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東亞史視域下的“四書”研究

在十九世紀中期“西方近代文明”的軍事衝擊之前，東亞地區曾長期存在過某種以中國王朝為中心的“共同體”形態。對此，學者們有“冊封體制”（西島定生）、“宗藩體制”（張存武）、“朝貢貿易體制”（濱下武志）、“華夷秩序”（費正清、何芳川、信夫清三郎）、“天朝禮治體系”（黃枝連）、“前近代東亞體系”（韓東育）等不同稱謂。其中，近代之前的“東亞世界”的“文化認同”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威儀共秉周公禮，學問同尊孔氏書”就是這種認同的真實寫照，西島定生曾將此概括為“文字、儒教、律令制和佛教”四個要素。然而，當這一“文化認同”出現斷裂時，卻對東亞世界的歷史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 問題的提出

近代以來，東亞地區衝突不斷，熱戰與冷戰先後登場，影響至今。許多看似直觀的問題，卻總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這些問題可大體被表述為：歷史上曾經有過彼此“認同”關係的東亞諸國，為什麼在全球化時代反而喪失了這種“認同”？為什麼構建“東亞共同體”的設想總是停留在“設想”的層面而鮮有推進的可能？何以在東西方冷戰早已告停的今天，東亞各國間的猜忌和敵視非但未嘗消歇反而有增無減？而更進一步的問題是：今日東亞各國間的不睦，是悉數導源於當下的利益摩擦，還是另有遠因？如果是前者，不乏利益之爭的歐洲各國非但沒有以鄰為壑，反而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如果是後者，那麼構成“東亞共同體”推進障礙的歷史遠因究竟何在？我們又能否理性而冷靜地找到這一根源並從中汲取教訓？

以上問題的原因可謂錯綜複雜，難以簡單地說清楚，但東亞的“文化認同”在近代的斷裂則是以上局面出現的重要遠因。在近代之前，中國王朝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上所展現出的強盛，使日、朝、越等國歎為觀止，紛紛仿效、學習，這一局面及現象持續了兩千多年。然而，伴隨着西方文明在近代以來的軍事入侵，中國王朝逐漸衰落，而日本卻在甲午戰爭中擊敗中國，躋身為近代強國的行列，中國文明、中國文化成為落後、無用的代名詞，東亞世界的文化認同亦不復存在。從東亞歷史特別是近二百年的東亞國際關係史來看，對於中國，日本都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存在。作為長期受中華文化薰陶和滋養的近鄰，何以會“一朝得勢”便拔刀相向、以怨報德，以至成為迄今為止對中國造成最大傷痛的國家？何以其“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的思想主張與對中國人民大肆屠戮的現實行為之間會呈現出如此巨大的價值反差？更讓人費解的恐怕是，無論文字表述還是直觀內涵，前者都顯示了其與中國傳統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深刻的內在關聯。

雖然，西方文明的軍事衝擊打破了東亞世界的傳統“文化認同”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一文化認同在近代之前的東亞世界卻並非鐵板一塊。如果從這一時期東亞區域政治和文化史的角度來看，相比較朝鮮、越南等同樣與中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保持密切聯繫的國家，日本都是該區域內一個特殊的存在：在區域秩序和對外觀念上，與朝鮮、越南建立在以中國為中心的“大中華”前提之下的“小中華”意識不同，日本始終尋求與中國平等的國際地位，即自認為是與中國具有相同文明程度的“中華”，在某些知識人看來，日本甚至在“中華”的各項指標上完全超越中國；從對中國儒學的吸收上來看，朝鮮和越南對儒學（主要是宋明理學）的吸收往往以忠實程朱原意為榮，特別是當清代“漢學”（即考據學）勢頭蓋過“宋學”之後，朝鮮士人更以“斯文在茲”的儒學正統自居；與之相反，日本對儒學的接納卻呈現出一條明確的吸收、改造進而排斥，最終形成了在價值取向上與程朱理學完全不同的“日本式儒學”體系，而吊詭之處在於，構成這個體系的核心概念的文字表述雖然毫無變化（如聖人之道、大學之道、中庸之道等），但其中的意涵卻發生了質變。這一過程始自江戶日本的古學派，山鹿素行、伊藤仁齋和荻生徂徠為古學派的代表人物。雖然，三人無直接關係，但他們思想上的承繼，學脈上的關聯，尤其是“反理學、復古學”的鮮明特徵又使古學派被賦予了“最具獨創性”的日本思想。更為重要的是，古學派將“日本式儒學”作為其與中國爭奪“中華”地位的理論武器，形成了“自文化中心主義”——以文化上的優越性，作為取代中國中華地位的依據；同時在文化內涵上又與中國文化呈現出巨大的價值和性格差異。

