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安乐哲的学术生平

第一节 求学之路

安乐哲（Roger T. Ames），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后搬至温哥华。安乐哲的父亲是一名侦探小说家，“二战”时，加入加拿大空军征战欧洲，其间迎娶了一名英国女子，也就是安乐哲的母亲。哥哥安乐文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BC）的文学教授。语言和写作是这个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受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安乐哲在幼年时期便喜欢写诗，17岁时便得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但是挚爱于诗歌创作的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雷德兰斯大学（Redlands College）。以人文教育专业著称的雷德兰斯大学，会定时邀请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来学校举行研习会，一想到能够在那里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就让年轻的安乐哲充满向往。

1965年，安乐哲离开温哥华，只身前往雷德兰斯大学学习。20世纪中期的美国，西方哲学盛行，受到众多年轻人的追捧，安乐哲也一样沉浸在苏格拉底的哲学呼唤之中。西方哲学稳稳占据了美国大学讲坛和美国青年人心灵，而此时中国哲学开始悄然走进国际舞台。有一天，安乐哲在校园里看到一个通知，雷德兰斯大学计划派学生到香港中文大学做交换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增长见识的机会，于是就提交了申请。1966年夏天，18岁的安乐哲来到了香港——这个充斥着光怪陆离的标志、色彩和味道的东方世界，他开始了对中国、对中国哲学的亲身接触，他的思想也由此发生转变。

进入香港中文大学以后，安乐哲主要在新亚书院和崇基书院跟从唐君毅、劳思光两位先生学习。新亚书院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三大书院之一，以传统儒学教育为根本，兼采西欧教育制度之所长，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唐君毅是新亚书院的讲座教授，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倡导向欧美介绍传播东方文化。他坚持汉英双语的教学方式，这也帮助安乐哲克服了学习上最大的一个困难——语言障碍。那段时间，他是唐君毅先生课堂上的一位忠实听众，深受其感染，开始沉醉于儒家哲学的思想艺术之中。

崇基书院是香港中文大学规模最大的书院，由香港基督教教会代表于1951年创办，融合了基督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主要教授中西方文化的高等教育课程。在崇基书院，安乐哲的正式授课老师是劳思光。劳思光先生出身翰林世家，有着深厚扎实的国学功底，对中西哲学传统持开放态度，并且也喜欢写诗以自娱。劳思光先生的言传身教对安乐哲客观认识中西方哲学创造了一个好的起点。同时，香港中文大学的同学们对安乐哲这个异乡人也关爱有加。香港排外暴动期间，他留宿在同学家里，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安乐哲被中国人之间彼此关爱的人际关系深深触动，感受到了中国哲学独特的生命力。

从那时起，安乐哲决定改变研究专业，由此开启了他的哲学之路。与别的学者不同，安乐哲学习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同时开始的。这在安乐哲看来，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因为，如果先从一个传统开始，第一个传统会影响第二个传统，有先入为主的负面影响。而两个传统一起开始，便有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开端。在这个基础上，他可以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做一个相对客观的比较。

1967年，安乐哲从香港回到了加拿大，此后又相继求学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台湾大学、东京大学、东京教育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并于1978年，在伦敦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在台湾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安乐哲师从方东美教授。方教授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思想贯穿古今中外，统摄儒释道各家之学，主张以开放的胸襟对待诸派学术思想。安乐哲对于其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一直念念不忘。

在伦敦大学完成学业的最后阶段，安乐哲受到了刘殿爵教授、葛瑞汉教授的悉心指导，这对他今后的翻译技巧和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刘殿爵是西方备受尊崇的翻译权威、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他翻译的《论语》《孟子》《道德经》英文版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必读的经典版本。安乐哲对他翻译的《道德经》更是爱不释手。在刘教授的严格督导下，安乐哲反复研读《淮南子》，后来师生两人携手翻译了这部经典。葛瑞汉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同时，也是一位英国哲学家和享誉国际的汉学家，对中国哲学和先秦儒学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安乐哲在读博期间得到葛瑞汉的教导，深受其思维方式的影响，以至于现如今在他著作中还能感受到葛瑞汉的语言风格。

经过13年的刻苦钻研，安乐哲熟练掌握了中国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完成了中国哲学专业的学习。此时，他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已经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把握。他对儒家哲学最深刻的理解就是“关系”或“关系性”。他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思维不同，中国哲学是从关系开始。如孟子人性论中，人性不是个别的，而是关系性的。孟子谈“四端”的时候，“仁”是关系的，“义”是关系的，“礼”是关系的，都是从关系开始，不能把它们看成一个分离的东西，而是要考虑到语言、价值以及家庭的影响。

