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释徒传记的历史构造与文学想象

如前所说，释徒传记是最早开始讲述、再现取经故事的文本系统，而故事早期发育的两个环节：“从本事到故事”与“故事的传奇化”，正是由该系统基本实现的。以往学界在讨论该过程时，目光大都聚焦在两部文本上：一是玄奘口述、辩机记录的《大唐西域记》（简称《西域记》），二是慧立、彦悰编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法师传》），并以之为坐标点，弹出一道明晰的“墨线”：本事—《西域记》—《法师传》。

章培恒《中国文学史》相关章节中的概述文字，即很具代表性：

《西游记》的故事源于唐僧玄奘只身赴天竺（今印度）取经的史实。玄奘归国后，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记载了取经途中的艰险和异域风情。而玄奘另两名弟子慧立、彦悰所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对取经事迹作了夸张的描绘，并插入一些带神话色彩的故事。[2]

就勾勒线索而言，这道“墨线”无疑是显著而明晰的，且其本身也能够反映出演化进程中的部分机制，如叙事者身份的转换（由“自述”到“他述”）、文本属性的转变（由“准叙事文本”到“叙事文本”）等。然而，如进行专题研究，以之为基准线，弊端又是显而易见的：坐标点过少，彼此间空白过大，“墨线”的明晰与连贯，实际是通过“跳跃式描述”实现的，而这种“跳跃式描述”又是以牺牲坐标点间其他“可能”之存在为代价的，如在《西域记》与《法师传》之间，其实还有道宣《续高僧传·玄奘传》（简称《续传》），这是第一部将取经本事编入一个以时间为序的事件流程的文本，也是借以考察《法师传》所从来的一个重要“数据”，将其与后者比较，可见二者在“再现”本事过程中的共性与差异，此外，又有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简称《行状》）一种，比照文本，又可见其与前者的共性与差异，而我们说，故事的演变，正是在各文本之间“共性与差异”的重复合力作用中逐渐实现的，“墨线”却将其尽行忽略了，所以说，“墨线”愈是显著清晰，意味着丢失的“数据”愈多，能够再现的“可能”愈少，反倒与真相的距离愈远。

所以，要更接近真实地描述故事在此阶段的演化过程，就要择取更多坐标点，填补数据空白。当然，不是所有的坐标点都具有“界碑”意义，如《释迦方志》、《大唐内典录》、《法苑珠林》中的三种玄奘传，都是叙录体“小传”，故事性并不强，而《行状》与《开元释教录·玄奘传》虽是“大部头”传记，但明显受到《续传》和《法师传》的影响，故这里以《续传》和《法师传》为主要考察对象，其他传记则作为参考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