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微观历史决定论批判：从政治谐剧到思想谐剧

主张从艺术本体路径来理解阿里斯托芬剧作的A.W.Gomme本人事实上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注释的希罗多德《历史》至今依然是学界最权威的注释本。他那篇著名的论文事实上是针对涉足阿里斯托芬研究的历史学家而言的，指出他们没有给予阿里斯托芬剧作的艺术本性以充分注意。但是无论是遵循艺术本体路径的学者，还是遵循历史本体路径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解阿里斯托芬谐剧的方法：以每部阿里斯托芬谐剧上演前后的历史情况为理解阿里斯托芬每部谐剧时的重要的引导性的线索，笔者将之称作微观历史决定论的解读方式。例如对于《骑士》与克勒翁的关系，持艺术本体路径的Malcolm Heath认为：

在克勒翁处于其政治影响的顶峰时，阿里斯托芬却以恶毒地辱骂克勒翁的这部剧作[61]赢得了头奖；仅仅在该剧获得成功之后的几周，克勒翁就当选为将军。事件的这样一种转折表明：就像阿里斯托芬能够在一部谐剧中辱骂和恶意地对待苏格拉底，却在剧场之外对苏格拉底毫无恶意一样，[62]阿里斯托芬的观众也能够容忍，甚至事实上减弱谐剧对于克勒翁的辱骂和恶意的对待，而不至于允许它们影响他们在公民大会上的政治判断。[63]

一方面，上演于公元前424年勒奈亚节的《骑士》获得了头奖，意味着观众和评委们看好《骑士》中对于克勒翁的辱骂和恶毒攻击；另一方面，几周之后，部分这些观众和评委却又选举克勒翁为将军。Malcolm Heath认为，这两个关联的历史事件之间的不相容足以说明阿里斯托芬的谐剧没有剧场之外的政治效果。Malcolm Heath认为阿里斯托芬在谐剧之中对于苏格拉底的恶毒攻击并不意味着，阿里斯托芬在谐剧之外，与苏格拉底不是朋友：就像在柏拉图《会饮》中所描绘的那样能够坐在一起喝酒，讨论爱欲问题的朋友。[64]而且认为在《骑士》中，阿里斯托芬对于克勒翁的辱骂和恶意的对待不会对谐剧观众产生政治效果，以至于影响他们的政治判断。

而持历史本体路径的Jeffrey Henderson却针锋相对地认为：

在《骑士》成功之后不久，克勒翁就凭自身的条件当选为将军，这种情况与在该剧中阿里斯托芬事实上损毁了克勒翁，并非不相容：在派罗斯胜利之后，作为统帅的克勒翁几乎难以否认，而无论如何，《骑士》不是把它的火力集中在克勒翁的军事才能上，而是集中在公民大会上他的说服力上。在这个方面，诗人的攻击很可能是切中要害的。[65]

Jeffrey Henderson却认为，阿里斯托芬的获头奖与克勒翁的当选将军这两个事件并不矛盾，是相容的。也就是说不能借同一批雅典人在剧场中推崇阿里斯托芬对于克勒翁的辱骂和恶意对待，却在公民大会上选举克勒翁为将军，这样一个仿佛是不相容的情况来论证阿里斯托芬的谐剧没有政治效果。因为克勒翁是凭借其军事才能才当选为将军的，而《骑士》的观众推崇的却是阿里斯托芬对于克勒翁说服力的辱骂和恶意对待。阿里斯托芬《骑士》获得头奖，只能说明阿里斯托芬对于克勒翁说服力的攻击很可能是切中要害的。

就像这样，无论持艺术本体路径的学者，还是持历史本体路径的学者，都斤斤计较于每部阿里斯托芬谐剧上演前后的历史情况来说明各自的观点，或者说来理解阿里斯托芬的谐剧，从来不把他们的理解视野在时间上拉长，在范围上放广，在古希腊思想史的背景下来理解阿里斯托芬。就《骑士》来说，这部谐剧非常明显地指向了民主政治选举执政官的方式上[66]: 1.选举制导致了竞选者以比赛谁更无赖来达到言语上的说服；2.民众鼠目寸光，只以自己眼前蝇头小利是否满足作为投票的根据，而且轻信，容易上当受骗。这些论题如果不能放在古希腊思想史的背景下来讨论，其价值和意义是很难得到充分揭示的。

就因为学者们受微观历史背景决定论的禁锢，即便是那些肯定阿里斯托芬谐剧有其严肃性内涵的学者，也仅仅将“严肃性”的范围囿于政治之中，即便如此，也仅仅将阿里斯托芬看作一个政策建议者，而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意义上的存在。正是考察到无论不肯定阿里斯托芬“严肃性”的Malcolm Heath，还是肯定阿里斯托芬“严肃性”的Jeffrey Henderson，都将阿里斯托芬“严肃性”问题的探讨狭隘化为“阿里斯托芬是否是一位严肃的政策建议者”和“阿里斯托芬的谐剧是否能够超出剧场之外获得实际的政治影响力”[67]这样一些问题的探讨， M.S.Silk才说道：

