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古代服饰收藏中，清代服饰所占比例较大，大量的实物传达了清代独特的审美风格和精湛的手工技艺。诸类服饰中，龙袍是技术与艺术的最高代表。近几年，随着收藏界和学术界对清代龙袍关注度的增加，龙袍的鉴别和断代也成为焦点问题。清代满族崛起于辽东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礼制的完善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作为礼仪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冠服制度也不例外，因此探讨龙袍及其断代的问题较为复杂。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在蒙文基础上创立满文，布告全国缫丝织布，逐渐建立各项制度。服饰作为礼仪的重要组成，记录于最早的满文文献，并从后金至乾隆中期逐渐完善。乾隆朝《大清会典》记载，龙袍属于吉服的一种，而在这之前的冠服制度对龙袍的属性、形制、使用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乾隆皇帝不仅建立了完善的服饰制度，还效仿明代的《中东宫冠服》绘制了《皇朝礼器图式》，其中各等秩服饰内容事无巨细，此后，清代服饰制度完备。可见，龙袍从后金政权建立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至乾隆中期才形成完善的制度（这段时间在文中界定为清前期）。依据典章制度，清代龙袍以清乾隆中期为界限，前后发展情况完全不同，清前期的龙袍因为没有规制，形制、色彩、纹样、装饰、工艺等方面比较多样化，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各时期风格或特色，彰显了清代政权建立初期清朝统治者的审美情趣和装饰喜好；清中晚期因遵循样式规范，龙袍纹样比较程式化，加上十二章纹样这一皇帝龙袍上标志性的元素，龙袍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廓型和纹样的细节上。因此，清前期和清中晚期，龙袍的断代应该有不同的思路和方法。目前，清前期的龙袍断代还少有探讨。
丰富的实物使人们面对龙袍时有各种判断和推测，其中不乏经验性。为使人们对清代龙袍有比较明确、客观的认识，全面、系统的研究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系统的研究包括文献、实物的整理，龙袍要素的解构，龙袍时代特征的分析及龙袍发展演变的规律。综合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书以新的视角建立研究框架，确定研究内容和方法，构建立清代龙袍的立体发展体系，提出断代的方法及参考系。
二 研究的现状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龙袍的关注增加，研究也逐渐丰富。国外以美国学者Schuyler Cammann和John E.Vollmer的研究为代表，国内以沈阳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专家学者的研究为代表，其中王云英、陈娟娟、宗凤英、张凤荣、张淑贤、李英华、房宏俊、严勇等学者的成果最为突出，他们长期从事织绣文物研究，掌握的资料确凿，经验丰富，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作为文物基本信息的引证依据。此外还有一些专门从事清史、服饰史、民族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论著、论文。
关于清代龙袍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
1952年出版的美国学者Schuyler Cammann所著《China's Dragon Robes》是一部关于龙袍的较为系统的论著。书中将历史文献、绘画和实物相结合，探讨了宋至清的龙袍及制度，以清代龙袍、蟒袍为核心，兼顾朝袍、褂等龙纹服饰，重点研究了纹样、制作、染色及断代等方面的问题[1]，这是笔者所见第一部关于中国龙袍研究的著作。由于成书较早，研究条件和资料受限，研究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书中涉及的实物主要是国外的收藏，对中国的史料研究也略显薄弱。即便如此，这也是一部典范之作，尤其是书中对于清中晚期龙袍断代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2年出版的John E.Vollmer 所著《Ruling From The Dragon Throne》一书也涉及了清代龙袍，作者系统地分析了龙袍的结构和纹样，得出的一些结论也被广泛认可，他的研究方法更堪称典范[2]。
2006年出版的黄能馥、陈娟娟所著《中国龙袍》以清代龙袍内容为主，涉及实物资料来自各大博物馆和民间收藏。作者对每件龙袍的风格特征都做出分析或说明[3]，是实物资料最为丰富的著作。
2008年东华大学李晓君的博士论文《清代龙袍研究》以扎实的实物研究深入探讨了清代龙袍的断代问题。与本书相比，前者研究着重于清晚期[4]，本书的研究偏重于龙袍制度和清前期龙袍的断代，在研究方法上也另辟蹊径。
以上为清代龙袍研究的重要专著，其他的也有以“龙袍”为题的著作，但多属图录性质，将在下文中的实物资料中叙述。
除论著外，重要的研究成果还有针对龙袍研究的论文，分类如下：
（一）清代龙袍渊源的研究
研究清代龙袍首先要了解满族人的服饰习俗。对于满族服饰传统的研究比较困难，主要因为文字资料和实物都比较稀缺，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也观点不一。满族早期服饰传统和满族的历史是分不开的，满族的先人是女真人，有观点认为满族的服饰可以溯源到肃慎至金代的女真族服饰[5]，但刘小萌教授在其专著《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中认为女真社会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不可以认为，后来的满族曾经受金代女真封建制度什么影响[6]。基于这个观点，服饰研究更是很难从血缘的角度说明这种的传承关系。服饰属于一种地域性文化，所以满族服饰与生活在北方的其他少数民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陈夏生的论文《清代服饰溯源》认为女真族与蒙古、契丹的关系密切，与蒙古更为亲近，因为在共同的气候条件下，服饰相互影响，存在融合性。作者通过一些画像、造像的比对探讨了满族冠、袍、褂、配饰等的源头[7]，对满族服饰的溯源研究有重要意义。