其中，“四書”在“近世”[1]中日兩國截然不同的命運最能說明問題。《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原為中國先秦儒學典籍，唐宋儒者在應對“佛道”挑戰而為儒學構建本體的過程中，將“學庸語孟”進行了“四書化”，使之成為繼“五經”之後的又一儒學經典結構。然而，當理學及“四書”伴隨着中國文化傳入日本之後，江戶古學派對它們的批判、質疑、否定便紛至沓來，並解構了“四書”經典結構，開啟了日本的“去四書化”的歷程，這一思想雖屬“暗流”，但對日本的影響卻不容忽視。

這意味着，中日儒者對儒學經典的截然不同的態度，已暗示出“文化認同”在近代之前的東亞世界出現了裂痕，尤其是從東亞史的視域內考察“四書”經典結構的形成與解構，既折射出中日儒者對儒學典籍的不同詮釋，也意味着他們在同一文化範疇內漸行漸遠。也就是說，對待東亞問題的研究不能將着眼點僅限於近代東亞，近代之前的東亞世界更是不容忽視的部分。

二 先行研究的優長與不足

新世紀以來，國內學界對“四書”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諸多學者分別從歷史學、哲學、文學等領域入手探研，形成了中國“四書學”蔚為壯觀的研究局面。即便如此，目前國內學界有關“四書”的研究仍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尤其是“域外四書學”（主要是“東亞四書學”）的相關研究。

1.關於中國的“四書化”的研究

在中國學界，學者們無論是對《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單書而言，還是就“四書”而論，從先秦到現代，對它們的注、疏以及研究著作，無疑是車載斗量。然對於“四書”經典結構的形成過程，即“四書化”的研究卻顯得十分單薄，大部分學者僅一筆帶過，多以《宋史·道學傳》中“（二程）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一句作為“四書”形成的標誌，並以朱熹為“四書”集大成者，至於其詳細研究則為數不多。

束景南先生長期致力於宋明理學研究，尤其是對朱熹研究，其所著的《朱子大傳》《朱熹佚文輯考》《朱熹年譜長編》《朱熹研究》等著作，依然是目前朱子研究中難以繞開的重要著作。其中，在《四書升格運動與宋代四書學的興起——漢學向宋學轉型的經典詮釋歷程》一文中，束先生專門闡述了“四書”的形成過程，認為：“要解決宋學發生學這個大問題，必須把漢學向宋學的轉型同經學中四書學的興起結合起來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出漢學向宋學轉型的宋學發生學的內在動因和作為宋學核心的四書學興起的思想淵源。”[2]繼之，對“四書”形成過程研究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宋代〈四書〉學與理學》一書，作者為朱漢民與肖永明。在該書中，作者將理學置於中國經學史的視野之中，以《四書》作為切入點來研究理學的形成、拓展過程。指出，宋初學者為了回應佛道之學的挑戰而復興儒學，力圖在傳統的《五經》之外發掘心性之學的資源，尋找新的學術依託。《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等以其自身的特點逐漸吸引了學者們的注意，“四書學”由此形成。作者將“四書”的形成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北宋的《四書》學，二是南宋的《四書》學，前者以周敦頤、張載、二程為主，他們對《四書》思想資料進行了大量的闡釋、發揮，使《四書》成為其哲學體系建構的重要基礎；後者則以南宋理學內部的湖湘學派、象山學派、考亭學派為主，各派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四書》思想資料進行了各具特色的新詮，從而建構了各具特色的理論體系，其中朱熹在建構“四書學”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3]

近五年來，《宋代〈四書〉文獻論考》是國內宋代“四書學”研究中的力作。該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宋代《四書》文獻考證”，系統地考訂與辨正了宋代學者的《四書》著述，糾正了相關記載的訛誤。下編為“宋代《四書》文獻論述”，總體論述了宋代的《四書》文獻狀況，並深入探討了宋代《四書》文獻興盛的歷史文化背景以及《四書》文獻與宋代理學發展的關係。雖然，該書的研究對象以宋代的《四書》文獻為主，但對於“四書”之名出於何時的問題也進行了闡述。認為，朱熹在《與陳丞相別紙》中對《論》《孟》《庸》《學》四書的不同內容層次、內在邏輯聯繫以及其在為學過程中的作用、與五經之關係等作出了明確的闡述，從而奠定了“四書”學之基礎。所以，學術史上的“四書”概念在朱熹序定《論語孟子集注》《大學中庸章句》之時即已形成，但是，以“四書”作為專書之名，大體出於宋甯宗嘉定年間。[4]

