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回顾与展望

中国素称诗的国度，中国文学绵延了数千年，诗歌一直是其精粹。不仅抒情诗丰富多彩，叙事诗也蔚为大观。但人们在阐释诗歌时，总是关注抒情诗，对叙事诗则关注不多。而且对诗歌的把握也总是直观的、印象的、顿悟的，以三言两语说出自己的感受，这种建立在感受的基础上、靠妙悟作出的审美判断，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共鸣。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对叙事诗作出研究，对诗歌作出理性的阐释，是完全必要的。以《诗经》（部分篇章）、汉代乐府、南北朝民歌、唐代排律等为主要代表样式的叙事诗较之抒情诗同样蔚为大观，在中国诗歌史、文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代对中国古典叙事诗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在叙事文本的整理、代表诗篇的解读、断代和通史的研究及研究方法、研究模式都有所突破。在21世纪之初，回顾一下以往的叙事诗研究，对其认真加以研究总结，对促进这一学术领域的未来发展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对促使叙事诗研究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也是有益的。基于这种情况，围绕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这个问题，做了如下研究工作。

一 叙事诗的文本编纂

（一）叙事诗的古籍文本

古籍载录叙事诗的原典文献及整理研究著作，如陈子展的《诗经直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屈原的《楚辞》、聂石樵的《楚辞新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徐陵的《玉台新咏》、陈书良的《建安七子》、吴云的《建安七子集》、沈德潜的《古诗源》等。

原始的劳动歌谣诸如《弹歌》《击壤歌》等就蕴藏着叙事的特质。《吴越春秋》所载的黄帝时《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王充《论衡·增艺》所载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以及《易·归妹》所载的《士女歌》(见《左传·僖公十五年》)，是后代文献追载的中国最早的叙事诗。

《诗经》以“大雅”中的叙事诗为代表，幅制宏伟、艺术成就较高，这是中国叙事诗发展长河的滥觞。其中著名的篇章如《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篇，是一部周王朝兴盛史。又如《菘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记叙战争的《采薇》《出车》《六月》等，组成一部“周民族史诗”。《诗经》的十五“国风”以抒情诗为主，偶有几首叙事之作，却内容充实，格调清新，纯粹“引车卖浆者之言”，充分反映了民间口头创作的特色。以《氓》为代表，它完整地记述了一次婚姻悲剧。一般来说，叙事诗多采用第三人称来叙述，这首诗却用第一人称，采用回忆的手法，结构严谨，但情节发展的顺序并不是首尾有致的。《女曰鸡鸣》一篇则描绘了猎人夫妇间的一个生活片断，通篇采用对话体，语言淳朴，感情含蓄而又深沉，情节并不顺理发展。这些都反映了早期的叙事诗歌还没有找到自己较完美的表达形式。

《楚辞》中叙事之作不多，是由于受时代与这种诗体的制约。屈原忠而见放，幽愤抑郁，忠君忧国之心无时获释，因而憔悴行吟，发为文章，大多是抑郁怀忧的抒情之作，加上灵活多变的节奏，一唱三叹的韵律也最适合抒情。因而，见于屈原的作品，只有《山鬼》《国殇》《哀郢》三篇记叙成分明显多于抒情，或描写人神之恋的迷离恍惚的场景，或记叙百姓奔亡的战败史实，虽然其中有许多忧怜感慨，但仍可以称为优美的叙事之作。《楚辞》以自由的格律，给汉乐府以启迪。

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是一部上古至唐五代的乐章和歌谣总集，设十二大类，共一百卷。汉乐府诗多起自寻常巷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叙事性质。它继承《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广泛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与反抗，是汉代下层社会生活的实录。由于乐府诗的流传和影响，汉末文人的创作又使五言诗发展到一个辉煌的阶段，其杰出代表是无名氏古诗，其叙事作品在艺术上更臻成熟，故事典型，情节有发展，人物形象也更鲜明，像描写弃妇的《上山采蘼芜》，反对战争的《十五从军征》，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最能代表汉代乐府叙事水平的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篇，这首长诗以它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完美的艺术形式，把汉代叙事诗从质与量两个方面都提高到一个新阶段。汉代乐府诗既是对《诗经》以来民间叙事诗作的继承与发展，又给后来的文人叙事诗作提供了典范的借鉴。它是我国叙事诗长河中的第一个高潮，标志着我国古典叙事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达到相当完美的程度，直接影响六朝“拟乐府”诗作和唐代的“新乐府”运动。在中国诗歌史上，汉乐府的出现才真正形成叙事诗的滚滚洪流。每一部叙事诗史，都是汉乐府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建安作家代表是三曹。曹操一生鞍马为文，横槊赋诗，他的四言、五言诗都是以汉乐府旧题来反映现实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疾苦，开创拟乐府诗作，这表明汉末作家对汉乐府的继承与发展。其《薤露》《蒿里行》等作，都以深沉的笔调，记载汉末群雄争斗、战祸弥烈的现实。曹植是建安作家中“粲溢古今，卓尔不群”的诗人，他生于离乱，长于忧患，因而他的叙事诗作，不但有真实反映民生疾苦的内容，而且有时图进取、献身致用的壮志英风，与曹操“慷慨而多气”的风格相得益彰，形成鼎峙千古的“建安风骨”。除曹氏父子外，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都是此期叙事诗的优秀之作。这时期的叙事诗，多汲取汉乐府的现实主义诗歌精神，以“拟乐府”诗的形式反映汉末社会的现实，实际上是汉乐府叙事诗作的余波，但却开启后代“拟乐府”诗作的先声。这诗风延续五百余年而不绝，直到唐代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兴起，才以另一形式来发展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