有关早期满族社会生活的文献较少，实物遗存也不多，这造成诸多的研究困难，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仅限于女性服饰的研究。王冬芳的论文《早期满族妇女的服装》根据《满文老档》和《建州闻见录》中有关满族妇女着装的记载，论述了清代满族崛起时期女装的改革过程，认为满族妇女袍服、衬衣裤等主要服装与男装无大差异，而且作为大众服装基本保持稳定；连裙短袍是区别于男性的女装；以等级观和夫贵妻荣观为灵魂的服装制度逐渐形成[8]。周虹的著作《满族妇女生活与习俗文化研究》[9]对于满族妇女的早期服饰也有相似观点。
以上便是目前对满族早期服饰的重要研究成果，还未见对清代龙袍渊源的专门研究。
（二）清代龙袍制度的研究
中国台湾的学者王宇清先生所著《龙袍》一书对龙袍的产生和沿革作了文献的整理，认为龙袍根源于周代的衮衣，肇端于虞代的章服制度，作为正式服饰应用于宫廷服饰始于唐，终于清，共有一千多年的历史[10]。目前的发表中还没有关于清代龙袍制度的专题研究，与之相关的是清代服饰制度的研究。清代服饰制度的研究又分为入关前和入关后两个阶段。
Schuyler Cammann的《China's Dragon Robes》一书涉及了中国的龙袍制度，认为清代的龙袍与明代有很大的关联，是在明代基础上的改制，并保留了明代的纹样风格，最终纳入服饰制度中。国内学者王云英所著的《清代满族服饰》、《满族官民服饰》和论文《试论清入关前的衣冠制》[11][12][13]、严勇的论文《清入关前服饰制度的确立》[14]等都对满族入关前后的服饰制度加以考证，以上的成果综合起来，对探讨龙袍制度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乾隆朝《大清会典》颁布以后，清代的冠服制度就固定下来，目前很多服饰史方面的书籍中介绍的清代冠服制度都是以此为依据的，如陈娟娟的论文《清代服饰艺术》[15]、与黄能馥先生合著的《中国历代服饰艺术》[16]。除《大清会典》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去探究清代服饰制度。李英华的论文《清代冠服制度的特点》[17]主要根据《大清会典》、《清实录》和《清宫述闻》并结合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帝后服饰总结了清代冠服制度的主要特点。庄吉发的文章《服制鼎成东珠生辉——以东珠为饰看清代冠服制度的特点》[18]围绕服饰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冠顶，论述了满族东珠采补的历史和制度的沿革。刘家驹在论文《明式衣冠汉式裳》一文中探讨了清代服饰的多元化，认为满族服饰制度中虽然保持了自身的传统，但更是与明代服饰制度和风俗分不开[19]。
清代龙袍制度虽然最早记录于乾隆中期的《大清会典》，但龙袍存在于早期满族社会，其形式、使用、功能在清前期可能经历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也是本书研究的意义所在。
（三）清代龙袍结构和染、织、绣工艺的研究
1.清代龙袍的结构
关于龙袍结构的研究成果较少，前文所述John E.Vollmer所著的《Ruling From The Dragon Throne》是代表性成果，作者对龙袍的平面结构、裁制工艺、纹样特征做了十分科学的分析，其研究方法和结论在学术界很有影响。
2.织造
清代满族早期（女真时期）基本上不具备织造精美丝织物的技术和经验，丝织品只能从贸易和赏赐中获得，因此，女真人对丝绸极为珍爱。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时（1616年）就开始号召全国养蚕植桑、缫丝织绸。清军入关以后，明代皇家的江南三织造继续为清朝皇室服务，所以清代的丝织业大抵是明代的技术传承。龙袍的织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单色的素织物，如缎、纱、绸等（用于绣底）；二是多彩的纹织物（织成袍料），包括妆花和缂丝。里料多为轻薄织物。妆花和缂丝龙袍也是清代丝织技术的最高代表。
目前在纺织史的著作中，都有清代丝织技术方面的内容，篇幅不一，侧重不同。由赵丰主编的《中国丝绸通史》是关于中国古代织绸发展最为翔实的论著。书中清代部分包含丝织业、染色、织造、品种、纹样等方面的内容，是分析龙袍织造技术时重要的参考[20]。范金民的《江南丝织史》侧重经济方面的内容，对明清丝织业有深入的研究[21]。由赵丰所著《丝绸艺术史》从技术、品种、风格三个方面论述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发展，涵盖了明清的丝绸特点[22]。黄能馥、陈娟娟所著的《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一书图文并茂，对清代丝织品种也有论述[23]。由陈维稷主编周启澄先生等执笔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24]、朱新予主编的《中国丝绸史（通论）》[25]、由赵翰生执笔的《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26]、赵承泽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27]等著作虽然对清代的著述不多，但可以从整个中国纺织技术发展史过程看清代丝织技术的面貌，具有一定的历史高度。国外关于中国纺织史研究的著作主要有李约瑟所著的《中国的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28]）、Kax Wilson的《A History of Textiles》[29]和Agnes Geijer编著的《A History of Textile Art》[30]，但涉及清代的丝织品研究并不多。
除通论外，一些专门的学术论文，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清代的丝织技术和丝织品：
关于江南织造的研究：李英华的论文《清代江南三织造及其作品》中对三织造的历史进行考证，并论述了各自生产特点[31]。黄晓萍的论文《清代江南织造及其丝织工艺》也对三织造丝绸品种的特色和风格进行了探讨[32]。严勇的论文《清代的官营丝织业》考察了官营丝织业的组织结构、沿革、规模、品种和经营方式。
