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事专访

解构、文化、空间

——陆扬教授学术访谈

陆扬 陈艳[1]

陈艳：陆老师好！您在广西师范大学读硕士时师从贺祥麟教授，读的是外国文学，而您后来又跟蒋孔阳教授读西方美学，主要的研究领域和著作转移到西方美学、解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方面，可否请您就您的学术历程，谈一谈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联？

陆扬：我读研究生是1982年，我的导师贺祥麟教授可以说是血统最纯正的西南联大学生了。贺老师不是从北大、清华和南开辗转昆明，他是直接考进西南联大的，1945年从联大外文系毕业，后来又去美国读研究生，是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后回国的。我们是贺老师招的第一届研究生。贺老师正襟危坐给我们串讲他指定的两部大部头影印本《诺顿世界名著选集》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想贺老师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最深刻并且让我终身受益的就是注重研读外文原著，同时规范外文材料的引用格式。这种文本细读的方法既是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又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当然，文化研究还有其他方法。例如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采用民族志方法，写亲身经历的工人阶级绘声绘色的街谈巷议，这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是蒋孔阳先生的第一届博士生，当时报考的有十多个考生，我之所以被录取，后来蒋先生说，一个原因是他看了我提交的写乔叟《坎特伯雷故事》的硕士学位论文，感觉里面中世纪材料丰富，希望我能够完成他的一个心愿，那就是将当时国内还十分单薄的中世纪美学研究这一块，给充实起来。蒋先生讷于言、敏于思，对于学生关怀备至、有求必应，是真正的大家风范。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感佩先生的文字真是我们的表率。今天回过头来重读蒋先生青年时代的那些著作，如“文革”过后到重履教职之前的这一段岁月里撰成的《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时时可以感觉到那种缜密流畅、汪洋恣肆的气派扑面而来。他的语词总是这样神采奕奕，充满了活泼泼的生命律动。亚里士多德《解释篇》说，言语是内心经验的表征，文字是言语的表征。蒋先生的文字似乎跳过了言语这个中介，直接表出波涛汹涌的内心经验。正所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也。

陈艳：您在西方文论、美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都卓有建树，您是否也觉得西方文论和西方美学之间相似性大过差异性？在我看来，二者在流派、理论和观点上高度吻合，只不过是在某些局部问题上侧重不同而已。

陆扬：西方文论和西方美学是两个概念。从性质上说，文论属于文学，而美学则属于哲学，两者的相似和差异其实正植根于文学和哲学的异同。你所说的两者的相似，据我估计是指无论是文论还是美学都会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且必然是柏拉图《理想国》里斥责诗人的部分，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写到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福柯、利奥塔、德里达，以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也都大同小异，读来确是如你所说的面貌高度吻合。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文论史和美学史的写法；另一方面是因为文论的材料稀缺，大家只能搬用有限的材料，从而加剧了二者的面貌重叠。不过我们会看到西方文论史一般不会浓墨重彩地来写康德和黑格尔，而西方美学史往往也不会过多关注小说创作理论之类，毕竟学科有别。

西方文论在西方学界被称为文学批评，最大的特色就是各种理论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抛出各种新潮观点。美国文学批评著名刊物《芝加哥评论》的主编米切尔曾经断言20世纪文学的最大成就是批评。虽然有些理论不过是昙花一现，但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这三大主潮足可以代表20世纪文学批评的声音。这个断言后来听起来像笑话一样，可是一转眼之间，它又变身成了真实。国内目前关于当代西方美学著述，从内容上看，确实与西方文论多有重叠，其原因与美学在西方学制里的相对弱势地位有关。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地位有些难以言说，原因是它描述情感世界，而哲学的天性是把目光紧盯住理性世界。而文学在描述情感和想象世界方面的地位早就根深蒂固。于是在哲学和文学的夹缝中，美学地位有点尴尬，难以担当引领理论创新的重任。

陈艳：无论是西方文论还是西方美学，毕竟都是西方的舶来品，您是否感受到“理论原创性丧失”的压力?如何看待中国问题的缺失？又或者存不存在文化研究的中国范式、观念和问题意识？