晋代陶渊明冲决玄风的束缚，给诗坛带来一束清新的阳光。陶渊明的叙事诗作，多记叙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风格平淡自然，用字简练，常用口语创造出高远的意境。代表作就是《桃花源诗》和骚体《归去来辞》。《桃花源诗》以质朴的语言，曲折新奇的情节，描绘出一个古朴社会的生活画面；《归去来辞》则记载他辞官归田的事件和田居的乐趣。

南北朝时期，南朝民歌兴起于当时重要的都市，内容多描写男女爱情，风格柔婉，少有叙事作品。《西洲曲》是南朝民歌艺术成就最高的一篇，作者的侧面描写多于人物的主观抒情，客观景物刻画又暗示时间顺序的发展，可以因之而连缀成有一定情节的故事，所以是一篇有浓郁抒情风味的叙事诗，这与国外的“抒情叙事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北朝是一个崭新的天地，风俗人情异于江左，异族统治又发扬尚武精神，战争徭役、北地苍茫风光、军旅骑射生活都在民歌中得到反映，其杰出代表就是《木兰诗》。《木兰诗》塑造了一个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女英雄形象，她淳朴果敢，热爱家乡，十年转战，功成而鄙弃利禄，这都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全诗情节完整，结构严谨，充溢着浪漫主义色彩；五言、七言相间使用，格调明快，有浓郁的民歌风味。作为此期叙事诗的代表，它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样，取材现实，来自民间，像两颗璀璨的明星，辉映千古诗坛，被人们称为中国古典“叙事双璧”[38]。

（二）叙事诗的现代整理

中国叙事诗的整理和编撰工作，基本体现在叙事诗总集型和叙事诗选集型两个方面，当然思想史也会对叙事诗产生一定的影响。

1.总集型著作

叙事诗总集主要是路南孚先生编辑的《中国历代叙事诗歌——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编》[39]一书。该书是以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40]、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41]为蓝本选择先秦至南北朝时期陈代叙事诗而成。

逯钦立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以冯惟纳的《古诗纪》为基础，坚持寻本溯源的史源意识，依隋志顺序，按照作者卒年的纪序分代编次，共收录从先秦至隋代的诗歌135卷。该书取材广博，隋之前的除《诗经》《楚辞》悉数编入；资料翔实，书中都标注出处；异文齐备；考订精审；编排得宜。在断代文学总集编纂史上，贯穿全书，求深求精，是作得最好的一部。但是逯钦立的著作《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多是对诗歌名篇的介绍，既有叙事诗又有抒情诗，不像路南孚的著作那样对叙事诗的介绍具有系统性、针对性。

路南孚的《中国历代叙事诗歌——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编》一书，收录先秦至陈的叙事、记人、咏史、写景诗作共320首，其中先秦部分53首，两汉部分66首，魏代部分56首，晋代部分44首，南北朝部分101首，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古典叙事诗歌的产生与发展。鉴于中国古典叙事诗歌“抒情记事紧密结合”的特点，本书选诗原则以全诗记叙成分所占的比重定取舍，凡以记事为主要表现手法，因事而抒情者，均视为叙事诗。所收写景方面的诗作，本诸叙事诗较广的定义。即使如此，也仅收录有人物形象参加，可以据此推衍为记事的诗作，因此，是类多是记游之作。所收咏史方面的诗作，均以能记载史实为入选标准。一篇之内，或有数则，但各则之间，首尾分明(如曹子建《精微篇》)，不似诗中用典、简略难寻端绪者，亦予收录。本书以时代为经，按时间先后编次诗作，以便源流清晰，端绪明了。其中确知作者的作品，按作者生活年代之先后编次；不能确知作者的作品，按典籍所载之年代编次；如果诗作年代典籍亦无徵，则以记录它的典籍产生的年代或近人研究成果所考订的年代加以编次。各类诗作之前缀有简括介绍，各位作家亦有小传。本书收诗大体囊括了中国古典叙事诗歌产生以臻成熟的漫长时期，适应此期诗歌特点的本编收诗原则，并不适应唐代以后的中国古典叙事诗歌。基于此，本书认为叙事诗词源的含义是“吟诵的歌”，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叙事诗又可分为写景和记事两类，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场景，一组描述生活情趣的镜头，一幅速写性质的、透视着人物形象的自然景物画面，自可归入写景类；一段较为完整的情节，一则首尾有序的故事，一个诗人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或自我形象，自可归入记事类。狭义的叙事诗则专指记事类诗歌。但无论是写景类还是记事类，都必须有人物形象参加，都可以借之推衍出所叙之事。根据中国叙事诗歌早期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了向大家介绍中国叙事诗产生、发展的全貌，本编取其广义，所收诗歌都是以记叙为主要表现手法的写景、记事诗歌。

