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祝总斌先生谈历史学习

——北大历史系本科生一次答疑的听讲笔记

记录整理 张金龙

【按语】翻检旧箧，无意间发现几页笔记。后书两行字“祝总斌师给83级中国史讲2院108/84.11月，一个晚上”，似乎是在听讲记录后所补写。搜索记忆，隐约记得曾经听过祝先生就历史学习问题给学生答疑之事，但细节已然彻底忘却，幸赖保存了这样一份记录，可以窥见近四十年前先生这次答疑的基本内容。今抄录如下（只对记录稿作了极个别的文字调整），愿先生在天之灵能够允许我将这一份笔记公之于众。因为是根据听讲笔记所整理，应该比所讲内容要简略一些，但基本意思应该不会相差太大。

一 学历史科学有什么用？

青年同学对新鲜事物比较敏锐，同时还得有自己的坚定的信念，不要轻易为潮流所动。现代以来，历史系、历史科学一直没有发生过动摇。1967年在一次大报告中陈伯达说：历史有什么用，历史系可以取消。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戚本禹说：历史系还是应该要的。应该说对历史系压力很大，很长时间人们觉得学历史能有什么用呢。过了几年，搞评法批儒，历史又香起来了，因为可以立竿见影，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来比附当前的现实。“四人帮”一倒台，确立了正确的历史科学，知道原来把历史当作可以在现实中起立竿见影的作用的认识是错误的。按照立竿见影的认识，历史就成了一团泥，可以随意揉捏了。还是应该全面系统地用科学的方法探讨历史，探讨历史规律。随着形势的变化，有些学科如法律的作用又能立竿见影了。实际上，法律系也有过一段遇冷的时期。1969年，北大其他十七个系都恢复了，唯独法律系没有恢复。迟群说：法律系有什么用，找几个转业军人判案不就行了。现在，法律、经济、管理等学科都跟现实有直接的关系，成为热门也是正常的。

我个人觉得，为什么从古至今世界各国都有那么多人研究历史，这就值得考虑其原因了。首先，它是一门科学，而只要是科学，就有其存在的价值。是不是像有人所说的像一团泥那样可以随便捏？关键在于两点：一是事实，二是怎么分析。历史事实不能随便捏，如考证时间、地点，必须还事实之本来面貌，这毫无问题。至于怎么分析，就是概括出什么规律来。观点、理论的看法是有不同的立场、方法，如果不是全面占有材料，那就可能成了所说的“捏”。像儒法斗争，过去像农民战争、历史分期等，看法是有不同，但真理（真正正确）只有一个，为什么呢？这就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如分期问题，上古资料很少，有待于以后资料的发现。也有一个理论研究上我们不够到位，对马恩理论没有吃透，导致了结论的不同，如魏晋封建论，主要涉及与汉代的不同，资料是可以（够用）的。其实文科都有这个特点。如法律，同一种犯罪下面，各人的情节不同，千差万别，就会在量刑上形成尖锐的争论。如1958年带学生到海淀（法院）实习，（一犯人）学生认为顶多判三五年，结果却判了死刑。[1]

至于历史的具体作用，是不是可以有如下几方面的考虑：

（1）历史（不说自然科学史、科技史，现实作用都很直接，如地震史、黄河变迁史）——政治、经济史及部分文化史——的借鉴作用，和立竿见影不同，那些可以有启发，我们就可以作为参考，如“四人帮”倒台后谈“昭宣中兴”的文章就有一些借鉴作用，在很尖锐的矛盾之后，赋税、徭役减轻到汉初的无为而治的水平。汉初的剥削量并不小，但以黄老清静无为作为指导思想，变动比较少，农民终归可以吃饱饭，从而能有一个再生产，这对我们有借鉴作用。中国古代三千年历史，我们找到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情况探讨出本来面貌的话，有些就会对现在有所启发。现在出国，也是为了借鉴。我们历史上这样的大国，什么情况下稳定，什么情况下不稳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会导致稳定或不稳定，可以作为当前制定政策的参考。

（2）历史上的人物、制度、事件，从文化思想角度对今天的社会、人们的精神世界是一个丰富。不仅要生产，而且要丰富精神文化，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精神生活不仅包括当前的文艺创作（历史上也有众多体裁），写成书也好，创作搬到舞台或拍成电影也好。不说文化史，仅就作为我们研究的政治、经济史来说，如重要的皇帝、宰相，都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我们应该还历史本来面貌。我们的三个面向：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如何理解面向世界、未来，如美国，搞社会科学的人甚至比自然科学多，面向世界有没有这个内容。人家（如日本）把你的历史研究得细极了，我们要认真对待。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一定比他们差。日本的特点是细，美国的特点是概括。人家开了不少讨论会，出书不少，而自己几乎不搞。面向未来也是一样，将来物质生活丰富了，精神生活得有更大的丰富。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毕竟在我们这一代要为后来提供更多的精神文化。这一点也可以考虑。

