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的转型与古典诗的式微

1840年后的中国国运日益衰败，特别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把大清帝国推向了灭亡的边缘，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继后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朝政府也强烈意识到天朝帝国濒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也开始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我修正和改良的措施。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大力鼓吹变法维新，1898年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在朝野内外的推动下，光绪帝颁布一系列新政条例，但维新只持续了三个多月因遭到慈禧及其幕僚的强烈反对宣告失败。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变革维新、救亡图存的思想意识却被爱国的知识分子发扬光大，一场启发民众参与自新变革的新民救国的文化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正如周作人所言：“自甲午战争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像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1]古老的中国迫不得已进入了持续阵痛的历史转型期。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救亡与启蒙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世纪之交的众多知识分子之中，梁启超对时代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刻的，尤其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到1903年几年中，他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大量、广泛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理论学说，为当时渴望获取思想资源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打开了一扇向西方学习的大门，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对当时的青年人的思想启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梁启超的许多主张直接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阶层的主导思想，并为时代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他的思想启蒙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这方面的不足，为以后更大的社会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后来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都承认在思想上受到过梁启超的影响和启发。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变法改良的主张成为当时知识精英的共识，从思想、文化入手，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被认为是社会改良行之有效的方式，而文学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就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戊戌变法以后又相继提出“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口号。在资产阶级民主改良运动中，他们利用文学艺术的功利性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通过新的文学内容和形式把他们的维新改良思想传播给广大民众。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希望中国诗歌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吸纳西方诗风，为中国诗歌开辟一个新天地，为宣传变革维新起到鼓吹呐喊的作用。诗界革命是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一个派生物，“我手写吾口”成为诗界革命的口号，黄遵宪的诗是最能体现当时诗界革命的诗歌。

就诗歌而言，1840年以前的中国古典诗歌相当繁荣，不仅诗人众多，诗歌流派也很多，虽然没有特别杰出的诗人，但也延续着古典诗歌的那份平和与优雅。按其取法的前辈来划分，大致有尊唐、法宋两种不同的派别和倾向，各派别也都有自己的代表诗人，但历来人们对清代诗歌评价不是很高，虽然清代的诗整体成就高于元、明两代，但一般认为古典诗歌到了清朝晚期，艺术内容与艺术形式上都已经到了古典诗歌的某种极限，都是在某种自我封闭的视野内重复或模仿前人的诗歌内容和技巧，泥古大于创新，如果不向外突破，几乎没有了再生长的空间，诗歌似乎就在等待一次洗心革面的文学革命。

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转向近代时期，在资产阶级民主改良运动兴起之时，诗人作为时代最为敏感的群体，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时代责任，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参与变革维新的中坚分子，他们在诗界革命的号召之下，大胆地进行内容与形式上的创新。这个时期的诗歌具有半新半旧、半新不旧的明显的过渡性质，一方面，在民族危亡时刻所唤起的忧患意识、使命感和责任感需要急切的表达，自娱自乐的古典文人雅士的方式被一些“维新”的诗人放弃，开始通过新兴的各种现代媒介（报刊等）使自己的诗作获得社会反响，唤起人们的救亡图存的意识，并且随着国门被打开，诗人们希望把所感受到的某些现代思想、情绪及国外的所见所闻通过诗的形式表达出来；另一方面，许多诗人在写作中还被古典诗歌的运思、语言、结构、格律等方式所束缚，无法完全无拘无束自由地抒发心声，在这个阶段最具代表性的诗人莫过于黄遵宪。

黄遵宪（1848—1905）是世纪之交一个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诗人，《人境庐诗草》诗集收录了他生前六百余首诗。他是在内忧外患的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的一生伴随着清朝危机的日甚一日，而正是这种历史遭际使他比同辈人更清醒地意识到打破固有的传统、吸纳新思想的重要性。他长期在国外当外交官，培养了他开阔的文化视野，他对西方及日本的思想文化和文学比较了解，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成就与局限有比较自觉的认识，他意识到语言与文字的分离对传播文化、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的局限，他根据日本维新成功的经验，提出“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的主张，试图解决文言不一致的问题，但未能有实质性的突破。他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提出不少有益的主张，他反对当时诗歌界泥古成风、食古不化的普遍状况，希望诗歌“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他意识到超越古代诗人难乎其难，但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做到“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他以比同时代更开阔的视野对待诗歌，虽然他对诗歌的设计局限于古典诗歌的框架内，具有某种典型的改良主义的特征，但毕竟已迈出了一大步。他主张“诗外有事，诗中有人”，他的诗中大量表现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真实表达了已经初步觉醒了的中国人在历史巨变中痛苦而复杂的心绪。在诗体形式上，他出入古今，融合新旧，常以议论入诗，把译自外国的诸多名词写入自己的诗中，也不避讳方言俗语；他的诗的语言具有某种典型的古今、中外、新旧、雅俗糅杂的特征，这种特征也正是那个转型的时代在文学上的反映。他的“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这句诗，振聋发聩，启发了许多旧诗人大胆突破古典诗歌的阈限，尝试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写诗，他已经预感到一个崭新的诗歌时代就要来临。