综观中国叙事诗歌的产生与前期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叙事诗歌既然以现实世界的人、事、物作为表现对象，就要求运用客观描写的手法，真实地再现客观，记叙本身就要求对描写对象忠实记载；叙事、抒情的完美结合，中国古代诗歌理论认为，诗是抒情的工具，所以《诗大序》畅论诗歌的发源时强调：“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认为诗歌伴随歌舞而产生，最先是抒情的利器。这种“言志”的理论为文艺界普遍接受，引起中国抒情诗的长足发展，也显著影响叙事诗的创作，使得中国古代叙事诗都借事抒情，因情传事，几乎没有纯粹的叙事诗；精粹、典型的表现艺术，诗歌不同于其他文体，它追求意境，讲究炼字，必须选择最准确、鲜明、传神的字眼，最典型的、有高度概括力的细节来表现内容，所以，精粹、典型是诗的灵魂。我国古典叙事诗这一特点是很鲜明的。[42]

2.选集型著作

除了总集型著作外，还有一批选译和评注类的选集型著作，如马茂元的《古诗十九首初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余纪的《历代叙事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治芳和楚葵的《历代叙事诗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彭功智的《中国历代著名叙事诗选》（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丁力选、乔斯析的《历代叙事诗选》（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王强模的《古诗十九首评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杨效知的《古诗十九首鉴赏》（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王运熙的《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刘学锴的《历代叙事诗赏析》（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曹旭的《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刘学锴的《历代叙事诗赏析》、王余纪的《历代叙事诗选》、治芳和楚葵的《历代叙事诗选译》、彭功智的《中国历代著名叙事诗选》这几本书按照历史朝代的时间顺序，选录了从先秦到清代的叙事诗并进行分析。这几本书都是对叙事诗进行了界定。他们都认为叙事诗是写人叙事的诗体，要求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反映出深刻的思想内容。即使带有抒情色彩，也要将其融化在所描写的形象之中，通过典型的性格和形象来反映生活，用饶有节奏韵律的语言抒发激荡的心情。这些书对叙事诗所做的整理工作是功不可没的。

曹旭的《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选评》与以往一般古代作品的选注本不同，它采取点（具体作品）与面（创作的整体状况）与线（作家的生平经历）相连接的方式，由局部体现整体，又从整体透视局部，突出了读本不循旧辙、自创新意的时代特点。

以上对叙事诗的整理和研究的著作，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视点，同时也为叙事诗的研究留下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 古代对叙事诗的述论

要全面总结现代以来中国古典叙事诗研究状况，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中国古代有关叙事诗的探讨。

中国古代对叙事诗探讨总结，当始于西汉末年的刘歆。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刘歆在《七略》中已有对叙事诗论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43]这标志着中国叙事诗理论走向自觉。班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叙事诗的特征是在“感于哀乐”之“情”背后隐藏着“缘事而发”之“事”。此后，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刘知几的《史通》、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叶燮的《原诗》、袁枚的《随园诗话》、刘熙载的《艺概》，这些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著作，都涉及对叙事诗歌的理解与阐释。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古代文艺批评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44]，气有清浊两体。实际上，人的创作个性的不同，导致了作家创作内容的不同，于是我们看到，有人创作抒情诗，有人创作叙事诗。

陆机的《文赋》探讨了艺术构思和各类文体的特征及其艺术风格。“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45]自然万物，四时更替，无不触动作家的情思，激起主体的创作欲望。“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晣而互进。”他提出了“缘情”“体物”，而“体物”是形象的塑造，叙事诗是缺不了形象的。

刘勰的巨著《文心雕龙》分为上篇及下篇两部分，上篇包括5篇总论及20篇文体论，对文学的基本问题及各种不同文体的历史发展状况，作了详细的论述；下篇亦为25篇，是有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的历史发展、作家的才能与修养等综合性理论问题的论述。在文中，刘勰运用“叙事”的词语及话语，称蔡邕的碑文“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赞誉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矣”（ 卷三《诔碑》），称潘岳的哀辞文曰：“观其虑善辞变，情调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卷三《哀吊》），[46]并肯定及注意到“叙事”的形式美学价值。

钟嵘的《诗品》提出了感情论、自然论、风骨论和滋味论这些关于诗歌的本质特征以及诗歌创作与鉴赏批评的理论。他指出诗歌的本质是表现人的感情的，但是归结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47]，称陆机的叙事诗“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48]。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认为写历史的主要任务在于叙事，指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并阐述了“叙事”所能产生的“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不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敄”（《叙事篇》）的形式美学功能。他认为这种文字的杰出典范，就是《左传》。他在《杂说上》中指出《左传》的文笔生动和感人之处，说它“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在他看来，好的历史书，必须有生动的文笔，所谓“史之为务，必借于文”（《叙事篇》）。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作史者一味追求文采而忽略内容的真实。他说：“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叙事篇》）这是强调史书的文字特点，反对形式主义，反对文人把矫揉造作的风气带进史学中去。于是提出了“尚简”“省字约文，事溢于外”“用晦”“虚设不可”“妄饰”等叙事原则，以及“直纪其才行”“唯书其事迹”“因言语而可知”“假赞论而自见”的叙事技巧。[49]

司空图则指出：“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谭哉。”[50]这里的“象”与“景”就是指诗境具体描绘的实象与实景，是叙事诗所依据与叙述的“事”，并提出“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思与境偕”等著名的诗歌美学范畴。

