多都被忽视了。因此斯基夫质疑这种忽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学院派们试图保护自己专业领域界线的需要”。[26]
其次，注重考察厄普代克与美国文学传统的关系。研究者们将他放置在美国文学的整幅地图上，作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他们既关注厄普代克对美国文学传统的吸收与继承，也注意到厄普代克对当代美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同时还聚焦于厄普代克与同时代作家的平行关系，分析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的共同与相异之处。多年的研究成果确定了厄普代克在美国文学横向和纵向坐标系中的明确位置。遗憾的是，厄普代克深受欧洲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等人的影响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27]，但到目前为止，仍鲜有相关著作问世，厄普代克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考察成为整个厄普代克研究中相对薄弱的领域。
再次，仅就厄普代克小说研究而言，从研究内容层面上看，国外学者从最初的关注作品中对性、宗教、社会、文化、艺术等主题表现，逐渐延伸到厄普代克小说的艺术手法研究。但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对于后者的研究较前者而言逊色不少。从研究涉及的作品层面上看，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小说一直以来都是众多研究者青睐的对象。“兔子”系列小说的巨大光环在某种程度上遮掩了厄普代克其他作品的风采，形成了厄普代克研究领域中的某些空白点。“兔子四部曲”固然代表了厄普代克最高的艺术成就，但是作家创作的多样性不能就此而被忽视。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学经典重述之风盛行世界文坛，厄普代克也加入了经典的再创作行列。在重构作品中，厄普代克更多地运用了一些实验性的创作手法，我们看到了一个游走于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创作风格之间的厄普代克。但是，即使是英美学界对于厄普代克这部分作品的系统研究也是处于一种缺失状态。目前仅有美国学者詹姆斯·斯基夫就厄普代克的改写作品“红字三部曲”进行过系统研究，出版了著作《厄普代克的版本：重写〈红字〉》（Updike's Version：Rewriting the Scarlet Letter，1992），其他再无系统的相关研究成果问世。
此外，厄普代克作为一位博学的文人，他一生致力于将自己塑造成美国文人的代表，而不仅仅是作家。因而，他在小说创作之余一直孜孜不倦地撰写书评，并形成自己的批评风格。关于这部分的内容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事实上，早在1981年，美国厄普代克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唐纳德·J.格雷纳（Donald J.Greiner）就出版了专著《厄普代克的另一面》（The Other John Updike：Poem/Short Stories/Prose/Play），研究厄普代克长篇小说之外的文学类型。1994年詹姆斯·普拉斯（James Plath）收集出版了《厄普代克谈话录》（Conversation with John Updike），这部谈话录收集了1959年至1993年厄普代克接受的重要访谈记录，内容涉及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诠释、对其他作家的评价以及对美国重要问题的见解，是研究厄普代克的珍贵资料。2013年鲍勃·班契勒（Bob Batchelor）出版的《约翰·厄普代克：评传》（John Updike：A Critical Biography）聚焦于厄普代克的创作生涯、文人经历对作品的影响，将厄普代克从虚构的文本世界拉入真实的美国广阔壮观、变幻莫测的文化景观中考察，是近年来关于厄普代克的一部重要的文化批评专著。
不难发现，厄普代克研究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也许与厄普代克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20世纪后半期是一个理论辈出、多元共存的时代，他的作品一经问世，就会有各种理论从不同角度加以阐释。
中国文学接受与批评视野中的厄普代克。
厄普代克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成名，但是在我国由于中美两国从1949年开始长达近30年的意识形态对峙，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一度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学术界才开始介绍厄普代克，此时距离厄普代克在美国成名已有近20年的时间。从时间上划分，国内对厄普代克的接受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第三阶段为90年代中期至今。
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整个中国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国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阻碍了文化交流，到了70年代末期，由于政治上的松动，国内学者开始尝试绕过存在于意识形态上的障碍，抱着批判与学习的态度，谨慎地引进一些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文学。1979年中美邦交，开始了中美文化交流的新纪元。厄普代克正是在这一政治文化背景下被介绍到了中国。
