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脱离涉入的边际

上文考虑了种种偏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它们都否定了个人被社会情境压倒的处境。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设想，在“合乎情境的主要涉入”中，自我的完全投入就能确保社会情境中的礼仪。无论规定性的主要涉入是什么，无论被认可的涉入强度有多大，我们通常发现，至少在我们的中产阶级社会里，个人必须清楚证明，他并未全身心投入主要的聚焦活动。某种边际的自制和沉着通常是必需的，也需要表现出来。不过，这种义务必须和上文提及的另一种义务平衡：维持最低限度的可以接受的主要涉入。

一般地说，个人能成功地维持适当的非涉入（disinvolvement）的印象，所以我们往往忽略这个要求。真正的危机发生时，个人常常专注于情境标记的任务（situated task）；此时，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场景，危机可能会掩盖、免除甚至消除可能成为情境性侵害（situational delict）的局面。然而，在小型的危机中，个人有理由退出聚会的大方向，但没有这样的自由，我们能看到这样的情形：个人在重重困难中努力表现出得体的非涉入的形象。如此，一个人全力奔跑去追赶巴士时，或者在结冰的人行道上滑倒时，他总会以乐观的情绪保持身体的挺直，脸上挂一丝苦笑，仿佛在说，他不是太介意手忙脚乱的样子，始终维持合乎情境的自我控制。

显然，在情境标记活动里的过分热心的涉入（overeager involvement）是多种多样的，例子有：在业余拳击赛上喝彩的嗓门太高，在对弈时太静悄悄地全情投入。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表面上千差万别的活动可能会具有同样的表情意义。有趣的是，静悄悄的过分投入之举常常表现为赋格式的次要涉入，这种重复性行为含有这样的意思：个人深深地卷入一个常常是合乎情境的任务。^[26]但是，退缩演变为一种活动的情境是很少的，因此，高强度涉入的个人暴露出分离的次要涉入而被人发现时，一般会感到尴尬，于是他急忙重新分配自己的涉入，使之更能被人接受。只有在考试和竞技体育等情境中，高强度的情境标记的涉入与活动的目的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时，深度的任务涉入才是可以容忍的。

一个常见的涉入控制形式在饭桌上发生。在盎格鲁-美利坚的许多社群里，个人吃饭要慢，不能从邻座的盘子里取食；总体上，吃饱仿佛不像是最重要的时尚，吃饭本身几乎不需要注意。（以设得兰岛为例，多数人总感到有一点饿，主人给客人加饭菜时，很难得有客人不说，他吃饱了，而且他还要补上一句说，吃得太多了。）在精神病院里，工作人员注意吃饭的规矩，把违规的病人归纳为几种典型：“填鸭型”（stuffer）病人，他们向嘴里塞食物，直到腮帮子鼓起来，憋得咽不下，难以喘气；“抢食型”（food grabber）病人，他们不尊重邻座的餐盘，所以让他们孤零零地躲到一边去吃，或者把他们捆在椅子上，绑带从领口穿过，就像拴狗一样——目的是要他们远离别人的地盘。其他不那么极端的例子成为通向精神病院外“自由”社会的桥梁。在中心医院，有一种“恶心型”（sicker）的成年病人，他们颠倒吃饭顺序，总是先吃甜食，说明他们不能控制吃甜食的欲望，吃饭时涉入太深。当然，这就是幼儿身上常见的毛病，爸爸妈妈教育他们，吃东西时要掩饰“过分热心”，吃过以后要掩饰“过分满意”。^[27]

在我们的社会里，被视为过分涉入的证据有种种迹象；一个有趣的迹象是出汗，另一个是声音颤抖，更重要的迹象是手抖。老人有手抖的问题，有慢性手抖症的人成为“有缺陷的人”，这使他们平常的互动背上包袱，给人的印象是自控的不足。一些计上心来的谋略可以用来掩盖手抖的迹象，防止它败露身体其他部位恰当的涉入动作。一个办法是把手放进衣服口袋，另一个办法是手用力撑在桌子上，再一个办法是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把手肘靠在桌子上。

可以说，保留备用一手的倾向可能会给个人的活动带上一定的色彩；如此，在特殊情况下，环境需要人完全涉入主要的活动时，他可能发现，自己无法放手涉入。也许，中产阶级的僵硬可以用这样的词语来解释。无论如何，在我们的社会里，性交最好是在黑暗的涉入盾牌下进行，因为黑暗使人享受不置身特定情境的自由。当然，其他背景下也发现这样的问题，而不是这样的解决办法。如此，与人共用一间办公室时，工作常受局限，因为极端专注并浸淫于任务的表现反而成为不妥当的举止。有些共用办公室的人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逐渐习惯彼此“非人”的状况。于是，情境性礼仪就可以放松，情境需要的专注亦随之增加。这个办法甚至可以推向极端：自言自语咕哝“真没想到”“嗯哼”“我们看看”时，不必向同事表示歉意。^[28]在这样的情况下，其他脱离情境的次要涉入比如用手指头挽头发也可以进行，并得到宽容了。

[1]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英国小说家，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主要作品有《双城记》《伟大前程》《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匹克威克外传》等。——译注

[2] Charles Dickens，American Notes （Greenwich, Conn.: Premier Americana, Fawcett Publications, 1961）, pp.134-135.

[3] Freidson, “An Audience and Its Taste”（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2）, p.216.

[4] Hannah Meara, “The Group Therapy Session as a Social Institution,”unpublished paper.

