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陕西文学批评的历史考察

第一节 批评视野中的陕西文学创作

在恢宏的文学大厦中，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不可或缺的两翼，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为文学批评提供了理论阐述生发的批评空间，而文学批评又对文学创作具有指导与提高的作用。

对于陕西文学批评的考察，先从批评视野中的文学创作入手。以1985年为界，将新时期陕西文学创作划分为两大段落，1977—1985年为第一个时期即苏醒中的陕西小说，1985年至今的文学创作为第二时期即走出陕西的文学创作。与此相对应的文学批评亦有两个时期，第一时期1977—1985年，是陕西文学批评的恢复期，第二时期1985年至今，是陕西文学批评的多元建构期。

一 苏醒中的陕西小说（1977—1985年）

陕西文学曾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颇为显赫的位置，但经过十年“文革”动乱，陕西文苑百花凋零、园中荒草疯长。新时期伊始，陕西文学在阵阵寒气中迎来料峭的早春。20世纪70年代末期，陕西小说创作数量少，而质量上乘的更是屈指可数，这一段时间小说创作处于解冻复苏状态；进入80年代，小说创作有了长足发展，短篇小说在文坛上率先发出响亮的声音，中篇小说创作也不甘寂寞，数次冲出陕西，捧回全国大奖。

（一）冰河解冻的70年代末小说

受十年“文革”风潮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的陕西小说创作陷入沉闷期，直至末期局面才略有改观。1977年1月复刊的《延河》文学月刊在第10期与第11期合刊本上，登出杜鹏程[1]的历史小说《历史的脚步声》。这是一首悲壮、激越的英雄颂歌，小说描写了我国西北野战军在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艰苦卓绝的斗争故事，小说一经发表引起各方关注。1978年《延河》文学月刊2月号、3月号、10月号、11月号、12月号连载柳青《创业史》第二部。柳青的《创业史》较为真实地记载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具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与文学审美价值。这些优秀作品的问世，打破了陕西文艺界滞涩沉闷的创作气氛，为新时期文学激荡起一股清新活泼、强劲有力的春风。

70年代陕西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坛具有一定的地位。老作家复出后的文学活动，拉开了陕西新时期文学的序幕。青年作家感应并传承老作家的精神气韵，在文学天地中牛刀小试、崭露头角：1978年莫伸的短篇小说《窗口》、贾平凹的《满月儿》获得本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信任》获得本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新一代作家莫伸、贾平凹、陈忠实、路遥等以群体形象出现在文坛，显示出陕西文学创作发展的潜力，为80年代以后陕西小说创作的崛起打下良好基础。

本时期小说创作的基本特点是恢复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力图打破“假大空”虚假模式，摒弃“高大全”完美形象，作家带着乐观主义者激昂的心态高唱社会主义建设的颂歌。与同时期全国揭露“文革”的“伤痕文学”相比，陕西文学显示出明亮健朗的风格。无论是莫伸笔下的普通售票员韩玉楠（《窗口》），还是贾平凹笔下的农村姑娘月儿、满儿（《满月儿》），人物形象明朗单纯折射出新时代昂扬向上的风貌。然而，本时期文学创作毕竟处于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期，创作上存在不少问题：题材狭窄且观念守旧，创作模式单一，跳不出复制好人好事的窠臼，创作理念模糊，存在小说、故事一体化的倾向。《延河》文学杂志1978年第1—12期总目录编撰时，编者就将“小说·故事”归为一类，作为审美意义上的小说创作观念还有待于下个时期的不懈探索。

（二）奋进崛起的80年代前期小说创作

跨入20世纪80年代，陕西小说创作颇有起色，几股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奔腾跳跃着，不时地飞溅起耀眼的浪花。1980年京夫的短篇小说《手杖》获得本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1979—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1982年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获得《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1983年路遥的《人生》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邹志安的短篇小说《哦，小公马》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20世纪80年代前期短篇小说的创作在陕西文坛中继续占据着重要位置，中篇小说也开始于蓄势中达到迅猛发展。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是继续恢复与发扬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在具体创作行程中，则表现为与社会生活同步发展，并积极干预社会生活。同时，小说创作根据日益变化的社会环境和读者的审美需求，在艺术上做出调整与更新，使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丰富与发展。