陆扬：原创性固然好，可是原创性不等于自说自话，它必须有一个传播的途径，有相当的受众，一个理论是在被接受、被复述的过程中确定自身的原创意味的。不然的话，许多民间哲学家闭门造车，构建出宏大的原创体系来。原创倒是原创，价值何在呢？就我本人来说，发表的文字大多是西学，一大块是写德里达的，有不少是写中世纪美学和诗学的，后来又写文化研究。最近则写西方当代文论。我写德里达的文字介绍为多，但我的感受是，对于德里达这样晦涩艰深的理论表述，能够读懂复述出来，就已经是大幸了。至于游刃有余深入下去，融会贯通、探幽析微，那可视为第二步的工作。正是本着这样的宗旨，我要求我的学生凡是作西学的论文，尽量使用外文材料，假如阅读外文材料有困难，那就写它们在中国的接受史。有一次，跟张法教授交谈，似乎他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说到“中国问题的缺失”，事实上，译介西学的目的说到底正是为了“中国问题”的解决，这两个方面其实没有矛盾。就我熟悉的解构主义和文化研究这两个领域来看，西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都已经结出了相当不错的果实。文化研究当然有中国的观念和中国的问题意识，这是很自然的。从文化研究的发展来看，不论它在什么地方兴起——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美国——无不带上鲜明的本土色彩。但要说到“文化研究的中国范式”，也没有一定之规。由王晓明挑头在上海大学成立中国第一个文化研究系，有志于梳理出文化研究脉络。复旦大学有林尚立的文化治理研究。上海交通大学有胡惠林的文化安全研究、刘士林的都市文化研究。南京大学周宪热心视觉文化。北京有金元浦的文化产业研究、戴锦华的电影研究、陶东风的集权主义批判、高丙中的文化民俗学研究。苏州大学有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要说有什么统一的范式，莫若说便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了。

陈艳：国内的高校在中文系、哲学系、外语系、艺术系等不同专业都设有文化研究课程，所讲内容也是各取所需，内容大相径庭。作为国内较早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您早在十多年前就推出了一系列文化研究教材，比如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文化研究导论》、2008年“十一五”国家规划级教材《文化研究概论》，以及201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文化研究导论》等。您如何理解文化研究？

陆扬：在20世纪80年代纷纷如潮水般涌入的新理论当中，文化研究的引入比较晚一些，但也是本土化程度最高的。按照我的理解，我们说的“文化研究”指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中心这个传统。虽然中心早已不存在，但它是星火燎原，如今已经满世界在谈文化研究。它跟法兰克福学派应该是平行的两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视野。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文化工业即大众文化，文化研究恰恰是张扬大众文化，说明它并不是从上到下，糊弄劳工群众，相反它就是在大众中产生的自己的文化。经过威廉姆斯通力倡导，大众文化也由mass culture变身为 popular culture。这是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事情。1968年美国学者诺曼·坎托（Norman Cantor）等编选的《大众文化史》，将大众文化的源头上溯到古希腊时代。戏剧、体育竞技、角斗乃至洗浴等城市群众活动都被视为典型的大众文化形式。大众文化也就是流行文化、城市文化。伯明翰的传统注重阶级、种族、性别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缺少沟通，因而总体上看这两个传统是平行的，并不交叉。可以说文化研究的共同点就是一直游走在学院派的边缘，表现出鲜明的反抗姿态。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实践、理论和方法，它的旗帜就是泛意识形态批判。

陈艳：文化研究的对象似乎既清晰又模糊，单从字面上理解显然就是“文化”，可是对“文化”的理解千差万别。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文化研究的对象千差万别。在您看来文化研究应该关注哪些核心问题？

陆扬：“文化”确实包罗万象，可以说，凡不是自然的东西都是文化。阿诺德的精英文化理念和大众文化这两个视野今天看来依然并行不悖。阿诺德认为健全的文化应该兼而有希伯来文化的信仰主义和希腊文化的世俗主义，一个时代最好的文化应该是这两种传统的完美结合，即使这种理想从来都未曾真正实现。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基督教是中世纪唯一的意识形态，文艺复兴世俗主义拨乱反正，人替代上帝成为世界的主宰。但时至今日，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可悲的现实：所有的一切都被物化，金钱成为衡量标准。我想我们之所以弘扬文化，是因为我们一方面需要理想，另一方面也要心存敬畏。

陈艳：自古希腊柏拉图以降，传统的西方思想主要强调时间，特别是意识流、现象学存在主义等现代主义思想都强调从时间来理解和揭示存在的意义，将空间视为时间的容器，但西方进入后现代思想发展阶段以来，“地理空间转向”（Geospatial Turn）已经成为西方理论界学术思想发展的一大主潮，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乃至美学研究等都不可避免地受其深刻影响。“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空间批评”（Spatial Criticism）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描述西方后现代学术思潮的流行术语。您2015年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重要文献翻译与研究”正是对这一思潮的研究，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空间转向”说法？

陆扬：其实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思考与哲学本身一样古老。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就将空间视为分立于理式和现象的第三种存在，把它描述为无质无形、可将万事万物（当然包括时间）包容其中的原始载体，是为天下之母。又说，空间永恒不朽，无从毁灭，为一切造物提供了一个家园，然而感性和理性都很难来厘定它，思及空间，仿佛是大梦一场。而时间，照柏拉图的说法，是造物主给永恒造出的一个运动的意象，让这意象根据数的原理来运动，这个数，便是时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与亨利·列斐伏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是通过空间扩张来克服内在矛盾求得生存发展正是一个意思。