关于锦、缎的研究：包铭新先生对清代的缎纹织物的研究最有代表性，他的论文《缎类织物的起源和发展》[33]通过文献整理和实物研究论述了缎类织物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台湾学者阙碧芬的硕士论文《南京云锦研究》[34]，探索了南京云锦发展历程，结合面料和服饰研究了明清时期云锦的组织特点、设计特色、生产技术、产业结构和发展历程等，她的博士论文《明代提花丝织物研究（1368—1644）》[35]系统地研究了明代提花丝织物的织造、品种、断代等内容，对清代龙袍的织造技术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李英华的论文《丰富多彩的清代锦缎》以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锦、缎为例，论述了最具特色的云锦、蜀锦、宋锦以及缎类织物（暗花缎、织金缎、花缎、妆花缎）的织造技术和外观特征[36]。陈娟娟对明清时期的宋锦的类别、织造特点和风格的研究可见于《明清宋锦》[37]一文。具体案例研究方面，她在《清初苏州织造的两件重锦》一文中分析了清初的两块宋锦的技术和风格特征。沈从文先生对清初锦缎图案和配色艺术也进行过比对分析，并把清代锦的图案大致分为三类，即仿旧、创新和吸收外来图案加以发展，认为清初的图案秀美，色彩柔和[38]。陈娟娟的《介绍几片优秀的明清织锦》[39]一文中也有共识。
关于缂丝的研究：清代龙袍中有很多缂丝精品，陈娟娟在《缂丝》一文中对其起源和技术发展做了探讨，并对缂丝与织成的区别做了分析，对清代缂丝技术的特点做了六点归纳，认为清初与明末缂织方法类似[40]。通过对清乾隆缂丝加绣《九阳消寒图》[41]轴的技术分析中可以探知乾隆时期缂丝的特点。中国台湾收藏了很多缂丝作品，1970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了《缂丝刺绣》图册，索子明先生后又在《故宫季刊》上发表长篇论文“缂丝考”，梁加龙先生把《缂丝展览图录》细目[42]发表在《丝绸史研究》上，为清代缂丝研究提供了详细资料。
关于起绒丝织物的研究：起绒织物是清代比较贵重的品种，经常用来制作龙袍的领、袖、边。包铭新的论文《我国明清时期的起绒丝织物》[43] 探讨了明清起绒丝织物的源流、品种和织染技术，对明清起绒丝织物进行系统分类，论述一些前代品种与明清起绒丝织物的继承关系以及明清时期生产的主要品种，并指出明清时期我国起绒丝织物呈现的繁荣状况是过去历代都无法比拟的。倭缎也属于起绒织物，也叫漳绒，是清代宫廷使用的重要的丝绸品种。关于清代倭缎的研究还存在一个分歧，张哲俊的论文《〈红楼梦〉与清代小说中的倭缎》[44]指出这种倭缎是用特殊的工艺生产的一种缎子，原初当为日本生产，后流入中国并加以仿制。所以笔者认为，清代小说中的倭缎主要是白下（今南京一带的名称）仿造生产的一种缎子。
关于其他丝绸品种的研究：史文训的论文《明清时期嘉湖丝织名产》，文章主要介绍了明代和清代一些特有的地方丝绸品种，并着重描述了绫、绉、绢、绸、绵绸、纱、罗七种丝织品的织物结构和纹样特点[45]。实物分析可证实，清代刺绣龙袍的一些面料就是以一些地方名品作为绣底的。
总之，对清代纺织技术方面的研究有很多成果，而且比较深入和系统，但对龙袍的研究还比较少，龙袍织造程序、织造方法、工艺特征、技术手段、检验等都需要更深入、系统的研究。
3.刺绣
龙袍上的纹样，除了织造就是刺绣。刺绣因不受织机的限制，所需要空间小，可操作性大，容易掌控，所以刺绣龙袍在清代龙袍收藏中所占比例最大。清代刺绣技法丰富，龙袍的刺绣又是精品中的精品，目前所见主要是京绣和苏绣，当然不包括民间仿制的龙/蟒袍。从目前发表来看，专门分析龙袍的刺绣还不多，相关研究有陈娟娟的《乾隆御用戳纱绣夏朝袍》[46]、《清代刺绣小品》等论文，因为龙袍和朝袍同属礼仪服饰，搭配一些小件的刺绣品，如同时期制作，刺绣工艺应该是相同或相似的。前一篇文章中解析了一件皇帝朝袍的戳纱绣的绣法和用工用料，后一篇论文以一些清代小件纱绣为例分析刺绣的种类，工艺分类，一些相关的习俗，文中也针对龙袍上常用的纳纱绣（戳纱绣）、纳锦和纳纱的区别进行了论述[47]。
4.染色
清代沿袭了中国古代的染色方法，即天然染料染色，合成染料是近代才开始使用，传入我国并广泛使用的时间可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植物染料染色的方法在元代史料《多能鄙事》、明代史料《天工开物》、清代史料《布经》[48]中均有一些记载，但是元明染色的方法不是很详尽，目前国内外学者采用了理论和实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很多探讨和推测，积累了一些成果。而清代的《布经》中的染色方法主要是针对布而不是丝织品，是否能通用到丝绸上还处在研究探讨阶段。针对清代龙袍的染色方面，《China's Dragon Robe》中提到一些，但是还停留在理论阶段，没有相关的实验支撑和验证。
（四）清代龙袍纹饰风格的研究
龙袍的断代与纹饰风格密切相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丰富，基本都是根据实物的经验性总结。
Schuyler Cammann的《China's Dragon Robes》根据实物和绘画以装饰图案的不同归纳了龙袍有六种类型，是关于龙袍纹样最早的最系统的研究。
中国台湾王智敏所著《龙袍》[49]一书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总结了各个时期龙袍中龙纹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
《An Analysis of the Ch'ing Dynasty Style Based on Twelve-symbol Robes》以果亲王（康熙第十七子，逝于1738年）墓出土的“龙袍”（国外描述）为切入点，探讨了从顺治到宣统各朝皇帝服饰纹样的特点。
张凤荣的论文《从整理清宫旧藏帝后服饰看各时期帝后服饰的不同特点》分析了清代各朝帝后服饰袖口宽度的变化、龙纹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云纹、水纹、蝠纹的特点[50]。林淑心的论文《清代服章之研究》也对清代的服饰上的龙纹、云纹等七种纹样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51]。
总之，对于龙袍纹样的研究，经验总结较多，科学系统的研究不多见。由于样本数据存在一些争议或片面性，目前单从纹样角度断代存疑颇多。
（五）清代龙袍的个案研究
龙袍的个案研究指的是针对一件龙袍，对它的背景、工艺、纹样风格、文化等做出较为全面的研究。
目前国内所存的清代帝后服饰中最早期的是皇太极的袍服，共两件，一件藏于北京故宫，一件藏于沈阳故宫。有五篇相关论文：
1.王云英的论文《皇太极的常服袍》[52]。作者对两件袍服的面料做了分析，推测两件袍服为同一时期制作，有一定的渊源，认为这两件袍服的称谓都不恰当，称常服袍比较合适。
2.张凤荣的文章《清太宗的明黄绸棉袍》[53]。作者分析了藏于故宫的皇太极袍服的面料、尺寸规格等特征，并就黄条上的“朝服”和“战袍”问题，指出故宫这件袍服属于上衣下裳形制的上衣。