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盛唐诸人唯在兴趣……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51]诗人对外界事物的感触所发生的情思正是“兴”，这在某种程度上接触到了诗歌的形象思维问题。

清代叶燮的《原诗》以草木之滋生发育为例来说明创作客体“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乔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52]。这里的“事”指事物存在的实际，当然也是叙事诗所叙之“事”。

袁枚的《随园诗话》指出：“天地间不能一日无诸题，则古今来不可一日无诸诗。”[53]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诗歌反映的对象应是多种多样，范围极其宽广，叙事诗当然也在其列。

刘熙载在《艺概》中认为文学应该重视现实，是作用于现实的所谓有“关系”的作品。文学创作有两种方法，或“凭虚构象”或“按实肖象”[54]，后一种正是叙事诗艺术形象的创作。

三 当代对叙事诗的研究

（一）有关的研究专著

对中国古代叙事诗的研究是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最初，人们研究中国叙事诗，多从传统角度入手，从是否有完整的情节和人物形象角度剖析叙事诗。1985年前后，西方近百年的文论引入中国，这一年被称为“方法年”，于是，西方叙事学的研究方法，逐渐被国内学术界所掌握，一大批学者开始了自己的叙事学研究之路，用西方的理论审视中国文本，成为时尚和前沿。具体体现在以下著作中。

程相占《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本书的立意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叙事诗的研究，探索中国文学史研究与著述的新方式。对于叙事诗的界定，本书指出，《辞海·文学分册》“体裁”一条认为“按作品的内容、性质划分，诗中有叙事诗、抒情诗”，在“诗歌”一条中认为：“按有无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可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这样，按照《辞海》的理解，叙事诗被认为“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但是我们看到，像《诗经》中的《七月》和杜甫的“三吏”，很难说有什么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于是本书作者对叙事诗的界定产生了质疑。作者首先考察了“叙事”的概念，指出“叙事”一词在中国古代又作“序事”，而“序”又与“绪”同音假借，因此所谓叙事无非就是给事件安排顺序，理清头绪。在中国古代，与叙事关系最密切的是史学。古代史学对叙事诗的影响主要是对叙事技巧的影响（如“诗史”“龙门笔法”等）和对叙事观念的影响（如“实录”“春秋大义”）。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艺术样式。因此从中国古代的叙事观念和语言观念（“言有物”“言有序”）出发，著者认为“叙事诗”就是在一定用意的支配下，用押韵的语言将事件安排得具有一定顺序、头绪的文学作品。全书共四章。第一章考察中国古代叙事诗诗歌思想的历史流变。指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意旨始终与“史”相连，集中地体现在“诗史”这一观念上。一定的价值取向决定一定的视角——观察世界、叙述事件的角度，一定的视角又影响一定的结构——事件的展开方式。故第二章“视角与结构”考察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视角与结构类型。人物是事件的承担者与造就者，是事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故有第三章“人物”之设，主要从功能层面考察中国古代叙事诗中的人物类型。一般叙事文学都有意旨、视角、结构、人物诸要素，叙事诗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叙事性文学，如小说，关键在其文体样式——诗体。于是，第四章“诗体”，考察了中国古代叙事诗体现在诗歌这一文本样式上的叙事特点及其历史发展，并重点发掘有别于其他叙事文学的“意象叙事”技巧和用典的叙事意义。[55]

高永年《唐代叙事诗研究》，对唐代叙事诗进行了品鉴，全书分五部分。第一章为“绪论”，论述中国汉语诗有“诗史”而无“史诗”，但叙事传统却源远流长。从《诗经》到两汉乐府，到中晚唐诗篇，中国古代叙事诗发展留下了深深的足迹，显示出了夺目的光彩，进而指出唐叙事诗研究的意义；提倡更好地认识这座被忽视的“高峰”；看艰难时世怎样造就一代诗豪；全面深入地了解唐代叙事诗的特质。第二章为“唐叙事诗之界定”。先论述“何为叙事”和“何为诗歌之叙事”，在此基础上对唐代叙事诗作比较明确的界定，划定研究范围。这一部分，辨析了唐叙事诗界定中几个比较重要的“个案性”问题，要不要在唐诗中专门列出“叙事长篇”；某些有时空序列的抒情诗组，能否列入叙事诗的行列；以铺叙为主的诗，能否视为叙事诗；如何对待有叙事因素的律绝诗。基本观点是作者认为没有必要在唐诗中专门列出“叙情长篇”，因为叙事诗既然是“叙事”的诗，就必然带有诗的根本品格——抒情。不能以“塑造他人形象”和“塑造自我形象”来区分“叙事诗”和“抒情诗”。应当允许叙事诗中塑造诗人（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不能规定叙事诗只能虚构，不能写实。“按照生活的原貌进行叙事”恰恰使诗歌更加靠近了小说，使诗的内容“高度生活化”，叙事诗的结构，可以用一个完整的故事来贯穿，也可以星罗棋布地展示多幅生活画面。同时还指出，不能把唐诗中某些有时空序列的抒情诗组（如《秋兴》八首）归入叙事诗的行列，因为这些诗组的时间标记不能牵引出人物的连续性“行动”，不能在此时间转换中看出“故事”来，它们的地域方位对比也不能包容人物行动在内的时间推移，故只能视为抒情诗，对于那些以铺叙来融合叙事、抒情的诗篇，由于不能将时空序列中事物的因果关系阐释清楚，所以也不能称为叙事诗。经过以上几个方面的鉴别，唐代叙事诗的“界定”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标准，这就为整个叙事诗研究奠定了相对坚实的基础。第三章为“唐叙事诗之成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多“事”的时代，怎样催生了多“事”的诗歌；崇实尚俗的文学思潮，怎样推动了叙事诗的发展；文学各文体的交互影响，怎样生发了叙事之花。该书试图从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清理出几个有直接关系的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审视和分析，以探究唐代叙事诗得以繁茂的原因。第四章为“唐叙事诗之特质”，着重剖示了以下几个问题：唐叙事诗的神韵；唐叙事诗的叙事角度；唐叙事诗的叙事艺术。这一部分努力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唐叙事诗的个性风貌，指出属于它自身的，有别于其他时代叙事诗的一些特点。最后为“余论”，对唐叙事诗做一个概括的论述，并简述它对后世文艺的深远影响，以及它对当今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借鉴意义。

