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公羊传》的传授及成书

《公羊传》有着如此轰轰烈烈的历史，但它的诞生却默默无闻。它的作者、传承及成书，在正史中缺乏记载，历来都很有争议。

《公羊传》最早见诸正史是在《汉书》。《汉书·艺文志》载：“《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名高。”[1]但这个公羊子却未在《史记》中现身，《史记》之中《公羊传》的名称也没有出现过，连“公羊”二字在全书中居然也仅一见：“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2]而《春秋》三传中的另外两部《穀梁传》《左传》却以《穀梁春秋》 《左氏春秋》的名称分别一见于《史记》。《穀梁传》见于《儒林列传》:“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3]《左传》见于《十二诸侯年表》:“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4]

西汉武帝时期，在董仲舒等人的推动下，《公羊传》成了朝廷决定国家大事和官员审判案件的依据，深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公羊传》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毋庸置疑，而且司马迁自身亦深受董仲舒影响而服膺公羊学，《史记》中就有很多地方采用了公羊之说，但《公羊传》居然不见于《史记》，令人不能不感到奇怪。更为奇怪的是，董仲舒作为公羊大师，其所著《春秋繁露》亦为公羊学的奠基之作，然而《春秋繁露》满篇只见“《春秋》”“《春秋》曰”“《春秋》之义”，却不见有《公羊传》之称，甚至连“公羊”二字都没有出现。

笔者认为，所谓《公羊传》的名称是后出的，司马迁作《史记》之时很可能并没有一本叫《公羊传》的书，后来我们称之为《公羊传》的内容，作为《春秋》的解说，与《春秋》经合在一起，而被人们统称为“春秋”。所以我们看到，《史记》所言之《春秋》很多时候就是特指《春秋公羊传》，其中有很多是直接引用《公羊传》原文或对某事的看法：

《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5]

“《春秋》讥不亲迎”指《春秋》隐公二年“纪履緰来逆女”,《公羊传》:“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6]

《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7]

此指《公羊传》隐公三年：“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也。”[8]《公羊传》认为，宋宣公不传子而传弟缪公，破坏了传子的正道，是导致后来宋国一系列祸乱的根源。《索隐》特别指出：“《春秋公羊》有此说，《左氏》则无讥焉。”[9]

（袁盎等）皆对曰：“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后，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10]

此为袁盎等诸大臣反对窦太后欲立梁孝王为太子的一席话，用的也是《公羊传》“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之义，而且这里更是直接引《公羊传》文而称“《春秋》”。

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11]

汉武帝伐匈奴的诏书称引了《春秋》九世复仇之说，而九世复仇之说，唯《公羊传》有之。《公羊传》庄公四年褒扬齐襄公为已隔九世的远祖复仇：“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12]

胶西王臣端议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怀诈伪心，以乱天下，荧惑百姓，倍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13]

胶西王刘端议淮南王刘安之罪，称引了《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君亲无将，将而诛焉”[14]之语，亦是直称《春秋》。

《史记》所言之《春秋》，还有一些是没有直接称引《春秋》原文或大义，实际上用的也是公羊之说。如：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15]

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16]

（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17]

公羊家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以为周朝不再复兴，于是以《春秋》当新王，作为接替周朝的一代，在《春秋》中改变周朝的制度，设立《春秋》新朝代的制度，此即“周失其道而《春秋》作”与“作《春秋》，以当王法”之义。而《春秋》既当新王，依照公羊家“通三统”之义，则要黜前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18]因为《春秋》据鲁史而作，所以又要“缘鲁以言王义”[19]。此即“据鲁，亲周，故殷”之义。宋乃殷后，“故殷”即“故宋”。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忌讳之辞也。”[20]

此段文字，司马迁综合了《公羊传》定公元年“定、哀多微辞”[21]与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22]之义。《公羊传》有“三世异辞”之说，认为孔子作《春秋》，根据时代远近与亲疏的不同，用辞与褒贬尺度都有所差别，离得越远用辞越直显，离得越近用辞越隐晦。定、哀之时已经是孔子所见之世，用辞则多有忌讳，非常隐微，乃至于当事者“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23]。

厉公之杀，以淫出国，故《春秋》曰“蔡人杀陈他”，罪之也。[24]