3.李凤民的论文《翔凤阁所藏“闲散玉麟恭交太宗黄袍”之谜》[54]认为北京故宫所藏的那一件是原沈阳翔凤阁所藏的闲散玉麟上缴的皇太极赏于硕色乌巴什的袍子，而现沈阳故宫的袍服则是沈阳长宁寺所藏的皇太极在避痘时所穿的衣服。
4.李凤民的论文《清太宗常服袍》[55]。作者介绍了藏于沈阳故宫清太宗常服袍和围绕它的历史故事。
5.陈娟娟的论文《清代服饰艺术》。作者对这两件袍服的称谓问题引用史料记载，并根据形制和颜色对战袍一说进行了推测。
由此可以看出学术界对清太宗的这两件袍服的称谓还存在疑问，这两件珍贵的传世实物在当时到底属于哪一类服装，有何功用还有待研究。
针对其他龙袍的专门研究有：魏松卿在论文《清顺治十一年织造的缂丝龙袍》[56]中将文献和实物对照，解析了这件袍服的织造特点。陈娟娟在《缂丝》一文中也提到了一件清顺治缂丝黄地云龙顶寿袍料，张凤荣的《穿珠女龙袍》[57]、张淑贤的《孔雀羽蟒袍》[58]等文章，篇幅不大，但都是对某一件龙袍的专门研究。
个案研究虽然不多但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这些论文中引用的资料来源准确（如有黄签或相关史料等佐证）；其次是作者长期从事织绣文物研究，对袍服的织造、纹样、色彩、记载等信息所做了一定的调查和分析，是后续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参考。
（六）清代龙袍的遗存
遗存包括传世收藏和出土文物。清代的出土文物不多，以收藏为主。黄能馥、陈娟娟所著的《中国龙袍》中收录了清代大量的龙/蟒袍实物，包括国内外博物馆的收藏、一些收藏家的珍品、还有民间零散的收藏，是实物资料最丰富的著作，每件实物的出处、特征等都有较为完整的信息。此外，还有一些发表的博物馆的馆藏或展览图录，如张琼主编的《清代宫廷服饰》[59]、宗凤英主编《明清织绣》[60]、Gary Dickinson 和 Linda Wrigglesworth所著《Imperial Wardrobe》[61]等，这些资料都为龙袍的专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背景资料。
（七）相关服饰的研究
1.礼、吉服
从制度、技术、艺术风格方面看，与龙袍相关度较高的服饰有朝服、衮服（补服）、蟒袍等，即清代帝后的礼、吉服。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关于某一类服饰的研究，主要包括这类服饰的特点、穿着方式、场合等。如陈娟娟的论文《话说清代皇后朝服》[62]、张凤荣的论文《皇后朝褂》[63]和《论衮服》[64]、万征的论文《清代皇帝朝服》[65]、宗凤英的论文《论清代的朝袍制度》[66]、房宏俊的论文《清代帝后服饰浅说》[67]等。但并非所有服饰的类别和功用都是明了、毫无疑问的。房宏俊的论文《清代皇后常服考略》[68]针对一些出版物中引用清代服饰图片资料定名不准确的问题，依据实物和文献记载，阐述了清代皇后常服的概念和特点。《试论清代皇帝明黄色朝袍的功用》[69]针对皇帝明黄色朝服形制相同而接袖颜色不同的情况，对其穿用场合和功用进行讨论，指出“袖从服色”为祭服。但是“袖从服色”的功用问题张琼在她的论文《关于清代帝后朝服与朝服像的几点看法》有不同见解。
其二，对于某件服饰的专门研究。张凤荣的论文《清乾隆月白缎绣云龙袷朝袍》[70]分析了这件朝袍的规格、面料、纹饰特点。严勇的论文《康熙皇帝的服饰》[71]介绍了在法国凡尔塞宫举行的“康熙大帝展”中所展出的康熙服饰（包括2件祭服、1件朝服、1件行服及1套盔甲）。其他论文还有《乾隆御用戳纱绣夏朝袍》等。
龙袍无论在制作和使用上都与上述服饰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这些研究成果对探讨龙袍制度的形成，龙袍的使用和功能，龙袍的工艺特征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2.皮衣
满族在入关前一直居住在中国辽东地区，由于气候条件，他们用于御寒的主要服用材料是动物的毛皮，因此皮衣是满族入关前的重要服饰。入关后，皮衣和毛皮的使用也纳入礼制中，而且有严格等级划分及使用制度。清代冬季基本要靠毛皮和绵絮来保暖，礼吉服中经常会用到毛皮。赖慧敏在《乾隆时期内务府的皮货买卖与京城时尚》[72]一文中从中外关系史和经济史的角度论述了毛皮的品类与应用。周湘的论文《清代尚裘之风及其南渐》[73]论述了明清易代，满人尚裘之风影响全国，甚至公然破坏了清初制定的服饰制度。冯秋雁的论文《清代宫廷衣饰皮毛习俗和发展》[74]从满族皮衣的历史渊源、宫廷皮衣等级标志、宫廷皮衣形式等方面论述了清代典制中的宫廷皮衣是由满族的原始习俗发展而成，宫廷皮衣服饰既保留了古老民族的原始风貌，又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是满族由落后走向进步的明显特征。
以上是清代龙袍及其相关服饰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说，目前的研究比较分散，系统性欠缺，特别是对于龙袍制度、结构工艺、断代等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因此对龙袍的专门、系统的研究非常有必要。
三 研究的界定
（一）时间的界定
公元17世纪初，聚居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在努尔哈赤的统领下建立后金政权，在皇太极时期，改族名为“满洲”，国号为大清，短短的几十年里经历了由部落到国家的急剧的历史转变。公元1644年顺治皇帝入关，继而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的康乾盛世，之后清代逐渐走向衰落，1911年宣统皇帝退位，清朝统治结束。本书根据龙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将研究的时间界定在后金政权建立至清代满族统治结束，即1616—1911年，由于研究需要，也会涉及明代末期。
后金时期（1616—1636年）：努尔哈赤统治的天命时期（1616—1626年）和皇太极统治的天聪时期（1627—1635年）。这段时间，女真人从极度落后的状态迅速崛起和封建化，并实现全国统一。这种状况在中国历史上极为鲜见，美国史学家Frederic Wakeman在其著作清朝开国史《The Great Enterprise》[75]（译为《洪业》）中认为满族人建国功勋与其制度体系建立和推行密不可分。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首先完成了女真部落的统一，继而向明朝宣战，先后在辽阳、沈阳建都。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这段时期的女真人的服饰情况是沿袭了传统和习俗，服装面料以动物的毛皮为主，纺织技术极其不发达，锦、缎等昂贵的丝织品，主要靠赏赐和贸易获得。女真人对明代的蟒衣尤其青睐，但在使用上打破了明代蟒袍的等级规定，只要得到的人都可以穿着，可谓“鹑衣百结”。朝鲜人申忠一在《建州纪程图记》中对努尔哈赤及百官的穿着描述也证明了这一点[76]。1621年努尔哈赤效仿明朝建立官制、服色、仪仗等，但还极不完善。1632年，皇太极再次修定包括服制在内的各项制度。
