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的理由与意义

陕西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与创作相应的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发出过响亮的声音，但关于新时期以来陕西文学批评[1]的整体研究却极其匮乏。论证具体而又材料翔实的专著迄今尚付阙如。

（一）陕西文学批评的历史回溯

历史上，三秦大地曾以其突出的区位优势，谱写过辉煌的历史篇章，尤其是关中及古都长安，从西周到唐代演绎出13个朝代，建都时间总共1100多年。秦地曾有三次大的崛起，这就是周族的崛起与西周文化的显赫，秦人的崛起与秦汉文化的显赫，拓跋鲜卑的崛起与隋唐文化的显赫。[2]时至近现代，陕西文化如废弛的古都，渐行渐远于中国文化的中心，但遥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却正是20世纪陕西文化以及文学批评生发的“高台起点”。[3]

20世纪40年代，由于特殊的战时政治文化因素作用，延安文艺崛起于中国的西部，陕西文学批评也由此腾空而起。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讲话》）力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这成为陕西文学与批评的理论起点。受到《讲话》精神的感召，荟萃于延安的全国各地文化人士共同建构解放区文艺，像湖南的丁玲、周立波、康濯、柯蓝，东北的舒群、白朗、罗烽、萧军，四川的沙汀、何其芳、邵子南，浙江的陈企霞、陈学昭，湖北的陈荒煤，广东的草明，江苏的孔厥，山东的杨朔等人，他们将外来文化形式如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与烙有个性情态的文化模块席卷包裹一体，置放于延安地方风情与民间特色的本土文化根基上，锻造磨合出全新的延安文化。陕西本土作家柳青、马健翎、杜鹏程等人创作热情高涨，吸收外来文化的丰富营养，创造出无愧于延安本土以及时代的艺术作品。“表面上看，延安文学多是由外来人创作的 ‘移民文学’，实质上却是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如马克思主义）、新兴文化与地域文化（如延安农民文化）深度融合的结果。”[4]陕西由于延安文艺的崛起，跃为举世瞩目的一个文化“西部高地”[5]。解放区的延安文学与国统区的重庆文学、西南联合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共同汇聚一体，撰写出新文学史上辉煌的一页。

《讲话》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力”，激发并深远地影响着陕西本土批评者。胡采作为陕西第一代批评者，他亲耳聆听过《讲话》，曾经见过毛泽东三次，60年代他的《思想要高，生活要深》《作家必须同人民密切结合》《从生活到艺术》《创作的深度》等文章就是《讲话》理论视域下的衍生与发展。《讲话》也直接影响着追求自由解放的陕西本土作家。《讲话》发表之后的第二年，柳青就踏入陕北米脂一蹲三年，后来又落户长安县生活十四年，《创业史》是柳青在《讲话》精神直接影响下的创作成果，其中凝聚着到生活中去的实践路线和人民路线。80年代，刘建军、蒙万夫、张长仓合著的《论柳青的艺术观》就受到柳青“三个学校”创作经验的启示，其中的文艺观也同40年代延安讲话精神血脉相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影响着战争时期的延安和中国，其理论的辐射力和穿透力也影响着新中国成立后的陕西与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

陕西文学批评家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感召下，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批评中进行着富有个性化道路的探索，批评者不拘泥于定论，坚持独立思考。陕西第二代批评者王愚25岁就登上批评舞台，在50年代典型论讨论中崭露锋芒，他重提黑格尔充满辩证思维的“这一个”，坚持典型论中的“个性说”，文学批评的利剑直逼张光年的“本质说”和巴人的“代表说”。王愚的“个性说”是典型论中突响的异音，他的文艺观点与李幼苏观点不谋而合。他的文艺思想由于与主流意识形态立场有所偏移，“个性说”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但它丰富了典型论的内涵，显示了陕西理论研究的实力。

20世纪80年代后的陕西文学批评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讲话》精神的影响。被称为“集体别林斯基”的“笔耕文学研究组”继承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历史传统，既注重生活与艺术之间血脉相连的关系，又积极借鉴西方新思潮与方法完善自己的理论。畅广元、肖云儒、费秉勋、李星、王仲生、刘建军这些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批评家，尽管文学批评在具体批评形式上存在着个性差异，但总体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美学的批评基础上。

纵观陕西文学批评走过的历史，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不断从生活、哲学、社会思潮以及文学创作中汲取营养成分，使文学批评随着时代向纵深处发展，其思想路径基本是延安讲话视域下的理论发展。