在中国，约翰·厄普代克的名字并不是同时伴随着他的作品而来的，绝大多数中国读者对厄普代克名字的知晓要早于对其作品的了解。我们较早地发现厄普代克的名字是在一些介绍美国文学发展状况的文章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厄普代克就被学者们偶然提及，只是那时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决定了学者们不能较为客观、公正地看待他在文学上的地位。[28]到了1979年，《外国文学动态》第8期刊登了《黑色幽默和历史：60年代初期的美国文学》一文，已经能够从作品内容的角度介绍厄普代克。同年，《外国文学动态》第12期又刊登了《厄普代克谈美国作家近况》，这是厄普代克撰写的《美国作家近况——在阿拉伯与美国文化交流会议上的讲话》的译文。1980年《外国文学动态》第7期刊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文学》一文，从作家善于对社会形态进行细微的描绘这一角度来介绍厄普代克。1981年《外国文学动态》第4期上刊登《当代美国超现实主义小说简介》，1984年《外国文学动态》第4期再次刊登文章《当代美国文学的银色时代》。在《外国文学动态》刊登的这些介绍美国文学总况的文章中，厄普代克作为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多或少地总被提及。
20世纪80年代初，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被引进了中国。1981年《世界文学》第3期发表了他的《音乐学校》和《分居》两篇短篇小说，译者在前言中提到了厄普代克对于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世界文学》的同期还刊登了厄普代克的介绍性文章。《美国文学丛刊》也在同年刊登了《分居》的另一译本。《外国文艺》在1981年第6期上刊登了厄普代克的另外两篇短篇小说《野鸽的羽毛》和《情欲》。1984年《外国文学季刊》第2期选译了厄普代克的3篇短篇小说《医生太太》、《银城明眸》和《内华达》。
这一阶段国内对厄普代克作品的译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首先，对厄普代克的介绍趋势体现了中国学者对美国文学的一种特有心态，表现出从面到点、从宏观到微观的接受过程。选择将厄普代克置于当代美国文学的背景中，率先加以提及，而不与翻译他的作品同步进行，读者在这样的一种译介过程中接触厄普代克，能够从宏观上较为清晰地把握厄普代克在当代美国文学中的位置，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缺乏相关作品的刊登，也使得读者不能形成自己直观的阅读体验，而只能是被动地去接受文章中的观点，容易造成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在今后的作品赏析中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其次，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介绍文章虽然不像早期两篇文章那样强调阶级对立，但仍主要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出发，着眼于厄普代克作品中所反映的美国社会的矛盾和人物由此而产生的不安和苦闷。与此同时，厄普代克作品中的宗教和性两大重要主题被刻意忽略，几乎没有被提及。这种选择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宗教”和“性”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讲，是绝对禁忌的话题。但是这种人为的刻意夸大作品中的“对立”成分，而忽视其他的做法，很容易误导国内读者将厄普代克简单归类为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行列，甚至于也主导了部分学者的批评观念。最后，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阶段对厄普代克的作品介绍主要集中在短篇小说的翻译上，长篇小说很少见到，除了《当代外国文学》于1984年第1期发表的盛宁翻译的《农庄》。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文史哲》第6期刊登了黄嘉德的评论文章《评约翰·厄普代克的〈莱比特，跑吧〉》，可以称得上国内第一篇关于厄普代克研究性论文。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对厄普代克的译介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学者在这一阶段的评介带有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除此之外，严格地说，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还没有能够形成自己成熟的观点，很多都是从国外评论中直接借鉴而来的。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对厄普代克的译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第一阶段以译介短篇小说为主，那么到了第二阶段，长篇小说的翻译则成为主要工作。
