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约翰·厄普代克文学批评视野

一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是20世纪美国文坛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他在小说、诗歌上的创作以及文学、艺术评论等诸多领域的耕耘，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上的卓越地位。“约翰·厄普代克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杰出的批评家、散文家和短篇小说作家，就像他的前辈，19世纪伟大作家霍桑一样，他是而且将永远是我们的国宝。”[1]菲利普·罗思（Philip Roth）在得悉约翰·厄普代克逝世的消息后作出上述评论。2009年1月27日厄普代克惯有的低调、略带腼腆的笑容永远地定格在了这一日。当代英国最炙手可热的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认为厄普代克的逝世标志着美国小说黄金时代进入尾声。当然这一论断现在还无法得到证明，但足以说明厄普代克在美国文体的显著地位。

厄普代克出生于美国东部宾夕法尼亚州的西灵顿小镇，他的家庭出身严格来说属于中下阶层。父亲是位高中数学教师，是厄普代克1963年出版的《马人》（The Centaur）中描绘的父亲的原型。母亲是一位不得志的作家，热爱写作，但直到晚年才开始发表小说。小说《农场》（Of the Farm，1965）的主人公与厄普代克的母亲，无论是经历还是性格上都有较高的契合度。宾夕法尼亚州小镇的青少年生活，对厄普代克的早期创作影响很大，西灵顿成为厄普代克很多作品中小镇生活的原型。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创作的《贫民院集市》（The Poorhouse Fair，1959）、《兔子，跑吧》（Rabbit，Run，1960）、《马人》和《农场》四部小说，均有作家早期生活的影子。当作家被问到为何如此执着于运用“奥林格故事”表现自己青少年时代和家庭时，他回答说：“我的青少年时代很有趣。我的父母充当了很不错的演员，他们使我的青春期变得很精彩，当我成年后，关于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创作素材已初步形成。不错，有一条隐线连接着我的部分小说，我觉得这条隐线就是我的自传。”[2]厄普代克的早期作品“把社会纪实、凭空杜撰和自传写作糅合在了一起”[3]。《奥林格故事集》（Olinger Stories，1964）讲述了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贝克：一本书》（Bech：A Book，1970）是关于他作家生涯和游历世界的记录；短篇小说集《遥不可及》（Too Far to Go，1978）收录的有关婚姻的故事是作家初恋、分居、离婚经历的写实。

除了作家自身经历，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是约翰·厄普代克创作的另一重要主题。在谈到美国中产阶级风俗时，厄普代克说：“中产阶级的家庭风波，对思想动物来说如谜一样的性爱和死亡，作为牺牲的社会存在，意料之外的欢乐和报答，作为一种进化的腐败——这些是我的一些主题。”[4]不难发现，美国中产阶级生活几乎成为厄普代克所有重要小说的背景和表现内容，无论是直接描写中产阶级生活的“兔子四部曲”、《马人》、《农场》、《夫妇们》（Couples，1968）、《圣洁百合》（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1996）、《村落》（Villages，2004），抑或是探讨宗教困境的“红字三部曲”和最具霍桑特质的“伊斯特威克女巫系列”，这些作品的核心均是探讨当代美国中产阶级在信仰、性爱、文化、婚姻等多个层面面临的重重困境。中产阶级是美国社会结构的主体构成，厄普代克对这一群体风俗生活的描摹成为“一幅描述当代美国社会的生动画卷，是用小说写成的关于当代美国的‘历史’”[5]。厄普代克也因此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风俗作家。

