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五代：西游故事的发轫期
有唐一代，下迄五代，三百四十余年时间，是西游故事的“发轫期”。这一时期，故事的主干“取经故事”开始发育：其“本事”发生，被编译成“故事”，进入“佛教社群”与“世俗社会”两大流通渠道，经“释徒传记”、“文人笔记”等文本（系统）重复讲述、再现，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传奇化、世俗化与小说化。与此同时，其他原生故事也开始发育，但尚未向前者聚合，还属于非西游故事。故本章主要以取经故事为考察对象，至于其他故事（如“唐太宗游地府故事”），则并入相应专章（如第七章）讨论。
所谓“取经故事”，以唐初玄奘赴天竺求法的史实为本事，讲述主人公西行经历。唐五代有关该故事的文本，主要有：
玄奘《还至于阗国进表》、《进西域记表》、《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谢御制三藏圣教序表》、《谢御制大慈恩寺碑文表》、《谢皇太子令充慈恩寺上座启》、《谢皇太子圣教序述启》、《大唐西域记》，李世民《答玄奘还至于阗国进表诏》、《答玄奘法师进西域记书诏》、《大唐三藏圣教序》、《答玄奘谢御制三藏序敕》，李治《答玄奘请入少林寺
经书》、《述圣记》、《答玄奘谢启书》、《谒慈恩寺题玄奘法师房》，道恭《出赐玄奘衲袈裟衣应制》，李峤《送沙门弘景道俊玄奘还荆州应制》，李乂《送沙门弘景道俊玄奘还荆州应制》，张继《宿白马寺》，道宣《续高僧传》、《释迦方志》、《大唐内典录》，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道世《法苑珠林》，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智升《开元释教录》，刘肃《大唐新语》，段成式《酉阳杂俎》，李冗《独异志》，胡璩《谭宾录》，冯贽《云仙杂记》，刘煦《旧唐书·方伎传》等。[1]
从传播渠道看，这些文本主要分属两大渠道：一是“佛教社群”，二是“世俗社会”。而在这两大渠道中，又有三个比较突出的文本系统：表章系统、传记系统、笔记系统。如果以“描述西游记传播史”为研究目的，则这三大系统（包括系统外的其他文本）无疑都应作为考察对象，成为论述所依据的数据源。然而，正如绪论部分所交代的，本书属叙事学研究，关注的是文本对故事的阐释活动，及其对故事形态的影响，而非其传播效用，故这里只选取“传记”、“笔记”两种本身属叙事话语，且对故事形态影响较大的文本系统为考察对象，至于“表章”（及诗歌）等非叙事文本，则仅作为参考系。而在“传记系统”中，又有两种文本：一是释徒传记；二是史官传记，但后者仅有一篇，不成系统。故本章所考察的文本系统，实际主要有两个：一是“释徒传记”，二是“文人笔记”。
这是两种既相对独立、差异明显，又不乏联系与共性的文本系统。
首先，从传播渠道看，二者正分属“佛教社群”与“世俗社会”两大渠道。这是两个既相对自足，又不乏互动的流通渠道：佛教徒集团，与世俗生活相对隔绝，固有其内部信息（文献、口承）传播途径，以及对文本编译、解码和理解的成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释徒传记之间在材料来源、结构选择、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的共性；然而，其与世俗社会的信息交互，其实又从未彻底阻断过，尤其唐代文人与僧侣文化互动频繁，宗教材料正可由此“中介”流入世俗社会。
其次，从阐释时段（这里主要指文本生成时间）看，二者对取经故事的阐释活动又基本是错开的。释徒传记的阐释活动主要集中在前半段，即初唐、盛唐时期，几部重要文本（《大唐西域记》、《续高僧传·玄奘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开元释教录·玄奘传》）都是在此时段生成并进入流通渠道的；而文人笔记的阐释活动主要集中在后半段，目前已知最早讲述该故事的笔记为刘肃《大唐新语》，成书于中唐时期，而《独异志》、《酉阳杂俎》、《谭宾录》等都是晚唐时期的作品。
最后，从话语属性看，虽然同属于叙事话语，但文人笔记的“文学性”要强一些，而释徒传记的“历史味”则更重一些。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考察释徒传记对故事叙事学意义上的阐释，及其中可能产生的文学性效果。因为，以历史叙事学的眼光看，历史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叙事话语，历史文本本身也不过是一种“文学仿制品”（海登·怀特语）。而较之以往直接发掘其文学成分的研究倾向，将这些文本首先看成“历史话语”的好处在于：借用历史叙事学的“历史构造”理论，考察传记作者在编排事件流程、填补数据裂隙过程中所不自觉运用的历史思维，似乎能为我们讨论玄奘取经由“本事”到“故事”的发生与完成提供一个更接近真相的切入点。
当然，在释徒传记内部，不同的文本，其构造思维去“历史”与“文学”天平两端的远近亦有不同，就《续高僧传·玄奘传》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两部最重要的传记文本而言，前者“以史笔为僧传”，尽可能剥落佛教徒的幻想和臆造成分，以编译一个朴素的事件流程为务，而后者则更多地使用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所指出的“伟其事而详其迹”的类文学笔法，对故事进行了神异化和戏剧化的艺术处理，“传奇”意味更浓，而它们恰恰可以代表“从本事到故事”与“故事的传奇化”这两个故事生成与初步进化的重要环节，这也正是本章第一节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