（3）最重要的是研究历史规律。中国历史究竟是怎么发展到今天来的，我们只有把这个搞清楚了，才能搞好我们的建设。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要搞好革命，必须有三个条件——理论，现状，历史。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没得出结论，不等于得不出结论。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为制定政策提出更好的经验教训。自然科学可以一级级（？）来研究，社会科学看似比较容易，实则更难。社会科学可能始终老在一个地方转，到头来甚至有可能完全搞错了，而自然科学马上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历史研究其实很不容易，应该真正掌握好史料、理论，把它变成真正的科学。你们要有信心知难而进。（现在社会上还有一种舆论，认为历史研究很容易，据说有的学校有老师一周能开出一门近代史，三天开出一门德育课，也有人说历史你愿怎么讲就怎么讲。）要有信心努力学下去，将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 史料太多了，不知道怎么入手？

史料多有其好处，有助于研究。对于大家来说，不能要求得太急，不可能一下子越过这个阶段，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大家着急的心情可以理解。历史事实本身需要了解，还要辨别真伪，进行考证，吸收别人的成果。要循序渐进，逐渐掌握，不能一蹴而就。史料的确很多，但要抓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说，《资治通鉴》的记载从战国一直到唐末五代，如果对古代史有兴趣，有时间的话，可以读一些。精华的一些东西，主要是政治（包括制度、地理）基本在里边。当然，《史记》也可读一些重要的篇章，如《世家》《列传》，此外也可以读读《汉书·百官公卿表》。通过《通鉴》，有了时间概念，其他史料就可以串起来。要学会利用工具书，包括近现代史，这一点很重要，不要死查。通过索引（中华书局的人名索引，燕京学社的引得）如《尚书》基本上都可以查到，可能也有一两个遗漏，那也没有办法。地名索引也可以摸一摸（举研究生辨赤壁确切位置所在利用地名索引为例），将来可以利用，可做到事半功倍。日本人为什么搞得那么细，就是因为他们工具书搞得很细，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有十几大本，台湾《中华大辞典》基本上跳不出，《辞源》也大多跳不出。有了专业方向后目的性明确，利用工具书就更加好办了。

三 专业方向如何选择？

过去好多年，近现代史很多人不愿意搞，因为跟现实关系太紧密，特别是现代史，怕犯错误。从消极方面来说，大家都愿意发挥；从积极方面来说，有大量问题还有待研究。三中全会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就其优势来说是资料多，有广阔天地，如果你外文好，选择近现代史更有前途，因为需要利用外交档案，加上外国研究，所以光靠中文资料不行。很多结论还有待全面研究，如陈独秀、洋务运动。陈哲夫（国政系主任）六十年代初写关于陈独秀的文章，倒霉了。外国进修生一般都是学近现代史。大家选择方向不应忽视近现代史。至于古代史，也有许多领域值得研究。要有自己的见解，理论要学得好一些，资料掌握要多一些。隋唐以下资料多一些，比较省劲，但要花更多时间。隋唐以上资料少一些，需要一些考证功夫，还需要如文字学、训诂学等方面的素养。如考证时间等，就像大的机器中的小螺丝一样。为了探讨大的规律，就要作细致的工作。如果搞得很烦琐，我们不提倡，但如果确实是大的问题中的必要环节，则必须搞。乾嘉学者有微观无宏观，美国人（当然不是批评人家）有宏观少微观，不如日本人。

以上意见仅供大家选择专业时做参考。至于具体如何选择，还要考虑很多因素，如兴趣爱好、专业基础、导师条件、研究生招生要求等。

四 关于理论学习

理论学习上不要急，按部就班为好。我们是搞历史研究的，在搞的过程中要有理论作指导。不要读得太多，以免难以消化。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吃透精神实质，头脑中要有一个体系。如可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等。我是倾向于先用教材，把基本概念吃透，将来读大著作就容易些。有些人常讲马列主义，一分析都错了，其实他连基本的都不知道。

[讨论环节]大问题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之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宏观的研究是必要的，可以给我们以启发。考虑一些比较大的问题，现实意义会更大一些，不过只能成一家之言。更主要的还是要放在断代研究上，可以选一个断代。也可以选一个纵的方面，如中国科举制度，思想文化的一个方面，法制史（如唐律）。

理论总是发展的，但原理本身不可能变，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是基础，为过去的发展所证实。但随着科学进步理论也会发展。如帝国主义问题，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新的历史事实否定了过去的结论。如果没有创新，理论还怎么能够发展，历史科学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后来居上。中国古代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是很有趣味的。

（谈及自己经历）1947—48年东北大学中文系。后来搞罢课。喜欢背诗，原本想搞文学史研究。49年后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留校搞资料、搞中国革命史。52年到河北大名搞合作化。54年到北大法律系教法制史，也不算改行，实际上和所学知识还是比较接近的。

咱们历史学科研究的人不是多了，还需要很多人对历史作真正的研究。有很多东西，一下子不见效果，但长远还是很有用的，如天文学。只要是一门科学，从长远看必然是有用的。

同一事实，会有不同观点，这涉及社会科学的检验标准，要确定哪种观点更合理的确比较困难。

关于具体专业方向，应该看什么书，如历史地理，建议读《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水经注疏》，有人正在整理）；官职史，可以看《历代职官表》（黄本骥）。

人的思维不能全部用电子计算机代替，人的脑子是最可宝贵的。当然将来可以代替一些。新的一些东西我们应该知道，但还是先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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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时祝先生在北大法律系任教。他的意思是说法律标准是确定的，但在量刑上还可能有那么大的认识差别，而历史证据的确定性达不到法律的程度，故在认识上有出入或分歧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