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及趋势

（一）三个阶段

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随着陕西文学创作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沉寂酝酿期

时间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对于陕西文学的批评可以从1977年1月复刊的《延河》文学月刊、散落在报纸上零星的评论以及公开出版的评论集中依稀分辨出。文学批评基本在文学的外部范围进行，主要集中在对老作家杜鹏程、柳青、王汶石等人的作品分析上。批评者有胡采、王愚、阎纲、蒙万夫等人。文学批评特点如下：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美学观为其理论基石，沿袭社会政治批评模式，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明显地受到社会时代风貌的制约，政治气息浓郁、艺术氛围较为淡弱。值得注意的是文艺理论批评家胡采的理论批评在7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独具特色，当然其文艺批评标准也不可避免地带上时代特有的政治色彩。胡采文艺批评特征如下：第一，重视作品的艺术性，从审美角度对杜鹏程等人作品进行细致分析，这在当时批评语境中亦是难能可贵的；第二，注重生活对创作的作用，由此入手构筑批评的理论支点；第三，批评态度理性化，批评者与作家的关系首先是挚友，其次是诤友。

2．复苏发展期

时间指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陕西文学批评处于迅速成长发展壮大时期，标志性事件是“笔耕文学研究组”的活动与《小说评论》的创刊。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展开第一次学术活动，王愚、蒙万夫、李星、畅广元、文致和、费秉勋等人参加文学活动。《小说评论》是全国范围内起步最早的专业性小说评论杂志，1985年1月创刊。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以《延河》《小说评论》为阵地，以“笔耕文学研究组”活动为纽带，以群体形象展开陕西文学批评工作。他们一方面继承70年代乃至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注重生活与艺术之间血脉相连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借鉴西方新思潮与方法丰富并完善批评理论。在此期间，涌现出一批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艺批评家，如畅广元、肖云儒、费秉勋、李星、王仲生、刘建军等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特点如下：一是跟踪审美体验式批评模式，评论家紧跟作家对其创作作出及时的评论，具有新闻报道的及时性、趋时性特点，它提升了作家作品在时代中的声誉及影响，但由于缺乏理性沉淀，不可避免地出现激情有余而思考不足的弊病；二是批评成果不突出，理论深度不够，处于文学批评积淀时期，真正开花结果还在90年代。

3．多元喧嚣期

时间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文学批评，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一方面大量厚重的学术专著不断涌现，使得新时期文学批评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急剧冲击，文学批评出现躁动不安。特点如下：

（1）批评模式趋向多元化。根本性突破70年代乃至80年代前期批评界盛行的社会政治批评模式，大胆吸纳文本批评、心理批评、原型批评、比较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接受批评等多种批评模式；其次批评队伍得以扩充与壮大。既有活跃于80年代批评界的第二代批评家，又有经学院训练有素的朝气蓬勃的第三代批评者，如媒体派李国平、邢小利，学院派赵学勇、李继凯、屈雅君、张国俊、李震、周燕芬、段建军、仵埂、沈奇、杨乐生等，以及宝鸡、渭南、延安、榆林、商洛等聚集在高校的教师，他们以较为独立的批评姿态走向批评界，思维敏捷、潜力很大，为振兴陕西文学批评注入强劲新鲜的血液。

（2）成果明显。第二代批评家经过知识储蓄及思想沉淀结出丰硕的成果，比如畅广元的《神秘黑箱的窥视——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李天芳创作心理研究》（合著）、《主体论文艺学》（合著）、《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陈忠实论——从文化角度观察》，费秉勋的《贾平凹论》，肖云儒的《中国西部文学论》等；年轻的第三代批评家相继推出学术著作，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屈雅君等人合著的《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韦建国、李继凯等合著的《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冯肖华主编的《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当代现实主义本体论》，赵德利的《情缘黄土地——新时期陕西文学的民间文化阐释》，韩鲁华的《精神的映像》，段建军的《白鹿原的文化阐述》，马宽厚的《当代文学研究论文集》（上、下卷，其中上卷的《陕西文学史稿》是陕西文学的专著）等。

到目前为止，根据不完全统计，关于新时期以来陕西文学批评的专著有近百部。由于笔者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难免会错过富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著作，只能恳请方家里手海涵。下面就少部分重要批评专著进行评述：