“蔡人杀陈他（佗）”见于《春秋》桓公六年，而陈佗（厉公）以“以淫出国”被杀则出自《公羊传》:“陈君，则曷为谓之陈佗？绝也。曷为绝之？贱也。其贱奈何？外淫也。恶乎淫？淫于蔡，蔡人杀之。”[25]《左传》于此无传。

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畔”。[26]

“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见于《春秋》定公十三年，赵鞅（简子）因私杀邯郸午之事则见于《左传》，然而不请君命书叛之义却出于《公羊传》:“此逐君侧之恶人，曷为以叛言之？无君命也。”[27]《春秋繁露·顺命》亦说：“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言，‘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也。”[28]此条及上条皆是称引《春秋》经文而义采《公羊》。

此外，诸如“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29],“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30]等处的“《春秋》”，虽未称引任何内容，但既为胡毋生、董仲舒、公孙弘所传习，自然也是指的《公羊传》。

《太史公自序》中有“《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31]之语，《春秋》全文不过一万六千余字，如何说“文成数万”？裴骃《集解》认为：“太史公此辞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经传凡有四万四千余字，故云‘文成数万’也。”裴骃提出，《史记》这里的《春秋》是合《公羊》经传而言。然而此说遭到颜师古的批评，颜师古提出了“史迁岂以《公羊传》为《春秋》乎”[32]的诘问。

应当说，裴骃的说法是相当有见地的，司马迁这里确实就是以《公羊传》为《春秋》。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以壶遂“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的问题设问，对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以及《春秋》的性质进行了一番阐释。“《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即是其中的一句。司马迁一开始就明确说“余闻董生曰”，说明这些关于《春秋》的见解都来自公羊大家董仲舒。那么他所说的“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弒之诛，死罪之名”等，皆为公羊家言。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33]等语在《春秋繁露》都可见相似的话，[34]“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35]一句更是直接出自《公羊传·哀公十四年》。[36]因此，这里的《春秋》指的也必为公羊家所传之《春秋》。

金德建先生曾著有《司马迁所见书考》一书，其中有“司马迁所称《春秋》系指《左传》考”与“司马迁所称《春秋》亦指《公羊传》考”二则，[37]给人产生一种《史记》所言《春秋》主要是指《左传》亦兼指《公羊传》的感觉。其实《史记》所言之《春秋》，指称《公羊传》乃是第一大用法，也是最常见的用法。据笔者统计，排除表季节或《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春秋历谱谍》等作为其他书名的一部分的情况，《春秋》在《史记》中出现了七十次左右，[38]而可以基本确定为指称《公羊传》的则有四十余次。金德建先生指出，《史记》运用《春秋》，不外乎三类情况：一指《春秋经》，二指《公羊传》，三指《左传》。[39]金先生这里实际上还少说了一种情况，即泛指史册。如《乐毅列传》:“臣闻贤圣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40]《游侠列传》:“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41]与其他三种用法比较起来，指称《公羊传》的用法可以说比例是相当高的。

从以上所举的《史记》诸条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武帝诏书之中或是大臣奏议之中，亦是将《公羊传》等同《春秋》的。可见当时人们的确将《公羊传》与《春秋》合称为“春秋”。《史记》中不见《公羊传》之名，反而正可以说明《公羊传》地位之崇隆。后来，《左传》与《穀梁传》起而争立，而《公羊传》也逐渐丧失了独尊的地位，人们就以《左传》与《穀梁传》的起名原则来命名《公羊传》。因此，我们见到《汉书》中虽仍有《公羊传》文与《春秋》经文不分的现象，但已经开始有所区分，亦出现《公羊春秋》 《公羊传》等名。

崔适说：“西汉之初，所谓《春秋》者，合经与传而名焉者也。传者后世所谓《公羊传》也，其始不但无《公羊传》之名，亦无传之名，统谓之《春秋》而已。”[42]西汉之初，无《公羊传》之名，合经传而称《春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说“无传之名”恐怕就有问题了。在《春秋繁露》中，虽不见《公羊传》之名，但却有称以《传》或《春秋传》的情况。如《王道》:“《春秋传》曰：‘大夫不适君。'”[43]此传文即见于《公羊传·宣公十二年》“大夫不敌君”[44]。“敌”与“适”通。《玉英》:“经曰：‘宋督弑其君与夷。'《传》言：‘庄公冯杀之。'”[45]此传文见于《公羊传·隐公三年》“庄公冯弑与夷”[46]。《爵国》:“《春秋》曰：‘荆。'《传》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47]此传文可见《公羊传·庄公十年》[48]。可见，经、传固然可以合称为《春秋》，但经、传还是有区别的。或者说，《公羊传》如果当时有名称的话，应当就称为《春秋传》。