1981年，厄普代克继获得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之后，又连获普利策奖（小说类）和美国图书奖（精装本小说类）。厄普代克接二连三的获奖刺激了国内的出版界，我国学者们也不再满足于对其短篇小说的翻译，更多地将眼光投向他的长篇小说。1987年，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兔子跑吧》；1988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系统出版了“兔子三部曲”《兔子跑吧》、《兔子富了》和《兔子归来》；1989年，南海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了厄普代克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咱们结婚吧：一桩罗曼史》。1991年4月，厄普代克凭借《兔子歇了》再次荣膺普利策奖，这在美国文学史上是很罕见的。有评论说：“第四部‘兔子’小说《兔子休息了》在1991年4月的普利策奖评选活动中再次中鹄。一套小说连获两次文学大奖在美国小说史上是罕见的，连作者都感到意外，说他没有想到会为一套‘兔子’小说而两次获奖。”[29]厄普代克包揽了美国国内的所有奖项，这无疑提升了其作品的商业价值。很多出版社都加入发行行列。1990年重庆出版社继《兔子跑吧》之后，继续推出厄普代克的另外两部“兔子”作品《兔子回家》和《兔子富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兔子富了》；同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厄普代克的《马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约翰·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英语注释读物》；199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成双成对》；1993年，重庆出版社继续出版了“兔子四部曲”的第四部《兔子安息》，至此，重庆出版社已全套推出了“兔子四部曲”。
这一阶段翻译的短篇小说主要有《疏远的朋友之死》（《名作欣赏》1988年第3期）、《美妙的无人区——殖民时期弗吉尼亚州的无主女人们》（《国外文学》1992年第4期）、《银都明眼》（《国外文学》1992年第4期）和《情人的电话》（《译林》1995年第4期）。值得一提的是，《外国文学》在1986年第3期刊登了厄普代克的自传《山茱萸树：一个少年时代》，在这篇文章中，厄普代克提到了他的创作中的三大秘密：“性”、“宗教”和“艺术”，为国内学者研究其作品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兔子”小说的成功推动了国内对厄普代克其他作品的关注。《读书》连续几年跟踪厄普代克的新作出版情况，相继发表《厄普代克〈贝赫回头〉》（《读书》1983年第5期）、《约翰·厄普代克〈罗杰教授的版本〉》（《读书》1987年第2期）、《厄普代克二新作》（《读书》1988年第10期）、《厄普代克的〈自我意识〉》（《读书》1989年第11期）、《厄普代克的〈来生〉》（《读书》1995年第6期）、《厄普代克论纳勃科夫》（《读书》1996年第4期）等文章。
第二阶段国内的厄普代克研究主要集中在“兔子”系列小说研究方面。相对来说，对其小说中的思想内容研究较多，艺术手法往往只是捎带提及。归纳起来，研究者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阐述“兔子”小说的思想内容：（1）兔子的命运与美国社会变迁的关系。[30]评论者们认为，兔子在各人生阶段中的主动抑或被动选择，折射出美国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是反映美国社会变迁的“斑斓画卷”。（2）存在于个人意愿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妥协。有批评认为“哈里同现实的矛盾便在这种盲目、虚假、陈旧的宗教信条和爱国观念下转化为同现实妥协和一致”[31]。（3）“兔子”哈里的形象分析。在这方面，王守仁教授的《一个“失败者”的困惑——论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可以说是较早地运用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对厄普代克作品进行文本分析的一个范例，在当时的我国学界，是“兔子”形象研究中非常有价值的一篇研究文章。此前学者更多的是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着眼于社会状况对人物性格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的一些文学批评理论被陆续地引入中国，打破了以往国内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一统天下的局面，文学研究也逐渐摆脱单一的阶级分析模式，转向学术性角度。在文学从“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的转向过程中，细读文本成为一个必要的研究手段。《一个“失败者”的困惑》正是从细节入手，提出了“作品所要表现的不是成功者的颂歌，而是失败者的困惑”[32]，主人公哈里也成为20世纪文学中的一位“反英雄”人物。
这一时期，厄普代克的其他作品也开始逐步进入我国研究者的视野，但相对于“兔子四部曲”研究来讲，只能算是点缀。例如厄普代克的《罗杰教授的版本》，这一阶段就有3篇研究性的文章。[33]对于厄普代克这部于1987年出版的《罗杰教授的版本》，文章的作者们都给出了各自的研究“版本”。有的是从主题方面将它归纳为“人情与两性”之战，[34]也有从宗教神学的角度来评析，描述厄普代克神学观点上的转变。此外，女性主义批评方法也被运用到对厄普代克的研究中。[35]