高永年《中国叙事诗研究》，认为“叙事作品”就是在时间流进和空间转换中清晰地交代“人物行动”的作品。而“叙事诗”的特征就是它要表现时间的长度和空间的变化，交代人物的行动和动作；它对“行动”的描述，总是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对“行动”的描述，总是受到诗歌节奏、韵律和意象性句法结构、修辞规则的制约。[56]文中论及先秦至唐代、宋代至清代、现代至当代一个广阔的时间史，文中以唐代叙事诗为主，对先秦至南北朝叙事诗只用了很少的篇章描述。

王强模的《古诗十九首评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申述诗义，意蕴精辟；训释解题，既博采众说，又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并提出前人具有代表性的论点，供研究者参考。每篇的解题、注释、今译和《文选全译》相得益彰；评说部分颇具学术价值，尽力发掘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能够对思想内容大体相近，意境仿佛、情调类似的十九首诗歌，做到评说观点明确，论述符合实际。总论部分重点放在“文学渊源”“艺术特色”的评介上，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或填补空白，或另寻门径，体现出“其味足、其掘深、其说新”的特色。但这些注本都从注释、赏析等方面对中国上中古的叙事诗进行剖析。

此外，陈来生《史诗·叙事诗与民族精神》（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程相占《吴伟业与中国古代叙事诗》（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995年）、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张永鑫《汉乐府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王荣《中国现代叙事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钱志熙《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也是成绩斐然之作。

（二）主要的研究论文

在20世纪中国古典叙事诗的研究中，出现了一批有价值、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他们分别从思想内容、体例结构等方面对叙事诗进行了研究。

1.综述性研究

关于唐代以前的叙事诗的研究，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对前人研究的成果加以总结，做出综合性考察和评价。相继有王荣的《中国叙事诗研究与批评综述》、赵敏俐的《2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综述》、赵明正的《20世纪汉乐府研究述论》等。

王荣的《中国叙事诗研究与批评综述》（《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论及与古代的抒情诗及其他文学类型研究相比，古代叙事诗研究虽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研究方法及学术成果上都不成规模，但古代叙事诗研究从作品批评入手，其对于作品的整理、艺术特征的发现与领悟、文体观念与审美意识变化的梳理等，都为以后的研究作了准备。

赵敏俐的《2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综述》（《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认为，以乐府诗和文人五言诗为主要代表样式的汉代诗歌，对后世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章分别从魏晋到清末的汉代诗歌研究回顾、1920年到1949年以前的汉诗研究、1949年到1976年以前的汉诗研究、新时期(1976年以后到20世纪末)的汉诗研究、20世纪港台和国外的两汉诗歌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预测等六个方面总结了汉代诗歌研究。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赵明正的《20世纪汉乐府研究述论》（《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2、3期）认为，20世纪汉乐府研究呈现出近代学术形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涌现了一批编写乐府诗史和笺注汉乐府的学术精品；50年代以后在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主导下进行研究，有得有失，但“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术争鸣扩大为阶级斗争，留下了深刻的教训；80年代以后在现代学术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多元化研究态势，并开始对汉乐府学术史进行研究整理。海外学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文心雕龙·乐府篇》的笺注和研究也颇资借鉴。20世纪汉乐府研究突破了古典诗学的研究范式，研究材料得到了拓展，开始利用出土文物；引进了西方文艺观念和现代文艺理论，运用神话学、民俗学和叙事学理论来研究汉乐府；突破了诗学范畴的评价体系，还原了汉乐府作为诗歌文本和表演文学底本的特质；从效果史和影响史的角度对汉乐府进行比较研究；解决了研究史上的一些难题，其中尤以对汉乐府曲调的考证和《巾舞公莫舞辞》的破译为胜。这些研究综述，系统全面地对叙事诗从宏观上进行把握，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居功至伟。

此外，马庆洲的《百年汉乐府研究概述》（《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王荣的《发现与重估：中国古典叙事诗艺术论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刘运好的《新时期汉乐府诗研究之回顾》（《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赵敏俐的《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艺术特征》（《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是杰出代表。

