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无解的道德困境

1958年，厄普代克从纽约搬到马萨诸塞州的伊普斯威奇（Ipswich），遭遇一次严重的精神危机。“面对众多的新责任，我感受到了恐惧和孤独，虽然那时我还年轻，但是我看到了死亡。”[20]此后，厄普代克开始接触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和长期居住德国的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的思想。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战栗》（Fear and Trembling，1843）、巴特的《神的话与人的话》（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ld of Man，1928）这两部著作将他从精神危机的深渊中拯救出来，“有段时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两位神学思想家的著作，这两部书（《恐惧与战栗》、《神的话与人的话》）给了我生活和工作下去的哲理，并且改变了我的生活。”[21]后来在1970年的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到是否赞同加缪的存在主义或其他什么人的存在主义思想时，他回答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神学对他的影响更大：

本质上我所受的教育，成长的家庭环境以及教会等因素在我二十岁出头时让我爱上了克尔凯郭尔。我读了他的很多书。我也读了其他一些存在主义者的著作，绝大多数基督教存在主义者很有趣，但是，这并不是说我转向了加缪和萨特，他们尽管放弃了有神论但我仍能看到持续道德关注的重心。……我记得在大学时读了《鼠疫》，对我而言它不能像克尔凯郭尔的研究那样有助于我解决问题。我已忘了克尔凯郭尔的书，甚至他的一些话，但是我从他那获得的关于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让我获得解放；它们似乎给了我处理生活的方式。[22]

厄普代克对克尔凯郭尔的兴趣并未止于二十多岁，事实上他也没有忘记克尔凯郭尔的书，上述所言实在是作家的谦虚之言。厄普代克在创作中展示了他对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的熟稔：1974年出版的戏剧《布坎南之死》（Buchanan Dying）的卷首语即引自克尔凯郭尔；1975年出版的《整月都是星期日》（A Month of Sunday）叙事者托马斯·马斯菲尔德通篇都在时而戏谑时而严肃的语调中阐释克尔凯郭尔以及巴特的神学思想；此外，厄普代克分别于1966年和1971年撰写过两篇关于克尔凯郭尔的文章。在文章中，厄普代克不仅展示了对克尔凯郭尔的熟稔和专业，更显示出他对克尔凯郭尔神学的理解以及难以掩饰的欣赏之情。厄普代克从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理论中获得慰藉，克尔凯郭尔使他相信“在所有证明我们无关紧要、无价值，以及最终不存在的客观证据中，主观性也有它的合法主张，信仰不是推演的结果，而是一种意志行为”[23]。克尔凯郭尔认为信仰是纯粹主观体验，它不能被理性说明，也不能成为客观体系的组成部分，但它是合法存在的，且高于其他一切存在。

克尔凯郭尔的哲学体系中，对人的生存状态三阶段划分是他关于人的存在探讨的重要内容。克尔凯郭尔将人的发展分为审美阶段、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审美阶段追求感官享受；伦理阶段追求理性和道德，伦理的人会因自己不能满足道德准则的要求，而产生罪恶感；宗教阶段则是个体摆脱罪感，摆脱普遍的道德原则和义务的制约，体验自身真正存在的阶段，人在此是作为他自己而存在，他所面对的只是上帝。在克尔凯郭尔看来，道德不能使人摆脱罪恶感，因为“罪就是绝望和处于上帝之前”[24]，唯有在宗教中人才能摆脱绝望的折磨。克尔凯郭尔将信仰和宗教置于理性和伦理之上，是对近代神学将信仰和道德混为一谈作法的反拨。巴特继承了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他在《神的话与人的话》中提出“人处在现实生活中时是无法回答道德问题的，他只能明白一点即人完全没有能力找到答案”。在这部书的其他部分巴特阐释了以下观点，“我在思考我们道德观的正义性，以及以优秀准则和美德来体现和表达的善的正义性。这个世界充满了道德，但我们从中获得了什么？……我们生活中最大的暴行能够纯粹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证明自己是正当的，这难道不值得关注吗？”[25]应该看到巴特不是在指责道德标准本身是有害的或是不必要的东西，他抨击的是道德主义或者说是人文道德的自以为是，以及那种认为严格遵从道德准则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想当然的观念。更重要的是，巴特批判的是将道德等同于信仰的做法，在巴特看来道德准则表达的是人的目的，截然不同于上帝的旨意。同样，对于厄普代克而言，信仰和宗教要高于现实道德和伦理。信仰的问题是绝对的、单一的，而道德伦理的问题则是相对、模糊的，甚至是无解的。因而，我们看到从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兔子，跑吧！》（1960）开始，我们看到厄普代克创作思想上的转变，在此后的小说中，道德问题和信仰问题一直被作家严格区分。

