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清嘉兴望族的生成机制

嘉兴地处环太湖流域的中心，经济发达、交通便利，自古就为文化聚集勃兴之地，多望族世家。尤其是明清时期，延续百年以上的大家族比比皆是，其数量并不亚于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湖州几府，对周边的文化繁荣甚至对全国的政治、经济、思想等诸方面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代学者潘光旦先生首先关注到了嘉兴望族的兴盛情况，并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中对明清望族进行了细致的搜罗与统计，共整理出91支嘉兴望族“血缘网络图”，展现出嘉兴望族在明清历史中的显赫地位。然其也有不足，潘先生侧重于家谱式的编织结网，而对其家族中的主要人物及事迹分析甚少，对文学家集及文学现象的解读也是空白。而后龚肇智先生又以十年时间写成《嘉兴明清望族疏证》，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对家族血系进行了注释和增补，并以更加细致的考证展示了明清时期嘉兴望族纵横交错的家族世系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贡献巨大。然而龚先生也仍未从文本解读的角度阐述嘉兴地域文学特征及追本溯源地探讨其内在因果规律。现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笔者再从地理生态、文化生态、宗法观念与精神传承及望族联姻的角度对明清嘉兴望族形成的原因做一个探讨。

一 优越的地理人文生态环境

列宁曾论及地理环境与人文生态之间的关系：

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33]

地理在形成各地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经济水平、文化的区域特征方面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与文学生成的关系曾被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等多位学者所关注。章太炎先生曾将治国学的方法归纳为：辨真伪、通小学、明地理。其中专辟一章陈述“明地理”的重要性，他认为“地理包括地质、地文、地志三项，须做专门的研究”。[34]以上学者均认为文学的研究不仅要从时间轴线上展开，更应以空间为广阔背景进行考察，文学因广阔的地域差异而体现出多样性，因而从地理环境入手把握文学的特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地理包括的范围很广，主要有山川、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还有历史沿革、风俗民情、教育水准、民族交往、人口迁徙、方言特点等社会因素。地理对于形成人的外貌、体格、性情及一地的风俗均有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行文的风格。梁启超曾云：“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35]

嘉兴府在明清时期文化的繁荣与发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理位置的先天优势。明代嘉兴府下辖嘉兴、秀水、嘉善、平湖、桐乡、崇德、海盐七县，地处杭嘉湖平原的腹心地带，北接苏州府，南临杭州府，辖境海陆兼备，境内河湖交错。陆域中平原面积约占总面积的90%，水面面积占总面积的9%，山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1%。《（光绪）嘉兴府志·山川》有着形象的描述：“浙西杭州半山半水，湖州亦然，嘉兴水多山少，实为泽国。然澉浦乍浦滨海皆山，则知抉兴盤郁于东南之气，固不任其坦然而无所蓄聚也。”[36]良好的气候条件及地理环境对水稻的生长十分有利，至唐代末年，嘉兴成为太湖流域及杭嘉湖地区粮食的主要产区，并成为东南重要的“粮仓”；境内广阔水域的生活环境为嘉兴提供了丰富的水产资源，使嘉兴成为生活富足的“鱼米之乡”。其地理的优越性还在于其良好的气候条件，嘉兴所属区域为北亚热带半湿润区，属典型季风气候，夏冬季风交替显著。气候条件适宜于农业耕作，尤其适宜栽桑养蚕，在明代，嘉兴府居民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成为当时江南蚕桑丝织业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农业的发达带动了手工业及商业的兴盛，也滋生一些工商业的市镇群。明清时期，经营蚕丝的市镇有乌青镇、石门镇，生产丝绸的市镇有濮院镇、王江泾镇，生产棉纱的市镇有魏塘镇等，当时民间甚至流传着“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纱”的谚语。明清两代，嘉兴在造船、酿酒、制墨、制盐行业其技术水平都处于全国各地前列。随着明代嘉兴行政建置地位的上升，嘉兴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达及市镇的繁荣，明清时期，嘉兴已成为“浙西大府”“江东一都会”。

