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

秦林芳

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差不多和普洛文学运动是同时发生”，并贯穿于整个“左联”时期。它是左翼文艺界组织的一个重要的文艺运动，也是丁玲走向“革命”后所参加的第一个重要的文艺运动。自1931年初春在胡也频牺牲刺激下“左转”至1933年5月被捕，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丁玲积极响应“左联”号召，以自己作为“左翼作家”“左联领导”和“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的多重身份积极投入其中，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为这一运动的开展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对于这场自己亲历的文艺运动，丁玲后来曾多次提及。1942年在延安参加文艺座谈会时，她“着实回忆了一下在上海时我们的文艺大众化运动”。1946年，她撰文纪念瞿秋白时所凭依的就是1930年代“大众化问题”讨论（即她所说“愿意谈谈大众化问题，以作为我的学习和我对于秋白同志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她在言说“五四”时又特别提到了左联“曾大声疾呼地要大众化”之举。直到去世前一年，她还在一个演讲中回顾了“30年代 ‘左联’时，就提倡文学要大众化”的历史。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给丁玲刻下了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记，而丁玲自己也为之作出了切实的贡献。但是，对于“丁玲与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之关系，学界却向来缺乏系统的讨论。有鉴于此，笔者拟依据一手文本材料及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对这一论题作出比较全面的爬梳和分析。这不管是对于丁玲研究、还是对于文艺大众化运动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文对这一论题的论析，拟以文艺大众化第二次讨论为中心，并同时兼及之前和之后。1930年代，围绕大众化问题，左翼文艺界曾经组织过三次讨论。第一次讨论在“左联”成立前后。因丁玲当时尚未完成其思想上的左转，且在此期间又去了济南，所以，在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这场讨论并未引起她更多的注意。1934年开展第三次讨论时，丁玲尚在被囚中，亦未能参加。丁玲参与这一运动，是在这两次讨论之间。1931年11月，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冯雪峰起草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以下简称“1931年决议”），指出“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一决议的出台，随即引发了第二次讨论。这次讨论一直延续到了1932年，是“左联”开展的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讨论。自然，此前“左联”的相关决议以及第一次讨论同时也是丁玲从事大众化活动的背景，因而，在第二次讨论之前，丁玲也参加了一些相关活动；但是，构成丁玲活动的中心场域、并为之搭建了重要舞台的却是这一次讨论，而且此后其相关活动的开展也始终以此为背景。第二次讨论开始时，丁玲已担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数月；次年3月，丁玲入党，几个月后又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因而，身份发生如此重要变化的丁玲在这个特定时空中对文艺大众化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是最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