2.思想内容等研究

张亚新的《试论〈古诗十九首〉对建安诗歌的影响》（《延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钟耩的《试论中国古典叙事诗的传统及其与抒情诗的区别》（《吉首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彭功智的《浅谈我国古代叙事诗》（《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叶幼明的《〈古诗十九首〉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中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1期）、陈少松的《清代叙事诗及其理论初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张碧波和高国兴的《试论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程相占的《论先秦两汉民歌的叙事特征》（《学术月刊》1997年第7期）、穆薇的《蔡琰〈悲愤诗〉与中国古代叙事诗传统》（《齐鲁学刊》1998年第5期）、王新霞的《先秦汉魏叙事诗述评》（《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2期）、张应斌的《史诗问题和周族的史诗——论〈诗经〉中的史诗》（《嘉应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赵海菱和张荣纲的《论赋在〈诗经〉叙事文本中的作用》（《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陈来生的《中国传统叙事诗不发达的原因》（《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徐迈的《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长篇史诗——从〈诗经·雅〉中的五首叙事诗谈起》（《阅读与写作》2004年第3期）、杨宏和陈静的《汉乐府民歌对〈诗经〉民歌叙事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从思想内容方面的研究，作为传统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黄景魁的《论先秦汉魏叙事诗的形成与发展》（《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一文指出，在中国诗史中，叙事诗与抒情诗是两条并行的创作潮流，论文论证了中国叙事诗滥觞于先秦，繁荣于汉乐府，成熟于建安时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为中国叙事诗的形成与发展勾画出一条清晰的脉络。

郑亮的《乐府叙事诗简论》（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指出乐府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是在汉代统一的封建集权稳定的统治下，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文学与以楚辞为代表的南方文学相融合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自乐府而确立的五言、七言、杂言诸诗体，迄汉以降，无复改变，成为中国诗歌的主流形式。后世词、曲、戏剧、小说的发展或多或少都受到乐府的影响。乐府从两汉始兴至唐后分化，发展大致经过三个时期：两汉、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流行一千余年。乐府与《诗经》《楚辞》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两源（《诗经》《楚辞》）一流（乐府）的格局，与《诗经》《楚辞》，鼎足而三。叙事诗是乐府诗的主要精华之所在，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要内容，发展过程大致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和唐代三个阶段，汉末和唐代是乐府叙事诗发展的两个高峰时期。在创作群体方面，汉末文人乐府创作和民间乐府创作交相辉映，形成以曹氏父子、建安七子和蔡琰为代表的文人创作高峰，民间乐府则产生了《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优秀作品。唐代主要是文人乐府占据主流，李白、杜甫都是乐府大家，中唐时期在元稹、白居易的大力倡导下，形成新乐府运动。唐以后，受到词、曲的冲击，乐府渐趋没落，虽不无一二诗人，时或偶作仿古乐府，然凤毛麟角，不成风气。该文主要对汉至唐的乐府叙事诗的发展脉络作一番梳理，同时提出乐府叙事诗的理论——“诗缘事”说。

刘俊阳的《论雅诗中的叙事诗及中国古代叙事诗与史诗之不发达》（《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一文指出，雅诗中的13首叙事诗是诗歌史上第一批文人叙事作品，它们叙写了周族兴起到强大的历史进程，在叙事诗并不发达的古代诗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中国叙事诗不发达的原因：（1）古代文体有散文与韵文之分，叙事的工作由散文分担；（2）中国诗论主张言志抒情，不重叙事；（3）封建文人不重视。《大雅》中的10首叙事诗篇幅短小、缺少完整的形象和故事情节，不能称其为史诗。中国古代汉民族没有史诗的原因是：（1）儒家文化的限制；（2）中国诗论的影响；（3）文明早期的汉字不适于记录；（4）中国古代宗教观亦是一大障碍。

胡如虹的《论汉乐府民歌叙事诗》（《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指出，汉乐府民歌叙事诗是历史馈赠给我们的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城市的繁盛、市民阶层的兴起、诗体的进步以及南北文学的合流等种种原因，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勃然兴起，蔚为大观，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汉乐府民歌叙事诗根据其艺术上的特点可分为三类，他们在情节、结构、人物形象等方面都各具特色。

此外，还有于宝莲的《唐代叙事诗的发展综论》（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曾垂超的《论梅村体》（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高林清的《白居易叙事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吕继红的《〈木兰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周婷莉的《中唐叙事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郝美娟的《清初文人叙事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刘杨的《〈诗经〉战争徭役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等论文。

3.体例结构等研究

李炳海《〈诗经·国风〉的篇章结构及其文化属性和文本形态》（《中州学刊》2006年第7期）一文指出，《诗经·国风》的篇章结构主要有两种模式：或是采用三章成篇模式，或是采用两章成篇模式。三章成篇模式是受周公制礼影响的产物，渗透的是以三为节的理念，是周代礼乐文明的结晶；在周代礼乐文明浸润较深的地域，三章成篇作品所占比例较高。两章成篇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民间歌谣属性，其作者多为普通士人和百姓，在题材内容和音调上都疏离于周代礼乐文明。《诗经·国风》将这两种结构模式的作品都加以收录，体现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礼乐文明与民间文化的整合。同时，《诗经》编订者在对《国风》作品进行排列时，更推重三章成篇的作品，显示出对礼乐文明的认同和维护。多篇成章的作品，则显示出抒情诗和叙事诗在文本形态上的差异。

