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郑任钊自1998年起，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硕士、博士学位。我一直是他的学术导师。任钊博士毕业后留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参编《中国经学思想史》，承担了其中有关公羊学思想的部分研究。后来又参加《儒藏》的编撰工作，先后整理校点了胡安国的《春秋传》、刘逢禄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廖平的《公羊三十论》等。任钊的硕士、博士论文皆以公羊学为研究课题，至今已不间断地研究公羊学近二十年，近日著成《公羊学思想史研究》一书。书成，索序于我。我亦乐为之。

公羊学在汉代和晚清曾两度成为显学。但在魏晋至明代的千余年间却若存若亡，“若存”是说当时关于公羊学的主要著作，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一直流传下来，并且也一直有人对之加以疏解和援引；“若亡”是说董仲舒、何休以来的公羊家法，及其号称所传孔子的“微言大义”，却被视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后人无法理解。直到清代的庄存与，才又开始重视春秋公羊家之说，而至刘逢禄，则系统阐释了“公羊家法”及公羊家所传孔子的“微言大义”。发展至康有为等人，则用公羊学理论来引导“戊戌变法”运动。也正因为如此，学者研究春秋公羊学，往往只是关注汉代和晚清两段历史。

《春秋》是编年体著作，文字简严，有如大事目录。而解释《春秋》的《左传》《穀梁传》《公羊传》都是编年体著作。虽然其中《左传》叙事较详，但因为历史事件常常被割裂来叙述，非专业的读者往往难得事件梗概。由于春秋学资料琐碎、意义难明，即使像朱熹这样的大学者也不免认为“《春秋》难看”“《春秋》难理会”。他遍注群经，包括注了许多难懂的古籍，如《周易》《中庸》《仪礼》《周易参同契》等，而未注《春秋》。

我指导学生研究春秋学，曾给他们提出一个“方便法门”，即建议他们先读明代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特别是其中春秋时期部分）。通过阅读这部历史演义小说，先对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有一种感性认识；然后再去读《左传》来对应这些事件；然后再读《公羊传》和《穀梁传》，以明了春秋学家所阐发的义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来做价值判断。

《左传》以叙事为主，记事较《公羊传》 《穀梁传》准确。例如：《春秋》记载“郑伯克段于鄢”，只此一句，人们无法了解事件的原委与过程。《公羊传》和《穀梁传》都讲郑庄公杀了其弟叔段，有违兄弟伦理，因而对郑庄公大加挞伐。当时《公羊传》和《穀梁传》作者未见《左传》，于郑庄公其事未闻其详。而事实是，郑庄公并未杀叔段。《左传》记载“太叔出奔共”，因而有共叔段之称。后十年，郑庄公犹有“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之语，是郑庄公未尝有失厚道也。

关于《左传》与《公羊传》的不同特点。郑任钊说：

同是对《春秋》一经的诠释，《左传》以述史为目的，旨在求真，着眼过去，探讨“历史曾经是什么”；而《公羊传》则以改制为目的，旨在求善，着眼未来，探讨“历史应该是什么”。

《公羊传》与同是诠释《春秋》的《左传》诠释出了完全不同的成果。《左传》努力丰富《春秋》记述极为简略的史事，带给人们一部文字生动、叙事翔实的史学作品。而《公羊传》大力阐发《春秋》简约文字下所蕴含的义理，带给人们一部讲述礼义、道德和政治观念的哲学作品。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历史记载，因而历史文献很多，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文献却少之又少。《春秋公羊传》算是一种例外。任钊说《公羊传》是一部“哲学作品”，指的是历史哲学，而不是指西方那种一般哲学。

司马迁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任钊论证《史记》所讲的《春秋》主要是指《春秋》经与《公羊传》合一的《春秋》，其结论是正确的。所谓“其指数千”，应是指《春秋公羊传》所阐发的大大小小的观点。而《公羊传》及其后世经师所阐发的最重要的理论有三个：一是关于国家统一的“大一统”理论，即国家必须统一于以君主为最高领导的中央王朝；二是关于社会变易的“通三统”理论，即每一个新的王朝必须改革旧的政治制度，建立新统，同时也参考和吸收前两朝的制度文化；三是关于历史进化的“张三世”理论，即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三个大的阶段：由衰乱世到升平世（小康社会），最后到达太平世（大同世界）。

“大一统”说出自《公羊传》对《春秋》首句“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此后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春王正月”四字被认为是孔子特笔，其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就是“大一统”。但“春王正月”四字究竟是孔子特笔，还是鲁史旧文呢？顾炎武《日知录》卷四《王正月》指出，从春秋时期的鼎彝铭文可见，当时各诸侯国在所行正朔上都加一“王”字，目的是要区别于夏历和殷历，并无其他意义。因此“春王正月”乃是鲁史旧文，并非孔子特笔。虽然如此，“大一统”作为华夏民族的固有观念并不因此被撼动。其实，《公羊传》作者只是借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将华夏民族“大一统”的固有观念宣示出来而已。

“通三统”的意思是说，一个新的政权在建立本朝的典章制度和文化传统时，要参照其他两种不同的典章制度和文化传统。按照唐代春秋学家啖助的解释：夏代文化的特点是忠信质朴，但它产生了粗蠢野蛮的流弊；殷商文化的特点是敬天尊神，其文化足以救正夏文化粗蠢野蛮的流弊，但它自身又产生了迷信鬼神的流弊；周代文化的特点是尊礼尚文，其文化足以救正殷人迷信鬼神的流弊，但它自身又产生了繁文缛节的流弊，救正之道，则应倡导夏文化的“忠信质朴”，此即所谓“变周之文，从夏之质”。这种解释显示，“通三统”理论所讲的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规律，不仅适合于夏、商、周三代，也适合于后世。它实际所揭示的是历史辩证法所讲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张三世”的社会发展目标是太平世，而康有为将之等同于大同世界，近人读之，又将之解读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将“张三世”的理论解释得太过宏大，目标太过高远，而难以达到。实际“张三世”理论可以作多种解读，如康有为就曾提出过几种“三世”说。