水乡泽国也滋育了嘉兴的水乡文化。水本为温柔流动灵性的象征，在水乡成长的嘉兴居民，傍水而居，出入有船，以水为生，小桥、流水、人家的布局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居住环境。淡雅的居住环境本身就是一首写不完的诗，一桥、一亭、一船、一楼均可入诗入画，成为文人取之不尽的自然素材。水乡静谧的自然环境也影响了居民的体貌性情，嘉兴居民受水的滋养，女子情感细腻丰富，心灵手巧，善于织染；男子温文尔雅，书卷气息浓厚，工诗善画者众。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及各方志统计，明代7县有进士581人，清代有进士562人。其中，明代状元3人，约为全省状元人数的15%；清代状元6人，占全省状元的30%，明清两代巍科（状元、榜眼、探花、传胪）28人。近代学者潘光旦评价道：“嘉兴是人才的一个渊薮，其地位正和它在地理上的位置相似，即介乎苏杭两地之间。”[37]

紧邻苏杭的优越地理位置也为众多文化名人交流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嘉兴成为一个文化集散中心，结社活动频繁丰富。经考证，明代嘉兴府的结社数量达到22个，其数量仅次于杭州。顺治十年（1653）在嘉兴南湖举行了“十郡大社”的集会，“萃十郡名士赋诗，连舟数百艘”，会集了复社及下面分社社员数百人。明遗民作家金堡曾叙述结社的盛况为“人才奔凑，剪烛飞觞。方舟结缟，殆无虚日”。[38]结社也促进了文化名人间的交游。晚明松江文化名人陈继儒、董其昌曾慕名多次来到嘉兴进行鉴古、题写字画、观景赋诗甚至在嘉兴坐馆授课。嘉兴文化名人项元汴、李日华、包柽芳、冯梦祯等更是常往来松江、苏州、杭州等地进行文学切磋。大批文人互相交流、切磋诗艺、频繁结社，有力地促进了嘉兴文化的繁荣，也为文化家族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及丰富的物产，使嘉兴成为富甲一方的宜居之所。西晋末年众多北方士族的南渡、唐末农民大起义、宋室的南渡都带来大批的北方大族来江南定居，而嘉兴以优良的地理条件成为北方名门望族避难安居的第一站。从嘉兴望族的祖籍地来看，许多家族为移民家族，如海盐的张、董、徐家族，嘉善的郁、曹、俞家族，嘉兴的岳、高、陈家族等。嘉兴从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秀州（嘉兴府）人口增长17.4%，人口密度超过了20户/平方千米，明显高于两浙路的平均密度。至清中叶，全府七邑在籍人口为317万，每平方千米近900人，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府。人口的聚集为文学家族的产生提供了基本前提，一定规模的家族人口关系到家族人才产生的潜在数量。北方大族南迁带来的不仅是人口数量的增长，更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及家族的管理制度，这些都为后期嘉兴本土文化家族的孕育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综上可知，地理上的天然优势为嘉兴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及物质保障，再经由物质生产方式这一中介养育了嘉兴居民独特的民性和社会生活格局，进而为地域文化风格的铸造奠定了良好的生态基础。“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创造的文化，不是地理环境单独决定的，而是环境因素与人文环境（社会、历史、心理）的复合创造物。”[39]在人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地理环境虽然有较大的制约作用，但人类的社会实践与创造对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更强的决定性和选择性。

二 宗法观念与精神传承

中国的社会结构经过漫长的演变至今，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遗存却长期保留下来。而社会的细胞——“家族”就是其宗法制度的一个缩影，它既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也是文学生产、消费的基层单位。近代学者钱穆指出：“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40]

世家大族之所以能持续几代甚至更长时间的显赫与辉煌，与他们注重宗法教育与精神传承有很大的关系，这包括在父母、兄弟、夫妻、舅姑之间树立孝、悌、贞、顺之观念，以维系家庭成员的和谐关系，保证家族社会秩序的正常进行。同时，家族中的先祖也往往将对子弟的要求以家训的形式写入家谱或家集，以训示激励后人。这些训言大多告诫子孙世守德业，提倡读书，勤俭持家，孝敬友爱，希冀后裔克振家声。此外，一个世家大族还通过一定的家族仪式以密切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祠堂的出现即是一个重要标志。祠堂的建立具在多种功能，一方面，它为家族子孙提供了婚、丧、寿、喜等仪式举行的场所；另一方面，祠堂也是订立家族家规、商议族内重要事务的所在地。祠堂内往往设立匾额、楹联、碑记以及族规家训，以倡导孝悌、友爱、勤劳、俭朴等为主要精神旨归来约束和激励子孙，同时在祠堂中祭祀共同的祖先也使家族成员之间保持了一种精神上的统一性。据《（光绪）嘉兴府志》记载，嘉兴府在官学机构明伦堂侧先后建有忠义孝悌祠、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这些祠堂对于传递乡邦文化，凝聚地方文化精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些祠堂历经岁月沧桑至今仍旧保留下来，海盐的钱家祠堂就是其中之一，钱氏是海盐的一支望族，在明清两代簪缨不绝，人才辈出。钱氏家族十分注重家族的文化传承，其祠堂以耕读传家为主题，堂内设有先祖名人画像、楹联上题有家族训言等以展示钱氏家族的家风和精神内涵。家族每年定期开展祭祀活动，告诫后人不忘先祖遗训及家族的光荣历史，以激励后辈子孙、团结族人。

