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主要涉入的义务

在许多社会情境下，一种主要涉入被认为是社会场合固有的部分，是情境使然，即使不被界定为强制性涉入，至少要被界定为优先的涉入。以打纸牌为例，参与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纸牌上，要根据社会场合的性质来分配自己的涉入程度。如上所示，我们可以说这是“合乎情境的主要涉入”（occasioned main involvement）。

简单地说，考察一个人不知道如何“把握”眼前情况的意义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就可以明白，维持“合乎情境的主要涉入”究竟是什么意思。此时，他难以维持注意力，因而难以涉入眼前的情境。外国学生上课时就遭遇这样的问题，外国人看英国的板球也遭遇这样的问题。与此相似，不会维修汽车的人查看引擎去判断汽车为何抛锚时，在众目睽睽下会感到不舒服；那不仅是因为他给其他驾车人带来不便，暴露他的无能，而且是因为他不得不假装修车，但由于不懂发动机，他就不可能真心检查抛锚的引擎。^[9]有趣的是，若有人训练不够，不足以参与某事，却穿上工作服，用地道的工具、以正确的架势补救他对该课题的生疏，那么，旁人就可能说他“涉入过分”（overinvolved）。实际上，更准确地说，他在“合乎情境的主要涉入”中显得不足，对他挑选的合乎活动的符号过分依赖。试举一例，在葬礼上，与死者亲缘不近的一个女子穿着全套流行的黑色丧服，为何会使人略感不安——我们就可以予以这样的解释。

社会情境里维持的主要涉入表明，个人在场的明显目的是什么；恰当的主要涉入的义务就是目的明确的义务。然而如上所示，在有些社会情境中，在场人的确有目的，甚至是强制性的目的，但这个目的本身却不需要甚至不允许一个主要涉入。比如，乘坐公交车时，个人或站或坐，直到终点站，目的明确。在乘车途中，他始终维持吸引他注意力的主要涉入，但这些主要涉入显然从属于一个尚待发生的主导性的涉入——抵达终点站。

无论一个合乎情境的主要涉入是否规定得清清楚楚，在社交聚会至少中产阶级的聚会里，参与者不得不维持最低限度的主要涉入（minimal main involvement），以免看起来完全离场的样子。在我们的社会里，在候诊室、俱乐部的摆渡车里，在客机上，常常有一些报纸杂志供人浏览；报纸杂志成了最低限度涉入的消遣，被赋予了相当的意义（无事可做只能等待时），轮到自己时或到达目的地时，那样的消遣就会立即被抛弃。报纸在这里尤其重要，给人提供便携式的涉入源头，每当觉得应该涉入实际并不涉入时，他都可以拿起报纸浏览。^[10]

在我们的社会里，吃饭提供了一个涉入分配的有趣问题。在公共饭店里，吃饭被界定为主导性涉入，同时又被视为不应该占据个人很多注意力的事情。因此，人们常常寻求从属性涉入，以排遣不能被用上的涉入能力。如此，个人单独上饭店没有同伴说话的掩饰时，他就可以带上一张报纸或一本杂志，以替代同伴的作用。^[11]倘若他没有书报杂志权当同伴，他就可以在角落里找个座位，来一点简单的饭菜，匆匆吃过，做出要奔往其他要事的样子。背向众多的食客，面向柜台，他身处边缘而不在圈外，这可以矫正他身处现场曝光的程度。^[12]

有趣的是，有一些情境明显要求一些次要的涉入，其含义是，该场合的重要性不足以要求参与者全神贯注，他不必投身合乎情境的主要涉入。在设得兰岛，晚间家庭聚会时，少妇不得不织毛衣，这种闲散的涉入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与此相似，在一家女修院里，我们了解到，修女们是这样理解的：

你参加娱乐时，带着工作袋……袋子里装着你要做的事情。你坐在圈子里，手不能闲着放在膝头上。而且，你做的是手工活，比如纺线、织毛衣，不能做任何只顾自己的事情比如写信、画画或阅读，因为那会占据你的注意力，使你不注意周围的姐妹。^[13]

表面看，以上主要涉入和次要涉入需要平衡的例子只涉及行为鸡毛蒜皮的方面，但在有些情况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一望而知的。比如，刚入院的精神病人经常抱怨，他们无事可做。不仅合乎情境的治疗没有兑现，而且次要涉入的安全保障也没有，即使有，也要等很久，比按照设计所需管理的时间长很多。在这里，情境中不妥当的管理昭然若揭，外人看到会觉得，病人受到了威胁。简言之，病人被迫做出古怪之举，他脑子里压倒一切的念头可能就是要证明，他一切正常。如果病人表示强烈反对，他可能被转移到禁闭室，那里根本就没有提供任何可以接受的注意焦点。在空落落的房间里，他不可能有适当的举止，不可能有清醒的举动，他可能会堵塞门上的监视孔，防止过路人把他私人的困境变成一场社会情境。