胡根林《唐代叙事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唐诗侧重社会学研究，习惯从诗人生活的时代背景品评作品，而对文本有一定程度的忽视。本书运用西方叙事理论和中国古典诗学相结合的方法侧重文本分析。具体到文章内容，先分析唐代叙事诗历史地位，然后重点研究诗歌文本，包括对唐代叙事诗故事、本文及叙述分析，最后探究其繁荣原因。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唐代叙事诗历史地位。本章简要描述古代叙事诗的流变，不仅总览唐代叙事诗概貌，而且以此确立唐代叙事诗里程碑式的重要地位。第二章，唐代叙事诗故事研究。其中“故事类型”主要探讨唐代叙事诗基于角色功能的基本分类，着眼于故事本身；“人物作用”分析唐代叙事诗中人物作为角色、行动元、角色兼行动元的作用，概括其人物塑造的主要特点。“结构模式”则从结构角度探讨唐代叙事诗三种基本的叙事结构和创作模式。第三章，唐代叙事诗文本研究。其中“意象叙事”根据古典诗歌语言是意象语言的特点，分析一些代表性叙事诗的叙事意象，探究其叙事方式。“用典叙事”分析叙事中用典的情形，认为用典的叙事语言增强了诗歌的承传性、表现性和联想力，也因此给故事造就了一种立体文化空间。第四章，唐代叙事诗叙述研究。本章一方面探讨唐代叙事诗全知视角和有限视角，并总结两类视角体现在叙述方式上的特点。另一方面则从时序（顺序、倒叙）和速度（停顿、省略、场面）角度分析唐代叙事诗的节奏。第五章，唐代叙事诗繁荣原因。从体例结构去研究叙事诗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三）港台地区的有关研究

中国叙事诗的研究基本根植于大陆，但在港台地区和国外也有一些可资称道的研究成果。

在港台地区对中国叙事诗的研究硕果累累。江聪平的《乐府诗研究》（台湾兴国出版社1978年版）、张清钟的《两汉乐府诗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和《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陈义成的《汉魏六朝乐府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6年版）。这些剖析都是从传统角度进行的，局限在时代背景、主题思想、人物分析、艺术特色等方面，对叙事模式较少涉猎。

张清钟的《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57]一书，前有对每首作品的详细评注，分诗旨、注释、作法、评介、赏析五部分，搜集材料比较丰富、言简意赅，颇得诗之旨趣。后有对《古诗十九首》源流的考察，介绍了关于十九首产生年代和作者的各家观点，最后得出“其作者未必是一人，时代亦未必是同时”的结论。

这一时期，港台地区还出现了一大批专事研究叙事诗的硕博论文。博士论文有：张修蓉的《中唐乐府诗研究》（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81年，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年版）、田宝玉的《中国叙事诗的传承研究——以唐代叙事诗为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所，1993年）。

硕士学位论文有：

（1）对中国叙事诗作整体观照的还不多，所知仅有吴国荣《中国叙事诗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研究所，1985年）；

（2）专门探讨汉魏叙事诗的也不甚多，所知有郑开道《汉代乐府诗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学院中文所，1971年）、黄羡惠《两汉乐府古辞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研究所，1991年）、林彩淑《汉魏叙事诗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研究所，1998年）；

（3）专门研究唐代叙事诗者有梁荣源《唐代叙事诗研究》（台湾大学中文所，1972年）、张国相《唐代乐府诗之研究》（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研究所，1980年），而对白居易及其叙事诗的研究尤为集中，如俞炳礼《白居易研究》（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1980年）、梁国标《白居易及其讽谕诗之探讨》（台湾珠海书院中文研究所，1983年）、黄兆康《白居易新乐府研究》（台湾能仁书院中文研究所，1985年）、廖美云《元白新乐府研究》（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1987年）、林明珠《白居易叙事诗研究》（台北东吴大学中文所，1990年）、侯配晴《白居易叙事诗美学研究——以讽谕诗、感伤诗为主》（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应用语言文学研究所，1994年）、邱晓淳《白居易叙事诗研究》（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系，2001年），等等。这些都是港台等地在叙事诗研究方面的成就。

（四）国外的有关研究

任继愈先生说过，中国文化属于全世界，的确，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也是很多的。尤其是近年来，研究的专著相继出版，代表性的有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刘正的《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何晏和许光华的《国外汉学史》、李庆的《日本汉学史》、张国刚等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王晓路的《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阎宗临的《传教士与法国汉学》、计翔翔的《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葛兆光的《域外中国学十论》、朱政惠的《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讨的理论和实践》、陈君静的《大洋彼岸的回声》、周发祥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等。[58]而向来被国外汉学家视为中国文学精髓、人类艺术瑰宝的中国古典诗词，更是国外汉学家乐于研究的课题，尤以日本和法国成果最多。日本泽田总清的《中国韵文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对汉代乐府诗歌的介绍，吉川幸次郎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小西昇对两汉乐府的研究、泽口刚雄对乐府游仙诗的研究、《陌上桑》的研究，增田清秀的《乐府の历史的研究》（东京创文社1975年版）。