在嘉兴的一百余支世家大族中，有不少家族有着独特的家学特色及家风，如秀水董氏五世擅诗与画；嘉兴三李名震诗坛，追步文坛朱彝尊；秀水项氏以书画及鉴赏精于时。这些艺文家族通过制定家训、家规、撰写碑文等一系列激励机制使家族才艺风习得以保存及流传。屈疆在《平湖屈氏文拾·先考事略》中谈及：“我屈氏世世读书敦行，乡里推为望族。自若仓公后，益究心、理学诸书，不言而躬行，累传勿替，愿汝曹毋坠家声，毋替家学以重，吾不德也不孝，兢兢不敢忘，深以不克负荷是惧。”[41]先祖提倡读书重视孝德的家族训言跃然纸上，屈氏家族虽在科举上并不显赫，但其家族子弟屈大成、屈学洙、屈学海、屈世楣、屈世棠等均富有文才，有诸文存世，才德深受乡里敬重，被推为一邑望族。

平湖张氏《忠献公祠后记》中论及了家训教育的重要性：“公遗语有云：人道所先，惟忠与孝。又云：幼被家训，粗知仪方。又云：忠则顺天，孝则生福。勤则业进，俭则心逸。又云：学以礼为本，礼以敬为先。子孙闻之，虽二十世以遥，有不奋然兴起者乎？”[42]这段话可以看作张氏在乱世后重建家族精神的一面旗帜，提倡忠、孝、勤俭，以礼持家的训言为鼓励后世子孙发奋有为、振兴家族提供了可贵的精神食粮。

嘉兴谭氏在《声扬公传》中云：“嘉兴谭氏自浙东之山阴迁禾，累传至太仆公而其族始大，其后扫庵、筑岩、舟石、左羽颉颃海内，皆以文章气节名于世，禾中称望族者莫不曰谭氏。三数传后，稍稍中落，然皆克自树立，不坠家声”，并要求“子弟无论智愚，不可不教以读书。四书经史皆可，以闲其邪心，而兴其善念”[43]。嘉兴竹林高氏也为一支科甲连绵之文化家族，先后出现高道素、高承埏、高佑釲等文化名人，家族中存有《高氏家训》，其中就包括续书香、奖读书、图上进、励官箴、和兄弟、敦族谊、置公产、埋露骨、戒游幕、慎医术十条训言，要求其子弟在耕作之际不忘诵读，其家训包含内容不光只在读书，更有如何为人处世及品德方面的训诫。

在诸多世家大族修纂的家谱或家集中，其先祖提得最多的一句即为“勿坠家声，勿失家学”。家规家训在家谱及家集中普遍可见，它成为一个家族的精神符号，警示激励子孙持续不断地进取，以维护家族的声誉及地位，而后世子孙也因祖先取得的荣誉地位而自豪，鞭策自己奋发图强。可以说，一个家族遗留训言的多少及深刻程度直接关系到家族的兴衰。

三 对家族女性的培养及望族的联姻

明清时期，西学东渐，社会风气渐开，程朱理学虽仍有较大的影响力，但在江浙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传统礼教对女子的束缚已有了很大的动摇。在明清江南的文化圈里，我们可以发现众多女性的身影。嘉兴一地文风浓厚，家族普遍藏有图书，这给家族女子接受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与客观条件。许多望族之家已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家族的女性成才，以便为日后的望族联姻及女儿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和母亲奠定基础，一个调教得很好的女儿也成为望族声望的一种象征。