本时期小说创作与全国盛行的“伤痕文学”相比亦有值得肯定之处，陕西小说同“伤痕文学”一样，敢于暴露生活中的矛盾和阴暗面，敢于触及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敢讲真话，敢吐真情，对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表现出积极“干预”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态度；但陕西小说中却少了“伤痕文学”那种揭伤疤、抚创口的感伤哀叹式的低迷情调，作品展示的是陕西人在风沙迷眼、贫瘠干枯的黄土地上那种直视现实、抗争苦难的勇气与韧劲，审美风格透射出雄浑、逼人的阳刚之气。

《人生》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作品聚焦于农村与城镇的“交叉地带”，书写“交叉地带”有理想有文化新一代青年高加林的人生追求和生命困惑，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合理社会现象给予大胆的披露与抨击，作家怀着热诚的社会参与意识，深情呼唤新一轮的变革，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本时期陕西小说现实主义艺术传统在干预社会方面得到加强，反映社会的深入程度也有所掘进，但中短篇小说创作还缺乏现实主义小说所应有的严谨叙事风格，艺术上远远不够圆熟。

陕西文学为什么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令人可喜的成果呢？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陕西悠久深厚的历史地缘文化传统，这是陕西文学发展的潜在因素。历史上三秦大地曾以其突出的区位优势，谱写过辉煌的历史篇章，尤其是关中及古都西安（长安），从西周到唐代演绎出13个朝代，建都时间总共1100多年。秦地曾有三次大的崛起，即周族的崛起和西周文化的显赫，秦人的崛起和秦汉文化的显赫，拓跋鲜卑的崛起和隋唐文化的显赫。[2]伴随这些朝代的崛起以及显赫的文化，文学上曾经绽开过亮丽的花朵。《诗经·秦风》中的不少诗歌采撷于秦地民间歌谣；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陕西韩城人司马迁的杰作。时至唐代，各地骚客文人荟萃长安尽情挥洒才情，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列举不完的名人共同铸就了青春曼妙的“诗唐”时代。唐代以后，陕西文化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现代以降，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偏移西南，新文学中心基本上全部集中在西部地区：解放区的延安文学、国统区的重庆文学、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文学，陕西在新文学地理版图“西部高地”[3]上占据一席。显而易见，得天独厚的历史地缘文化传统，提供给陕西文学发展的可能。深厚的文化传统因子如同集体无意识代代承袭渐已积淀渗透于三秦人的血脉深处，演化为一种穿越古今的精神气韵，难怪一些外省作家提起陕西深厚的“文根”常常艳羡不已。

其次，《延河》文学月刊杂志的振作以及陕西文艺界一大批文艺工作者的执着坚守，对繁荣陕西文学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考察文学盛况时不容忽视的因素当是文学阵地，文学阵地的有效建立、巩固乃至于壮大，对整个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新文学史上，1915年9月《青年杂志》的创刊以及发展，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面展开有着重要的意义。《延河》文学月刊所起的作用与《青年杂志》相似，继1976年《诗刊》与《人民文学》复刊，翌年1977年《延河》文学月刊正式复刊，这在全国同类文学杂志中也属较早复刊的文学刊物，显然它为陕西乃至全国的文学创造了发展的平台。

《延河》文学月刊杂志，创刊于1956年4月，连续发行22期后， 1958年由于时局的原因被迫停刊19个年头，到1977年重新复刊。但在《延河》文学月刊长达19年的停刊中，陕西文学事业从未中断。1973年7月，《陕西文艺》[4]在《延河》停刊的第15个年头后创刊，当时编辑部不少人员基本上是《延河》杂志的原班人马，《陕西文艺》坚持办刊至1976年11月，出版发行刊物21期。当时极“左”政治思潮弥漫文坛，但编辑人员以及文艺工作者凭着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抵制“假大空”的来稿。他们从文学内在诉求出发，为陕西未来文艺及时发现并精心培育新人，像后来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路遥、贾平凹、陈忠实当时就在《陕西文艺》上发表文学作品。路遥在《陕西文艺》上相继发表5篇作品：1973年7月创刊号发表散文《优胜红旗》，次年9月总第8期发表散文《银花灿灿》，接着1975年再发表两篇，第1期发表散文《灯光闪闪》、第5期散文《不动结的土地》, 1976年第2期又发表小说《父子俩》。陈忠实先后发表4篇作品；1973年7月创刊号发表散文《水库情深》，接着11月第3期发表小说《接班以后》, 1974年9月第8期发表小说《高家兄弟》, 1975年第4期总第13期发表小说《公社书记》。贾平凹在1976年第2期总第17期上发表小说《拽断绳》，这些作品的发表给尚无盛名的作家以极大的鼓舞。