公羊家认为，公羊氏所传正是孔子亲自传授弟子之《春秋》大义。何休说：“《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故有所失也。”[49]孔子知秦将燔书，未免神化孔子，但想来孔子讲解《春秋》，口授弟子，还是合情合理的。《汉书·艺文志》亦说孔子作《春秋》 “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50]。而且，《公羊传》通篇采用问答体行文，很像一种学生听课的课堂笔记，可能就是对“口授相传”的原始形式的一种保留。孔子修《春秋》必于其中寄寓道理，否则《春秋》岂不真的成了“断烂朝报”？那样《春秋》也就失去了作为经典的价值了。所以正如元代春秋学家赵汸指出的，《公羊传》之说《春秋》,“必有所受”[51]。虽然经过近四百年的口耳相传，增益损失不可避免，但其中必然还是保留有孔子作《春秋》的核心价值观念。公羊学的一些理论，剥去其繁杂的成分，我们还是很容易在孔子那里找到相应的观念，如：

尊王一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

三统改制：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三世：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

复仇思想：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礼记·檀弓上》）

因此，如果说《公羊传》最初的源头在于孔子，也并非无稽之谈。徐彦在《公羊疏》中，据前人之说，提出了一个《公羊传》的传承谱系。他说：“孔子至圣，却观无穷，知秦无道，将必燔书，故《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度秦至汉，乃著竹帛，故《说题辞》云‘传我书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52]简单说就是：“子夏传与公羊氏，五世乃至汉胡毋生、董仲舒，推演其文。”[53]如果这个传承谱系可靠的话，那《公羊传》的来龙去脉也就清楚了：孔子口授弟子，子夏受之，传于公羊高，公羊氏五代相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与弟子胡毋生写成定本。

但这个传承谱系却是疑点重重。崔适在《春秋复始》中指出：《公羊传》之名与公羊氏之籍始见于西汉刘歆所撰《七略》，而公羊氏之世系及人名始见于戴宏之序，“何以前人不知，而后人知之也”？他又指出，从有关史料来看，子夏生于鲁定公二年，到汉景帝初已历三百四十余年，而公羊氏仅传五代。这样，每代相距六十余年。除非“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54]。徐复观先生则进一步认定戴宏的这个说法是“只是传《公羊》系统的人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所捏造出来的”[55]。

崔适的怀疑的确很有道理，戴宏关于公羊五世传承的说法是很难站住脚的。但以那种“前人不知，而后人知之”为由断伪的方法，也已被近年来不断出土的古代文献证明是靠不住的。西汉中期以前，公羊学派没有什么危机感。但随着学术竞争的加剧，公羊学派的优越地位逐渐丧失，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性，此时就必须不断追溯可能的传承谱系，其中虚妄夸张在所难免，但也不会毫无根据地乱编，否则在激烈的竞争中反而会授人以柄，适得其反。

据杨士勋《穀梁传疏》:“《公羊》《左氏》论难纷然，贾逵、服虔共相教授，戴宏、何休亦有唇齿。”[56]又唐晏《三国两汉学案》置戴宏于“春秋公羊学”之下，[57]惠栋《周易述》引戴宏《春秋解疑论》说“圣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58]，亦为公羊家言。则戴宏与何休时代相近，亦为公羊学者，其所述的传承谱系必有所本。

因此，戴宏的这套说法虽有很多漏洞，然而还是有一定价值的。笔者认为，这套传承谱系的两头应该是有其可信度的。末尾之公羊寿与胡毋生在汉景帝时著于竹帛的说法，大部分人对此并无疑议，而开头子夏传《春秋》一节也是有其根据的。

