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抗战烽火下的艰难起步

在高校内迁的壮阔洪流中，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无疑最引人注目。1937年8月，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开始陆续南下，教育部筹划在长沙建立临时大学，任命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杨振声为秘书主任。1937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宣布三校及中央研究院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踏上了内迁的征途。师生们先前往长沙，理学院、法商学院等租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文学院设于南岳圣经学校分校。在不停息的炮火中，师生们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11月1日复课。不久，因武汉震动，长沙告急，立足未稳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继续西迁，在1938年春迁至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按照学校的要求，师生们迁至昆明，可以选择内地步行；或借道湘桂公路，经过桂林、柳州、南宁，经过安南（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进入云南省；或选择铁路，经由中国广州市、香港（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安南（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进入中国云南省。三种内迁途径中，属黄钰生、曾昭抡、闻一多等11位教师和200多位学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的步行最令人震撼与敬佩。师生们艰难跋涉，共历时68天，行程近3500华里，他们跋山涉水，忍受着狂风暴雨的侵袭，夜宿荒村茅舍、野店破庙，并经历了土匪出没、疾病相扰等磨难，终于在1938年4月28日抵达昆明，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事实上，内迁的旅程并非只是“逃难”，校方要求把行军的过程当作教学任务来进行，组织学生在途中开展社会调查、采集标本、摄影写生。刘兆吉同学便在老师闻一多的指导下，沿途采集民歌两千多首，后遴选出精华，辑成了《西南采风录》一书，真正实现了“五四”时期的歌谣化目标。同时，一路上艰难坎坷、重重磨难，也使以往温室中生活的学子增长了见闻，对农村的悲惨状况有了真切的认识。众多文学作品留下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林蒲的文章《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二则》、周定一的诗歌《赠林蒲（并序）》、向意的散文《横过湘黔滇的旅行》、穆旦的诗歌《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等作品记录了师生风尘遮面、辛苦赶路的感受。

周定一写道：“北地的风尘，/还遥遥在背后追赶”[3]。穆旦书写学子们离开渔网似的城市后，来到了自由阔大的原野，“在我们的血里流泻着不尽的欢畅”[4]，面对“波动又波动的油绿的田野”[5]，我们多么欢快，内心燃烧着希望，而“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而辽远呵……”[6]

年轻的学子们置身于阔大的乡野中，全身心感受着自然的丰饶与多彩。林蒲在离开昆明后的1940年还根据远行的见闻，发表了《湘西行》。这种罕见的求学经历，成为学子们宝贵的人生财富，也展示出中国教育界在战争时期坚持教育、培养人才的信心和气魄。

西南联大的校歌如此唱道：“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无数师生在战时离开了生养他们的京津故土，告别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忍受着国土沦丧的悲哀，辛苦跋涉3000余华里，“绝徼移栽桢干质”，来到了偏远的西南小城。辗转来到大后方后，师生们又面临着校舍不足的问题，为此，学校大量借用昆明各处的房子，如昆华中学、昆华工校、昆华师范、昆华农校、迤西会馆，以及文林街、文化巷等民居。后期，为躲避空袭，教授们还纷纷搬到更为偏僻的郊野山中。当时社会上有这样的说法：“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7]1938年到1939年，西南联大在昆明西北城外建造了一些校舍，彼时请来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担任校舍建筑工程的顾问，但囿于经费的短缺，梁思成的设计稿一让再让，最后只能让师生们在铁皮屋顶、土坯墙的简陋平房中，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不仅校舍，图书、仪器的奇缺也困扰着师生们，虽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未雨绸缪，从1935年便开始转移设备器材与图书，保证了工学院日后的设施完备，但是相较于战前，各系部拥有的器材、图书还是明显匮乏。此外，日常吃的含有稗子、石头等的“八宝饭”，学校配给的煤油箱子[8]，初来昆明经受的地方病侵袭等，也都在考验战时人们的神经。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舒适怡人的生活已渐行远去，师生们在文化尚不发达、物质条件又匮乏的西南边陲，继续笳吹弦诵。此时，众多名师在这里相聚：朱自清、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吴宓、陈铨、冯至、钱鍾书、李广田、卞之琳等，他们在这里和学子们以强烈的求知、求学的热情，共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和文学史上的奇迹。