（二）陕西文学批评的价值与意义

陕西文学批评对陕西文化（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作为文化大省的陕西在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突出表现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而文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在陕西文化的整体发展构建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点与其他省市相比尤为突出。十七年文学中，杜鹏程《保卫延安》和柳青《创业史》这两部经典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分别再现了革命战争岁月与和平建设时期的火热生活，成为当代文学的扛鼎之作；20世纪80年代，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和贾平凹的《浮躁》这类现实主义小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归功于作品蕴藏的深刻思想内涵以及在同类作品中达到的艺术高度；90年代，陈忠实以开放融合的气魄寻找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新的生长点，创作上博采众长、大胆创新。《白鹿原》既完成作家对自我的超越，也完成了对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超越，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21世纪，贾平凹的《秦腔》以细节之绵密、叙事之精微而见长，它摹写了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并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而“《秦腔》的这声喟叹，是当代小说写作的一记重音，也是这个大时代的生动写照”[6]。

就全国文学发展的格局来看，陕西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先后出现杜鹏程、柳青、王汶石、李若冰、魏钢焰、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对全国文学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数名作家，并在短短的二十来年内，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这三位陕籍作家先后斩获茅盾文学奖，这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文学现象。作为与文学创作相对应的文学批评在作家的培养、作品的传播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被誉为“集体别林斯基”的“笔耕文学研究组”以整体阵容亮相于中国当代文坛，他们紧密关注作家对其作品进行跟踪式评论。他们的批评活动不仅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创作、普遍提升着陕西大众的审美水平和文化素养，而且以其特有的形式参与到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去，促进文学观念的变革与衍生，并参与到整个社会与时代进步的历史洪流中来，以强大的意识渗透力量发挥着舆论造势的文化功能。作家这个职业在陕西备受社会各个阶层的尊敬，这不仅与作家取得的文学成就和提供给读者群的文学想象有关，也与陕西文学批评营造的浓郁文化（文学）氛围不无关系。时至90年代，陕西作家批评、学院派批评以及媒体批评以各自不同的姿态与批评形式参与到陕西区域文艺活动中来，共同铸就陕西文化事业的辉煌。

陕西文学批评不仅为陕西文化（文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而且以其独特的区域文学批评所具有的特色“回应”着全国主流文学批评的声音，并与全国文学批评汇聚一体或奠定或充实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总体来看，陕西文学批评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尽管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新潮迭起，90年代“后学”风靡一时，当代文学的整体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现实主义主流地位旁落，但陕西文学依然坚定地执守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和批评方向。在文学创作方面，杨争光超越乡村经验写作，着意于现代主义形式与意味的追求。红柯追寻长天阔地间人性圆通的童话诗意写作；在文学批评方面，云集于学院的高校教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也尝试着采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文学现象，但倘若与东南沿海地区那种凌厉、前卫的批评姿态和批评风格相比照，陕西文学批评的新锐探索仍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而主导性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依然以其持重稳健的特色挺立于陕西并充实着当代文学批评。

如果要探索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特色，那么其对全国文学批评做出镜子式的反映批评，从而形成与全国文学批评的互文性关系正是其特色所在。这种特色与京津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因其特殊的区域位置而形成的文学批评特色是迥然不同的。京津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因其特殊的地域位置率先得时代之先风（比如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习气的等），因此其文学批评也相应地表现出凌厉、前卫的批评特色。而陕西位居西北以及身居内陆腹地的地域位置，乃至历史文化因素的传承积淀，使文学批评很难接受外来之风的浸染，显示出持重稳健的特色，这是陕西的地域位置和历史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全国文学批评层出不穷地翻出新花样的局面下，陕西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文学批评就显得滞后土气，然而在文学旗帜的纷乱变幻中，陕西文学批评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恪守越发显得弥足珍贵。它愚拙地捍卫着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原则，并在恪守中以开放的胸襟吸纳着其他批评形式的因素，不断地扩大着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疆域。这份持重稳健的特色使人联想起秦代的兵马俑、汉代茂陵的卧虎石雕，肃然之情油然而生。

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中国文学批评也面临着与陕西文学批评同样的境遇。与西方文化相比照，中国文学批评也显示出因袭传统文化而形成的守成滞后的特点。因此，在文化背景层面，陕西文学批评再次实现了与全国文学批评的互文性阐释。

当然，陕西文学批评传承了在全国文学批评中占据过主导性因素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传统，显示出持重稳健的文学批评特色。同时由于传统文化中隐含的因循守旧因素，文学批评在文化心态上就显示出落后保守性，在现代文化意识的烛照之下，这种文化心态也会阻碍陕西文学批评以及中国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的“地方性知识”被逐渐揭示出来后，区域文学研究日益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颇受重视的领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一些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已成为一种高度统一的国家文学，即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统一的当代文学。“统一的当代文学”包含“三个统一”，即统一的指导思想、统一的管理机构和统一的评价标准。首先，统一的指导思想。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二为方针为战时中国文学以及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确定了方向。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夺取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延安讲话精神成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其次是统一的管理机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管理机构中国文联及其下属的各文艺家协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文学领域相继成立了作家协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文联和作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统一的管理模式，有效而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最后是统一的评价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

