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俗落点与杂史笔记对本事的再现

“杂史笔记”中不少作品在今天被视作小说，但从其历史著录的实际情况看，许多作品长期寄身史部“杂史”类，而非子部“小说”类，是不争的事实。

就本节要考察的《大唐新语》一书而言，以今日学界通行看法，当主要以其为志人小说，如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43]、朱一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44]等小说书目皆将其归入“志人”一类。然而，“志人”系肇自鲁迅先生的近代小说体式名称，从本书著录历史看，其经常被归于史部“杂史”类：从官修目录看，《新唐书·艺文志》始著录之，归卷二“杂史”类[45]，后《崇文总目》归卷二“杂史”类[46]、《文渊阁书目》归卷六“史杂”类[47]；而从私修目录看，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于“杂史”类[48]，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49]、钱曾《虞山钱遵王藏书目》[50]、张之洞《书目答问》[51]等，亦皆归“杂史”类。可知，传统目录学中，以其为“杂史”著作，属主流见解。而就作者本身编撰主旨而言，在《稗海》本“原序”中，刘肃追述“记注”之文的源流及历代典范文本，正是为强调本书与史传的亲缘关系，而其所谓“备书微婉，恐贻床屋之尤；全采风谣，惧招流俗之说”[52]，也明确表白自己所秉承的是“言简事核”的史家笔法，而非恣笔墨以敷演无稽之谈的“小说家言”，主观上也是一种“杂史”编纂观。再具体从本文所引“沙门玄奘”条的文本面貌看，也确实不见志人小说的风采，“其笔法多近史笔，叙述多于描写，平实有馀而文采不足”[53]。

所以，笔者以为，尽管《大唐新语》在今天小说研究领域被普遍视作志人小说，但我们首先还是要承认其历史话语的本质属性：它是以历史思维为“第一逻辑”而生成的话语。而笔者之所以要强调本则材料的类历史话语特征，意在说明世俗社会再现取经本事原初落点的一致性，无论是文人知识分子（甚至以史官为自我角色暗示者），还是市井好事之徒，作为世俗社会成员，其关注玄奘取经归国这一特殊“新闻事件”的落点，其实是相同的。而之所以如此，笔者以为，主要源于玄奘本人的避世风格。

我们知道，就本事而言，玄奘取经并非佛教秘辛，恰恰相反，其甫一归国，即在世俗社会产生极大轰动，堪称当时一条“爆炸新闻”。贞观十九（645）年正月，玄奘一行，日夜兼程，抵达长安西郊，因提前于当局预期，以致“官司不知迎接，威仪莫暇陈设”[54]。但就是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消息依然迅速在长安民众中传播开来，“闻者自然奔凑，观礼盈衢，更相登践”。而送经、像入弘福寺当日，场面更是壮观：“始自朱雀街内终届弘福寺门，数十里间，都人士子、内外官僚列道两旁，瞻仰而立，人物阗阗。所司恐相腾践，各令当处烧香散花，无得移动，而烟云赞响，处处连合。”[55]可以想见当时观礼场面之盛，的确是堪比“如来创降迦毗，弥勒初升睹史”的。而西域求法，是远超出常人生命经验的行为，一介僧侣，杖策孤征，历时十七载，安然归国，其间经历了怎样的艰险，又是如何克服的，民众不免会产生种种猜测、幻想。在洛阳谒驾时，连久经阵仗的太宗皇帝也不免惊叹：“彼山川阻远，方俗异心，怪师能达也”[56]，想“闾里小知者”当更为好奇，与之相关的“小道消息”，似乎应该很快在民间流传开来。

但问题是：即便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也需要起码的原始数据作为逻辑起点，否则，“刍荛狂夫之议”是无以附丽的。而无论是从主观，还是从客观上讲，玄奘都未给世俗社会中的“好事者”提供更多原点数据，在短暂的喧嚣热闹后，他就迅速从公众视野中淡出了。玄奘是一个纯粹的释教徒和译经家，潜心佛学，不耐俗务。归国之后，他谢绝了当局令其还俗辅政的邀请，立即着手组织、开展译经工作，并刻意与世俗社会隔绝：其初请入嵩山少林寺译经，即看中那里“远离鄽落，泉石清闲”的绝世环境，而太宗不许，令其入弘福寺译经后，玄奘便直接以“百姓无知，见玄奘从西方来，妄相观看，遂成阛阓，非直违触宪纲，亦为妨废法事”为由[57]，请太宗派专人隔离防护，之后玄奘相继于弘福、慈恩、玉华等寺译经，基本与世俗社会相隔绝，直至辞世。

所以，对民间受众而言，不仅对“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旅行”几乎一无所知，其实对其归来之后的事迹，也不甚了了，唯一在脑海中烙下印象的，似乎也只有贞观十九年那一场短暂的喧嚣热闹。而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三“记异”类中，再现的正是这场“热闹”：

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人，少聪敏，有操行。贞观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国。凡经十七岁，至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长安。足所亲践者一百一十一国，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经论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并佛像等甚多。京城士女迎之，填城隘郭。时太宗在东都，乃留所得经像于弘福寺，有瑞气徘徊像上，移晷乃灭，遂诣驾，并将异方奇物朝谒。太宗谓之曰：“法师行后造弘福寺，其处虽小，禅院虚静，可谓翻译之所。”太宗御制《圣教序》，高宗时为太子，又作《述圣记》，并勒于碑。麟德中，终于坊郡玉华寺。玄奘撰《西域记》十二卷，见行于代，著作郎敬播为之序。[58]

《新语》再现该故事的落点，其实与整个世俗社会再现故事的原初落点是一致的：由于没有原点数据，无论是王公士子，还是贩夫走卒，其对于主人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旅行”都是“零概念”，只能付之阙如，至多用“凡经十七岁，至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长安”云云，囫囵带过。但人们亲身参与了士庶咸集、充街盈衢的观礼活动，目睹了数量可观的佛经、造像、佛宝，这成为其借以想象、敷演故事的逻辑起点，故最初的叙事重心只能置于此处，而这段以史家实录笔法写成的文字中，唯一带有“小说家言”味道的情节——“有瑞气徘徊像上，移晷乃灭”，也正出现在这里。

据“原序”，《新语》成书于“元和丁亥”（807），此时距离玄奘离世，已近一个半世纪。按照常理，当事件的主人公早已成为时间范畴中的角色符号时，讲述者大可卸掉“为尊者讳”的心理负担，尽意想象，在历史本尊的行乐图上大胆勾抹、点染，乃至涂鸦，使之成为迥异于（甚或全非于）原貌的“当代艺术品”，而《新语》中这段文字，却显得“中规中矩”，甚至“缩手缩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世俗社会对玄奘事迹的了解有限。而作为首部再现故事的世俗叙事文本，它也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条信息：直至中唐，玄奘取经在世俗社会（起码是世俗文人圈子）中还基本保持着“本事”的面目，其蜕化过程是比较缓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