崇德时期（1636—1643年）：皇太极在公元1636年于沈阳故宫改国号后金为大“清”，改元崇德。崇德元年，皇太极登基称帝，制定政策法令，从档案记载看，当时还颁布了一部《崇德会典》，被称为清代第一部会典，经过史学家推敲确证为《清实录稿本》[77]（第十四卷），其中也提及了服饰制度，但只涉及一些禁令，强调了满族人要保持服饰传统，这在《满文老档》中也有体现，如崇德三年（1638年）中的剃发易服令：“若有效他国衣帽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国。自今以后，犯者俱加重罪。”这段时期还是处于满族统一全国的剧烈地历史斗争中，从服饰制度中反映出来的是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强调本民族传统的目的是确立满族人的民族自尊心和核心统治地位，此时的服饰制度体系已见雏形，但资料的匮乏和研究的空缺使人们对服饰整体面貌的认识还很模糊。
清前期（顺治至乾隆中期，1644—1766年）：这是清朝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1644年顺治皇帝入关，进入紫禁城（北京故宫），在全国推行了剃发令，使得清代服饰制度巩固下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制定清军入关后的第一部会典，对冠服制度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雍正二年（1724年）对前朝会典进行修改和补充，服饰制度略有改变；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皇帝下令开始修纂会典，最终将清代的冠服制度固定下来，其标志是1766年《皇朝礼器图式》[78]的校订完成。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79]中写道：“清代皇族服制烦琐，为历史仅见。”目前国内外的收藏的清代服饰，也以这一时期最为精彩，最有技术、艺术的代表性。总之，这一时期是清代冠服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
清中后期（1767—1911年）：这段时期指乾隆三十二年至宣统皇帝退位。乾隆后期，国库空虚、闭关锁国，清代逐渐走向衰落。嘉庆六年（1801年）修纂清代第四部会典，这部会典以乾隆《会典》为蓝本，较之更为详细，但无创新之处。光绪十二年（1899年）清代第五部会典宣告完成，同样只是事例上的补充，冠服制度依然遵照乾隆会典的定制。清代后期，使用了一百多年的程式化服饰在人们的审美视野中逐渐变得呆板，式样上无创新，装饰风格陈旧、世俗。再加之政治腐败，民间仿制品泛滥，服饰制作工艺水准下降，纹样表现形态愈加丑陋。随着帝国的没落，这套服饰制度体系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土崩瓦解，再无一丝清早期凌厉、威严、华丽的意味。
本书研究的重点是满族入关前和清前期。
（二）名词及研究对象的界定
关于清代“龙袍”，学界的观点如下：
“龙袍只限于皇帝、皇太子穿用，皇子只穿龙褂。”[80]
“龙袍，清代皇帝、后妃及皇太子专用服饰。多在喜庆场合穿着，可单穿，亦可与礼服相配穿。从袍色及纹饰可辨等级。”[81]
“皇帝、皇后的吉服袍通称龙袍。龙袍是皇帝最常穿的衣服。”[82]
“清代帝后庆典时所穿之袍。因袍上绣纹以龙为主，故名……经改制的龙袍则称蟒袍。”[83]
“清代不仅皇帝穿龙袍，皇后也穿龙袍，是一种明黄色的圆领、捻襟（大襟）、箭袖（马蹄袖），前、后、左、右四面开衩的典型旗袍式的长袍，按典制规定，龙袍是一种吉服，就是每逢喜庆典礼时穿用。”[84]
“吉服是庆寿、大婚、赐宴等吉庆活动时穿的服装，包括皇帝龙袍、皇子宗室蟒袍、后妃们的龙袍、龙褂等。”[85]
“吉服袍，又名嘉服或龙袍、蟒袍……皇帝、皇太后、皇后、皇贵妃的吉服袍，皆以龙为章，故称之为龙袍。”[86]
“清代的龙袍为圆领大襟，窄袖加素接袖（综袖）、马蹄袖端、四开裾（男式）长袍。清代只有皇帝皇后穿的才叫龙袍，皇太子穿的就叫蟒袍而不叫龙袍。龙袍实际上就是皇帝皇后穿的吉服袍。”[87]
“龙袍是一种绣织有龙纹的袍服，专用于帝王后妃，这种服装在中国古代服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88]
……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人们对龙袍的认识和界定并不统一，有的可能是由于语境不同，表达方式的差异，有的则是观点相左。
“龙袍”虽然事实存在，但称谓在清代早期档案中比较少见，至于哪些人穿用，更为复杂，入关前后的不同时期其在使用上也有差别。史料记载，早在入关前，满族人就特别钟爱明朝的“蟒缎”和“蟒衣”（一种明朝的赐服），总是想方设法得到并修改穿用，在穿着上并无严格的等级。清入关后，龙纹的使用上有了一定的限制，龙袍最终成为一种吉服，有了明确的使用制度。根据五朝《大清会典》和乾隆朝的《皇朝礼器图式》，清代康熙以后，穿用龙袍的人才固定为帝、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太子妃、皇贵妃、妃、嫔等人，另外档案中也记载了龙袍作为赏赐品赐予大臣或藩王的情况。
通过对清入关前史料及入关后的《大清会典》及其事例、则例，《皇朝礼器图式》等文献的考证，本书对清代龙袍界定为：
等级上是皇帝及后妃、皇太子及太子妃（在清入关前可能穿着的人物更宽泛）所穿，抑或赏赐给重臣或少数民族领袖；基本款式为圆领、大襟、右衽、马蹄袖，袖中段接综袖并通常有熨摺或熨摺效果的袍服；颜色上有等级之分，以明黄色为最高等级；装饰上采用彩绣、彩织或织、绣、绘联合的方法，主体纹样为龙纹，清中期以后纹样程式化；在清中后期的制度上属吉服类，应用于典礼、喜庆等场合。