这些构成了当代文学的国家形象和国家文学模式，然而大一统的国家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又派生出中国当代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当代文学的区域性。

当代文学的区域性与文学的地域性有一定联系，文学中的地域性一般指文学创作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即作家作品所受到的地域文化的浸染，比如常说的“齐鲁的悲凉”“巴蜀的灵气”“西北的雄奇”“吴越的逍遥”“秦晋的苍凉”“楚风的绮靡”等。文学的地域特色总受到源自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选择影响，特别在交通闭塞的农耕文明时期地域特色尤为突出。随着工业文明和商品文化的发展，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地域文化特色以及文学中的地域性在表现内容及表现方式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显示出趋于融合、交错纷呈的情态。特别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强大的国家管理资源迫使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纳入统一的国家共同体的总体框架中。国家行政区划直接制约着、塑造着区域性文化的构成因素和特质，文学的区域因素日益成为影响文学发展的重要方面。

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作为国家文学的形成既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产物，也是文学发展从地域文学到区域文学的必然结果”。[7]陕西位处西北、身居中国内陆腹地为中原文化板块，陕西文学及陕西文学批评为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的一个板块，它有机地构成了中国国家文学的一部分，彰显国家文学的气象与意志，同时又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显示出区域文学的独特品格。

近年来，“区域文学研究”“区域文学史”如火如荼，比如区域学研究方面的敦煌学、西部学、海南学等，文学史方面的京派、海派、荷花淀派、湘西文学、鄂派文学、江西文学等研究，在学术上成风称派，景象蔚为大观。

新世纪以来面对全球化理论知识的传播、理论范式的交互影响，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区域愈来愈看重自我身份的确认及本土文化的坚守发扬。在全球知识交融及国内各个区域文学研究的语境下，陕西文学批评怎样确认自我的身份、如何实现自我主体性的定位，同时又要力避偏于一隅的自大封闭及盲从他者。显然，这已经成为当下陕西文学批评研究迫在眉睫的问题。吉尔兹“地方知识”概念理论对区域文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地方知识”把文学当作一种文化符号体系来研究，强调通过“深度描写”细读文本及相关文化行为的方法，力求再现各种知识的生成与历史语境间存在的关联性。吉尔兹还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8]观察文化，重视文本阐释者的“主体参与性”。借此来观察作为一种“地方知识”的陕西文学批评，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古老文化的踪迹，也可以凭借“深度描写”描出它得以形成的具体语境。

陕西的“区域文学批评”仅仅是一种尝试性的探索研究，一方面它有利于拓展了陕西文学批评的影响范围，同时在全球语境下也或可彰显陕西文学批评作为地方性审美体验的价值。无论是从文学史还是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看，“区域文学批评”以及陕西文学批评作为重要的学术概念与范畴，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然而，在“区域文学批评”还很少被关注的时候，从事“陕西文学批评”是个尝试。笔者相信，这应是一个必要有益的尝试。

（三）文学批评研究工作的匮乏

翻阅陕西文学史著作，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分析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陕西文学史的撰写几乎倾向于作家作品论，而对于文学批评的研究却不为文学史所顾及。即使文学史撰写涉及文学批评，也往往把它作为作家分析、文学现象第二性的“隶属品”，缺乏对新时期文学批评进行必要的文学史意义上的关注。冯肖华主编《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马宽厚《当代文学研究论文集》（中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上卷为《陕西文学史稿》）两部陕西文学史的撰写顾及文学批评，但所占据的位置与篇幅微乎其微。

有关文学批评研究的二度批评亦有单篇文章散见于报纸杂志，但数量较少。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所及，有陈孝英《九十年代陕西长篇小说评论之评论》（《小说评论》1996年第5期）、韩鲁华《在历史与文化交叉地带煎熬——谈李星的文学批评》（《唐都学刊》1991年第3期）、《理论建构：文学批评的基石——陕西当代文学批评扫描》（《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和《前现代与现代：陕西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从陈忠实的创作及研究谈起》（《小说评论》2005年第4期）等几篇文章。

陈孝英《九十年代陕西长篇小说评论之评论》一文，从审美角度指出陕西省长篇小说缺乏“现代文体特征”和“形式—技法”方面的深入研究，陈孝英特别强调“形式—技法”形而下研究的匮乏。以上两点是对长篇小说评论学理式的审视，文章第三点聚焦于批评家主体人格，以“陕军东征”中批评界对五部作品肯定性评价为例证，警觉提出陕西文学批评有某种不健康、不正常的倾向，重申批评应有的“面对实际、坦言直陈的气氛和勇气”[9]。