自1958年发表第一部作品以来，厄普代克一生共出版29部长篇小说，十多部中短篇小说集，9部诗集以及十余部文学评论和随笔集。他创作生涯中的每一个10年都会为读者奉献一些高品质的长篇小说，例如他的首部小说《贫民院集市》发表于26岁时，第二年出版了“兔子四部曲”的第一部《兔子，跑吧》；30岁阶段出版《马人》、《夫妇们》和《兔子归来》（Rabbit Redux，1971）；40岁阶段出版《整月都是星期日》（A Month of Sundays，1975）、《政变》（The Coup，1978）、《兔子富了》（Rabbit Is Rich，1981）；50岁阶段出版《伊斯特威克的女巫们》（The Witches of Eastwick，1984）、《罗杰教授的版本》（Roger's Version，1986）、《兔子歇了》（Rabbit at Rest，1990）等重要作品问世的阶段；60岁则出版了长篇小说《圣洁百合》、《走向时间的尽头》（Toward the End of Time，1997）等；2000年之后，厄普代克又相继出版了《葛特露与克劳狄斯》（Gertrude and Claudius，2000）、《寻找我的脸》（Seek My Face，2002）、《村落》、《恐怖分子》（Terrorist，2006）和《伊斯特威克的寡妇们》（The Widows of Eastwick，2008）等多部长篇小说。作为半个世纪的美国中产阶级风俗和思想的观察者、文学记录者，厄普代克先后两获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此外还获得国家图书批评家奖、罗森塔尔奖和豪厄尔斯等多项奖项，生前是呼声最高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每一次都与该奖项遗憾地擦身而过。威廉·H.普理查德（William H.Pritchard）1973年就曾发表评论指出：“（厄普代克）将大量智慧的创作物组合成一个整体，在我们这个时代，无人能出其右。”[6]20多年之后约翰·斯坦纳评论说：“厄普代克的天才，在文学上，将他与霍桑和纳博科夫平齐是不会让人觉得惊讶的。”[7]厄普代克生前一直备受关注和赞誉，这些关注和赞誉很大部分来自于同时代的作家们。作家能否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不被遗忘，除了他是否有新作问世之外，另一个很大的因素在于他的创作是否能够得到同行的认可并对同辈或后辈作家产生影响，如霍桑、福克纳、海明威等作家那样，虽然早已逝世，但他们的作品持续影响着后人，在美国文坛甚至形成“霍桑派”（Hawthorne School），而海明威的简约风格对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极简主义创作产生影响。伦敦《星期日时报》曾经就“谁是英语世界中在世的最伟大作家？”做过一次调查，小说家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选择了厄普代克，她认为：“他的语言简单、明了，似乎是信手拈来，但是旁人却无法做到。”[8]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促成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凯马特派小说（Kmart School of Fiction）的问世，这一流派的作家主要来自中下阶层，以波比·A.梅森（Bobbie A.Mason）为代表；此外，他明显影响了美国当代作家尼克尔森·贝克（Nicholson Baker）。尼克尔森·贝克于1991年出版《U和I：一个真实的故事》（U and I：A True Story），U是Updiked的开头字母，小说的标题可以翻译成“你和我”或者“厄普代克和我”，小说的主旨也在表达厄普代克对作家生活和创作的影响。尼克尔森·贝克对厄普代克极度痴迷，当他处于某种境遇时，常常会去想如果厄普代克处于他的位置上会作何种反应。例如，其中有一个关于能发出X射线的万圣节糖果广告，贝克写道：“如果约翰·厄普代克是23岁并且生活在这个镇子，我想他也许会事先得知有这么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发出X射线的万圣节糖果展出，他也许会在结束‘不给糖就捣乱’游戏之后，驾车带着孩子们去观看。”并且就此写出一篇精彩的“街谈巷议”（“Talk of the town”）。[9]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早期曾批评过厄普代克，后来也转变了观点，称厄普代克为20世纪后半叶美国最重要的五位作家之一。进入21世纪，厄普代克已然成为美国文人的代表。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厄普代克的创作内容和表现手法，他一贯大胆的性描写、作品所表现出的道德模糊对比炫目的创作技巧，令很多专业评论家认为厄普代克的小说在华丽冷漠的形式外壳之下一无所有，因此有“道德怠惰”（moral sloth）的质疑。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文学批评家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在他的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学》（Gates of Eden）一书中指出《夫妇们》“利用两性关系中的新的放纵，力图描绘一幅中产阶级美国正在变化中的性道德的全图。但是结果更像对描写个人关系的旧小说的一种滑稽模仿或颠倒，因为他虽然增添了性的内容，但几乎筛去了所有其他的内容”[10]。迪克斯坦认为厄普代克以最差的作品取得了最大的成功。美国当代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下结论说，厄普代克是“具有重要风格的次要作家”[11]。2008年，英国《文学评论》杂志针对厄普代克在“现代文学中粗鲁、不得体或荒谬的性描写段落”，授予他“糟糕的性描写小说终身成就奖”。总体上看来，对厄普代克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修辞风格和形式技巧、道德怠惰以及性别等方面的问题。首先，一些评论认为厄普代克过于注重创作中的语言运用，以至于忽略了情感和思想的表达；其次，厄普代克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风格也为评论家们所诟病，一些人认为他的创作技巧过于保守和传统到没有创新之处，这也是90年代之后厄普代克研究不再成为主流的重要原因之一；再次，很多评论认为厄普代克小说过于注重小说的形式而在道德态度上呈现为模棱两可；最后，女性主义评论对厄普代克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塑造，以及他对女性角色的态度颇有微词。

平心而论，厄普代克的很多长篇小说故事设计不够吸引人，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此外作家渊博的学识、丰富的词汇和不断变化的宗教观念都增加了作品的阅读难度。因此在读图时代，快餐文化泛滥令这位优秀的作家失去了大众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