2.關於江戶日本的“去四書化”的研究

關於“四書”在江戶日本的流布、發展以及相關儒者對它們的詮釋研究，國內外學者迄今已有多種說法，至少經歷了三個視域，一是江戶思想史，二是東亞四書詮釋學，三是東亞史學。

在日本學界，最初的研究除了“注譯”和“四書學史”之外[5]，主要暗含於江戶思想史的研究之中。從井上哲次郎開始，到丸山真男、相良亨、岡田武彥、衣笠安喜、西晉一郎、子安宣邦、黑住真等學者[6]，雖在江戶思想史的研究中皆有建樹，但遺憾的是，他們未曾圍繞着江戶儒者與“四書”間的關聯做過專題研究。其中，丸山真男在研究中已凸顯出“四書”被古學派解構的過程，他認為，日本的近代意識產生於德川時代，即作為官學的朱子學先後被古學派逐步分解的過程之中：“宋學的大學·中庸主義”→“仁齋學的論語·孟子中心主義”→“徂徠學的六經中心主義”。[7]

相較於以上學者，吉川幸次郎、源了圓、荻生茂博、平石直昭、澤井啟一、辻本雅史等日本學者則在江戶思想史的視域內對“四書”進行了專題研究。吉川幸次郎比較了仁齋與徂徠對《論語》詮釋的著作《論語古義》與《論語徵》，認為：“兩部著作雖隔半個世紀，但根本的態度是一樣的，而且在仁齋與徂徠的思想中，對朱子及宋儒對立天理人欲、否定欲望的傾向，是直接反對的，說到欲望的肯定、感情的尊重、生命的充實才是人的任務這一點上，是一致的。”[8]源了圓編著的《江戶儒學：〈大學〉受容的歷史》一書，探討了《大學》在江戶思想史中的發展歷程及其發揮的重要作用。該書收錄了吉田松平、前田勉、田尻祐一郎、荻生茂博等學者圍繞着朱子學派、古學派、陽明學派、闇齋學派、懷德堂學派的《大學》注釋，認為《大學》是支撐江戶儒學發展的最大支柱，進而從東亞思想史的脈絡中研究日本思想史。[9]繼之，平石直昭分析了古學派伊藤仁齋以《論語》《孟子》為中心對抗宋學的《四書》中心主義的思想特質，指出仁齋尊《論語》《孟子》而貶《大學》《中庸》的學術取向，進而從社會史脈絡中探討仁齋的政治與道德二元性所產生的原因。[10]澤井啟一從古學派荻生徂徠的方法論——“古文辭學”入手，探析了荻生徂徠對《大學》與《中庸》解釋，認為，徂徠所理解的《大學》不止是最高的教育機構，還是祭祀、實踐養老之禮的場所，聖人由此達成教化民衆的目的。同時，徂徠將《中庸》定位為子思為對抗老子之徒而完成的作品，指出該書是在對抗老子之徒批判“聖人之道”時出現的。[11]荻生茂博以日本陽明學者大鹽中齋的《古本大學刮目》為中心，分析了中齋的《大學》思想，指出中齋吸取了王陽明等人的《大學》詮釋，並繼承了清人的考據學成果。辻本雅史在《貝原益軒對〈大學〉的解釋》一文中，從“知的現場”與“歷史的文化空間”角度檢討貝原益軒的學問，認為貝原益軒的《大學》解釋雖遵循朱子學的說教，但在繼承之中已有創新，凸顯出日本朱子學者不同於中國之處。[12]