第二阶段国内对厄普代克的译介和研究状况的特点是，在翻译方面，长篇小说开始被引进国内，成为翻译的热点。尤其是“兔子四部曲”在这一阶段被全套推出，另外还涉及厄普代克60年代和70年代的3部作品。这一时期我国译者选择翻译的长篇小说，绝大多数是厄普代克的现实主义风格明显的小说。短篇小说的翻译的数量较第一阶段有所下降。促成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在数量上转变，可能有以下一些因素存在：第一阶段是厄普代克的引入期，目的在于帮助国内读者完成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因此选择的作品以短篇为主，让读者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豹。此外，第一阶段，出版社尚未加入翻译介绍的行列，承担介绍工作的往往是一些刊物，有限的版面限制了长篇小说的刊登。普通读者是第一阶段介绍的主要受众，为了迎合他们的阅读习惯，短篇也是较佳的选择。第二阶段在厄普代克频频获奖的状况的刺激下，出版社开始介入对他的译介工作，这使得长篇小说的翻译成为可能。抛开商业考虑的角度，学者对厄普代克研究工作的升温，也是催化其长篇小说翻译的一个因素。毕竟对一个作家的把握更多的是要依靠对其长篇小说的研究。在作品研究方面，第二阶段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尤其是这一阶段的后半期，研究者开始尝试运用多种批评理论去阐释文本，为之后的厄普代克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国内学者能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为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各类学术性的问题。厄普代克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在这一阶段也迎来了一个高峰期。这一阶段国内的研究特点可以用“多元共存”来描述。
在作品翻译方面，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开始，陆续推出厄普代克的长篇小说《S.》、《夫妇们》、《圣洁百合》、《巴西》和《罗杰教授的版本》。这几部作品的出版使国内读者领略到了厄普代克多样化的写作手法，能够从不同的侧面去了解厄普代克的创作成就。2002年，译林出版社推出了《葛特露和克劳狄斯》；200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爱的插曲》，其中收录了厄普代克的12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怀念兔子》；200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在继重庆出版社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之后，再次出版“兔子四部曲”。这样，目前关于“兔子”系列小说，国内就已经有了3个翻译版本。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翻译出版厄普代克2006年的新作《恐怖分子》。
在短篇小说方面，《外国文学》1995年第5期刊登了厄普代克的3篇短篇小说《远航》、《分居》和《做外祖父母》，2001年第1期和第4期又分别刊登《视觉高度紧张》和《回忆》；《世界文学》在2001年第6期登载了“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短篇小说小辑”，选登了《纽约女郎》、《午餐时辰》、《冷战盛时的点点爱意》、《夺命》、《女人有外遇》和《过去到底怎么样》等作品，它们大多以家庭为主题描写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风貌；《外国文学动态》2001年第3期介绍了《零碎的爱》；2003年《小说界》第5期选登了《费城来的朋友》；《书城》于2003年第9期和2004年第9期分别刊登了《被查禁的暴行》和《幸存者和信徒》；《译林》在2005年第2期刊登了《娇妻》；《红豆》在2005年第3期刊登了《相信我》；《青年文学》在2006年第15期再次选登《音乐学校》。
厄普代克一些短篇的评论性文章也时有刊登，如《当代作家评论》在2005年第4期刊登书评《苦竹：两部中国小说》，这是厄普代克撰写的关于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莫言小说《丰乳肥臀》的评论文章。
这一阶段，意识形态因素已经不再是研究者们考察厄普代克作品的主要着眼点，他们更多的是从作品自身的价值着手，借助于各种文学批评理论进行文本分析。对厄普代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题研究、艺术手法研究以及厄普代克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研究。
厄普代克小说的主题是一个蕴藏丰富的宝藏，几十年来，它一直能够给予研究它的人回报，对厄普代克的主题研究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宗教主题研究是厄普代克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国内对厄普代克宗教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厄普代克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宗教哲学思想。例如，有学者认为在厄普代克的艺术世界里，存在着基尔凯郭尔有神存在主义的“三步式”运动。但是，“基氏的三步是从沉沦走向天国，是耶稣的道路，而厄氏的三步则是从天堂走向沉沦，是亚当的道路”[36]。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厄普代克作品中反映的新教世俗化问题。[37]厄普代克小说中的政治观是研究者们关注的另一主题，有学者认为“兔子四部曲”是有着强烈政治倾向的小说，“它没有在政治权力斗争上着墨，为的是让读者通过‘兔子’的眼睛来看当代美国的政治给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以及社会现状”[38]。