另外，在世纪之交，康有为、谭嗣同、夏曾佑、丘逢甲及女革命家秋瑾等人的诗歌创作，都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们的诗无论在宣传新思想还是变革诗歌形式上都有积极的贡献，虽然他们和黄遵宪一样，都未能打破旧诗体的束缚，但他们所弘扬的变革维新、敢为人先的精神被后起的诗人所继承和发扬，为不远将来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新诗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文化资源。

1909年成立的南社的诗歌对传达进步思想有一定的贡献，他们中的成员柳亚子、苏曼殊等人的文学成就比较显著，他们希望通过诗歌兴邦救国，把文学当作唤醒民众的号角，呼唤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但他们的诗歌仍然是在旧有的框架里面的创新，他们多钟情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诗词虽写得颇有个性，但对诗歌形式的解放、对白话诗的发展没起多大作用。在后来白话诗蔚然成风之时，南社依然坚持用文言写旧体诗词，表现出某种顽固的保守主义倾向，受到新派白话诗人刘半农等人的猛烈批判。

白话为何会取代文言成为一个时代的选择，与整个时代，特别是新的知识精英的主流文化思想关系密切。当源自西方的一套哲学思想、价值观念需要用更自由、更直接的话语方式表达的时候，那些思想精英们对旧的传统思想的批判、对传统语言（文言）的否定就在所难免了。

中国古代长期施行精英治国的模式，文言写就的朝廷奏折与文牍只在小范围传阅，民众参政、议政的参与度非常低，朝代更迭与广大百姓几乎无关，到近现代，民族—国家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已不再是古代文人的豪言壮语，在内忧外患日甚一日的严峻形势下，知识精英们意识到启蒙和发动民众参与国家、民族救亡的重要性，而语言，特别是白话语言，在传播、宣传中的便利性、亲和性是文言不可比拟的，文言一致或取消文言，对于传播新思想、新道德、启发民智、凝聚人心都有巨大的作用。当时的精英对取消文言、利用白话写作的强调，其功利性是显而易见的。

由文言变成白话，这种变化并非突发的，在白话文兴起之前，古代文学中的白话因素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小说方面，更是有许多半文言半白话的作品大量出现，并且应用白话写作的水平已非常高超。诗歌里面的白话因素也有很长的历史，特别是在明清之际的民歌、旧诗中的竹枝词也有很多白话成分。晚清已经开始的要求“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运动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响应，为以后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放弃文言写作做好了铺垫。

1905年清朝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从此切断了士人通过科举获得晋升官职的可能，也为崭新的、不依附于官僚行政机关的，具有独立身份、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出现和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对独立于官方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出现和壮大，有利于现代文化的传播和社会共识的达成。现代出版机构和报业的兴起，有利于知识分子以独立的身份从事文化传播工作，也为表达新思想、新观念及文学作品提供了的园地。新型的教育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壮大，为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稳固的接受人群，西式的大学成为培养新型知识分子的基地。这种新型知识分子群体、阶层的逐渐形成、成长和壮大，以及报业、出版业的兴盛，为现代公民意识以及大众舆论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

清末民初的域外翻译小说曾经盛极一时，特别是林纾用文言翻译的西方小说，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西方的思想艺术观念及手法伴随着西方小说得以有力的传播，为中国文学家打开了更为广阔的艺术视野，提供了另外一种全新的艺术参照系，为下一个时代的作家提供了思想艺术资源，也给后来的新诗人以艺术上的启迪，虽然当时被翻译介绍的诗人和诗作不多，但一批被国家公派或自费到欧美、日本的留学生很容易获得有关西方诗歌（包括日本）方面的知识，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我们从胡适、郭沫若等人的白话诗里会轻易发现他们显然受到西方诗歌的启发和影响。

中国在清末已经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及商业形态，一批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势力的壮大，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在经过曲折而艰难斗争之后，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与这些资本所代表的力量的强大支持密切相关。1911年的辛亥革命颠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已经来临。整个中国都在朝现代社会制度全面转型，封建王朝大一统的思想格局已土崩瓦解，各种思想有了它们生长、发育、传播的空间，当时几届短暂的临时政府忙于争权夺利，无力进行严格的思想控制，思想文化界出现历史上少有的比较自由、宽容的环境，本土及外来的各种思想，在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段有了更多的自由言说的空间。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以思想启蒙为己任，力图打破封建专制思想的束缚，宣扬民主与科学，促使国民精神大的解放，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从此展开。1915年9月创刊的《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作为当时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阵地，为整个时代输送了新的思想文化观念，也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新文化运动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文化运动正式拉开帷幕，之后胡适等人的白话诗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新诗从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开始了既艰辛又辉煌的探索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