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丁玲对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贡献，首先在于其对文艺大众化理论的认知和探索。据关露回忆，1932年冬天，她在“左联”参加第一次党小组会的时候，“党团书记丁玲同志来出席。她就说：要从事鲁迅所说的 ‘普罗文学’。还说 ‘写作要通俗化，大众化，口语化，要能使工人看懂。' ‘革命文学要为工人阶级服务……'”对于“左联”此类“大众化”的要求，丁玲不但在党小组会和其他会议上作过多次宣讲，而且在此期所作的《我的创作经验》《我的创作生活》等文章中也一再重申。丁玲这些认知和言论，对于宣传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意义、明确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要求，自然也具有一定的宣传价值。但是，它们沿袭的基本上都是“左联”决议的精神，因此，并没有更多理论意义可言。真正能够体现其理论认知深度的，是丁玲在组织两次征文和刊发相关理论文章中所蕴含的编者“意图”。

1932年1月和7月，丁玲先后在《北斗》第2卷第1期和第3、4期合刊上组织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征文活动。第一次征文以“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为题，虽不是集中探讨文艺大众化问题的，但是，由于这一活动是在“左联”组织文艺大众化第二次讨论的背景下举办的，所以，从刊出的22名作者（不含丁玲本人）所作应征短文的内容来看，涉及到这一问题的还是比较多的。他们中许多人都将“创作不振”的原因归结为未能实现大众化。这主要表现在：一、“作家自身的Ideologie”动摇（方光焘）、“新的意识还没把握住”（张天翼）；二、他们“躲在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私生活里，离开新兴阶级、新兴阶级的斗争”（杨骚）、“大多还不能深入到劳苦大众中去”（华蒂）；三、“一种新兴的思想和文艺理论既已深植于文化界了，然而基于这种新的理论的创作技巧却匆遽间犹未养成”（徐调孚）、“还没有脱离沙龙和咖啡座的气息”（郑伯奇）。既然他们认为“创作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未能实现大众化，那么，他们进而将“文艺大众化”视为解决“创作不振”问题的“出路”（正如袁殊所说，“我的意见”“简扼的说，就是文艺创作大众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这方面，建南（楼适夷）和穆木天的观点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们在标举“大众化”的共同前提下，分别从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角度对如何“振兴创作”（也就是对如何“大众化”）作出了论述。前者指出：作家们“只有扩大文学大众化的目标，发动从未参加于文化行动而历史任务必然要落到他们肩上的广大的社会层——无产阶级，不仅意识地接受普洛列搭利亚的意德沃罗几，而且实践地变更他的生活感觉，描写对象，读者对象，才能充实作品的内容”；后者则强调要做到“时时刻刻不忘大众”，就必须在文学的形式层面上“尽量地利用旧形式”“同时更要尽量地创造新的形式如报告文学，大众诗等”。

丁玲在最后的总结中对“前面的好些文章”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们“都是说得很正确而应该接收的”。从随后她所归纳的三点内容来看，她对之作出高度评价的那些文章，恰恰就是上述那些涉及到大众化问题的文章。因此，从她的如此评价中，我们同时可以看出她自己对大众化问题的思考。不但如此，她还进而从正面表达了自己对如何解决“创作不振”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实现大众化问题）的认识。她向那些“已经没有（应为 ‘有’——引者）阶级的觉悟”、但缺乏“理论的理解”和“实际的生活”的青年作者从“生活”“意识”和“创作”三个方面发出了热切的吁请：一、要“改变生活”，要“放弃了眼前的，苟安的，委琐的优越环境，而穿起粗布衣，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这是因为“所有的理论，只有从实际的斗争工作上，才能理解得最深刻而最正确”；二、要改造自己的“所有的旧感情，和旧意识”，使之“在新的，属于大众的集团里得到解脱，而产生新的来”；三、在创作上，要“用大众作主人”“替大众说话”……

总之，在丁玲组织的这场征文活动中，不管是作家的来稿还是她自己的总结，对文艺大众化运动都起到了较好的宣传作用，“起了动员作家迎接新的变动、反映时代变动的作用”。尽管它们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探讨由于时间和体例方面的原因显得既不够集中、也不够深入，但是，它们却在“1931年决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从而引发了更多作家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关切和思考。