进入21世纪，厄普代克小说的性别意识逐渐为更多的学者所关注，国内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方面是依据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解读厄普代克作品中的男性思想。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品有张在新的《厄普代克的〈困境〉与男性记忆》（《外国文学》2008年第3期）。他在文章中从伊瑞格瑞的女性批评的角度揭示小说的男性话语主题。研究的另一方面是，针对国外女性主义评论家提出的厄普代克患有“厌女症”的观点，通过分析他那几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为厄普代克正名。苏新连在《为女性正名——论约翰·厄普代克的〈葛特露和克劳狄斯〉》（《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厄普代克解构了一个男性中心论的文本《哈姆莱特》，并以此为参照建构了一个具有女性话语特征的文本《葛特露与克劳狄斯》”[39]。此外还有郭令辉的《何处是归途——从〈S.〉看美国当代作家厄普代克对女性的态度》（《名作欣赏》2008年第20期）。另有学者集中讨论了厄普代克的四部女性小说《伊斯特威克的女巫》、《S.》、《葛特露和克劳狄斯》和《寻找我的脸》，认为这4部作品在厄普代克中产阶级小说中的地位远高于在女性文学作品中的作用。[40]
关于厄普代克作品的艺术手法研究文章不是很多，文本的互文性研究是国内学者对其艺术特色研究的主要切入点。这类文章主要有靳涵身的《形的仿拟 意的承传——厄普代克的小说〈S .〉与〈红字〉之互文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和姜海涛的《从神圣走向世俗——〈红字〉与〈整月都是礼拜天〉的互文性阅读》。
厄普代克研究专著的出现是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成就。目前已有数部厄普代克研究专著问世。有代表性的是金衡山著《厄普代克与当代美国社会：厄普代克十部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罗长斌著《论厄普代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靳涵身著《重写与颠覆：约翰·厄普代克“〈红字〉三部曲”之互文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罗朝晖《阅读心灵世界——厄普代克小说人物意识及其表现技巧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
厄普代克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研究是国内厄普代克研究中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总结了国内几十年的厄普代克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成果的分布特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内学者研究心态的嬗变。这方面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郭英剑于2005年4月发表在《外国文学》上的文章《约翰·厄普代克研究在中国》。这篇文章总结了自20世纪70年代到文章发表时的国内厄普代克译介和研究状况，分别介绍了国内在作品翻译和研究方面的成果，并且分析了各自的特点，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此外，王小英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自信与地位——以“厄普代克在中国（1975—1985）”为视角的考察》［《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以考察1975年至1985年10年期间厄普代克在中国的接受状况为媒介，具体分析了其中折射出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心态。黄协安的《厄普代克的“兔子故事”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则聚焦于厄普代克最具代表性的“兔子四部曲”，梳理其在中国的接受状况。
总结国内30多年的厄普代克作品翻译和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我们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还有很大一块需要拓展的空间，例如在系列作品翻译方面，目前我国只完成了“兔子”系列小说的全套翻译，厄普代克其他系列小说在中国还难寻译本。[41]在作品研究方面，研究者涉及的也只是厄普代克整个作品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大一部分研究文章是针对“兔子四部曲”展开的。另外对厄普代克作品的艺术手法研究目前还很欠缺，需要予以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