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书院发展小史

书院的正式出现是在唐代。清代袁枚在《随园笔记》中说：“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据记载丽正书院在唐朝东都洛阳，开办于唐玄宗开元五年（717），是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主要是修书的，并不是教学场所。开元十三年（725），丽正书院改名“集贤殿书院”，简称“集贤书院”。一方面，袁枚《随园笔记》中说“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将“丽正”和“集贤”两者并列似乎有误。另一方面，这一记载只是说官办的书院。据一些地方志记载，有些地方开办的民间书院比这更早，例如今湖南攸县的光石山书院、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等。据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考证，湖南攸县的光石山书院是目前所能考证到的、有记载的中国最早的书院。

唐代开始出现的书院有两类：一类就是前面所述文人修建的读书场所，叫作“斋舍”或者“书堂”；还有一类是皇家修建的藏书馆，这就是唐代开始出现的皇家书院，这一类“书院”往往修建在皇帝的行宫中，这类皇家书院到宋代仍然延续。《宋史》中就有记载，绍兴五年修建康行宫，于行宫内“新作书院为资善堂”；《玉海》一书中也记载有“于行宫内造书院一区”。这种行宫中所建造的书院，实际上就类似于唐代的皇家书院，即皇家图书馆。当然这种所谓皇家书院和我们常说的民间的书院是两种不同的类型，这里暂且不表。后来发展起来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书院，主要都是由文人读书处发展起来的。最初其规模都很小，即所谓“精舍”，实际上就是几间读书、藏书的房舍而已。

宋代虽然政治上并不强盛，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和文化最繁荣发达的时代，也是教育最发达的时代，读书之风大盛。文人学者们收徒讲学，书院大发展起来，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书院发展的兴盛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书院数量大增，二是书院的规模扩大。宋代书院数量的增加，主要是在南方。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再一次进入到分裂战乱的时代。唐代后期到五代十国，再到宋朝，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争夺地盘，战争和灾荒频发，导致北方和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大量南迁，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南迁移。过去蛮荒之地的南方，这时候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展起来，成为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经济上，南方地区特别是洞庭湖周边地区，农业经济非常发达，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称（古代的“湖广”指今天的湖南湖北）。文化上，宗教文化的中心也迁移到南方。湖南衡山的南岳成为了宗教文化中心。中国古代有五岳文化，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这五岳不仅仅是宗教和祭祀文化的象征，同时还是国家政治统一的象征，拥有五岳就象征着天下统一。到了南宋的时候，金兵南下，北方全被其他民族所占领。五岳丢掉了四岳，只剩下了南岳。于是整个宗教文化的中心就集中到了南岳。今天湖南衡山脚下的南岳庙的格局是：中轴线圣帝庙的东边有八座道观，西边有八座佛寺，“八寺八观”“众星拱月”围绕着中央的圣帝庙。在文教方面，南方的书院大发展，湖南、江西、浙江成为南方地区书院数量最多的省份。宋代四大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湖南衡阳石鼓书院）有三座在湖南和江西。到宋代，书院的建筑规模也在扩大，由过去文人精舍、书斋简单的教学和藏书功能，逐渐发展成教学、藏书、祭祀、住宿几大功能同时并存的建筑组群。

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经过了一场大战乱，宋朝以来发达的文化教育当然是受到了较大的破坏。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元朝统治者为了稳定政权，必然要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因此在政权稳定下来以后，元朝开始鼓励文化教育的发展，鼓励创办书院。同时蒙古族上层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也看到了自己在文化上的落后，开始努力学习，奋起直追。这也在客观上促使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所以元朝虽然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但是在书院建设上还是有较大的发展。元代书院的发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理学向北方的发展。宋代思想文化和教育的中心都在南方，儒学发展的一个高峰——理学也创始于南方。元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们都希望把理学往北方推广普及，这也是促使书院在全国各地发展的原因之一。

明代是中国书院发展的又一个高峰，书院总体数量超过了以前各朝代。整个明代书院发展分为不同的三个阶段。明代前期100余年的时间，由于统治者政治上的强力统治，全力推行官学，遏制民间文化教育，民办书院逐渐衰落。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乱之后，明朝统治者很快恢复了科举考试，选拔官吏。但是制度规定凡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必须进入各级官办学校学习，才能取得考试的资格。官办学校的组织系统也非常严格，基层的社学遍布全国各地。读书人为了取得功名利禄，也纷纷进入官办学校，由此民办的书院逐渐衰落。到了明朝中期，由于过分地强调科举考试，科举制及其八股文教育方式的弊端逐渐显现，整个社会学风败坏，学问衰落，甚至为了考试而不择手段，道德败坏。有识之士看到了这种社会状况，提倡新的教育，主张培养人格，挽回教育的颓势。例如王阳明提倡的新理论——心学，就是这种新型教育的典型。但是这些新思想新理论都不能进入正式的官办学校，只能在民办的书院中传授，这也是明代中期民办书院再度兴起、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新思想新理论的兴起，文人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批判，又与官方思想发生冲突，导致朝廷三度禁毁书院。明朝嘉靖年间、万历年间、天启年间三次颁布禁令，禁毁书院。加之明朝后期的战乱，曾经盛极一时的书院，到明末完全走向衰落。

清朝是中国书院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高潮。清代书院的发展呈现出几个不同的阶段。最初清朝统治者是阻止书院发展的，甚至公开禁止新建书院。清初统治者知道汉族的文化远远比满族发达，下令满族和蒙古族大臣学习汉文，皇帝亲自带头。但是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们认为只能让服务于科举制的官方文化发展，不能让那些民间书院发展。因为民间书院往往培养出有独立思维的知识分子，不利于清朝的统治，所以他们强力发展官办的地方学宫，禁止民间发展书院。这种禁令在顺治皇帝时强力推行，但是到了康熙皇帝时就开始松动。康熙皇帝有时还亲自为一些重要的书院题写匾额，说明这种禁令实际上已经放开。雍正和乾隆年间各地书院开始大发展，形成一个高峰。

清朝书院发展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官方权力的介入。书院本来是民办的，但是到了清朝，书院由官方派遣官吏来管理，或者直接由官方来建立。书院变成了官办的教学场所，这是清朝书院的一个特征。清朝中期，嘉庆、道光和咸丰年间，由于政治上的不稳定和经济上的逐渐衰落，书院发展也相对低落。再到后期，同治和光绪年间，有一个“同光中兴”的社会局面，书院建设又进入一个高峰。这是中国传统书院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同期也开始了书院的变革和改制。这时候西方文化包括自然科学大量传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觉醒，主动学习西方文化，救亡图存。很多书院改革了教学的内容，引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内容。1900年代初至辛亥革命前，很多地方的书院因为引进新学（西方文化和自然科学）而改制为近代学堂。有的再进一步由学堂改为现代的学校，包括各类中等或高等院校。著名的湖南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改为高等工业学校，1926年再改为湖南大学，是最典型的实例。

清晚期朝廷迫于现实的压力，不得不施行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教育制度的改革。1903年命张百熙、荣禄、张之洞等人拟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正式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俗称“癸卯学制”），并向全国推行。其内容是改革古代一直延续的官学和私学教育体制，建立新式的学校或学堂。这是中国第一个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由朝廷颁布并向全国推广的学校教育体系。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古代延续数千年的教育体系的结束，新的教育体系的开始。书院也从此结束了它延续千年的发展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