第二次征文的总题为“文学大众化问题”。在此总题下，丁玲同时还列出了“中国现在的文学是否应该大众化”“中国现在的文学能否大众化”“文学的大众化是否伤害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文学的大众化应该怎样才能实现”等四个子题目，作为具体讨论的对象和思路。应丁玲之约，陈望道、魏金枝、杜衡等11名作家发表了11篇笔谈，起应（周扬）、何大白（郑伯奇）、寒生（阳翰笙）、田汉4人则同时在“论文”栏发表了4篇专题论文。因此之故，所有这些笔谈和论文在论题上既显得非常集中，同时，在论说上也具有了相当的深度。其深度大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顺着说”，但说出了新意。总的来看，因为这次征文讨论也是为了执行“左联”“1931年决议”而开展起来的，且应征的作者又大多是“左联”盟员（其中还有多位“左联”领导），所以，其基本倾向也是在接受前提下的阐释。但是，其中的不少论说还是对决议中的一些论题作出了细化和深化。例如，寒生的《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一文在论述“一般在文艺市场上推销着的革命的欧化文艺，也一样的应该大众化”时，就针对“体裁以及整个的形式问题”，提出了“在结构上应该反对复杂的穿插颠倒的布置”“在人物的描写上应该反对死静的心理解剖”“在风景的描写上应该反对细碎繁冗不痒不痛的涂抹”等非常切实的观点。应该说，这对“决议”提出的“简单明了，容易为工农大众所接受”之体裁原则是作出了很好的细化和深化的。

二是“逆着说”，发出了不同声音。“1931年决议”要求“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因而，强调“现在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学者”在生活和意识上要达到“大众化与无产阶级化”，在形式上则“必须简明易解”。对此，不少作者提出了不同意见。魏金枝指出“我们断不能完全跟着大众而化。盖所谓大众，我们必须承认，它乃由于千百年封建思想以及一切布尔乔亚的压迫和熏陶而来，其意识上往往潜受了许多麻醉”，因而，我们不能跟着他们的“谬见而走”；大众在文化上“常常弄出错误……倘我不把来校正，反借了大众化的招牌跟着错误下去，那也大大失了大众化的本意的”。此外，陶晶孙希望“既成作家要在他们自灭之前，快快做些识字的运动”；杜衡也主张“与其把文学水平线压低了去迎合大众，却不如把大众提高到现在的水平线上来”。不难看出，他们所伸张的其实是知识者对大众进行思想上、文化上启蒙（即“化大众”）的责任。与上述作者着重从内容层面提出问题不同，沈起予论述的重点则在形式层面。虽然他也认为须有“‘有头有尾的叙述’的小说”，“但决不应当因此便放弃和排斥那种 ‘倒叙’的轻便的而有时必要”的写法；虽然他不反对形式的“极单纯极素朴”，但又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不应当永久停止于此”，而应当“引用欧美和日本的特长的（为我们所无的）文法和构造来丰富我们的 ‘国语’”。这显然表现出了他对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的重视。总之，这些意见不是“我注六经”式的，而是凝聚着这些作者的独特思考的。它们的提出有助于对相关问题认识的深化，对于预防大众化过程中各种偏向的出现、促进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上述“两次征文讨论”，是丁玲主编的《北斗》指导左翼文艺运动（尤其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突出的体现”。除此之外，她在《北斗》上还组织编发了多篇与“大众化”密切相关的理论文章。这些文章大体分以下两类：一、评论（包括“年评”和“月评”），主要有钱杏邨的《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第2卷第1期）和沈端先的《创作月评》（第2卷第3、4期合刊）；二、论文（包括译文），主要有冯雪峰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和瞿秋白的《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第2卷第2期）、高尔基的《冷淡》（第2卷第3、4期合刊）。