本书选取的龙袍样本形制上要符合上述特征，纹样上要有五爪正龙纹（清入关前和顺治时期的形式要宽泛一些）。与龙袍最接近的是蟒袍，蟒袍与龙袍的区别有三点，一是穿用者的身份，二是纹样，三是色彩。从纹样上看，蟒通常被认为是四爪，但龙与蟒的五爪、四爪之别在清代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在清晚期，五爪蟒更是普遍存在，但只存在四爪蟒、五爪蟒，并不存在四爪龙。就是通常情况下，龙袍的龙为金龙，蟒一般不能用金线制作。另外，从袍的底色上也很难区别龙袍、蟒袍，因为根据制度，上可用下，下不可僭上，也就是说蓝色的有可能是龙或蟒袍，但明黄色的肯定是龙袍。由于龙袍上的各种要素并不是单独用于龙袍，龙袍的装饰方法和技术特征同时也体现在其他服饰如朝袍、蟒袍、龙褂上，这种纹饰和技术上的重要关联，使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能仅以龙袍为对象，为了探究清代龙袍的渊源、技术特征、纹样风格、发展演变，研究过程中也将蟒袍、朝袍、龙褂等服饰作为重要的参考和佐证。
四 研究的目标
书中以龙袍为研究核心，内容包括五个方面：龙袍的产生、龙袍的制度、龙袍的纹样、龙袍的制作（程序、织造、染色等），龙袍的断代。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①龙袍与满族的服饰传统的关系及在清初的地位。
②龙袍制度是如何建立和完善的。
③龙袍制作的程序和技术特点，包括龙袍制作中涉及的染、织、绣的方法。
④龙袍的装饰风格及重要装饰纹样的历史演变。
⑤清代的龙袍断代的方法和参考系。
研究的难点及解决方案：
①满族服饰传统的研究是首先要解决的难题，难点在于资料较少、较分散，解决的方案是整理清前期所有相关的资料，提取服饰和纺织品的记录，并将《满洲实录》插图中服饰类型绘制出来，描述满族早期的服饰面貌。
②清代龙袍制度的形成，是以往研究中很少深入探讨的内容，为了解决这一难点，本书需要调查五部《大清会典》及事例，并参考《清实录》和一些内务府的档案，结合实物进行研究、探讨。
③龙袍的结构及制作工艺。这部分研究的难点在于需要大量的实物支撑。本书筛选大量纪年确凿的实物，通过可靠的数据和科学的分析方法找出龙袍结构和制作工艺的特点。
④龙袍的断代一直是个难题，尤其是清前期。本书在这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权威机构有皇家收藏信息的实物为样本，解构、分析龙袍纹样在时间轴上的变化规律，从而构成断代要件。
五 研究的资料
（一）实物的收藏
清代龙袍遗存以传世实物居多，相对而言考古发现数量少且不被重视，品相不及传世实物，可信程度也存在疑问。收藏清代龙袍最为重要的机构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以清代宫廷旧藏为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又是国内收藏织绣品的唯一机构，大量民间织绣珍品也得以收为藏品。故宫龙袍中清早期的并不居多，但相对其他收藏机构，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清代龙袍在其他几个重要清代皇家居所也有收藏，如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博物院，数量不多，但也不乏精品，如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皇太极的“黄袍”，就属于研究对象之一。书中也会针对学界对这件袍服的争议问题提出个人的观点。其他博物馆中收藏清代龙袍不甚丰富，其中北京艺术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的收藏比较重要。
此外，国外的收藏也不容忽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于研究者来说，看到实物的机会很少，很多展览及图录的出版为研究提供了方便。一个世纪以来，关于清代服饰的展览也比较多，如《Chinese Court Costumes》[89]是一本1946年在安大略湖皇家考古博物馆举行的东亚藏品展览的图录，书中收录的藏品110件，全部是清代各时期皇帝的龙袍和宫廷服装，相当精美。2004年7—10月，澳大利亚悉尼南威尔士艺术画廊举办了一个主题为《Celestial Silks—Chinese Religious and Court Textiles》的展览，其中包括清代前期宫廷服饰和一些没有裁剪的面料，展品中不乏一些个人收藏。《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90]主要是北京艺术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的馆藏服饰的图录，其中包括北京一座目前被断代为清早期墓中的几件袍服。香港艺术馆编制的《锦绣罗衣巧天工》[91]、台北《清代服饰图录》[92]、常沙娜主编的《中国织绣服饰全集（4）》历代服饰卷（下）[93]、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清代宫廷服饰》、《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明清织绣》、黄能馥先生所著的《中国龙袍》、台北陈正雄先生所著的《清代宫廷服饰》[94]、故宫博物院的展览图录《天朝衣冠》[95]等都是近几年出版的清代服饰的专题图录，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最可靠、最丰富的实物资料信息。
本书对实物的研究主要以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为主，但由于对实物的考察有一定不便之处，研究有时会依靠展览和调查。如2009年10月故宫博物院网站[96]上公布了一些藏品的高清大图，这些图的精度很高，较历来出版物上的资料信息更加详细、丰富，这是本书纹样研究部分的重要依据。
（二）文献资料
研究古代服饰，档案是十分重要的依据。清代的档案资料浩如烟海，主要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档），有服饰信息的资料比较散，主要集中在内务府的档案中，其中最有价值的档案是《穿戴档》。目前有过零星的发表，大多数还以原档的形式收藏于一档，只是近几年由于修清史的原因，几次尝试提调未果，不能看到完整的《穿戴档》是个遗憾。此外，一些军机处档案、内阁题本中也有一些十分有价值的信息。除一档的资料外，各地（尤其是北京、沈阳）图书馆的古籍部里也存有大量的善本，如五朝《大清会典》及事例、则例在国家图书馆和辽宁省图书馆均能查到，这是研究清代冠服制度必不可少的资料。一些民间的记载如《皇朝冠服志》中也记录了大量清代服饰的款式、尺寸、制度等内容，只是研究时需要考证。
目前，出版发行的与服饰相关程度较高的档案有《建州闻见录》、《天水冰山录》、《酌中志》、《使朝鲜录》、《满文老档》、《满洲实录》、《东华录》、《清史稿》、《国朝宫史》、《清会典》（包括事例、图、则例等，最常见的是中国台湾文海出版社的早期会典及中国大陆的光绪会典）、《皇朝礼器图式》、《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编译》、《活计档》、韩国的《燕行录》等，从中可以摘录出大量与清早期服饰相关的信息，对研究清代龙袍制度的形成，清早期龙袍的款式、纹样的研究都是最重要的依据。此外，还有一些与服饰相关的记载分布在明清的笔记小说里，可作为佐证资料。