检索家集文献可发现，多种家集中提及家族女性阅读创作的情况，且不少家集中存留有家族女性的诗文别集。平湖屈氏在家集《平湖屈氏文拾·古月楼诗钞跋》中就记载了家族才女屈凤辉聪颖好学，善吟咏，与丈夫相互唱和的事迹，在屈凤辉病逝后，家中爱惜其才，其夫将她的诗文创作收录整理并汇编成册。秀水的王氏家族堪称典型的文学家族，其家族成员王霭、王璋、王玑、王元鉴、王澄等人均有文集存世，王澄妻吴宗宪是一位女诗人，工诗，好吟咏，其家集文献《秀水王氏家藏集十二卷》未因性别而忽视其才华，将其《清闺遗稿》收录家集之中。嘉善钱氏家族中才女甚多，家族男性对她们也十分珍爱，为保存她们的文学创作，家族成员将吴黄、沈榛、蒋纫兰的文集汇结为《彭城三秀集》，以传家族一门风雅。将女性作品列入家集不仅有助于女性才华的展示，提高女性在家族中的地位与价值，更为闺阁文学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除女性个人创作外，家族女性诗人群也成为嘉兴典型的文学生态景观。明清之际，以沈纫兰、黄淑德、黄媛介、黄媛贞组成的黄氏女诗人群体及孙兰媛、孙蕙媛、屠菃佩、陆宛棂等人组成的孙氏女诗人群以其大量的诗文创作及广泛的交游在整个江南文化圈富有一定影响力；平湖张氏作家群中的鲍诗、顾慈、孙湘宛、沈錱、张凤、钱蘅生，海盐彭氏家族群中彭琬、彭琰、彭孙婧、彭孙莹、彭贞隐、沈彩等女性作家在当地富有才名，检索《槜李诗系》《全明词》《名媛诗归》《撷芳集》等文集均可见她们的诗文遗存。江南人文地理及家族文化培育了嘉兴才女优良的品性，她们幼染书香，知书达理，多才多艺，更有江南女子的洁身自好和韧性，她们在家族教育方面颇多作为，同时也带动鼓舞男性成员不敢轻易懈怠而逊于女子，从而对家道振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女性地位的提高及作用的增强也体现在婚姻之中。在江南望族的文化圈里，门当户对的婚姻仍具有普遍意义。恩格斯研究王公贵族的婚姻行为有一经典论断：“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是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和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44]在世家大族中，必定有一群文化精英，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因此在婚姻的选择上，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知诗书的女子，这一方面是基于夫妻琴瑟和鸣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也是为后代子女优良品性之继承考虑。在嘉兴的百余支文化家族中，世家大族之间的婚姻缔结占有大半，如海盐张惟赤家族与秀水陈德元家族、海盐马维翰家族、海宁杨存理家族有过联姻。张惟赤，顺治十二年进士（1655），所娶秀水陈氏，为秀水陈德元[45]的孙女。其家族成员或工文章，或经营仕途，在当地甚有影响。后张惟赤之女适海盐马氏，张氏家族中张宗松娶海宁杨存理之女。秀水黄氏家族与海宁沈淳家族、嘉兴项氏家族、石门吕氏家族、崇德郭皜家族、乌程潘仲骖家族有过联姻，如黄洪宪子黄承昊娶海宁给事中沈淳之女沈纫兰[46]，黄洪宪之孙黄卯锡妻项兰贞，为项氏家族中项德成之女，也是一位望族才女。望族之间的婚姻缔结不仅扩大了文化家族的交往圈，也补充更新了文学的血液，使文学的传承有了更好的土壤环境及更大的空间维度。

闺阁才女嫁入诗书之家，对家族文学的累积和演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化家族的女子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更重要的是，她们可以带来更广泛的家族社会关系，使望族的声誉、文脉、财富得以延续。在这些文学家族中，往往有一两位居于核心地位的女性，她在家族中有举足轻重的身份地位，以其自身良好的文学素养在家族中起到教育子女及倡导族中子女读书赋诗学艺的作用。钱陈群的母亲陈书[47]就是其中一位。陈书自幼饱读经书，诗词书画皆很出色。嫁监生陈纶光后，育有三子，而钱纶光长期在外任职，陈书留守嘉兴抚育三个儿子，她篝灯课督三子，“口授章句大义”，学完之后，还要熬夜纺织，以补家用。三子后来俱有成就，长子钱陈群中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二子钱峰为贡生，三子钱界中举人，陈书的教育功不可没。再如黄洪宪的子媳沈纫兰，喜作古诗，富有才名。以她为核心，聚集了黄淑德、黄双蕙、项兰贞、周慧贞、项兰贞、黄媛介、黄媛贞等一批才女，她们常以家族为中心组织赋诗唱和，并与吴中叶氏家族、山阴祁氏家族的几位才女展开了跨场域的交往，为闺阁文学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