《冷淡》一文原刊苏联1932年3月26日出版的《进攻》第2期，由“向茹”（瞿秋白）于5月6日译出，7月20日译文即在《北斗》卷首位置刊载。其传播之迅疾和丁玲之重视，于此可见。丁玲之所以对该文如此重视，当与它的内容密切相关，因为它介绍的是苏联正在开展的“有群众性质的”文学运动——在苏联，工人阶级之中涌现出来的成百上千的散文家和诗人“正在奋斗着，做着把理想融化到形象里的工作……帮助着劳动者的文化上的自我认识的发展”；而这一工作的开展，是基于他们和工人之间所建立的“很密切的联系”。显然，丁玲从中发现了苏联文学运动与中国文艺大众化运动之间的关联。她曾经说过：“我们当时非常看重苏联的经验。”从这篇文章刊出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出丁玲以高尔基所介绍的“苏联经验”来指导中国当下正在开展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用心。

除《冷淡》外，上述其他论评均出自于“左联”领导之手。它们虽不是有关文艺大众化的专论，但是，却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这一问题。钱杏邨在回顾上一年度的文艺运动时，高度评价“大众化的运动”之于左翼文化运动的价值，认为它是左翼文化运动“更加与政治合流起来，而且坚决的向工农大众方面开展”的重要表现。而冯雪峰和瞿秋白则从更加宏阔的文化背景中对这一运动的巨大意义予以了确认。前者立足于现实，认为“在文学以至文化的领域内，同样地存在着革命的战争”，而“要使文学上的革命战争激烈化，只有努力执行文学的大众化”。后者则以历史的眼光，将以“创造革命的普洛的大众文艺”为目标的“革命的文艺运动”，视作“五四之后的一个真正新的文化革命的浪潮”，认为它因此而被赋予了进行“新的文化革命”的重大使命。在从现实和历史的双重维度凸显文艺大众化运动重大意义的同时，它们还进而指出了实现文艺大众化的路径。沈端先所评述的对象虽然只是《北斗》和《文学月报》六月号的创作，但是得出的一些结论对于如何实现文艺大众化却是具有其普遍意义的。在指出它们的作者由于“没有这种体验”而“放弃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学上首先非描写不可的材料”等“几个严重的问题”后，他要求“我们的作家”“跳过万里长城而跑到群众里面去”，“向群众去学习”，因为“文学大众化已经经过了口头的议论而到了 ‘被迫着’去实践的时候”了。

“两次征文”和相关理论文章的刊出，是丁玲根据文艺大众化运动开展的需要有意为之的结果。特别是“左联”领导的论评和第二次征文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表明了整个文艺大众化第二次讨论所达到的深度。虽然这些文字并不出自于丁玲之手，但是，其中却蕴含着她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有时，她通过对所刊文章的特别点示，直接显现了自己的主观倾向和编辑意图。如上所述，在第一次征文的总结中，丁玲就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多篇《编后》中，她还对冯雪峰、瞿秋白等人所作论文的主要内容作了概括提领，并“郑重的向读者介绍”了高尔基的那篇“关于新的作家，工农文化教育工作人的指导论文”，以示重视。有时，她对所编发的文章虽然没有作出特别的说明，但是，其中却仍然隐含了她自己的意图在内。诚然，据她所言，她在约稿时“都没有任何规定，听作者写去”“悉听尊便”；而在编排稿件时，她的做法也是“拿到稿子以后，我看一遍就照发”。但是，她所作这一切的前提却是那些“约稿对象都是我心中有数的”。这也就是说，她在组稿和发表文章时所表现出的“大度和宽容”，其实是建立在自己对约稿对象及其观点的认可之基础上的。有论者曾经对《北斗》在第二次征文中表现出的大度和宽容给予了较高评价，指出“正是这种大度和宽容，让我们看到了这次讨论与以往的大众化讨论的区别”。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其实还不仅仅是一个“大度和宽容”的气度问题，同时还包含着一个理论上的认同问题。丁玲晚年在回忆办《北斗》的情况时，特地提出了一个“刊物意图”问题。她说，由于她相当了解约稿对象，所以，“这样约的稿当然能体现刊物意图”。这就说明，她对于所刊发的那些文章即使没有作出特别的点示，但是，其中还是隐含着刊物的意图和丁玲自己的意图的。这些蕴含着丁玲意图的多声部文章的同时刊发，自然说明了丁玲对文艺大众化问题认识上的复杂性；而正是这种复杂性的存在，又进而表明了丁玲在理论认知上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