在中國學界，臺灣學者黃俊傑較早地提出了“東亞儒學”的研究理念，認為從“東亞”視域下看到的儒學問題，較諸“宋明理學”或“江戶儒學”的傳統研究視域，更為立體化、多元化。在這一視域下，黃俊傑、張崑將、蔡振豐等學者圍繞着“東亞儒學經典詮釋史的四書學”展開研究。黃俊傑對《論語》《孟子》的研究用力最多，他在《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一書中以仁齋和徂徠對《論語》的詮釋的著作——《論語古義》與《論語徵》為中心，認為“仁齋的詮釋是作為護教學的詮釋學；徂徠的詮釋是作為政治學的詮釋學”[13]。張崑將在《日本德川時代古學派之王道政治論：以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為中心》一書中，圍繞着二人對孟子“王道政治論”的詮釋，認為：“仁齋是思想性的王道（Intellectual Kingcraft）——輕內聖（道德）而重外王（事功）；徂徠則是制度性的王道（Institutional Kingcraft）——去內聖（道德）而遵外王（事功）。”[14]同時，他還對安藤昌益的“四書”詮釋進行了探研，分析了昌益對儒學與《四書》的批判特點，尤其是對《大學》和《中庸》二書，昌益將“自然之道”賦予其中——“自然明德”與“自然中庸”，不但解構了朱子學的“四書”新解，還瓦解了孔子和孟子的原始義。關鍵的是，通過昌益的“四書”詮釋，張崑將認為“東亞四書學”的研究理念可能會出現“以偏概全”“以自我為中心”的缺點。[15]除“江戶四書學”外，臺灣學者對朝鮮儒者的“四書學”也有所涉獵，並將朝鮮儒者的“四書學”與日本儒者的四書詮釋進行了比較。蔡振豐探討了朝鮮儒者丁若鏞的“四書學”，指出丁若鏞的“四書學”是對朱熹“四書學”的顛覆與重建，並且丁若鏞的做法比伊藤仁齋更為激進，尤其對於《大學》和《中庸》的解釋，完全脫離了朱子學的語境，所以說，丁若鏞是東亞儒者中真正解構朱熹“四書學”而後重建一己“四書學”的重要學者。[16]

與臺灣學者不同，大陸學者們最初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是在東方哲學的視域下進行的。朱謙之、王守華、卞崇道、王家驊、韓東育等人皆有不同程度的研究。[17]其中，韓東育開闢了“前近代”視野下“東亞史學”研究的新領域，提出了“淡化時代區隔”“突破國界限制”和“打破專業壁壘”的研究理念，並在吸收和批判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基礎之上，首次闡解了江戶儒者從“習儒”到“脫儒”再到“脫亞”這一富含事實與邏輯關聯的東亞思想史問題。在這一脈絡中，作者重新解讀了江戶儒者的思想內涵，凸顯了江戶日本思想家完成了從“哲學”到“史學”、從“他者”到“自我”的“正統”建構任務。[18]雖然，作者並未專門探討江戶儒者的“四書”研究，但提出的研究理念卻將江戶思想史的研究置於歷史學的解讀脈絡之中，突破了以往哲學史或詮釋學研究的局限。

通過以上梳理，可知國內外學界關於“四書”及其在江戶日本的情況已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無論在研究視角上，還是在研究方法上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從“四書化”與“去四書化”的視角探討朱子學者與古學派的研究成果，在今天的東亞學界尚屬少數。以往的研究過於側重東亞詮釋學內的“四書”詮釋研究，從而忽視了“四書”形成的思想史考察與“四書”的日本化歷程，尤其是後者。山室信一在《作為思想課題的亞洲》一書中，從“基軸”“連鎖”和“投企”三個視角去審視以日本為中心的近代亞洲史，他說：“如果說本書若有若干創意性的話，或許是嘗試從三個視角將亞洲這個地域世界理解為：以思想基軸所認識的（conceived）空間、以思想連鎖所聯繫的（linked）空間、以思想投企所投射和企劃的（projected）空間所構成的三面性之總體。”[19]因而，借用山室的說法來考察東亞史中的思想課題，中國思想為東亞思想的“基軸”，中國思想在東亞世界的傳播、發展為“連鎖”，它們之間的互相影響為“投企”。所以，思想史課題的東亞史研究視域，是把“東亞”當作一種方法，從多元視角、歷史批判的視角來重新審視東亞思想的各種研究，誠如黃俊傑所言：“從‘東亞’視野所看到的儒學的問題，與僅從中國、日本或韓國單一地區所看到的儒學內部的問題大不相同。作為時間概念的‘東亞儒學’，在東亞各國儒者的思想互動之中應時而變、與時俱進，而不是一個抽離於各國儒學傳統之上的一套僵硬不變的意識形態。”[20]