所列资料中，对研究有重要意义的有清代内务府的染作档案（抄录）、《皇朝冠服志》（抄录）、《满洲实录》（辽宁省博物馆藏）、《皇朝礼器图式》（彩绘本，英国V&A博物馆藏）、《大清会典》（辽宁省图书馆古籍善本库藏）、《穿戴档》（出版物中摘录）、不同译本的《满文老档》（国家图书馆藏）、《清初内国史院满文老档编译》（出版物），另外还有在一档摘抄的零散档案也比较珍贵。以上大部分资料都是最新资料，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未被提及或使用，保证了本书研究资料的创新性。
（三）图像资料
与服饰相关的图像资料主要指绘画作品，包括肖像画、行乐图、风俗画等。清代绘画主要收藏在国内外的博物馆，也有一些个人收藏，可见于展览和出版物。帝后的肖像画、皇帝的南巡图、和一些生活题材的绘画等是本书的重要研究资料。宫廷绘画对服饰的描绘十分细致，对绘画中服饰的研究可以佐证或补充文献研究的不足。清代的图像资料主要见于专门的图录，如《清代宫廷绘画》[97]、《清代帝后像》[98]，还有一些画像资料散见于其他清代主题的书籍之中，如《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99]，《图说清史》系列图书中也有很多彩色宫廷绘画。明末清初题材的绘画很少，但是保存下来的古籍《满洲实录》中有大量的插图，以乾隆以前的版本最为准确。此外，博物馆官网上也发布一些未见出版的绘画资料，给研究提供了一些线索。
（四）工具书
大量的研究资料和信息可以通过一些工具书检索。《中华明清珍档指南》[100]是秦国经编著的，提供了清代档案的类别、收藏地点等相关信息，还包括已翻译和影印的档案出版情况。《中国服饰文化参考文献目录》[101]是李之檀先生所著，该书以多条线索对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情况分类综述。此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民族服饰文化参考文献目录”，所收文献，以反映服饰的民族特征为主题，涉及综合论述、专题研究、理论分析等多方面内容，共收文献2563条，内容按民族排列；下篇为“古代服饰文化参考文献目录”，分古代文献举要，综合论述、断代论述、专题论述、麻毛棉丝、染织绣、丝绸之路与服饰文化交流七大类，下分84目，共收文献6501条，收文时间上自先秦，下迄20世纪末，分类排列，给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另外《满文大辞典》中编著了大量服饰的词条，这些虽不能作为服饰研究的直接依据，但可作为参考。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清代宫廷礼俗、满族历史等方面的论文、论著也是重要的文化背景资料，本书对这些资料也进行整理编目，作为参考。
六 研究的方法
本书的研究采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史料分析和实物研究相结合，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资料收集与整理。做基础资料卡片，包括文献资料卡片和实物、图像资料卡片。
第二步，资料的分析与归纳。根据研究框架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归纳。
第三步，得出结论、总结规律。
第四步，规律的应用。
（一）文献资料研究方法
先通过通读确定资料的关键程度，分为三类建立卡片：
1.直接记录与织造和服饰制度有关的档案史料：清代内务府档案（第一档案馆摘抄）、《满文老档》、《清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编译》、《东华录》、《大清会典》（包括事例、则例、图）、《国朝宫史》、《皇朝礼器图式》、《养心殿造办处档案》、《穿戴档》、《清稗类钞》、《清实录》等。这些资料关键程度最高。
2.一些相对零散的史料辑册：《清史资料》（1—5册）、《清史资料汇编》（1—14册）、《明清档案史料丛编》、《李煦奏折》、《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辑》、《清盛京内务府顺治四年至八年档案》、《清入关前史前史料选辑》（1—3册）、《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明代辽东残档选编》、《酌中志》等。这些史料中有很多织物和服饰的名称及应用场合的描述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3.一些西人在华见闻实录以及清代的笔记小说《建州纪程图说解记》、《建州闻见录》、《东鞑纪行》、《中国新史》、《清廷十三年》、《中国近事报道》、《清代西人见闻录》、《使朝鲜录》和韩国的《燕行录》等，笔记小说如《陶庐杂录》、《阅世编》、《闲情偶寄》等很多。这些资料可以佐证档案中服饰的记载。
（二）实物和图像资料的研究方法
这项工作投入时间较多，难度也较大，需要根据类型学、统计学的方法把国内外所有龙袍及相关的服饰的信息都做成卡片，把有确切年代信息的资料筛选出来，其他作为佐证辅助研究。卡片中尽可能记录了实物现存的详尽信息及出版的情况，如：服饰的名称、收藏地、款式图、细节图、黄签、尺寸及描述、出处等。如果一件服饰在多个出版物上发表，也必须记录下来。
（三）研究的思路
本书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利用史料①（《满洲实录》、《满文老档》、《清初内国史院档案》及一些零散史料）结合实物和图像资料分析满族的服饰传统；利用史料②（五部《大清会典》及事例、《满文老档》、《清实录》等）结合实物和图像资料分析乾隆中期以前与龙袍相关的制度，研究龙袍制度的建立，并结合满族服饰传统探讨龙袍的产生；利用实物资料结合史料③（《皇朝冠服志》）研究龙袍的结构；利用史料④（清代内务府来文、织染局档案）研究清代龙袍的制作程序，结合实物信息研究龙袍的染、织、绣工艺及特殊部位的裁剪和制作；利用史料⑤（彩本《皇朝礼器图式》）分析龙袍标准纹样的特点，结合实物纹样的研究，总结龙袍上重要的纹样云纹、龙纹、海水江崖纹的演变规律；最后综合前面五部分的研究结论，提出断代的方法和参考系。
图1 研究框架
七 研究的创新性
1.新资料。本书使用的大部分档案史料都是未公开出版发行的一手资料，有些资料之前从未被引用过，这是研究的创新性之一。
2.在文献和实物研究的基础上，探究满族入关前的服饰，对其服饰类型和形制特征进行详细的描述，还原满族入关前龙袍的雏形，具有首创性。