法国汉学界马塞尔·葛兰言的《〈诗经〉中的爱情诗篇》（巴黎，1911年），以《国风》68首歌谣为例，从人类学、社会民俗学的视角和“乡野主题”切入，考析了《诗经》中爱情歌唱与古代中国季节和节日的礼仪习俗关联，运用中国古代哲学“阴”“阳”说作哲学观照，并联系我国西南流传至今的对歌比赛进行比较论证，从而对这些爱情诗篇作出全新的诠释。

戴密微的《中国古诗选》（巴黎，1962年）选择了上自《诗经》下至清诗的374首诗词，共204位中国古代诗人的名篇。它集结了巴黎汉学界老中青三代译介力量，历时数年之久，是20世纪法国译介中国古诗的标志性成果。尤其是戴密微为之所写的导论《中国古诗概论》，栩栩如生地论述了中国诗歌的历史沿革和艺术特点，显示了论者对中国诗歌艺术的深刻把握。其收录了《古诗十九首》的全部译文，并称赞它“是汉代流传下来的最优美的诗歌：这种五言诗体保持了民歌特色，且具有完美的艺术技巧”[59]。

桀溺是汉诗研究领域最杰出的学者，他的《古诗十九首》（巴黎，1963年）是一部专门的研究著作，对《古诗十九首》进行重译并对每首诗详尽注释，并把《古诗十九首》与法国文学作了比较，从古诗的抒情特点、新思想和新风格三方面加以探究，同时贯穿与《诗经》特别是与《楚辞》的渊源关系的考析、比较，从而凸显出古诗的独创性，确实不乏新颖见解，值得重视。《牧女与蚕桑》是其代表性成果，以汉乐府《陌上桑》为突破口，论及此诗，涉猎甚广，开掘很深。对美女采桑这一中国文学题材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文化研究，并与法国诗人马卡布律的牧女诗进行比较研究，论述了法国牧女诗和中国桑园文学的历史演变及其在各自文学中的地位，进行了平行的比较研究，材料丰富，疏证细密，观点新颖，是极具深度的著作。

国外学者从自己的学术背景出发，探究中国叙事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参照，其中不乏新颖之作。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的结构主义叙事学，为我们研究唐代叙事诗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话语言说方式，值得我们重视。

四 有关方法论的论著

（一）西方学者的研究

对叙事文学的研究是一个古老的课题，叙事的研讨在西方文论中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古希腊，亚理斯多德的《诗学》就把悲剧的主要成分归纳为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和歌曲六个方面，情节居于首位，情节就是叙事之事。

当代的叙事研究或者说叙事诗学，与传统的研究方式不同的是在研究的方向上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分化，一种是语言学诗学，另一种是文化诗学。西方结构主义文论在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影响和启发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应运而生。结构主义对世界采取结构式的、系统式的研究，关注对于结构的感知和描绘，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关于客体事物的结构模式来达到对于客体的认识。从这一角度看，结构主义具有方法论的性质。他们寻求批评的恒定模式，反对印象派一类的主观批评，要求用相对稳定的模式来把握文学，以达到有理性、有深度的认识。强调文学研究的整体观，他们把文学看成一个整体、强调文学系统和外在于文学的文化系统对具体作品解读的重要性，追寻文学的深层结构。代表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阿尔都塞、雅克·拉康、罗朗·巴特、A.J.格雷马斯、茨维坦·托多洛夫、克劳德·勃瑞蒙、热拉尔·热奈特等人。

结构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的一些学者开始用叙事理论研究中国的文本，诸如美国丁乃通的《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美国蒲安迪的《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美国王靖宇的《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法国列维—斯特劳斯对《救风尘》的研究、法国格雷马斯用符号矩阵对《救风尘》的研究、美国的杰姆逊对《聊斋志异·鸲鹆》进行的研究，等等。

（二）中国学者的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初叙事学被引入中国以来，国内学者陆续写作、出版了大量导读性、理论建设性和理论探索性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主要以外国理论资料的翻译为主，90年代初至中叶则以中国学者对西方叙事学的理论系统整理、介绍为主，90年代末期至今，一部分中国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还有一些学者在吸纳已有的叙事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叙事学与具体作品分析相结合的理论研究，与此同时，有些学者则拓宽叙事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将叙事与文化的理解、反思相结合。此时期中国学者的理论作品按其理论关注点及研究方法大致分为这样几类：以理论介绍为主的导读性作品，代表作有徐岱的《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傅修延的《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和罗钢的《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从语言学和逻辑学角度研究叙述学，以董小英的《叙述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和王阳的《小说艺术形式分析——叙事学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为代表；以澄清叙事学理论研究中出现的系列问题（术语概念和某些定论中的分歧）为主，并对叙事学理论的研究范畴进行拓展或纳入新的研究方法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为主的著作有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和高小康的《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注重叙事学与文学作品个案分析相结合的理论研究作品有谭君强的《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格非的《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胡全生的《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徐岱的《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等；注重叙事与文化之间影响关系的作品有谭君强的《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耿占春的《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高小康的《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春青的《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李春青的《在文本与历史之间——中国古代诗学意义生成模式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60]正是在这一大批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文学被置于非常丰富的世界文学发展脉络之中，为从多种角度加以欣赏和分析中国古代叙事诗，开辟出了许多新的视域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