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人意趣与杂俎笔记对数据的采撷

尽管玄奘本人的避世风格，未给世俗民众提供更多附丽点，但在佛教集团内部，西行故事却是自在流通的。特别是在译经团队中，多位名僧与玄奘交流密切，如道宣即言：“余以暗昧，滥沾斯席，与之对晤，屡展炎凉。”[59]其间，必然涉及西行事迹，这些内容又在僧侣中流传开来，《续传》、《法师传》等文本也正是以此信息流为基础生成的。而如前文所说，佛教社群与世俗社会从来不是彻底隔绝的，尤其是唐代僧侣与文人密切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必然使得部分最初只在佛教社群内部流通的资料（文本的、口头的）流入世俗社会，其中当然包括有关玄奘这位“法门领袖”的内容，文人也就成为取经故事世俗化过程中重要的中介集团。当然，这些材料不一定都是叙事性的，但文人采撷这些数据的态度，与佛教徒已经明显不同，这一点，在以段成式《酉阳杂俎》为代表的杂俎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本书中与玄奘有关的记录，凡见六条：

北天健驮罗国有大窣堵波，佛悬记七烧七立佛法方尽，玄奘言成坏已三。（卷三·贝编）[60]

国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经，西域敬之。成式见倭国僧金刚三昧，言尝至中天，寺中多画玄奘麻及匙箸，以彩云乘之，盖西域所无者。每至斋日，辄膜拜焉。（卷三·贝编）[61]

又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岭下有一村，养羊大如驴。罽宾国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卷十六·广动植之一）[62]

菩提树，出摩伽陀国，在摩诃菩提寺，盖释迦如来成道时树，一名思惟树。……玄奘至西域，见树出垣上二丈余。（卷十八·广动植之三）[63]

苔，慈恩寺唐三藏院后檐阶，开成末，有苔状如苦苣，布于砖上，色如蓝绿，轻嫩可爱。谈论僧义林，太和初，改葬基法师，初开冢，香气袭人，侧卧砖台上，形如生，砖上苔厚二寸余，作金色，气如栴檀。（卷十九·广动植之四）[64]

……释玄奘《西域记》云：中天婆罗痆斯国鹿野东有一涸池，名救命，亦曰烈士。（续集卷四·贬误）[65]

这些文字，基本都是非叙事性的“丛脞小语”（第六则虽然是一个故事，但玄奘并非故事的主人公，而只是一个“讲述者”），则其在故事叙事化方面，几乎谈不上什么作用，然而，却是我们借以讨论取经事迹如何由“佛教社群”进入“世俗社会”途径的重要材料。这里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文献的，二是口头的。

文献方面，可以注意第六则材料，这是用《西域记》中的记录来订正讹传。对于世俗文人（尤其是其中以“博物君子”自居自勉者）来说，《西域记》无疑是一部珍贵的博物文献。按：本书成书缘起，原即太宗于东都召见玄奘时，听后者讲述西域风物，为其中“博望之所不传，班马无得而载”者所吸引，听之不厌，以致忘时，遂命其“修一传，以示未闻”，而玄奘自序中所谓“掩博物于晋臣”，也正是为了迎合太宗旨意。之后，这部书便成为知识阶层了解西域的重要材料，广为流传，《新语》中所谓“见行于代”，即是证明。除第六则明确标明出自《西域记》外，第一、三、四则，其实也都间接出自本书。

口头方面，可以注意第二则材料，这是转述僧徒口传故事，而同书续集卷二的一则志怪故事，也是从日本僧人金刚三昧口中听来的。如前所述，尽管与世俗生活相对隔绝，但佛教徒与世俗民众的交流从未彻底阻断过。特别是僧侣与文人这两种社会集团，关系尤为紧密，尤其是在佛教勃兴的唐代，“文人普遍地熟悉佛典，礼敬佛法，不少人甚至登坛受戒为佛弟子”，“许多文人在思想上出入儒释，甚至在行动上也周流儒释”[66]。频繁的文化互动交流，使得大量佛教内典材料流入世俗社会，而其中有关异域风物土俗的记录，或神异奇丽的故事，被文人采撷，成为笔记小说的内容，取经故事就是在此过程中流入世俗社会的。

而段成式采撷这些数据的态度，主要是一种世俗文人的意志趣味，对于佛教材料，他不必如释徒一般，揣着一颗虔敬之心，摆出俨然的面孔，而只需挑拣其中符合“奇”、“异”要求的材料。如其在“贝编”小序中所言：“释门三界二十八天……今不具复，录其事尤异者。”在其看来，佛教事象也不过是一座小说（这里取其广义）原矿，仅择取其中“及怪及戏”的“异”样成分，制成与诗书子史等“大羹”、“折俎”相对的“醯醢”，以供“饱食之暇”的兴味，也就可以了，至于宗教意识形态，与此兴味全无干系。

而在这种文人意趣中，“博物”又占极大比重。儒家本讲究“君子多闻多识”，“多闻”、“多识”是在儒家经典中反复出现的“君子”所应当具备的素质。《论语·为政》篇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67]《述而》篇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68]《季氏》篇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69]《阳货》篇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70]《周易》第二十六卦“大畜”下《象》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71]等等。

汉代博物之风大兴，出现众多博物之士，如颖容《春秋释例序》言：“汉兴，博物洽闻著述之士，前有司马迁、扬雄、刘歆，后有郑众、贾逵、班固，近即马融、郑玄。”[72]而其范围也由经史，扩大到子部杂学，许多学者鼓吹方技术数时，都打起“博物”的旗号，如赵爽《周髀算经序》云，“庶博物君子，时迥思焉”[73]；高诱《淮南子叙》云，“唯博物君子览而详之，以劝后学者云耳”[74]；刘劭《人物志叙》云，“惟博识君子，裁览其义焉”[75]；刘徽《九章算术注序》云，“博物君子，详而览焉”[76]。

魏晋以降，博物范围更开始向经验世界之外延伸，大量“闳诞迂夸”、“奇怪俶傥”的内容被搜罗进来，竟也都顶着“博物”的帽子，如刘歆《上山海经表》云，“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77]；郭璞《注山海经叙》云，“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78]；张华《博物志序》云，“博物之士，览不卸焉”[79]；郭宪《洞冥记序》云，“庶明博君子，该而异焉”[80]；等等。后来文人与笔记中堂而皇之地摘引各种文化属性、品位的内容，也以其为理据，如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广动植之一”所撰小序中言：“昔曹丕著论于火布，滕循献疑于虾须，蔡谋不识蟛蜞，刘縚误呼荔挺，至今可笑，学者岂容略乎？”[81]也是强调多闻多识“未列经史或经史已载事未悉者”的重要性，而书中采撷《西域记》的内容，恰恰一半都来自“广动植”部分。

由上可知，《酉阳杂俎》对数据的采撷，主要出于文人的意志趣味，而其中“博物”意识又占很大比重。尽管这些数据基本都是非叙事性的，在讨论故事形态演化方面的参考意义不大，但对于考察该宗教事迹世俗化过程中文人意识的渗透来说，还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