“三世”说既可解读为远期目标，也可解读为近期目标。当然也可解读为远期目标与近期目标相结合，而每一个目标都由三阶段达成。我们或可称之为“目标阶段理论”。这个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制订社会发展规划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任钊论述此书宗旨以及研究方法说：

《公羊学思想史研究》的目标并不是一部公羊学史，无意面面俱到地介绍公羊学的学派流变、传承统绪，亦无心梳理《春秋》书法或《公羊》条例。本书关注的是思想，是从经学思想的角度展开对公羊学的研究，试图通过《公羊传》的思想研究、通过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影响的几位公羊学家的思想研究，串联起公羊学思想从先秦到晚清的发生、发展过程，探讨公羊学思想的核心价值以及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挖掘公羊学中符合时代精神的思想资源。本书采取将人物研究和思想研究结合起来的方法，以公羊学家的个案研究为支点，以公羊学思想发展的考察梳理为主线，同时联系时代背景，结合当时的经济、政治因素以及社会思潮的影响，揭示公羊学思想变迁的脉络和时代特点，分析它们的承继与发展。

这段话涉及今日经学和经学史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问题，我想在这里多说几句。过去史学界有一句话说：“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套用这句话用于经学史上，我们或许也可以说：“一部十三经诠释史，从何说起？”这里牵涉到很多基础的理论问题，例如什么是经，什么是经学，什么是经学史等。

在前辈学者中，我最佩服的是徐复观关于今后经学和经学史研究方向的见解。他说：

中国过去涉及经学史时，只言人的传承，而不言传承者对经学所把握的意义，这便随经学的空洞化而经学史亦因之空洞化；更由经学史的空洞化，又使经学成为缺乏生命的化石，则此一代表古代文化大传统，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失坠，乃必然之事。即使不考虑到古代传统的复活问题，为了经学史自身的完整性，也必须把时代各人物所了解的经学的意义，作郑重的申述。这里把它称为“经学思想”。此是今后治经学史的人应当努力的大方向。（《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208页）

遵循徐复观先生提出的经学和经学史的研究路数，我曾提出：“经学的主旨是什么呢？经之所以为经，就在于它所倡导的价值观。”即研究经学和经学史首先要把握住经学所倡导的价值观。失去了价值观，便失去了经之为经的意义。在我看来，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顺序应该是这样的：经学思想史——经学史——思想史（或哲学史）。第一步，只有把握住经学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写出一部好的经学思想史。第二步，只有写出了一部好的经学思想史，才能写出一部简明的经学史，因为没有“思想”的经学史势必会成为“缺乏生命的化石”。第三步，只有写出一部简明的经学史，才能写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史（或哲学史），因为在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的发展长河中，经学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曾说：

检讨和反思八十年来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状况，我们得到这样一种认识：以往的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缺少“根”，即经学，而以往的中国经学史又缺少“魂”，即价值和意义，因此要想写一部有“根”的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须先写一部有“魂”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3月23日）

今天，我依然坚信这是正确的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路数。说起经学研究，清代乾嘉时期可谓名著迭出。但无论是梁启超，还是皮锡瑞，对其总体评价并不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乾嘉诸老的经学研究成就仅限于文字训诂、名物制度、搜集佚文等方面，而少有思想性的建树。具体到公羊春秋学方面，清代尚有孔广森、凌曙、陈立、宋翔凤等名家，因为他们的著作思想性相对较弱，本书未加论列，也是可以理解的。

近年有些学者喜欢谈论研究经学和经学史的方法论问题，而在我看来，在这方面可谈的问题并不太多。我以为能注意以下几点就够了：第一，通经。学者至少能通一两部经典，方有资格谈论研究经学和经学史的方法论，如果你未曾通一两部经典，那所谈的方法论岂不是空谈吗？第二，抓住重点。要写一部经典研究专史，或一部经学研究通史，应该抓大放小，对于重点人物作较为深入的论述，而不是泛泛罗列人物和书籍，作蜻蜓点水的论述。恩格斯所说的“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2页），虽然是对文学作品讲的，也适用于经学史的研究。第三，义理与考据。传统的经学研究方法，不外乎义理与考据。我曾在《义理与考据》一书中提到：八十年来学者把写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期望过多地寄托在方法论的创新上，导致此类著作的写法与观点变来变去，因而在许多历史学者的眼中，哲学史（或思想史）最不像一种历史。对于经学和经学史研究，应该避免走类似的弯路。

在经学史上，公羊学派应该是对政治最为关切，并且积极主张社会政治变革的，这种学术特质引起了社会改革者的同情和重视。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公羊学理论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主张改革的观念，事实上，在清代春秋公羊学兴起、发展的一百多年中，公羊学者甚至没有对社会改革提出任何一种政治制度性的设计。虽然晚清公羊学引发和带动了“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的失败也与公羊学家的理论空洞有很大关系。我们在研究公羊学家的学术贡献的同时，也应注重研究他们的历史局限性。

郑任钊厚积薄发，所著《公羊学思想史研究》，爬梳索隐，研精阐微，时有新论，而所有立论皆公允通达、简明晓畅。读者欲了解国学中的公羊学说，这是一部值得首先推荐的学术论著。

姜广辉

2017年12月12日

写于千年学府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