当人们注目作家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时，这些习作练笔常常不被提及。事实上，作家的成就与个人对文学的坚守固然分不开，但在文学“断奶期”编辑的呵护，以及陕西特有的文学气氛对创作起着莫大的作用。当然，以文学审美的眼光来看当年这些作品还是稚嫩些，存在拔高主题的时代流弊，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但作品散发着一定的生活气息。陕西文学如同一株根系发达的大树，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不懈坚守下，根须深扎大地腹部。文学杂志尽管停停办办，文学活动并没因时局变化、政策干预而停止，而是凭借对文学的信念苦苦地守候着。因此，当文学春风再度吹来，《延河》文学月刊在短期内迅速复刊并壮大起来，为后来陕西文学的繁荣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宽广平台。

最后，新时期伊始，社会政治权力话语的介入以及文艺界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是陕西文学发展壮大的不可忽视的外因。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政治阴谋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治动乱。1978年5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是我国文艺界举行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主要任务是：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行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和极“左”路线，研究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政策，促进创作繁荣等问题。会议宣布，中断十年之久的全国文联及其所属的各个协会立即恢复工作，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复刊，这些决定以及措施，对于促进全国各地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调动一切积极力量，组织文艺大军迎接新的历史时期，起了积极作用。陕西省文艺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甘落后，通过各种方式展开文学活动，致力于陕西文艺打开新局面。

1977年12月，陕西省委召开全省文艺创作会议；12月2日，《延河》编辑部邀请作家、文艺工作者举行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愤怒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1978年3月15日至25日，《延河》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3月28日至4月5日，《延河》编辑部召开诗歌创作座谈会；9月16日至23日，《延河》编辑部召开文艺评论工作者座谈会，展开有关《伤痕》讨论以及题材、人物以及悲剧问题的讨论。

陕西省诸多会议的有效展开，对于营造良好的陕西文艺气氛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然，文学本体自身发展的诉求作为内在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十年期间文学园地一片凋零，不能满足人民需求，到了一定阶段，文学自身也在寻求突破的可能。

陕西文学在短时期取得比较可喜的成果不能简单归于某种具体因素，或者说某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应该是这些综合因素的合力构成。恩格斯曾多次强调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互相影响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于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5]

恩格斯对于历史结果的分析适宜于文学现象，如同物理学合力构成说，在一个质点上，有着两个或者多个在同一方向却又不在同一直线上的矢量，每个矢量都不能决定质点的方向，其中每个矢量却又在相互作用、相互牵制之中共同决定质点的运动方向。陕西新时期小说的成果就是在这种多样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

二 走出陕西的文学创作（1985年至今）

（一）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繁荣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经历了“文革”结束后的控诉、反思和进入新时期意气风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改革后，在世界文学的整体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了真正回归自我的追求，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难得的文学繁荣。在新时期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文学思潮之后，又先后出现了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几个大的文学思潮。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较之前一阶段更为多彩、丰满。在思想文化和审美内涵较前一阶段更为深刻。陕西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整体趋势上表现出了和全国文学思潮基本一致的文化选择。总体来讲，作家在创作方面，已经开始了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多方位的艺术追求。

这一时期，陕西文坛上一大批新秀脱颖而出。例如，高建群、杨争光、和谷、冯积岐、沈奇、朱文杰、商子秦、黄建国、穆涛、远村、萧重声、朱鸿、方英文、李康美、杜爱民、吴克敬、伊沙、冷梦、沙石、文兰、鹤坪、孙见喜、刘亚丽、庞进、王观胜、安黎、杨小敏、马玉琛等。这些文坛新秀们和已在文坛上声名大噪的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一起，共同造就了新时期陕西文学创作的第一次繁荣。

