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中心主义理念与经世学派的重兴

19世纪早期，中国人关于世界地理的观念基本上是模糊的，大致停留在“以我为中心”的认识阶段。早在战国末年，齐人邹衍所持“九州”说即大体上表现出这种“世界中心主义”理念，《史记·邹衍传》载：“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数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1]

关于世界各国地理分布情况，中国古籍中言及四方邻国者较多，诸如《史记》《汉书》等均有记载，但几乎未能逾越亚洲的范围，至于西方诸国的地理人文观念几近阙如。就19世纪欧洲列强的资料而言，情势更甚。这方面的书籍多来自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是第一位将16世纪的地理新发现介绍到中国的人，但他所讲的五大洲之说，却难以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认可。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撰《总目提要》，对利玛窦所述五大洲之类居然表示怀疑，因为它“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2]。

其实，在那个时代，群臣大多“胸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在学术环境方面也是尚空谈，轻务实。所以，即便是有了解世界地理人文知识的机会也痛惜地放弃了。美国的赠书曾为耆英谢绝，法国的留学又让黄恩彤婉拒。俄国政府因清政府赠送藏文《大藏经》，回赠各类图书355种，共计800余册（幅），另有天文、地理仪器和工具，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工艺、地理等，仅地图就有22幅，另有地图册13本。理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原因是“恐其书不伦，徒伤国体”[3]。可以说，在19世纪40年代前，由国人自己所撰的地理类书仅有3部：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1730年版）、王大海的《海岛逸志》（1760年版）、谢清高的《海录》（1820年版）。难怪中英开战后，道光皇帝尚不知“英吉利”位于四大洲的哪个角落。世界自然地理观念如此匮乏，人文社情更是未能知晓。鸦片战争前后，有一个文人汪仲洋以诗作描述英国人：有鹰钩鼻子，猫眼睛，红色的络腮胡子和头发，他们的长腿不能弯曲，因而他们不能奔跑和跳跃，他们碧绿的眼睛畏怯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4]两江总督裕谦多次明确地描述英国人不能弯曲腰身和两腿，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5]

在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中国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统治的区域，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句话，经常被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其实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所能看到的世界，即“天下”，长久地局限于东亚一带。中华文明长时期在东亚地区拥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长此以往，中国人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清王朝正是在这种历史积淀中，发展完备了“天朝”对外体制，即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蛮夷之邦”的三重关系。对于西方诸国，官方文书中蔑称其为“夷”，并在其国名旁加“口”字旁，如英、法、美三国，分别称其为“夷”“夷”“咪夷”。除国名外，当时在西方的人名、船名也加“口”字旁。从某种意义上讲，“天朝”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清朝傲视“四夷”的“天下”观念，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性，也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低于西方。16世纪西方人初至，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17、18世纪之交，康熙大帝的文治武功，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盛世；即便是在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之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仍不低于西方各国，生产总量则远远超过之。至于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确实是落后了。但是由于傲视的惯性和文化上的巨大落差，中西通商200年后，中土的官僚士子们并未折服西方，反而坚信中华文物制度远胜于“西夷”。19世纪之前，不仅中国士人自认为中国是世界事务的中心，即便是17—18世纪来华之天主教耶稣会士在欧洲造成的印象，也认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6]。但是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使西人自信心与日俱增。到18世纪50年代，他们只承认中国文化优于周边国家许多，却已逊于任何基督教国家了。[7]但中国士人更强调中华文化、政治、经济的天下中心位置。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的优越感使得他们并不特别需要了解全球，特别是被视为“蛮夷”的西方诸国的地理、人文和经济，即便是与之通商，那也是“天朝”施之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这就不难理解，1793年、1826年英国先后遣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来华，清政府依照“天朝”制度，将其当作“咭贡使”来接待，结果不欢而散。1834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派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为驻华商务第一监督。负责通商事务的两广总督卢坤，未究诘其来华目的，却震怒于以“平行款式”递交的文件。[8]1838年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投递文书的封面上无“禀”字样，两广总督邓廷桢即“原封掷还”[9]。尽管1834年之后，英国有了官方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中文称为领事），但清政府并不承认其官方地位，仍将其当作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来看待。[10]

近代初期，西学观念的懵懂状态与当时学术导向的空疏、烦琐是相关联的，无论是汉学、宋明理学，还是以桐城派为代表的词章之学，都是脱离实际、空泛无聊的学问，八股取士的标准和导向也囿于斯。“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战后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11]政治如此，思想形态更甚。空泛、务虚的旧有学术状态、思想现状确实走到了历史的死途，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预示了它的末日，而一批出身中小地主阶级的士人，起而力求匡正，由此，19世纪出现了对于“经世致用”重感兴趣的现象，随即推展出近代初期学术思想阶层的经世学派。

重新受到关注的经世思潮，强调社会实践和入世的重要作用，其目标既指向中世纪理学所崇尚的玄学思辨，认为它“空”；另外，它也认为考据学著作的迂腐无用。程朱理学只能“以晏安鸨毒为培元气，以养痈遗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汉学脱离实际则表现为烦琐的考据、训诂，“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经世学派曾于17世纪名噪一时，但是主要由于乾隆帝的镇压政策，时至18世纪为经院学派所取代。[12]

学术与政局相因应。19世纪40年代启动了近代中国的大变局，经世学风在这一时局的促动下逐渐成为显学。经世学派的运脉在于主张通经致用，反对空谈不实。开湖湘经世之先河的胡宏曾说：“务圣人之道者，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见，方力行以终之。”[13]时至清道光年间，贺长龄、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对学术思想界的经世之风产生深远影响。在此书序言中，魏源等阐明了经世学派的两个基本态度，即强调现实和致用的重要性，反对“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空疏心性之学，主张学术与现实密切结合。嘉道以还，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等湖南经世学派崛起，湖南成为经世学派的大本营，其地位诚如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下）中所说：“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也。而（陶）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14]沐浴经世之风、致用之雨的经世学派，无论其个人的经历、地位、个性、智力乃至生活方式是如何相似或不相似，他们之间的思维、情感、倾向和行动，均表现出一种“心理同质性”，即面向现实和着意实效。正是这一经世务实的文化性格，使得“世界中心主义”“中心王国”的地理学观念开始解析、坍塌，新的变奏也就孕育其中。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中国近代思想界的演绎即始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