历史是如此的巧合。同一时间，在延安另一所学校也刚刚创建。全面抗战后，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与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又一权力中心，集中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主要机构和领导人员。1937年9月，蒋介石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给予其行政、司法、财政、教育、文化、治安多方面的权力，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可以在陕甘宁这一领地合法地实施马克思主义政权，全面地建设符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1939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众多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追求革命事业的知识分子涌向延安，其中以文艺知识分子居多，这批怀揣着理想主义激情的知识分子以强烈的热忱投入到新生的革命文化事业中，极大提升了延安的文化层次，为延安建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提供了文化基础与平台。当时，延安已经有培养抗战需要的政治、军事干部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还没有一所专门培养艺术干部的院校。党的领导干部强调抗日工作需要艺术的配合，也十分重视革命文艺的发展，早在中央苏区时，就曾创办过八一剧团、工农剧社、高尔基戏剧学校等艺术团体，此时借助外来的文艺人士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实行统一战线下的抗战教育，以文艺的力量推动革命进程，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此外，众多文艺人士的到来，如何安置他们的工作也是领导人急切要解决的问题。1938年初，话剧《血祭上海》演出成功，这为“鲁艺”的建立提供了契机。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亲临的演出座谈会上，有人提议创办一个艺术学院，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拥护，也获得了中央领导人的积极支持。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发起倡议，1938年4月10日，一所艺术学校正式成立了。为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敬意和继续向他开辟的道路前进的决心，学校决定以鲁迅先生的名字命名，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务会议的决定，鲁迅艺术文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成为其中一个学院，更名为鲁迅文艺学院，三阶段共同简称为“鲁艺”。周扬担任延安大学的校长，兼任“鲁艺”的院长。“鲁艺”是一所专门致力于培养抗战艺术干部的学校，也是中共中央领导下的第一所高等艺术学校，它的建立、成长一直伴随着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与指导。

在延安，“鲁艺”师生与其他单位的人一样，住窑洞，吃小米饭，穿粗布衣服，忍受着物质的匮乏。成立之初，“鲁艺”暂借凤凰山麓鲁迅师范学校的房子，后将校址定于延安北门外西侧山洼的半坡上。师生们在原有的两排20多孔土窑洞的基础上，进行修葺整理，又修造了十余间平房，挖了两排新的土窑洞，并利用山下的旧文庙遗址，以此作为校部的教学、办公场所和师生们的宿舍。1939年8月，“鲁艺”搬到了延安东郊的桥儿沟天主教堂旧址。艰苦的物质条件并没有阻碍大量知识分子的到来。周扬、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曹葆华、张庚、冼星海、江丰、华君武、萧三、舒群、萧军、艾青、孙犁、公木、邵子南等一批名家在这里任教，沙汀、卞之琳、茅盾等国统区知识分子也曾来这里小住。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格外高涨，他们抓紧时间读书、创作、绘画、排戏、练声。曹葆华的诗歌《鲁艺一日》记录了教员辛苦备课、鼓舞学员，学员积极学习的情景。赵自评的诗歌《带露珠的心情》渲染校园美好的晨读氛围：同学们吸着新鲜的空气，看书、唱歌，校园里充满了信仰与快乐。作者感慨道：“我的生命从来/没有这样舒展啊！”[9]决心去除“思想上情感上的污泥”[10]，更加抱紧信仰，热爱生活，快乐地成长。作者用“洋槐花的香味”、“含苞带露珠的花朵”[11]形容“鲁艺”的校园氛围和青春学子们，营造了一种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气息。

这批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放弃以往优越的生活环境，来到延安追求光明与进步。他们怀揣着对新中国的热烈向往，响应着党的号召，开展了新秧歌剧、传统戏改编、木刻画等大量革命文艺活动，加入到为抗战而歌的队伍中，充分发挥了文艺的政治效能，也经历了解放区文学范式从初试到成型的曲折过程。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鲁艺”的成员奉命奔赴祖国的东北、华北和山西等地，开始新的学习和工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