韩鲁华1991年发表的《在历史与文化交叉地带煎熬——谈李星的文学批评》一文指出，李星早期批评被忽视的原因在于“依靠社会势能的推动去思考，去写作”[10]，这是一代批评者共同遭遇的批评命运。阅读第一代和第二代批评者的文章[11]，似乎总有一个类似共同的声音在说话，缺乏个性色彩。韩鲁华认为李星批评的转变在于把自己的文化人格熔铸于批评文本，李星的《论“农裔城籍”作家的心理世界》是批评找到个人位置的明证。对此他给予充足的肯定，认为是“真正的文学批评”的开始。2001年《理论建构：文学批评的基石——陕西当代文学批评扫描》一文，以全局性眼光对陕西文学批评进行了轮廓性勾勒，将批评队伍分为三个梯队。此文值得称道处是提出批评理论建构的学术问题，这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一直面临的困惑，同样也是当下理论工作者难以攻克的棘手问题。韩鲁华以挑战自我、挑战时代的勇气撰写《精神映像——贾平凹文学创作论》一书，试图通过贾平凹创作研究完成理论批评框架的建构。2005年的《前现代与现代：陕西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从陈忠实的创作及研究谈起》一文，首先肯定21世纪以来畅广元、李星、王仲生、段建军等人在《白鹿原》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在现代文化意识的烛照之下，指出陕西文学批评的不足：缺乏理论的前瞻性、预见性和完整性，存在文化心态的固守性和批评视野的狭隘性。[12]事实上，这是有目共睹的批评现象，尽管陕西文学创作在全国的不同发展阶段曾经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但文学批评从全局着眼总是慢了半个拍子，它所作出的是对全国文学批评镜面式的反映批评，缺乏第一代批评家胡采跻身全国的批评胆识与才华。

当然，在陕西文学批评研究严重不足甚至缺乏的情况下，这些有见地的论文就显得弥足珍贵，其中提及的不少问题对于今天的批评研究亦有价值和意义。韩鲁华多年致力于文学批评，敢于思考，笔耕不辍，这为渴求突围的陕西文学批评增添了希望。另外还有不少批评专著的书评或代作者序，亦可算入二度批评研究。如对《中国西部文学论》的代作者序《多维文化学的理论建构》，对《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的书评《兼容并蓄：审美个性化的必由之路》（《小说评论》1998年第4期）、《文化视野下的整体观照与系统分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文，确有不少真知灼见，但亦存在严重的不足。书评或代作者序，大多以奖掖后辈扶植新人为写作基点，往往是浓墨重彩地描述内容，凸显著者独特的研究视角以及深刻的见地，最后才回过头对论著的不足，做一番轻描淡写的简短点评。显然，批评研究难免有文人相轻之嫌。

恢宏的文学事业大厦由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三足鼎立而成，创作、理论、批评相互激荡、并行发展，铸造出纷繁驳杂、风姿绰约的文学景观。如果说缺乏批评之一维，尤其是批评的二度研究，那么文学大厦就会发生倾斜。文学批评史既是文学的批评历史，又是思想文化史的一脉。这种双重性决定文学批评既是一种审美艺术的精神活动，又自成体系成为独立的学科，与文学、文化、社会息息相关，“批评是一般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因此离不开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13]。文学批评作为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通过作家作品批评活动促进文学创作的长足发展，而且以其特有的形式参与到文学发展进程中去，促进文学观念的变革与衍生。因此，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关系密切。当然，文学批评又不同于文学创作，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批评，既是文学艺术的，又是科学的。批评家与作家一样需要审美创作活动，需要精神劳动，批评作品也是具有审美价值意义的精神产品，需要感知能力、想象能力、虚构能力，是审美感受再创造，是文学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文学批评作为对文学的批评方式，又有文学创作不具备的特殊文学意义，它应当与文学创作具有同样的独立地位。因此，文学批评研究是重要的，应该成为文学史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文学批评生存状况怎样、自身发展前景是否看好，文学批评都应该构成文学史撰写的主要内容之一。

回望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出版了大量学术专著，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新时期陕西文学与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实践基础。但整体考量陕西文学批评研究即二度批评，还是不成气候，不尽如人意，停留于零散琐碎，缺乏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与全局把握的整体性，与陕西文学创作的辉煌和文学批评的成果相比，也是极不相称的。其实，对于文学批评研究工作的轻视，似乎成了较为普遍的现象，甚至从事大学教育的个别文科教师对文学批评也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固然，这与当下文学批评本身不自律有关，那种“红包批评”“圈子情结”等病象严重地损害了文学及文学批评形象。因此，本书的研究具有问题的紧迫性与现实的针对性。

鉴于以上因素，本书试图填补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整体研究这一学术之空白。通过对陕西这一区域文学批评的历史梳理，勾勒出陕西文学批评多元构建的格局。从文学批评精神内涵和文化心态等方面把握陕西文学批评，寻找可资借鉴的价值资源，注重意识角度的审视，努力把住文学批评之命脉，寻找当下批评突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