肖云儒的《中国西部文学论》是西部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荣获1990年中国图书奖，1992年中国当代文学优秀成果奖。肖云儒首次提出西部文学概念，从时空地域文化厘定西部文学概念，使中国西部文艺初具理论形态。此书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世界文化体系等角度宏观地把握西部文化、文学、艺术，以宏观的理论视野分析西部精神、西部艺术、西部文学的美学风貌以及中国和世界文艺格局中的西部文学。王仲生在《多维文化学的理论建构》一文中指出该书“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论气势和阔大风度”,“理论富有创见而论证坚实，显示了肖云儒对西部文学历史思考的成熟与总体统摄能力”。肖云儒以理论家宏阔的视野、新闻记者敏捷的思路，以纵横天下的才子气魄对西部文学展开大开大阖的建构与展望，对于西部文学理论框架的形成做出了独到贡献。但如王仲生提出的作者强调从大文化背景着眼，“过分突出文化背景，而有意无意忽略了文学现象自身的特性”,“带来某种程度的空疏感”。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不够，加之西部概念的辽阔庞大，蕴含其间个体的鲜活性多样性被西部概念遮蔽。西部作为地域概念本身就很大，西南以及西北的省域之间民族性格、生活习俗乃至文化内涵差异颇大。陕西省内的陕北、关中、陕南三个地域板块在文化习俗、文学风貌等诸多方面也大相径庭。

《神秘黑箱的窥视》（畅广元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的编者独辟蹊径，从创作心态的角度，打破了作家写作、评论家单向评论的批评模式。评论家、作家、评论家展开三维模式的思想交锋对话，对作家创作的心态展开深层探求，中肯剖析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得失，刺激（甚至不无善意地旁敲侧击）作家尽快向中国文坛“咥实活”[14]。本书吸引人的首先是作家与批评者之间那种如同挚友般促膝交谈的平和方式；其次以作品为中心展开的文学分析，比起疏离于作品之外评论家自说自话的空泛议论，更贴近文学评论本体；最后是创作心态角度的深层把握，论者或从作家的创作动机或从作家的审美意识展开充满生命体验的文学批评，试图撩起罩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神秘面纱。论述既有文学的审美性，又不乏学术的理性思辨，对今天的研究不乏启迪意义。遗憾的是今天有些批评并没有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作出相应的充满艺术趣味、富有理性思辨的多维批评对话，不少批评反而成为个人欲望的凌空虚蹈。

《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李继凯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系20世纪末出版的有关陕西小说研究的学术专著，当时应《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编委会邀请而撰写。首先，论者从秦地文化演变的轨迹把握秦地小说，颇有创意地提出了“白杨树派”，高大直挺的白杨树是秦地常见的树种，抓住白杨树这一意象基本上抓住了秦地文化（文学）的风貌；其次，大胆吸纳整合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勾画出20世纪秦地小说三大版块的文化格局；再次，把握秦地小说肌理探讨文化主题、文化心态，同时又兼顾三秦大地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最后，将区域式的秦地小说提升置放于中国文学格局中，尽情挥洒出秦地文化鲜活的生命冲击力。论著思路开阔，方法灵活多样，新见迭出。“兼容并蓄：审美个性化的必由之路”[15]是畅广元的点评，批评将主体情感灌注于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加之鲜活生动的语言，一改学术专著枯燥乏味的生冷猪肉面孔，读来使人感觉鲜活别致。

《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韦建国、李继凯、畅广元等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是21世纪初由陕西师范大学韦建国、李继凯、畅广元三位教授联袂挂帅撰写的有关陕西当代作家的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突出之处是研究眼光超拔于地域文学范畴，将陕西文学置放于世界文学发展的视域下，比较分析贾平凹之与川端康成，陈忠实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路遥之与托尔斯泰、肖洛霍夫，高建群之与劳伦斯、弗洛伊德，叶广芩之与托尔斯泰，红柯之与巴乌斯托夫斯基这六位作家的文学创作。杨昌龙认为此书“视角独特，方法新颖，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理论分析严谨中肯”[16]。另外附注新时期以来作家作品的发表状况以及获奖情况是本书的特色，这有利于陕西文学批评研究工作的有效展开。值得关注的是批评者发扬陕西文学批评老手带新人上路的传统，大量培植新生批评人才。这有效地整合了高校人力资源，也为未来陕西文学批评储备了新生力量。但是，论著亦有不足之处，个别章节或流于理论空疏的泛论或沉没于小说内容的大段引用，理论与实际结合不够圆熟，个别判断也过于简单。