在小说创作方面，贾平凹在80年代中期以后，其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飞跃期。1985年，在整个文坛文化寻根意识的影响下，贾平凹创作了《天狗》《黑氏》《远山野情》《商州世事》等十部“商州系列小说”。特别是1987年荣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浮躁》，可谓“商州系列小说”思想艺术特色的集大成者。这部小说以农村青年金狗与小水之间的感情经历为主线，描写了20世纪80年代大变革时代初期，由于传统道德与现代意识、历史文化与现实文明的冲突与摩擦而产生的整个社会的浮躁状态和浮躁表面之下的空虚。通过金狗这个具有代表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在时代和文化变迁中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运以及民族的心态特征和时代情绪，小说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

1988年路遥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作者在近十年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通过人物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该小说1991年荣获茅盾文学奖。

80年代中后期的陕西文学，小说创作除上述力作之外，赵熙的《女儿河》，邹志安的《爱情心理探索系列》，李天芳、晓雷的《月亮的环形山》，莫伸的《远山几道弯》，京夫的《文化层》等小说也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较前一阶段，作家们在创作思想、创作规模以及艺术形式方面都有了新的追求和突破。

除小说创作外，陕西文学在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其他方面收获也颇为可观。例如，贾平凹、和谷的散文创作，苑湖、闻频、谷溪、商子秦、渭水等的诗歌创作等，陕西文学无论从创作主题、题材还是创作方法、风格都完成了难能可贵的转变，从而使陕西文学成为80年代中国文学繁荣的主要力量之一。

（二）90年代的文学创作高峰

20世纪90年代以后，陕西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坛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路遥、陈忠实分别凭借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白鹿原》先后获得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贾平凹的小说《废都》在1997年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另外，红柯、杨争光、叶广芩、冯积岐、白描、冷梦、文兰、渭水、商子秦、和谷、李佩芝等第三代作家也凭借他们颇有质感和力度的作品而得到文坛的认可和好评。其中，叶广芩获得鲁迅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高建群、杨争光获得了庄重文学奖；白描获得首届冯牧文学奖；冷梦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单项奖。王戈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奖。诗人王宜振也连夺中国少年儿童诗歌大奖桂冠，青年作家红柯以其西部风情浓郁，内容个性鲜明的风格为全国文坛瞩目，成为名副其实的陕西文坛新生代的带头人。他的短篇小说《美丽奴羊》1997年获得全国十佳小说奖并登上中国当代文学排行榜；中篇小说《金色的阿尔泰》1998年获得天津《小说家》第三届全国中篇擂台赛；短篇小说《吹牛》在1999年再次荣登当代文学排行榜，短篇小说《太阳发芽》于1999年获得山东建国50年优秀作品奖。

总之，陕西作家们在90年代通过不断借鉴和吸收现代主义创作理念和方法，在人性、人道主义、人文精神、人类意识等创作领域有所拓展，陕西文学在90年代开放的文化大背景下，引发的关于民族文化、人类意识、艺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思考和实践都有了全新的拓展。作家们的艺术追求更接近艺术规律和文学内涵，对人的生命意识、生存形态、情感世界的多层次探索揭示趋向丰富与深刻。

（三）陕军东征

在这一阶段陕西文学创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的“陕军东征”现象。1992年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京夫的《八里情仇》、程海的《热爱命运》、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分别创作修订完成，1993年上半年，这五部长篇小说不约而同地分别由北京五家出版社推出，五位主将所代表的“陕军”创作震动了整个文坛，在陕西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肖云儒评价：“一个省在不长的时间里，如此集中地推出了一批水平如此整齐的优秀艺术品，的确是陕军文学实力的一次集中显示，它表明在全国文学格局中，陕西创作力量作为一支重要方面军存在的无可争议的事实。”