在他看来，儒家偏重生活中的教化。相对而言，西方哲学脱离日常的生活，依靠于理性分析。安乐哲喜欢儒学，因为中国哲学更接近生活，能够把生活提到一个很雅致、很优美的境界。他举例说，生活中的儒学就像一个祖母爱她的孙子一样，是最普遍的，也是最美好的一种现象，它是用一种审美的眼光去肯定生活的价值。儒家重视“礼”，“礼”是一种提升生活的方法，能把人类的生活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依据儒家的礼乐传统，人们可以把日常生活变成家庭文化。儒学既平凡而又充满魅力，正是这一点深深地吸引了安乐哲。

古往今来，中国社会中从不缺少儒者的身影。安乐哲在学习和生活中也接触到很多儒者，这让他对儒者的社会职能有独特的理解。在他看来，中国的“儒”不是一个学派，不是一个教条性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社会阶级。儒者的职责是接受以前的文化，多了解这个文化，并用这个文化来面对现实问题，同时把这种文化传给后世，使之继承下去。

作为一个研究儒学的西方哲学家，儒学对安乐哲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影响到了他和父母、妻子、孩子、朋友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安乐哲也是一位“孝子”。他坦言：“上大学的时候，我便离开家乡，很少与父母长时间的相处，但心中依然处处记挂着父母。”父亲晚年身患重病，安乐哲在中国找到一种能够提高免疫力的药。这种药并不能根治父亲的病情，并且价格非常昂贵，但是父亲对这个药产生了心理依赖，所以安乐哲依然定期将它寄到加拿大的家中，直到父亲去世。另外，他和他的岳父之间关系也非常好，两人亲如父子，而且还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其实，西方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孝”的要求。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城邦制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父权制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家庭中的男性首领具有神性。如果孩子不敬或不孝，父亲就有权利杀死他，这是一种严格的行为准则且是单向的。公元1世纪兴起的基督教教义中，也提倡孝敬父母，但这种“孝”不能超过对上帝的“孝”。相比较而言，安乐哲认为儒家的孝道比较温和，而且是双向的。安乐哲与他的老师刘殿爵就是一个很恰当的例子。据他回忆：“我在香港的老师——刘殿爵，他早年喜欢读拉丁和古希腊的书籍，所以我会找到汉堡出版的这些典籍送给他，他收到后很高兴。当他年事稍高、牙齿慢慢掉了时，我会给他找果酱。我对他表示的是敬意，而从他那里收获的是愉悦。如果没有刘殿爵，就没有Roger T.Ames，我之所以成为我，是得益于他的指导。因而，孝的观念往往是双向的。有孝有谏，有敬有远，这就是孝敬。”[1]从师生的互动中，我们能感受到安乐哲对恩师的尊敬，也能看出他对儒家孝道的深度理解。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研究儒学，先学做人，安乐哲对此深有同感。他对《论语》非常熟悉，甚至可以出口成章。《论语·学而》中有一句话：“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安乐哲的理解是，你在家庭要做你应该做的事，在社会要做你应该做的事，如果还有余力，就要看书。看书不是儒学，做人才是儒学。正如他之前说过的那样，研究中国哲学的个人意义远远超过学术意义。

研究儒学，还给了安乐哲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合作。合作，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合作的过程很难，可是效果很大。经过互相切磋，互相研磨，会提高到另外一个层次。安乐哲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和其他学者合作完成的。他的学术伙伴包括郝大维、罗思文、刘殿爵等，尤其是与郝大维之间长达二十年的合作传为一段佳话。

1978年，安乐哲来到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工作。这时的安乐哲，熟悉中国哲学的特质，切身感受到了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创生力量，对儒家创始人孔子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在周围的西方人眼中，安乐哲俨然成了一位对中国了如指掌的“金发碧眼的加拿大导游”[2]。遗憾的是，安乐哲发现在西方很难找到教授中国哲学的地方，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开设中国哲学专业课程的教育机构。西方国家的哲学系大都是欧洲哲学的天下，美国哲学及亚洲哲学根本无立足之地。从那时起，安乐哲便暗暗下定决心，要向欧洲哲学的权威地位挑战。在这一点上，郝大维也有一致的看法。到夏威夷大学后不久，安乐哲开始了与郝大维的学术合作。因为安乐哲认为，这样的合作对“非此即彼”的传统存在着极大的“互补性”，可以尽可能地改变中西方哲学互相排斥的立场。[3]

