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早期敦煌文献翻译研究回顾

目前，敦煌文献的翻译研究可分为两类：敦煌文献相关的古代翻译活动研究，敦煌文献的近、当代译介研究。前者主要指探究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活动的史学研究；后者多是对20世纪以来英、德、法等目标语文化语境中，所刊布、发行敦煌文献翻译尤其是敦煌叙事文献英译的评述和赏析。虽然在马祖毅（2006: 65 -123）、王铁钧（2009）的翻译史研究，以及在陈福康（2011: 13-24）、朱志瑜和朱晓农（2006）的佛经翻译理论史研究中，都有中国佛经翻译活动的专题论述，但均未论及敦煌翻译活动或敦煌文献的翻译活动。经过梳理可见，敦煌文献相关的古代翻译研究主要包括王尧（1992;1994）、王尧和陈践（1983）、扎西卓玛（2011）、才让（2013; 2016）、张延清（2008: 75 -93）等人对敦煌文献的汉、藏和梵、藏翻译研究，以及杨富学（1995: 1-23）、王红梅（2000: 92-107）等人对敦煌文献中的回鹘文佛经翻译活动的历史考证等。

具体而言，王尧（1994: 191 -199）首先解释了《贤愚经》古藏文翻译对吐蕃戏剧、绘画和民间文艺的影响，考证了源语文本的版本出处，提出：《贤愚经》并非从梵文转译而来，而是西游僧人访问天竺时所整理的听课笔记，后用汉文汇编而成的；《贤愚经》的古藏文译者是公元9世纪活跃在敦煌和甘州一带的藏族翻译家管·法成。除了佛教文献，王尧和陈践（1983）还从源语文本考证、双语文本语篇特点比对、目标语文本的社会—文化功能等角度，探究了敦煌文献中《尚书》《战国策》等汉文典籍的古藏文翻译。才让（2013: 83 -87）考证了敦煌文献中《天地八阳神咒经》的各种藏译本及其流变过程，通过对比、描述写卷 P.T.106、P.T.746、P.T.748及其藏译文语篇特点，归纳了该敦煌佛教文献的藏文翻译策略特点（才让，2013: 79 -82）。党措（2006）在其博士论文中，从文本考据、译作的文化影响等方面重构了敦煌汉藏翻译家管·法成的翻译活动。张延清（2008: 75 -93）则从身世经历、信仰教育、佛经译校等方面梳理了有关管·法成的敦煌文献。扎西卓玛（2011）在其博士论文《藏传佛经翻译史研究》中，对敦煌写本中藏译佛经《宝云经》《金光明经》的源语文本及其译者进行了考证，着重探究了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翻译家摩诃衍、管·法成等人的梵—藏、汉—藏翻译活动及其对藏区佛教文化演进的影响，评述了这一时期（公元8世纪后期到9世纪前期）完成的藏译佛经名目汇编《登迦目录》（dkarchag-ldan-dkar-ma）。

杨富学（1995: 1-23）梳理、考证了《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阿烂弥王本生故事》《善恶两王子》《俱舍论实义疏》《阿毗达磨顺正理》《说心性经》《妙法莲华经玄赞》《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阿含经》等敦煌佛经文献的西夏文翻译年代、译者身份、源语文本出处、译本特点以及翻译副文本信息。王培培（2016: 34-39）通过对比俄藏西夏文敦煌写本《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及英藏汉文写本（Or.12380 -3921/K.K），提出公元8世纪到13世纪，该汉文版本在中国西北地区流传广泛，西夏文翻译应该在此期间完成，但该译本是依据当时的《大藏经》有关内容翻译而成的。可以发现，上述敦煌文献的古代翻译活动研究侧重对译者、译本和源语文本出处的历史考证以及双语语篇特征的对比，也就是说主要是翻译活动主体、对象及其结果的文献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