五部作品问世后，立即在文学界和普通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引发了出版和阅读的热潮。从而也使陕西文学创作成为中国文坛的关注热点。“陕军东征”中，《白鹿原》堪称“一个民族的秘史”，作者以关中地区白鹿原作为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见证，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围绕白鹿原上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中心人物白嘉轩及其周围人物的描写，展现我们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的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民族秘史。描写当代都市现实生活的《废都》以西京城里的文化人庄之蝶与四位女子的情欲关系为主线，全面展示在现代经济和都市文明背景下，以庄之蝶为代表的当代文化人的尴尬处境、精神衰败和无奈虚空的人生幻灭感。

由于作家的人生阅历和个人创作风格的不同，“陕军东征”的作品在内容和风格上呈现出风姿各异的风貌，但作为陕西文学在20世纪末的整体呈现，在审美文化追求方面却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他们力求改变以往那种客观地描述历史、真实地再现社会现实、塑造人物形象的传统模式，代之以文化的视角、生命本体的视角去透视历史和现实。探触人物心灵的深层底蕴；从而或多或少地淡化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与时代的发展趋势，更多地关注人在社会历史的动荡变迁中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往往不是通过社会历史的演变来揭示人的性格与命运而是通过描写人的生存状态及其灵魂的呼号、煎熬与挣扎，去折射社会历史的状态。”[6]可以说，20世纪末“陕军东征”的共同文学精神使新时期陕西文学有了和世界对话的基础。

（四）21世纪坚守中的文学创作

进入21世纪以来，与20世纪曾经轰动全国的“陕军东征”时期相比照，陕西作为文学大省，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难得的继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持续繁荣。陕西作家在21世纪已降的商业文化喧嚣中，仍然执着地坚守着陕西文学创作的良好传统。

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从题材来看，较之20世纪末更为广泛。例如，红柯的《西去的骑手》、叶广芩的《采桑子》、贺绪林的《关中匪事》系列等从不同的视角完成了作家对历史的阐释；贾平凹的《怀念狼》《秦腔》《高兴》，冯积岐的《沉默的季节》等则对现实世态投入了深切的关怀。贾平凹的《秦腔》、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等小说则依然把关注投向了陕西作家们一度倾心的农村社会。从创作艺术来看，陕西的小说作家们在继承现实主义的前提下，借鉴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写作手法，丰富了陕西省长篇小说创作，越来越多的作家在长篇叙事上追求更大的艺术概括力，以各自不同的艺术姿态渐次出场。

红柯《西去的骑手》是一部有关英雄和血性的史诗式长篇巨著，小说以西北回族传奇人物马仲英和新疆军阀盛世才之间相互争斗的故事为主要内容。在金戈铁马、碧血黄沙的背景中，演绎凝重的历史、浪漫的情怀以及生命的真谛和灵魂不死的传说。在中国小说学会评定的2001年中国小说排行榜上名列首位，并获2003年中国小说学会首届学会奖长篇小说奖。以红柯为代表的陕西第三代作家们，在文学精神上，完成了对第二代作家们的继承和超越。

2007年陕西文坛新人、新作又一次集中问世，陕西作家再次发力，在文学创作方面再现“井喷”之势：贾平凹的《秦腔》《高兴》、京夫的《鹿鸣》、叶广芩的《青木川》、红柯的《乌尔禾》、冯积岐的《村子》、张星海的《圣哲老子》、冷梦的《高西沟调查——中国农村启示录》等一大批上乘作品在本年度集中问世。作品在艺术思想上的成就，不亚于陕军东征时的作品。使陕西文学在经历了2006年的寂寥后，迎来了21世纪以来的再次繁荣。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2008年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成为新时期以来获此殊荣的第三位陕西作家。《秦腔》以贾平凹生长于斯的故乡棣花街为原型，通过清风街近20年来的演变和街上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生动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给农村带来的震荡和变化。“《秦腔》，以精微的叙事，绵密的细节，成功地仿写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并对变化中的乡土中国所面临的矛盾、迷茫，做了充满赤子情怀的记述和解读。他笔下的喧嚣，藏着哀伤，热闹的背后，是一片寂寥，或许，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我们所面对的只能是巨大的沉默。《秦腔》这声喟叹，是当代小说写作的一记重音，也是这个大时代的生动写照。”[7]《秦腔》的获奖，不仅是贾平凹个人在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且，对于21世纪以来陕西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陕西文学在21世纪中国文坛地位下降之时，《秦腔》获奖，彰显陕西第二代作家强劲的创作实力，为陕西文学在21世纪再次为文坛瞩目提供了可能。