郝大维（David L.Hall，1937—2001）是毕业于耶鲁大学及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的哲学博士，是仅有的几位通晓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哲学的专家之一，他对西方文明的主线做出了令人惊羡的系统整理，著有《经验的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Experience）、《不确定的凤凰》（The Uncertain Phoenix）、《爱欲与反讽》（Eros and Irony）等哲学著作，对探究人类基本经验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做出了卓越贡献。安乐哲与郝大维身处两个互不关联的文化传统，却建立了互补式的友谊，这被称为“20世纪后期最丰富也最重要的合作之一”[4]。两人“中西合璧”式的合作持续了二十多年，安乐哲对中国的博学深识为郝大维开启了东亚文化的大门，而郝大维西方文化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哲学原见也注入了安乐哲的学术之中，由此产生了这个时代“最具创造性的探索之一”[5]。

遗憾的是，郝大维在64岁时不幸离世。在安乐哲的印象里，郝大维哲学方面的能力很强，眼界很宽，非常聪明，他能把各种关系用详细的图表分析出来，他不仅精通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也理解得非常透彻，尽管他一个汉字都不认识。郝大维对待学术非常严谨和专注。他对中国哲学形成了系统性的想法，在《通过孔子而思》《期望中国》等书中都有所体现，通过宇宙论来了解中国思想的语境，并用哲学分析的方法来阐释这种语境。

安乐哲从郝大维那里学到了很多，对他的思想和生活影响很大。按照安乐哲的说法，他们之间是彼此创造的过程，直到最后两个人的思想都融合在一起，不分你我。以至于郝大维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安乐哲在写书时都仍感觉应该把他的名字写上去。

在学术方面，安乐哲坚持以下立场。

第一，应该打破欧洲哲学独霸天下的局面。目前为止，欧洲哲学是权威哲学、专业哲学，而印度哲学、伊斯兰哲学、中国哲学、日本哲学、韩国哲学、非洲哲学等都属于边缘哲学。安乐哲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欧洲哲学的排他性，另一方面是没有哲学家参与把其他哲学介绍到西方去的工作。要想打破这种局面，就需要实现其他哲学与欧洲哲学的平等对话。实现平等对话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达到哲学高度的经典的翻译著作。

第二，让中国哲学呈现出它自己的完整性。就中国哲学来说，现在所存在的障碍，一是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经典的英文版本存在基督教色彩的误读；二是中国人仍然致力于自己的传统，而忽视了中国概念的现代转型；三是现在中国的译者依然按照西方的理论预设来翻译自己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中国人在对外传播中国哲学时，要重视自身的独特性和系统的完整性。

第三，要持一种开放性的心态。近两百年以来，中国哲学界有些人认为西方哲学无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甚至认为西方人根本不懂中国哲学，从而排斥中西方哲学的对话。安乐哲不赞成这种保守的态度，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国际化对其自身的发展只会越来越有意义，不应该排斥外来文化。事实上，中国人对于外来文化一向宽容，比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强烈的排佛运动，但是在这种碰撞和摩擦中取得相互了解，并最终以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内化为中国自己的文化。

第四，要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安乐哲认为，一个理想的儒家需要开明和自信，只有勇于自我批判才会取得进步。我们要做的是找出它的弱点，然后去改造它们。更重要的是，还要了解自身的优势，去充分利用它们。要回到自己的根，来找到传统文化的将来。当然要接受外来文化，但最重要的还是回到自己的传统。另外，还要改变“自我殖民地”的问题，也就是说，包括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家在内，不能只关注西方哲学，还要重视自己的本土哲学，并且要将本土哲学发扬光大。

从18岁开始接触中国文化至今，安乐哲已经走过了近50年的学术历程，当年的热血青年也已成为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对中国文化的感情甚至胜过许多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正因为抱有这份坚持和热爱，他孜孜不倦地为中国哲学泽被于世而风雨兼程。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人阐释中国哲学，为中国哲学找寻它在世界哲学中应有的地位，同时也消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误会与隔阂。因此，安乐哲被称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儒家文化的布道者”。当然，有人会指出，安乐哲学术研究的起点和终点都不是中国，而是旨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杀他对中国哲学所做出的重大贡献。2013年，安乐哲成为“孔子文化奖”[6]获得者，这或许是对他最好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