抛开纬书所载之“《春秋》属商”[59]之说不谈，子夏传《春秋》在其他典籍之中亦可寻到端倪。《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可见，子夏的确评说过《春秋》，并对《春秋》大义有所阐述，对《春秋》当甚为熟悉。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60]孔子弟子众多，单列子夏不能“赞一辞”，可见子夏与《春秋》关系密切。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说：“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61]由此言可见子夏对《春秋》的重视，而且反映了子夏是从治国安邦的高度去认识《春秋》大义的。子夏注重《春秋》大义的阐述、强调《春秋》的政治倾向，这与《公羊传》的路线极为接近。即使此言是董仲舒假托子夏的，但为什么要假托到子夏身上，恐怕也是因为子夏与《春秋》的关系。此外，从孔门弟子的学术分野来看，子夏是属于“传经派”的[62]，东汉学者徐防指出：“《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63]康有为亦说：“传经之学，子夏最多。”[64]因此，子夏传《春秋》之说还是有所凭依的。

就《公羊传》传自子夏一说而言，杨伯峻先生曾提出过反对意见：旧说《公羊》《穀梁》俱出自子夏，那么按理两书只应大同小异，互有详略，但不能自相矛盾，更不能自相攻击。而事实上，“不但两传矛盾之处很多，而且有《穀梁》攻击《公羊》处”。他还指出：“‘大一统’这个观念，要在秦、汉以后才能有，这就足以证明《公羊传》不出于子夏。”[65]

其实这也未必尽然，《穀梁》攻击《公羊》，只能说明二者可能并非“俱出自子夏”，而是各有不同的出处，并不能说明《公羊传》肯定不出自子夏。即使二者同出自子夏，那师出同门，所得各异，甚至反目成仇的例子也很多，何况像二传这样经过数百年的各自流传，沿着各自的路线发展，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也是可以想见的。而“大一统”的局面虽然出现在秦以后，但“大一统”的观念却是先秦久已有之，黄帝曾提出“万国和”的主张，《诗·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亦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这些都透露了“大一统”思想在先秦社会的影响，所以并没有十分有力的证据证明《公羊传》不出自子夏。

子夏与公羊寿之间的传承虽不可信，但戴宏详细罗列的公羊氏五代之名，当有所本。笔者认为，传承谱系的脱漏当在子夏至公羊高之间。《公羊传》既称为《公羊传》，公羊一氏应该在其传承过程中发挥了很多的作用，尤其在其著于竹帛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公羊传》可能长期由公羊一氏传承。若以三十年为一代来推算，从公羊高到公羊寿，公羊氏大概传了一百五十年。那么子夏与公羊高之间则还差了两百来年，这两百年的传承大概可以由传文中出现的沈子、司马子、女子、北宫子等公羊先师承担起来。

《公羊传》中多处出现“子公羊子曰”“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高子曰”“鲁子曰”等字样，[66]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参与传授著作《公羊传》的公羊先师的名字。顾炎武《日知录》就此指出：“按《传》中有子公羊子曰，而又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何后师之多欤？然则此《传》不尽出于公羊子也明矣。”[67]

何休在《公羊传》隐公十一年“子沈子曰”下，注解说：“子沈子，己师。……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师也。”[68]这里何休对《公羊传》出现的子公羊子、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和高子、鲁子作了一个清晰的区分：“称子冠氏上者”都是《公羊传》写定之前传授系统内的“己师”，如子公羊子、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等，其解经之语传授弟子，世代相传，最后著录下来；“不冠子者”则是传授系统之外的“他师”，如高子、鲁子，其见解被公羊先师采纳，亦传授下来。

也就是说，《公羊传》里留下了公羊子、沈子、司马子、女子、北宫子和高子、鲁子等人的解经语，这些人都对《公羊传》写定后的面貌发挥过作用，但其作用大小是不同的。高子、鲁子的作用只是留下来的若干只言片语，而公羊子、沈子、司马子、女子、北宫子等人除了留下来的解经语，更大的作用是传授《公羊传》。公羊子、沈子、司马子、女子、北宫子等人在传授时都不免加入自己的一些看法，而下一代经师再往下传时，提到先师的思想时，便以姓氏之前冠“子”尊称，以至最后写入《公羊传》中。这也正合何休所言的“传《春秋》者非一”[69]的意思。

我们现在看到的传文，有些虽未标明言说者，应该也有不少是出自公羊先师之口，只是口耳传授日久，难免失其所出。我们从《穀梁传》与《公羊传》的对比中可以找到一些痕迹。定公元年“戊辰，公即位”,《穀梁传》:“沈子曰：‘正棺乎两楹之间，然后即位也。'”[70]《穀梁传》所引沈子之言恰见于《公羊传》对同条经文的解释中：“正棺于两楹之间，然后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国，然后即位。'”[71]“正棺于两楹之间，然后即位”这句《公羊传》却未冠以“沈子曰”，反而下句才标示是沈子之言。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必然还会有一些对《公羊传》做出过贡献的“己师”或“他师”的名字在传承中遗失了。