同時，東亞視域的研究可能突破那種長於四海皆准的哲學式推論和索隱格致上的不求甚解，尤其是考察中國的“四書”在朝鮮、日本、越南等國的發展狀況，日本的情況迥異於其他諸國，已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也就是說，當江戶儒者對“四書”新詮與解構之後，“四書”已不同於中國的“四書”，它們已被江戶儒者從中國思想的脈絡中剝離出來，並移植到日本的思想脈絡中進行重新闡釋，從而為建構以日本為主體的思想提供學理支撐。誠如辻本雅史指出：“朱子的《集注》與圍繞在《集注》之上，堆積如山的煩瑣議論（注疏之書）同在。因此，日本的儒者乃是在取捨選擇明末各種注疏本後，或依據或被規定方向地誦讀《四書》和朱子的《集注》。”[21]這意味着，在充分肯定日本這一特性所折射的研究價值時，更應該意識到其背後的隱情，而這一內情恰恰凸顯了江戶日本的思想特質及價值取向，更是日本顛覆傳統東亞秩序的思想淵源之一。因此，本書擬採用“白描式”的研究方法，勾勒出東亞史視域內的“四書化”與“去四書化”的思想歷程，凸顯了東亞世界在近代之前的“文化裂痕”，使研究結果更為客觀地接近歷史事實，以期對東亞史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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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世”是世界歷史分期中的一個階段，對日本而言，多指江戶時期。（可參見內田銀蔵《日本近世史》，東京富山房1903年版。）但對中國歷史分期而言，“近世”的說法主要來自於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認為中國宋代為“近世”。（參見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載《內藤湖南全集》第八巻，東京築摩書房1976年版。）雖然，內藤湖南的說法在中國學界尚存有爭議，但本書借用“中國宋代與日本江戶為近世”的說法，在“近世”的視域下探討“四書”經典結構的形成與解構。

[2]束景南、王曉華：《四書升格運動與宋代四書學的興起——漢學向宋學轉型的經典詮釋歷程》,《歷史研究》2007年第5期。

[3]朱漢民、肖永明：《宋代〈四書〉學與理學》，中華書局2009年版。

[4]顧宏義：《宋代〈四書〉文獻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5]这一方面，較有代表性的學者包括宇野哲人、佐野公治、金谷治、大槻信良等，但他們的研究对象主要以中國四書学为主，尤其是佐野公治的《四書学史の研究》一書，探討了中國四書學的成立以及宋元明清时代“四書學”的發展状況，進而研究宋明思想史的內涵，但該書未涉及日本“四書學”的內容。

[6][日]井上哲次郎：《日本古学派之哲学》，東京富山房1902年版；冈田武彦：《江戶期の儒学：朱王学の日本的展開》，東京木耳社1982年版；相良亨：《近世日本における儒敎運動の系譜》，載《相良亨著作集》（1），東京べりかん社1992年版；西晋一郎：《日本儒敎の精神：朱子学·仁斋学·徂徠学》，广岛溪水社1998年版；子安宣邦：《江戶思想史講義》，東京岩波書店1998年版；澤井啟一：《“記号”としての儒学》，東京光芒社2000年版；黑住真：《近世日本社会と儒教》，東京ぺりかん社2003年版，衣笠安喜：《近世儒学思想史の研究》，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5年版；等。

[7][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

[8][日]吉川幸次郎：《仁齋與徂徠》，載《吉川幸次郎全集》（17），東京築摩書房1999年版。

[9][日]源了圓编：《江戶の儒学：“大学”受容の歴史》，東京思文閣1988年版。

[10][日]平石直昭：〈On Ito Jinsai's Philosophy Centered in the Confucian Analects〉，載黃俊傑編《東亞儒者的四書詮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145—152頁。下引同。

[11][日]澤井啟一：《荻生徂徠的〈學〉、〈庸〉解釋及古文辭學》，載黃俊傑編《東亞儒者的四書詮釋》，第153—178頁。

[12][日]辻本雅史：《貝原益軒對〈大學〉的解釋》，載黃俊傑編《中日〈四書〉詮釋傳統初探》，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年版。

[13]黃俊傑：《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4]張崑將：《日本德川時代古學派之王道政治論：以伊藤仁齋、獲生徂徠為中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15]张崑将：《安藤昌益の儒教批判とその四書評》,《季刊日本思想史》2007年第70号。

[16]蔡振豐：《丁若鏞的四書學》,《台大文史哲學報》2005年第11期。

[17]朱謙之：《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守華、卞崇道：《日本哲學史教程》，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王家驊：《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等。

[18]韓東育：《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版。

[19][日]山室信一：《思想课题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轴·连锁·投企》，東京岩波书店2001年版，第7頁。

[20]黃俊傑：《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辨證》，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1—2頁。

[21][日]辻本雅史：《日本德川時代四書學的開展與轉變：從媒體的觀點出發》，載黃俊傑編《東亞儒者的四書詮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129—1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