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转型

一

长征的结束，使得西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随着革命中心向延安的转移，革命文学也被拉入一个新的生长环境和运行轨道。革命文学最终完成了“上海—延安”“城市—乡村”的中心位移，从此在一个新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外部的战争环境中开始了新的行程。

革命中心的转换不仅意味着一个新空间的创造，也意味着新的时间的开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中明确地指出了这种空间位移的时间（历史）意义：“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地域上的偏远并没有导致解放区文化上的边缘感，相反，这里却升腾出一种自觉、自信的文化中心意识。空间上的中心意识蕴藏着鲜明的历史（时间）内涵，支撑着它的是一种成立新中国、创造新历史的崇高感和神圣感。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叙述中，作为空间存在的解放区成了与历史时间中的未来相对应的光明、进步的象征和新世界的代名词，而其他区域则更多地与黑暗、落后、腐朽没落发生着必然联系。

上海曾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中心，抗战的爆发使这个中心难以继续存在。夏志清也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因为共产党的势力和声誉日渐增长，延安在那时候也成了文化中心”[3]。延安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多满怀救国热情、同情革命、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的知识分子的目光。随着中共新根据地的稳固，大批作家从上海或经大后方辗转迁徙到延安。据周扬后来回忆，在解放区文学发展的早期，延安的作家中大部分“都是上海去的”，“而且大部分都是过去的左翼，或者是党员”。[4]左翼知识分子在解放区的大规模集结，标志着革命文学中心空间转换的开始。

地处偏远的根据地虽然拥有一个相对和平、安宁的小环境，但笼罩在它四周的却是战争这个大的背景。陈思和注意到了在20世纪文学史上战争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指出：“战争文化要求把文学创作纳入军事轨道，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一种动力，它在客观上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5]的确，战争不但把文学拉入一个非常的境地，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和平时期的文学秩序，对文学规范的形成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6]与战争相伴而存的是不同的政治集团和政治观念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则更为直接地导致了中共对解放区内部文化规则、机制等方面的策略性调整，影响到解放区文学秩序的宏观建构。文学与革命和战争的历史相遇引发出的则是文学自身的原则与种种外在限定性因素的矛盾和冲突。投奔到解放区的作家中相当一部分原本就拥有中共党员的身份，而另一部分虽然并非中共党员但却属于“左倾”、进步的知识分子，这些作家无疑对解放区怀有一种认同的情感和理念。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在来到根据地之前，解放区还只是存在于头脑中的抽象的向往对象。当他们面对一个真实的解放区时，那种汹涌在心中的浪漫激情不得不沉静下来。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现实的、严肃的问题：在这种革命的、战争的特殊环境中，文学如何与解放区的政权建立一种适当的关系；作家如何转换角色，将知识分子的身份与革命和战争的历史情境统一起来以防止历史的偏离和误差。

文学的形态总是和它的生态环境相适应。上述诸多无法人为改变的客观存在要素作为主要方面共同构成了环绕着解放区文学活动的开放性的生态环境。在这个环境系统中，作家与农民、共产党与作家、革命文艺与民间文艺等构成要素之间在一个整体的时空中发生着复杂、紧密的互动关联，在确定的条件下决定着解放区文学活动的性质和功能。

事实上，无论是苏区作家还是来自上海等地的左翼作家，他们在解放区相遇之后都将面临新的“历史力量”的整合。新的时代有新的历史任务、新的文艺方向，而面对新的时代，作家亦应及时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毛泽东将他讲话的目标特别针对了那些外来的左翼知识分子作家：“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1939年5月，毛泽东为鲁艺成立周年题词，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7]的文学创作主张。在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就注意利用各种场合时时提醒作家保持与“历史”的联系。他不但对作家提出种种期望，同时还亲手绘制文学的“蓝图”。这一连串的言行与其说是一种倡导，还不如说传达了毛泽东对文学现状的不满和急于改变现状的焦虑。

在刚刚来到陕北时，丁玲就已经意识到她进入的是一个“新的世界”。在《文艺在苏区》中，她这样写道：“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曾有过两个世界，一个是荒淫糜烂，一天天朝堕落灭亡的路上走去，另一个新的世界却在炮火的围墙里，慢慢地生长，慢慢地强壮了。新的制度，新的经济建设，新的军队，一天天的稳固，一天天的坚硬，而新的人格，伟大的个性的典型也产生出来了。这就是炫耀了同时代的地球上所有人类的苏维埃红军的建立。”[8]然而，当这种空间的感觉还没有真正与时间（历史）建立起密切联系时，还只能算作是一种初步的情感上的体验。在种种因素的限制下，解放区文学发展初期的作家创作中的“新世界”的建构还往往闪现出“旧世界”的影子，发出“旧世界”的“回响”。

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解放区文坛上，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杂文运动”。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解放区的杂文运动体现出的正是作家们“旧”的创作观念与新空间及其所代表的新时代（新历史）要求之间的错位，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他们还没有分清“是延安还是西安”[9]。丁玲认为：“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10]罗烽则更直接指出：“在边区——光明的边区，有人说‘杂文的时代过去了’……然而如今还是杂文的时代。”[11]这种对时代“一厢情愿”的主观判断，使得作家们仍然沿用过去的理念去面对历史转折时期的现实世界。“杂文运动”的确体现了知识分子作家对“自由新世界”和“新生活”的单纯、美好的热望在现实面前的某种失落，以及他们所信奉的创作原则与解放区这一新的文学环境方方面面的“冲突”。

有学者将1942年以前解放区文学的活跃期称为“文学的新潮”[12]。在笔者看来，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种所谓的“新潮”可以被视为左翼文学在新环境中的一种延续。“文学的新潮”期可以说是左翼文学进入解放区和它最终被改造成“工农兵文学”之间的“缓冲阶段”，这一阶段的左翼文学还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原有的创作惯性。在当时的政治高压环境中发生的左翼文学（包括革命文学），是以与国民党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相对抗的“他者”的姿态出现的。这种处于“在野”状态的文学形成了一种反抗强权的精神结构，是一种燃烧着“愤火”的文学，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

左翼文学运动为解放区文学的起步准备了理论基础（如“文艺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文艺与政治斗争、历史进步的关系”“文艺的大众化”等），成为解放区文学发展的逻辑基点，同时，这种作为另一种文学发展基点的文学本身还存在一些“先天不足”：一方面，左翼文学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善，对某些问题的探讨未来得及展开，还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论，这些在“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得到充分体现；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此时的文学理念还不可能真正付诸实践，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处在笼统的、模糊的、概念化的阶段。以上这些因素又为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共对左翼文学的重新阐释和改造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丁玲、王实味等人言辞尖锐激烈的杂文创作在《轻骑队》《矢与的》等墙报和媒介的呼应下，形成了一股来势汹涌的“暴露黑暗”的潮流。《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等文章的发表在延安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黎辛回忆说：“这是当时延安发生的大事，在有些党员、干部中，一段时间内，议论的简直比战争还多。”[13]1942年4月17日，毛泽东分别致信萧军、欧阳山、草明、舒群，要他们代为收集文艺界的反面意见。为了了解具体情况，毛泽东还邀请丁玲、艾青、罗烽、刘白羽以及鲁艺的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作家谈话，同时中组部部长陈云和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等领导人也分别与作家交谈和接触。经过一番以摸清文艺界问题症结所在为目的的调查研究之后，一场专门针对文艺界的思想整风计划酝酿成熟。1942年4月27日，毛泽东同凯丰向100多位作家发出邀请他们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14]然而，座谈会的真正目的并非请柬上所写的“交换意见”，而是要解决一个有关文学方向性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