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唐代之前的“語、學、庸、孟”諸書及其思想特質

引言

梁啟超（1873—1929）曾說道：“凡研究一個時代思潮，必須把前頭的時代略為認清，才能知道那來龍去脈。”[1]雖然，“四書”之稱出自宋儒，但構成“四書”的《論語》 《大學》 《中庸》和《孟子》，卻是在“四書”經典結構定型之前，流傳已久。其中，《論語》和《孟子》皆獨自流傳，甚至前者的影響力不亞於“五經”，而《大學》與《中庸》雖也是獨立成篇，但它們在漢代被收入《禮記》中，並隨之流傳，直至北宋時期才被理學家從《禮記》中抽取出來而獨自成書。

宋儒為什麼會選擇“語、孟、學、庸”四者融為一體而合稱為“四書”？宋儒是如何“舊瓶裝新酒”“出新解于陳編”？關於這一問題，僅從宋儒的層面切入是遠遠不夠的，更應該考慮到《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在唐代之前的流布狀況。自漢代以來，出現了大量關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注解之作，尤其是《論語》一書，而《孟子》雖較之遜色，但也不絕如縷。《大學》《中庸》被收入《禮記》後，隨着對《禮記》的注解而對它們的解釋也由之展開。

這意味着，儒學自漢代“獨尊”以來，先秦儒學的著作便上升到“經典”層面，而後人在“注解”它們的過程中更凸顯了“中國詮釋學”的特色，黃俊傑在研究中國《孟子》詮釋史時，歸納中國詮釋學為三種類型：（一）作為解經者心路歷程之表述的詮釋學：許多儒者透過注經以表述企慕聖賢境界之心路歷程；（二）作為政治論述的儒家詮釋學：由於帝制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以君主為主體，而儒家政治理想是以人民為主體，儒家之價值理想難以在現實世界中實踐，於是，許多儒家學者在有志難伸之餘，以經典注疏之學術事業寄寓其經世濟民之政治理想，這種詮釋學是一種道德學，而且其中“治道”遠多於“政道”;（三）作為護教學的儒家詮釋學：中國歷代儒者以經典注疏作為武器，批駁佛老而為儒學辯護者代不乏人，如韓愈撰《原道》《與孟尚書書》以孟子傳孔子之道，認為“功不在禹下”，皆有詮釋經典以護教之用心在焉。[2]關鍵的是，黃氏將此說法擴展至“東亞儒學”的視域內，以這一學說概括伊藤仁齋與荻生徂徠的“詮釋思想”，即伊藤仁齋（1627—1705）為“作為護教學的經典詮釋學”；而荻生徂徠（1666—1728）則是“作為政治論述的經典詮釋學”。[3]黃氏之說在學界有着重大影響力，但不難發現，這些特點多是宋儒及宋儒之後的思想家特徵，雖然，理學家在構建“四書”經典結構的過程中，“作為解經者心路歷程之表述的詮釋學”與“作為護教學的儒家詮釋學”在他們身上交替出現，但在這一過程中，以“訓詁”方式為主要特徵的經典詮釋也是不容忽視的，尤其是在唐代之前的“語、孟、學、庸”詮釋中，而這對中國宋儒及江戶儒者的影響也是極為重要的。

因此，本書雖不敢說“辨章學術”，但也盡力做到“考鏡源流”，在論述“四書化”與“去四書化”之前先從源頭入手，對“語、孟、學、庸”在唐代之前的流布狀況做一番詳細的梳理，但本書的梳理絕不是將有關“四者”的所有著作按目錄學的方式敍述一遍，而是在思想史的視域下，以“先秦”與“漢唐”兩個時段為背景，按照成書年代的順序，先《論語》、次《大學》《中庸》，再次《孟子》，考察它們的成書、發展、演變及其思想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