[5] 在农民社会里，人们不睡觉的时候都劳作，不像我们只在一天特定的时间里工作。在他们的社会里，大量次要涉入似乎是允许的，甚至是享受；至少从我们的肌肉动作看是那样的。比如，有人对南美印第安人做了这样的介绍：“在街上走路、市场售物、聊天时，印第安妇女都忙于纺纱，这被认为是典型的动作。与此相似，男人走路时也在搞编织。”B.R.Salz, “The Human Element in Industrializ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Memoir，No.85，1955, p.101.

[6] 显然，和俗人相比，修女所受的训练是要更大程度地退出周围的情境。这是她们进入修道院的社会化准备过程中的一部分；如果她们要还俗，这是妨碍她们迅速适应世俗世界的障碍。见K.Hulme, The Nun's Story （London: Muller, 1956）, p.67。又见Sister Mary Francis, A Right to be Merry（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56）, p.18: “回头说乘火车，隐修女不在隐修院时，她仍然是修女。无论在哪里，她都坚守隐修的誓言，不在隐修院时，她尽量遵守合乎实际的规则。于是，没有一位喜欢沉思默想的修女会在火车上走来走去地‘交朋友’，与人闲聊。她也不会在目力和听力范围内好奇地顾盼探询。”

[7] 便携式收音机的流行并非没有遭遇抵抗，至少在有些国家里遭到了抵制。路透社从法国第戎发出的一篇电讯稿写道（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28, 1961）：“今天，第戎市85岁的左翼市长Canon Felix Kir颁布禁令，禁止在公共场所播放便携式收音机。这位身为教士的市长是法国国民议会的资深议员。接到数十位市民的投诉信后，他亲自到本地一个游泳池考察。他坦言，‘我不得不离开，四面八方的收音机震耳欲聋，我受不了，那像一个露天市场。’”

[8] 向别人借火时，夹香烟的手指头可能会颤抖，吸烟的轻松可能因此而被冲淡。考虑后果时，他未必知道抽还是不抽哪一种选择更安全。

[9] 经验不足并非导致这类困境的唯一原因。小型聚会时，主人短暂离开期间，客人会遭遇类似的问题：由于期待有保障的互动，他们找不到合情合理的主要涉入，无从感到舒服自在。

[10] 显然，1954年英国报界罢工时，无报可读的情况使乘地铁的上班族没有掩饰退出交流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们不得不做出什么也不做的样子；对中产阶级而言，这可能意味着迷失方向，那是自我暴露和“过分在场”（over presence）。

[11] 有趣的是，倘若在这样的场合读学术大部头，就会被视为太注重公共礼仪，远远偏离了主导性涉入。倘若突然应邀去注意什么事，个人是难以进入情境的。还可以补充说，袖珍书的内容可能很严肃，却因为小巧和廉价而符合这一规矩。这也许是袖珍书很流行的原因吧。

[12] 有些欧洲饭店特意安排一张大餐桌，为单独的食客准备。为何美国饭店没有这样的考虑？这个问题饶有趣味，暗示美国与欧洲大陆在社会接触和进餐规矩方面的差异。

[13] K.Hulme, The Nun's Story, op.cit., p.59.

[14] 会话中的类似情况见Goffman, “Alienation from Interaction,”Human Relations, 10，1957, pp.47-60。

[15] 等在产房外的父亲神情专注，漫画使这一幕永恒定格。

[16] The Philosophy of Insanity（作者曾经是精神病人）（New York: Greenberg, 1947）, p.23。

[17] 见我的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1959），pp.145-149。

[18] E.G.Love, Subways Are for Sleeping（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57）, p.28.

[19]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爱尔兰剧作家、小说家、诗人，长期旅居英法意诸国，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有《等待戈多》《莫洛伊》《马洛纳之死》《无名的人》等。——译注

[20] Samuel Beckett, Molloy（New York: Grove Press, 1955）, pp.25-26.

[21] Samuel Beckett, Molloy（New York: Grove Press, 1955）, pp.31-32.

[22] J.West, Plainville, U.S.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 pp.99-103; H.Lewis, Blackways of Kent（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5）, “The Idling Complex,”pp.68-72.

[23] 见几篇论轻罪的文章：I.Deutecher，“The White Petty Offender in the Small City,”Social Problems, 1，1953，pp.70-73；“The Petty Offender: A Sociological Alien,”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 44，1954,pp.592-595; “The Petty Offender: Society's Orphan,”Federal Probation, 19，1955, pp.12-18。

[24] 山姆·史培德（Sam Spade），美国小说家达许·汉密特（Samuel Dashiell Hammett，1894—1961）塑造的侦探。汉密特的代表作有《马耳他之鹰》《瘦人》《红色收获》和《丹恩咒诅》等。——译注

[25] E.G.Love, Subways Are for Sleeping, op.cit., p.28.

[26] 除了这样的赋格迹象之外，还可能看到姿态的混乱（以及有关姿态的一些证据）。一位早期研究社交聚会的学者说：“学生听课全神贯注于一个问题时，他可能放松肩头，伸腿，抚弄头发，也可能做其他一些非常规的动作，还可能突然中断非常规的动作，坐直身子，理一理衣服，回归恰当的社会礼仪。”C.H.Woolbert, “The Audience,”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21，1916, pp.48-49。

[27] 饮食的自制及其他涉入规则是父母教育孩子的重要部分。人们经常说精神病人和儿童相似，一个根据就是，管束他们的人要迫使他们遵守涉入活动的规则。倒退（regression）不是回归里比多组织的幼稚状态，而是儿童身上情境性纪律有问题的表现。

[28] Edgar Schein指出，如果个人不得不假装集中注意力，他当然可以用这些假装的咕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