当然，对于雅典政治生活的涉及恰恰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古希腊旧谐剧[68]著称之处，（尤其）是与继之后起的谐剧种类[69]相较的区别。并非政治是所有古希腊旧谐剧的中心（实际上，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它不是）。现在，正是应该开始讨论这个思想——尽管它可能看起来是异端的——的时候了，这个思想是：阿里斯托芬的谐剧，无论有没有政治上的“严肃性”（在 Malcolm Heath 和 Jeffrey Henderson的意义上），都不是如被广泛地接受的那样，深切地关注政治，以及阿里斯托芬谐剧对于严肃性的最终断言在别处。将决定这个问题的必然决定理解阿里斯托芬时的所有问题：不是外在的“证据”，而是阿里斯托芬谐剧作品本身……[70]

M.S.Silk的评述有两点值得重视：（一）虽然M.S.Silk强调的是阿里斯托芬谐剧与政治的关切度并不如人们广泛认为的那样密切。但是，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阿里斯托芬的谐剧远比政治要宽广得多。不过， M.S.Silk虽然有了这个认识，还是没有从政治话题转移到思想话题上来。M.S.Silk还没有意识到阿里斯托芬谐剧的“严肃性”可以从思想的层次得到挖掘，即阿里斯托芬不仅是一位艺术家，还是一位思想家。（二）M.S.Silk这里提到的外在证据对于理解阿里斯托芬谐剧时的决定性意义，是针对Malcolm Heath和Jeffrey Henderson这样的古典学家们理解阿里斯托芬谐剧的方法而言的，也就是本书所称的微观历史背景决定论。当我们把M.S.Silk批评的外在证据决定论称作微观历史决定论时，就意味着有一个宏观的维度需要确立起来。这个维度就是要把阿里斯托芬放到古希腊思想史的脉络上去看待，放在古希腊文化大转折的背景下去看待。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书前文论述的A.W.Gomme“艺术本体路径”的贡献——在阿里斯托芬研究中，他强调出面对阿里斯托芬戏剧作品本身的重要性。由于他主要针对 W.J.M.Starkie、R.A.Neil、M.Croiset、Gilbert Murray等这些学者的“意图主义”——强调从阿里斯托芬的意图、政治立场来理解阿里斯托芬的谐剧——而言，所以， A.W.Gomme“回到阿里斯托芬谐剧作品本身”的贡献也就仅仅像英美新批评的“意图谬误”术语的提出一样，只是驳斥了“意图主义”的研究方法，还没有像此处的M.S.Silk这样，去驳斥外在证据决定论的研究方法。不仅如此，A.W.Gomme自己也是一位外在证据决定论的实践者，所以，他还没有全方位地“回到阿里斯托芬谐剧作品本身”。M.S.Silk也对“意图主义”的研究方法有所批评，如他说自己“这本书不是在意图主义者前提的基础上写作的”。[71]

M.S.Silk虽然没有走到认为阿里斯托芬是一位思想家的程度上来，但他在《阿里斯托芬与谐剧的定义》一书中辟专章讨论阿里斯托芬的“严肃性”,[72]有些地方的论述仿佛已经瞭望到了阿里斯托芬思想的某些特质：

阿里斯托芬的谐剧没有以知识的方式——“知识点”所隐含的表达方式——明确表达抽象观念。战争或者和平，性或者宗教或者角色游戏：阿里斯托芬没有以知识的方式探索这些话题。他在我们面前当场重构它们，重新聚焦于它们，[73]重新创造它们。 “知识点”——没有被具体化的抽象观念——是怪异的，就像没有被具体化的苏格拉底这样一个人物的智识活动是怪异的那样——在他首次被看到的时候（在《云神》行218），这个未被具体化的智识者恰切地凌空而处。[74]

M.S.Silk意识到了阿里斯托芬是在以具体化的方式表达对于“知识点”的见解，实际上就是意识到了阿里斯托芬谐剧的思想品格。阿里斯托芬以我们现在称作艺术的形式探讨“知识点”，这个见解并不新鲜。在逻各斯的表达方式之前，更为古老的表达方式是秘索思的表达方式。[75]阿里斯托芬没有以知识的方式表达思想并不妨碍他能够称得上一位思想家，就像谁也不能否认，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那样。阿里斯托芬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不同的是，他采用的谐剧表达方式仿佛离思想的距离更为遥远，人们仿佛也更加不适应这样一种表达思想的方式。

本书即是要揭示阿里斯托芬作为一位思想家的面相。如果赞同阿里斯托芬谐剧具有严肃性的话，那么，他的谐剧就不仅仅是政治谐剧，还是思想谐剧。但在理解阿里斯托芬时，要走到思想性上来，就必须克服西方大多数古典学家们“微观历史背景决定论”的狭隘化的解读方式，就必须把阿里斯托芬的谐剧放到“前柏拉图时期”[76]希腊世界的“百家争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