如果不能维持情境要求所需的主要涉入，原因既可能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缺乏了解，还可能是环境资源的耗尽，但不限于这两种情况。在聚会现场，个人可能会发现，他的关切和兴趣是在现场之外，这些关切和兴趣在实际的社会情境中是能得到满足的，但不能在目前的情境中得到满足。^[14]由此表露出来的不耐心，受情境枷锁束缚的感觉，是人人都曾目睹和展现过的情绪。还有一些常见的情况使人厌烦，使人对参与适当的主要涉入活动漠不关心。另一种可能性也值得一说：个人显然太焦躁、激动，难以适当参与。此刻，无论情境中的主要涉入是什么，个人都激动得难以参与其中。^[15]坐立不安、踱步的人就接近这样的状态。精神病院里的狂躁病人就处在这样的状态。精神病院里最令人心酸的一景是，病人太激动，太错乱，既无法平静，又拼命想要平静下来。一位曾入院的精神病人描绘他在狂躁期试图控制自己的努力。他写道：

我常常感到这种不健康的精神激动，常觉得能用坚强的意志力控制。我经常站起来，穿过房间或花园，竭力控制自己，就像骑在马上制服烈马时那样，勒住皮带、缰绳和马嚼子，不让它狂奔。^[16]

有时，病人给人的印象是，他知道不能希望在情境中控制自己，只关心给人留下他在场行为妥当的印象。我在中心医院看见，一个病人从日间活动室的一端走到通向门廊的那一端，他试图给人留下印象：门廊上有他不得不看的东西；但他止步于门口，转身往回走，如此反复。另一个年轻的女病人，以不可思议的快速动作，似乎要迫使自己回到眼前的情境：把烟灰从一个烟灰缸倒进另一个烟灰缸，把水从一只碗倒进另一只碗，把食物从一个盘子倒进另一个盘子。这显然是徒劳无功的，但她希望，这好像是在做可以接受的、有意义的事情。还有一个病人反复从饭堂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门口，为了掩盖这一焦躁的行为，她刻意装出不得不准时赶到某地的样子。

在许多社会情境中，有人假装置身于情境中，实际上却有自己的追求，因而有自己的涉入活动。“混入人群”一语常常被用于罪犯、侦探、记者和其他伪装的英雄，实际上这样的过程很常见。^[17]如此，在有些城市的公共图书馆里，馆员和流浪汉达成了默契：只要他先抽出一本书，手捧书在脑袋前遮挡，就允许他打瞌睡。在中心医院，一个装假的有趣例子是，讨人喜欢的工作人员参加病人组织的娱乐活动，很受欢迎。然而，病人打斗时，或企图逃跑时，在有些病人意识到会出事之前，总是有工作人员现身阻止。此时，有些病人总感到幻灭，觉得工作人员参加病人的娱乐活动纯粹是在作秀，因为他们并没有被娱乐的气氛感染，反而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正是在这些情况下，当他们抛弃适当涉入的作秀时，我们看到了通常感觉不到的、隐性的约束的轮廓。

在社会机构的院墙内，常能找到有关合乎情境涉入的规则。如此，雇员在工厂里接受“开工”的训示，这里可以画一条重要的地位分界线。（极端的例子可见于亚拉巴马的劳工营，“干活不出力”就要吃鞭子、戴手铐。）尽人皆知，此时就出现“强迫干活”的现象；换言之，有人巡视监督时，劳工表面上在干活，假装出合乎情境的涉入。这种活动可能是纯应景的行为，因为它常常只能是作秀。

维持恰当的主要涉入对街道上的行为很重要。目的明确的办事行为，看上去“……仿佛从哪里走向哪里都清楚的”^[18]行为，都有一个主导的目的，使实际的聚焦重点不受其他事情干扰。因此，目的和主导性涉入都处在情境之外。在街上，从属性涉入可能会动感情，比如激烈的争吵或拥抱；旁人可能会将这些从属性涉入视为过失，因为当事人应该顾及街上的其他人。