冯肖华主编《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立足于陕西地域文化，从文学史观、思潮现象、作家作品和病象批评四个方面展开宏观分析，立论高远，视野开阔。论著把陕西地域文学的文化脉络追溯至远古的姜炎文化，“认为姜炎文化、周秦文化、汉唐文化、延安文化，这正是陕西古今文学链环一脉相承的延续”[17]，建构起陕西地域文学的学科框架，即文学范式的完整性是陕西地域文学构成的理论框架。文学本体的独立性是陕西地域文学构成的基本内核，把握现实的同步性是陕西地域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论著对陕西地域文学的价值意义进行了建构整合：一是对于中国文学史构成的板块作用，二是与主流文学意识形态一脉相承的时代精神，三是坚持写实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除了从理论上剖析陕西地域文学外，还从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红柯、孙见喜、叶广芩、寇辉等几位作家入手，展开细致的文本分析。但是，论著亦有不足之处，由于是多人合作的集体写作，个别章节内容杂糅交错，学术水平参差不齐。

《精神的映像——贾平凹文学创作论》（韩鲁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是贾平凹研究的重要著作。著者从传统文论中汲取理论资源，又灵活地借鉴新时期以来的精神心理分析、文化分析等理论与方法，以民族的东方审美精神意象主义统摄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从审美意识、审美结构、审美意象、审美语言四个层面，力图构筑贾平凹审美形态大厦。论著独具慧眼，对于贾平凹创作的病体心理进行理论分析，发人所未发，不乏批评的创造性精神。王仲生在此书“序”中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将平凹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准，新的高度”。

《陕西文学史稿》（马宽厚著，中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是第一部研究陕西文学的书籍。该书以在陕西出生的、长期居住陕西或客居陕西的、曾任陕西官职的历代诗人、作家作为研究对象，比如李白、杜甫等人。时间上溯到《诗经》时代，下截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文学，体例依照题材安排。第一、二编诗歌（上、下），第三编散文，第四、五编小说（上下），第六编纪实文学、儿童文学和戏剧文学，第七编文学评论与文学理论研究，第八编旅外陕籍作家。资料全面翔实、点评简洁。不足之处，是流于经验性的常识介绍，独创观点欠缺；二是流于今人写史之弊病，堆砌无足轻重的作家、批评者。但毋庸置疑，本书是最早的有关新时期陕西文学研究著作，就资料搜集整理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3）媒体批评介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批评界不可避免地受到商业文化的浸染与侵蚀，批评声音中既有坚持文学的捍卫性批评，也有向商家投怀送抱的媚俗性批评。

（二）发展趋势

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经历了这样一个复苏发展的漫长历程，其总体发展趋向大体如下：

1．小说创作数量惊人。新时期30年来小说创作由短篇小说向中长篇小说发展。20世纪70年代短篇小说创作相当活跃，进入80年代中长篇小说逐渐得以发展，90年代长篇小说取得长足的发展，1993年陕军东征的几部长篇小说，以及有名无名的长篇小说数量颇多。进入21世纪，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长篇小说数量惊人。

2．小说研究广度、深度均有所突破。从小说主题、题材的浅表层面到人物典型化、环境渲染等问题的涉猎乃至深入，进入小说本体艺术规律、语言特色层面的探索。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着眼于小说的主题思想、社会教化功能，对艺术审美重视不够；80年代逐步开阔视野，突破政治单一视角，从比较宏观的社会历史视角关注文学研究；90年代从社会学、文化学、文艺美学、比较文学、阐释学、叙述学等多个角度展开研究，逐步改变陕西省研究格局的单调模式，走向大文化研究。大文化视角作为一种认知图式，具有极大的宏观性和包容性，然而以此作为研究介入的视角与方法，又陷入了二元对立中，结果是将文化性与社会性对立起来，导致社会意识形态退场，社会关注意识淡化，也遮蔽了文学的审美性研究。

3.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以来小说研究滑向市场化、商业化轨道。纯文学刊物上增设“企业风采”“企业文化”等专栏（比如《小说评论》杂志），杂志向知名作家大量设置“订单写作”, 2007年12月18日，陕西文学院与14名作家签订“订单”创作协议，诸如种种市场经济浪潮下层出不穷的花样严重地冲击着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整个小说评论在政治、社会、文化、金钱“翻鏊子”现象中跌打爬滚着，不少批评家由于主体意识和人格力量的不够强大，或受媒体利益诱导或与媒体暗中共谋走向媚俗批评。当然批评界不乏捍卫文学的“清道夫”，但陕西文学批评界整体来说还是显得过于“温柔敦厚”，缺乏那种激发作家灵感、撞击批评的智慧、充满思辨色彩的学术气氛。加之后续批评力量整合不足，批评上也出现了类似创作上的断代现象。这些现象严重阻碍了陕西文学与批评发展的前进步伐。

陕西文学批评界以拥抱现实、追求艺术的热情对陕西和中国文学研究做出一定的贡献，这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既有从理论方面宏观把握的专著，也有从个别作家着手的微观研究，这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位居陕西的《延河》文学月刊、《小说批评》等杂志成为本书思索研究的基本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