3.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本书对清前期龙袍的断代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新观点。
4.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本书第三章使用了“量图法”。龙袍的裁剪方式是平面裁剪，廓型上呈轴对称，放平展开后，可以看到衣片的结构，测量图片与测量实物时对象的状态基本相同，所以在不能直接测量的条件下，通过测量整理得非常平整的龙被正面平放的图片，再与实际对应长度做比值，可以获得整件龙袍各部位的比例关系以及实物与图片的比例关系，从而计算其他部位的长度。
这种方法的误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拍摄时的系统误差，客观上拍摄时可能存在照相机与龙袍不是绝对平行的情况，但目前看来拍摄的专业设备误差较小，而且误差只对实际长度换算造成影响，对比例关系影响不大。二是处理图片时的误差，利用计算机处理图像时会出现拉伸变形的情况，这两种情况对于研究同一方向上的比例关系均不造成影响，而且研究样本是经过再三筛选严格论证，是博物馆提供的专业拍摄、精度很高的图片。三是测量图片时的偶然误差，可以通过多次测量力求准确。
为了减小误差，本书在选择样本上，要先通过一轮数据计算筛选。出版物中经常会给出的测量数据为衣长，通袖长和下摆宽，其中通袖长的参考价值不大。通过计算图片衣长和下摆宽的测量数据与实际长度值的比值，两个比值基本相同的，可作为样本继续测量。样本一旦确定，就会选定衣长计算比例关系，根据这种比例关系可以计算其他需要探讨的部位的尺寸。另外，在测量的基础上，根据几何定理，还可以算得一些特征点的位置，推导出局部的裁剪方法，进行规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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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房宏俊：《清代皇后常服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3期。
[69] 房宏俊：《试论清代皇帝明黄色朝袍的功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3期。
[70] 张凤荣：《清乾隆月白缎绣云龙袷朝袍》，《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993年第11卷第2期。
[71] 严勇：《康熙皇帝的服饰》，《紫禁城》2004年第2期。
[72] 赖慧敏：《乾隆时期内务府的皮货买卖与京城时尚》，《故宫学术季刊》2004年第21卷。
[73] 周湘：《清代尚裘之风及其南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74] 冯秋雁：《清代宫廷衣饰皮毛习俗和发展》，《满族研究》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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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徐恒晋校注：《建州纪程图记校注汉译〈鞑靼漂流记〉》，辽宁大学历史系1979年版。
[77] 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太宗实录稿本》，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版。
[78] （清）允禄等撰：《〈皇朝礼器图式〉》，广陵书社2004年版。
[79]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80]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第二版，第456页。
[81] 孙文良、刘万泉主编：《满族大辞典》，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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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王云英：《再添秀色——满族官民服饰》，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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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辽宁省博物馆、香港市政局：《锦绣罗衣巧天工》，香港市政局1995年版。
[92] 林淑馨：《台北清代服饰图录》，台北历史博物馆1986年版。
[93] 常沙娜主编：《中国织绣服饰全集（4）历代服饰卷（下）》，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94] 陈正雄：《清代宫廷服饰》，台北历史博物馆2008年版。
[95] 严勇、房宏俊主编：《天朝衣冠》，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
[96] 例如：雍正时期服饰藏品网址http://www.dpm.org.cn/search/shuziziliaoguan/cangpin/common/search.html？A.generateEra%20%20like′%25%E6%B8%85%E9%9B%8D%E6%AD%A3%25'%20and%20A.className%20like′%25%E7%BB%87%E7%BB%A3%25′%20。
[97] 聂崇正：《清代宫廷绘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
[98] 《清代帝后像》，中国书店1998年版。
[99] 《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
[100] 秦国经：《中华明清珍档指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01] 李之檀：《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参考文献目录》，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