《兔子，跑吧！》卷首语引用了17世纪法国思想家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思想录》中的话语：“神恩的运动，内心的顽固；外界的环境”（五○七）。厄普代克援引这句话旨在说明我们生活的环境是由我们顽固的心灵和上帝的恩典之间的张力构建而成。兔子哈里相信上帝，他认为对上帝的信仰是他与上帝之间的事，不牵扯其他人和其他事。因此在牧师埃克里斯问他是否相信上帝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是的”，但当埃克里斯追问，“那么，你认为上帝会要你使你妻子伤心吗？”[26]哈里的回答是：“那我也问问你，你认为上帝会要瀑布变成树吗？”[27]埃克里斯虽然是牧师，但他“并不理解他的工作”，路德教牧师克鲁本巴赫尖锐指出，“你以为你的职责就是干涉这些人的生活吗？……你以为你目前的职责就是当一名免费医生，东奔西走，查漏补缺，让事情顺顺利利。我可不这么认为，我不认为这就是你的职责。”[28]厄普代克借克鲁本巴赫之口，说出巴特的思想：

你的职责，就在于使自己成为信仰的典范，而安慰的源泉就在于信仰——而不在于肉体凡胎随时可为的小奸小猾或无事生非。你四处奔忙，却背离了上帝赋予你的职责：他要你信仰坚定，这样，一旦人们需要你，你就可以去对他们说，“是的，他已经死了，但你们将在天堂与他再次相见。是的，你们在受难，可你们当爱你们的痛苦，因为这是基督的痛苦。”[29]

与埃克里斯相比，兔子似乎更了解信仰是什么，当鲁斯开玩笑地问兔子为什么“全天下人都爱他”时，兔子答道：“我是圣人。我给人带来信仰。”[30]埃克里斯代表了克尔凯郭尔三阶段论中处于伦理阶段人的状态，他试图劝诱兔子回到伦理社会，向道德信条屈服。虽然厄普代克认为信仰高于伦理道德，但在《兔子，跑吧！》最终，哈里并未能通过信仰走出道德困境问题，这是因为厄普代克认为人的道德困境本质上是无解的。

厄普代克曾提到人的良心会因触犯两种不同的道德体系而怀有罪恶感：一种是外部抽象的，由《圣经》训谕、社会文化习俗以及一切保障我们文明能够有序运转的戒律、条例构成；另一种道德则是要求诚实对待自己的内心需求。厄普代克小说中的困境形成常常是由于上述两种道德发生冲突，在作家看来，这两种道德的存在都是合理的，但又都不完善和充足，因此，无论作何种选择，都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当哈里在发现自己与现实世界产生裂隙之后，转向寻求精神世界满足，但是他仍旧生活在外部世界之中，因而无可避免地被困于厄普代克所说的两种道德之中。如果遵从前者，他则破坏了个体存在的完整性，如果服从内心，他必然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这就如哈里自己发现的“如果你有胆量去实现自我，那么，别人就会为你付出代价”[31]。

兔子明确意识到选择的后果，在现实道德和内在道德之间摇摆不定。厄普代克其后小说中的主人公却鲜有类似的做法，他们大多对道德采取悬置的态度，不主动去选择，而是被动等待结果，这令他的主人公显得“麻木”或“惰怠”。詹姆斯·伍德评价厄普代克笔下的叙述者和人物都显得异常冷静，因为他们不是从自己的境遇出发讲述故事，他们折射出作家惰怠且自满的状态。[32]厄普代克解释道：“在一个有着过多莽撞、有害行为的时代中，我不想说被动、不行动、麻木就是错误的。我知道这有损正义，但是很多邪恶是在以正义的名义行事。”[33]在丧失道德标准，并且意识到所采取的行动都有可能是莽撞且有害的，厄普代克让他笔下的主人公作了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什么都不做，只是等待和希冀。作家这种处理方式与他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理解不无关联。他在诗歌《中点》（“Midpoint”）中曾经描述了他对未来的规划，他认为人生道路上有个中间点。处于这个中间点上的人大多会尝试给原有的生活增加点意义，去了解自己，理解周围人，信仰上帝，试图用信仰和性爱去对抗不可逃避的死亡。厄普代克将他的很多主人公都设在这个点上，《农场》中的乔伊·罗宾逊、《夫妇们》中的皮埃特·哈纳默，还有兔子哈里等，处于这一阶段的主人公感受到萦绕于四周的死亡气息，和精神上的茫然无助，他们在逃离“彻底绝望”的同时，必须忍耐来自现实道德世界中指责和猜忌。如果说厄普代克小说中的人物在道德方面怠惰，那么部分原因是他们对外部世界压迫的感知：他们嗅到死亡的气息，在追求信仰的过程中感到疲惫，以及对所作的道德决定将引发后果的畏惧。最终，他们选择等待，并且承受着等待过程中的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