在陕西文学持续繁荣的表象之下，新世纪以来陕西文学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与20世纪90年代“陕军东征”的辉煌相比，陕西文学在全国文坛的整体地位明显下降，陕西文坛从整体创作来看，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疲软现象。作为有着长篇小说创作优秀传统和优势的文学大省，在21世纪之初的几年里，虽然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在数量上相当可观，就质量而言也不乏上乘之作，却缺少能逐鹿中国文坛的扛鼎之作。正如贾平凹所说：“虽然老中青层次仍有大量的新作出现，甚至有前一度所谓作品 ‘井喷’的现象，但在全国产生大影响的作品还不多。如何使老作家写作的劲头不减，后劲勃发，再出佳绩，如何供中青作家们‘有风多扬几木锨’，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8]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陕西作家入围的三部作品，贾平凹的《怀念狼》、叶广芩的《采桑子》、红柯的《西去的骑手》最终全部落选，说明陕西小说创作“厚重”感的缺失和文坛地位的滑落。其次，进入21世纪，陕西文坛面临文学断代的威胁。30岁以下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青年作家和作品数量不多，缺乏一支能够问鼎文坛的生力军。这不仅落后于全国形势，甚至在西北地区也难再称龙头。

21世纪以来，陕西文学面临文坛地位的滑落、文学断代的威胁等诸多问题。分析原因大体如下：首先，商业市场的侵蚀是造成21世纪陕西文学缺失的重要原因。杰姆逊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特征是“商品化”,“‘商品化’不仅表现于一切物质产品，而且渗透到各个精神领域，甚至 ‘理论’本身也成了一种商品。人们生活在无边无际的由 ‘商品化’了的广告、电视、录像、电影所构成的形象的汪洋大海中，生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这些形象的模仿复制。”[9]在市场经济下，文学艺术的生产作为文化产业也被纳入市场体系中去了，这也是时代使然无可厚非，但过度的市场化则必然会违背作家创作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从而最终影响作品的艺术质量。具体到陕西的文学创作，20世纪90年代的“陕军东征”文学现象的出现，与商品经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作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中，他们不可能不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市场经济的作用，诸如竞争意识、效益意识、顾客意识，使作家们不能不重新审视文学艺术这一人类独特的精神瑰宝。”[10]“陕军东征”的几部文学作品在内容上或多或少地对市场的媚俗迎合，通过夸张性的广告宣传而实现对文学作品的商业促销都可谓是商品经济对文学创作的负面影响。21世纪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繁荣而来的大众通俗文化繁荣，商业市场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更加深入，这使得作家在创作时丧失了精神的自由，而要瞻前顾后，为了商业利益而顾及市场需求以及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从而因为取悦读者、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而造成作品的肤浅和缺乏创新的重复性写作。

其次，对现实的关注度不够而造成的作品厚重感的缺乏，这是造成21世纪陕西文学缺失的又一重要原因。陕西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在进入新时期以后，一直有回避现实矛盾的倾向。作家们更多地关注历史与文化，写历史写过去的生活多，对当下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题材涉入较少。另外，即使涉猎现实题材，作家大多缺少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批判，而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文人落寞意识和顾影自怜的自恋姿态。正如李国平所言：“陕西作家表现出的是一种畏缩的、回避的态度，缺少一种敢于承担的勇气。作家是社会的良心，作家介入社会公共事物是作家良知的体现。部分作家陷身于一些功利性的事务中，对于社会必需的精神性的关怀和深层次的思考少了。古今中外，作家都应该能够承担起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如果摒弃监督，顺应社会思潮，必然创作出媚俗的缺少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11]十七年文学作家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意识，能够深入群众生活，感应时代的脉搏，特别关注社会上乃至身边正在发生的重大问题，柳青以新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亲历者和构建者，胸怀革命理想创作出《创业史》。显然，21世纪的陕西作家缺乏类似柳青身上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意识，更缺乏柳青献身文学的殉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