其实在所谓的空间转向之前，空间与文学早已发生勾连，比如1955年，法国作家布朗肖的理论著作《文学空间》就已面世，虽然书中的空间主要是指作家自己的写作世界，与地理和社会空间基本无关。真正意味上空间文学批评的先驱者当数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他1957年出版了《空间的诗学》，宣称要用现象学的精神来叙述诗学。家居的诗学是巴什拉著名的例子，探讨家居的空间诗学意义。他指出，现代人的悲哀是：我们成年以后，与宇宙的关系开始疏离，以至于我们不再感受到对家居这个宇宙的原初依恋。居住空间的价值在于它保护着自我的非我。我们在居所中，居所也在我们之内。我们诗意地建构家室，家室也灵动地在建构我们。空间不再是空洞没有生命的容器，而成为人类意识的居所。巴什拉的空间诗学影响了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等一整代法国哲学家。

今天各种名目的转向多不胜数，语言转向、文化转向、视觉转向、身体转向等不一而足，多一个空间转向不算为多，少它一个不算为少。但是空间转向其实并非时新话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它就异军突起了，列斐伏尔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鼎力推举社会空间理论，它是空间转向的第一经典。1979年，布尔迪厄名著《区隔》在社会空间中来展开趣味批判，则是将之视为一种鸟瞰式的总体社会把握方式。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大卫·哈维早在1975年，就发表《空间修复：黑格尔、杜能与马克思》一文，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是挟着惊人的忠告：必须将空间让给更高层次的社会生产。这一切也都毋庸置疑影响到文学的研究。假如说当年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演绎了哲学直接介入文学批评的前奏，那么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在鼎力推崇列斐伏尔的同时，其借喻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小说来陈述“第三空间”的开放性，就不奇怪会影响到近年来以韦斯特法尔为代表的地理批评（geocriticism）的崛起。在种族性别研究、阶级分析、伦理学研究的交叉语境下，致力于揭示文学的空间经验如何从稳定一统向多元流动变迁，这都可视为文学研究借鉴其他学科理论的范例。

陈艳：您提到“地理批评”是近年来正在崛起的新兴空间批评思潮，能否请您详细谈一谈它的理论内涵和具体方法？能否进一步谈谈空间转向如何与人文学科的方法结合？现在空间是个热门话题，仿佛一夜之间，天下无不在谈地理和空间。我想问的是，文学研究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成果？对于推进文学空间研究，您有何建议？或者说，如何推进文学空间研究？

陆扬：地理批评是近十年来在法国和美国方兴未艾的空间批评思潮，可以算是最前沿的当代空间批评走向。一般认为，它的创始人是法国利摩日大学的教授波特兰·韦斯特法尔，他的文章《走向文本的地理学批评》被认为是这一流派的奠基之作。现在学界承认他发明了Geocritique这个概念，即“地理批评”。韦斯特法尔还定义了其中的关键原则。他认为这一理论通过空间来理解文化运动，因而打破了垂直的视角，并且向水平的视角敞开。韦斯特法尔2007年又出版了《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以“空时性”、“越界性”和“指称性”为核心理念，构建了“地理批评”的理论基础，并且论述了地理批评方法。提出探索世界与无尽的文化有多种多样的方法，当中并没有具体的顺序，也没有既定的观点，每个人要自行探索进入迷宫的正确路径。按照他的说法，从技术上言，地理批评是一个以地理为中心，而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批评方式，它主要的关注对象是空间和地方。它的主要目的不再赋予某一种观点以特殊地位，以便采用全面的，宽泛的视野看待同一个地方。它是异质性的，去中心的，并且有助于凸显各种种族中心主义。总的来看，韦斯特法尔所采用的“地理中心主义”跨学科方法，作为新潮的空间转向文学批评方法虽然并非没有争议，但其与后殖民批评、生态美学可谓交相辉映，开一代批评风气。复旦大学已经请韦斯特法尔过来作了两个系列报告，明天将迎来他的三度光临，作为时一个月的系列讲座。

《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的英译者罗伯特·塔利是美国地理批评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路跟韦斯特法尔有所不同，建树也各有所长。他11月里也会来复旦做一个讲座。在当今两位地理批评代表人物的中国之旅中，跟他们有着师生交集的两位中国学者功不可没。她们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乔溪和宁波大学的方英。对于如何推进文学空间研究，在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想中国本土的相关传统，应是更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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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陆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艳，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云南大学外语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