《公羊传》具体的传承谱系实际上是很难考实的，但有一点却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公羊传》应该长期在齐地的学者间传承。《公羊传》中存有很多齐地方言：

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公羊传》:“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72]

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公羊传》:“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73]

隐公五年“公观鱼于棠”,《公羊传》:“公曷为远而观鱼？登来之也。”[74]

隐公七年“齐侯使其弟年来聘”,《公羊传》:“其称弟何？母弟称弟。”[75]

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传》:“及者何？累也。”[76]

桓公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公羊传》:“曷为以二日卒之？也。”[77]

桓公六年“寔来”,《公羊传》:“曷为谓之寔来？慢之也。曷为慢之？化我也。”[78]

桓公七年“焚咸丘”,《公羊传》:“焚之者何？樵之也。”[79]

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公羊传》:“今纪无罪，此非怒与？”[80]

庄公十二年“宋万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公羊传》:“万怒，搏闵公，绝其脰。”[81]

庄公二十年“齐大灾”,《公羊传》:“大灾者何？大瘠也。”[82]

庄公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 《公羊传》:“夫人不偻，不可使入。”[83]

庄公二十八年“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公羊传》:“《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84]

庄公三十一年“筑台于郎”,《公羊传》:“何讥尔？临民之所漱浣也。”[85]

僖公十年“晋杀其大夫里克”,《公羊传》:“晋之不言出入者，踊为文公讳也。”[86]

僖公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殽”,《公羊传》:“诈战不日，此何以日？”[87]

文公十三年“公及晋侯盟”,《公羊传》:“往党，卫侯会公于沓，至得与晋侯盟。反党，郑伯会公于斐，故善之也。”[88]

宣公八年“壬午，犹绎。万入去籥”,《公羊传》:“去其有声者，废其无声者，存其心焉尔。”[89]

襄公五年“叔孙豹、鄫世子巫如晋”,《公羊传》:“莒将灭之，故相与往殆乎晋也。”[90]

哀公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舍”,《公羊传》:“景公死而舍立，陈乞使人迎阳生于诸其家。”[91]

这里的“如”“昉”“登来”“母弟”“累”“”“化”“樵之”“怒”“脰”“瘠”“偻”“伐”“漱浣”“踊”“诈”“党”“废”“殆”“于诸”等词，根据何休的注解，都是“齐人语也”。《公羊传》里诸多的齐地方言，是《公羊传》口耳相传原貌的一种保留，同时也将传讲者的地域特征反映了出来。沈子等人乃至公羊子，可能皆齐人。《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公羊子，齐人。”[92]

另外，在《荀子》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公羊传》著于竹帛之前在齐地流传的证据。《荀子·大略篇》里说：“《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又说：“《春秋》善胥命。”这两条《春秋》之义其实都出自《公羊传》。文公十二年“秦伯使遂来聘”,《公羊传》:“遂者何？秦大夫也。秦无大夫，此何以书？贤缪公也。何贤乎缪公？以为能变也。其为能变奈何？惟善竫言。”桓公三年“齐侯、卫侯胥命于蒲”,《公羊传》:“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结言而退。”[93]我们知道，荀子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荀子对公羊义的熟稔，可以反映出公羊派的《春秋》解说当时在稷下学宫的影响。

总之，就现有材料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公羊传》最初源自孔子对于《春秋》的讲解，由弟子子夏传于后世。经沈子等数代经师口耳相传，最后传到公羊一氏，并由公羊寿以及胡毋生等在汉景帝初年著于竹帛。在汉初著于竹帛之前，《公羊传》在数百年的传承过程中不断有所损益变化，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公羊传》也早已经不是孔子传授弟子的原始面貌了。而在著于竹帛之后，《公羊传》的面貌亦在传承中继续发生着变化。董仲舒《春秋繁露》中一些“《传》曰”的文字，就不见于今本何休所注《公羊传》。而何休所注《公羊传》与西汉严彭祖、颜安乐所传的《公羊传》也有文字上的差异。[94]因此，我们今天见到的《公羊传》的写定当非一人之手、一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