除了给人偏离心中正经事的印象，个人还可能使人觉得，他无所事事。公共场所没有明确的情境外指向的行为，在位置固定不动时就称为闲荡（lolling），在身体游动时就称为闲逛（loitering）。两者都可能被视为很不妥当，足以引起司法诉讼。我们的许多城市街道上，尤其在某些时辰，警察可能会盘问无所事事的人，并命其“往前走”。（伦敦最近有一个法庭裁决，个人有权在街上行走，但无权在街上站立不动。）在芝加哥，流浪汉可以在主要街道上闲逛，但如果离开主要街道，他就必须要假装专心去目的地办事的样子。与此相似，有些精神病人解释他们为何进精神病院时说，警察发现他们在非工作的时辰在街上走动，没有明确目的地，没有明确的目的。这样的街道行为规则可见于贝克特^[19]的小说《莫洛伊》（Molloy），主人公莫洛伊处境悲惨，他试图管好自己的自行车和拐杖，同时又对付自己的疲惫不堪：

就这样，我们清除这些困难的窘境，我的单车和我本人的窘境。不过，才走出不远，我就听见有人大声对我吼叫。我抬起头，看见是一个警察。长话短说吧，后来，我不知道是经过归纳法还是演绎法，我忘了用的是哪一种逻辑，但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问，你干嘛？我听惯了这样的问题，立马听懂了他的意思。我说，休息。他说，你休息？我说，休息。他高叫道，你不回答我的问题吗？接着发生的事情总是千篇一律：我被迫与他对话。我真诚地相信，我回答了他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不回答。我不会重构那次对话的一切枝枝杈杈的细节。我最好的理解是：我休息的方式、双臂放在车把上、脑袋搁在手上——那是违犯公共秩序，有失体统，但我不知道是违犯了什么公共秩序。^[20]

（莫洛伊被送进监狱，受审讯，后被释放。）

可以肯定的是，我再也不那样休息了，我把脚体体面面地放在地上，双臂放在车把上、脑袋搁在手上，摇晃摇晃，停下来。那真是可悲的一景，可悲的例子，因为人们辛勤劳作，需要鼓励，他们眼前只需要力量、勇气和欢乐——如果没有这些，他们劳作一天之后，会颓然倒下，滚落在尘土里。^[21]

闲荡和闲逛常被禁止。在咖啡馆制度化的社会里，存在大量懒散消磨时光的闲逛。即使在我们的社会里，“懒散的群体”也得到一定的容忍。这样的人纵情于任何倏来忽往的注意焦点，除非有意维持，他们不进行长期间会话。这些三三两两的人消磨时光，见于贫民窟、小店和理发店门外^[22]，在大都市服装批发市场的街道上，天气不好时常有这样懒散的人；吊诡的是，在小镇法院的草坪上，也能看见懒散的人群。^[23]

反对“无目的”或无所事事的规矩在以下策略中是显而易见的：用不费力的涉入活动使懒散合理化或掩盖起来——用可以接受的显眼的活动来掩盖个人的在场。如此，想要停下工作来“休息”的人就可以到不禁烟的地方去吸烟，不必掩饰。一些最低限度的“娱乐”活动也用来掩盖不想干事的心态，例子有：明知水里无鱼却到河边“钓鱼”，这能保证无鱼搅乱自己的白日梦；在海滩“晒太阳”，以掩饰白日梦或睡觉；不过，和流浪汉闲逛时一样，晒太阳也得穿专用的衣服，那是为了宣示这种相对不动的行为，并使之制度化。可以预料，语境提供情境外的主导性涉入时，比如乘火车或飞机时，看窗外、做白日梦、睡觉都是允许的。总之，背景越是保证参与者没有退出他应该涉入的活动，他涉入次要活动的自由度就越大，否则他可能会被视为已经退场。

在这里，再次考虑读报纸、看橱窗等从属性涉入，颇为有用。在我们的社会里，这样的从属性涉入是暂时偏离正当目的的行为，常常被用来掩盖不合理的目的，“跟踪”嫌疑人的艺术就使这样的从属性涉入广为人知。山姆·史培德^[24]假装看橱窗里的套装时，他的目的不是暗示，他对套装感兴趣，而是和路人驻足看橱窗一样，暂时转移注意力。与此相似，正如一位流浪者所述，他的模样和真实目的暴露他的心思不在行为现场时，令人注目的正确的从属性涉入就至关重要，这才能使旁人相信，他个人的主导性涉入和这些从属性涉入是有关联的：

他发现一种很特别的现象，难以解释：车站执勤的警察对读书人的态度。晚上七点半以后，若要在纽约的中央车站或宾夕法尼亚车站读书，你就得带上角质框的眼镜，使自己看上去极其富有。其他模样的人很可能要被监视。一方面，读报纸的人似乎从来就不引起警察的注意，如果读报纸，即使衣衫最破烂的流浪汉也不会受到警察的骚扰，通宵没事。^[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