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鲁迅小说的个人风格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入木三分的刻画所带来的。而造成鲁迅小说独特个人风格的原因自然与鲁迅的思想、情感有关。布封说过“风格即人”。中国俗话也有“知人才能论事”一说。那么，让我们“回到”20世纪初期、“回到”鲁迅自身，从鲁迅的独特人生经历来感受鲁迅小说的个人风格。

鲁迅，原名周树人，出生在绍兴的一个富裕家庭，祖父周福清是晚清的进士。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周福清的大儿子，考上秀才后尚无更高的出身。中国有句古话叫：“穷秀才，富举人。”因为中国是个权力社会，官本位社会。考上秀才，可以教书，教书相对还是比较穷的。考上举人，就可以做幕僚了，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可以做吏，相当于科级以下干部。考上进士，就成为朝廷命官，相当于今天的处长以及副厅以上官员。那么，他祖父是进士出身，所以家境是殷实的。周家可以请绍兴最好的老师到周家的私塾教书，可见周家在绍兴城的地位。而鲁迅在周家又是长房长孙，这么一个周家大少爷，小时候是很受人瞩目的。人家看见周家大少爷，都是毕恭毕敬的。我们看《社戏》，里面讲迅哥儿到了外婆家，因为没看到戏、不高兴，几个小孩就拥着他去看戏。可以看出迅哥儿是受到热情款待的。看完戏后，孩子们偷了“六一公公”的蚕豆。第二天，“六一公公”听说蚕豆是周家大少爷爱吃的，他也就不在乎了，而且还又端了一碗来。也就是说，鲁迅作为周家大少爷，是受到世人尊爱的。这么一个周家大少爷，如果常态地成长起来，可能中国就没有“鲁迅”这么一个作家了。鲁迅少年时期的家道中衰：一是由于祖父的科场案，被关进了监狱；二是由于父亲的病，导致鲁迅经常出入当铺和药铺，逐渐受到了世人的白眼。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5]鲁迅《哀范君三首》之一有：“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的诗句为证。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一伙人以白眼看鲁迅。也就是说，鲁迅是敏感的，生活的巨大反差，造就了鲁迅的怀疑、刻薄，形成了鲁迅看世事的独特角度和个性。所以讲一个人的个性，跟他的遗传、经历都有关系。那么，鲁迅之所以为鲁迅，是因为他早年生活在一个非常优越的环境中，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根据西方心理学家基尔福特的观点，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具备以下四个要素：第一个是遗传，我们讲书香门第，就是比较良好的遗传，鲁迅的祖父、父亲，都识文断字、考上进士、秀才。鲁迅和周作人早年也参加过科举考试，周作人比鲁迅考得好。那么他们当时也是要走科举这条路的。只是后来废除了科举，加之“家道中衰”，才造就了鲁迅“走异路”。第二个是早年教育，第三个是个人经历，第四个才是勤奋加毅志力。这是一个人成功的四要素。但我们中国人往往强调后期的努力，其实早期这几个要素非常重要。鲁迅早年受到非常良好的家庭教育，因为有“三味书屋”，能把全县最好的老师请到家里面来教书。所以，周家两兄弟的古文功底非常厚实，即使在五四时期，周家两兄弟的古文水平也堪称佼佼者。我们看鲁迅早期的论文《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等就可以看出鲁迅深厚的古文功底。从人生经历看，科举的废除、家庭的败落，促使了鲁迅“走异路”。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母亲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故乡，到了无须学费的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读书。然而他这时期的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毕业后，考取了官费资格，到了东京，后来进了仙台医专学校。

鲁迅在南京读书时，受到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也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观念。像当时所有的有志青年一样充满救国热情。所以想从军，才去陆师学堂，然后又想科学救国，又去了矿务学堂。到日本留学后，转变为想学医。鲁迅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16]而在仙台医专发生的“幻灯片事件”导致了鲁迅的弃医从文。

我们从鲁迅的生平经历可以看到，他有这么几个大关节点。人的一生总要有几个关节点，首先是遗传和家庭。当然这是自己不能决定的，但遗传和家庭决定了个人的资质以及受到怎么样的早期教育，包括怎么样的童年经历。其次才是少年时“家道中衰”，青年时的“走异路”和“幻灯片事件”。再次是到东京搞文学启蒙、办刊物的失败。回国后的落寞。最后，才是与金心异的那番“铁屋子”的对话，完成了个人的人生定位。

从时代和地域的视角看，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大动乱、大转折时期，西方各种文化思潮蜂拥而入。鲁迅又生活在得现代化风气之先的浙江地域，鲁迅的选择体现了一个时代有为青年的共同选择和其个人的价值选择。从军、搞科学、学医，去日本留学，剪辫子，投入革命和文学以及回国后的苦闷与寂寞，这是那一时期有热血、有抱负的青年的时代选择和共同时代烙印的心理投射。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青年鲁迅是怀抱救国思想的。在日本东京创办《新生》流产后，他说道：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方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17]

那么，在这种心态的左右下，又回到了浙江，就发现国内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街市依旧太平”。从1909年到1918年，这一段时期，鲁迅在干什么？很多学者关注鲁迅这段时期，认为鲁迅这段时期的思想变化是最重要的，因为等到写《狂人日记》的时候，鲁迅已经非常成熟了，那么也就是说，鲁迅的思想是在这之前形成。这些年，鲁迅个人对时事、对政治，原来还有热情，后来产生了一种悲观，鲁迅先生在《自选集自序》中意味深长地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他看到中国任何变革都是换汤不换药。于是，在这个时候，他才逐渐地从文化的层面去认识和把握中国，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病根所在。1912年起至1917年，他大量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其中也对佛教思想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可以看到，鲁迅这个时候既关注历史，也关注佛教，还关注地方先贤。在这个时期，鲁迅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人思想。在这个时期，鲁迅发现了中国封建礼教的“吃人”，他在给许寿裳的书信中说道：“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18]只不过在《狂人日记》中正式发表罢了。还有鲁迅在这个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就是认为中国文化出了问题，也就是后来的国民性改造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的发酵期，鲁迅完成了思想的现代性转变。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19]

这是与鲁迅的老乡，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授，当时还是讲师的钱玄同的对话。那时，钱玄同经常到鲁迅家来。鲁迅这个时候在教育部当佥事，业余时间搞点个人兴趣，研究嵇康。鲁迅对嵇康很有兴趣，因为嵇康是鲁迅的老乡，所处的魏晋时代和鲁迅所处的时代很相似，又都是适逢乱世的文人，又都有避世的心态。所以鲁迅本来想就这样搞自己的研究，自娱自乐，聊度此生的。因为他对中国文化有种洞透，看得太阴暗了，感觉中国文化是一潭死水。后经钱玄同反复劝说，鲁迅才决定“呐喊”的。故而，后来结集时取名《呐喊》。那个时期写的杂文，也因为当时文坛吹的多是冷风，所以取名《热风》。但，《呐喊》之后，鲁迅很快又《彷徨》了。然而，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宛如给整个文坛丢了一枚炸弹，把文坛炸开了。为什么？他看到了封建伦理道德背后的吃人。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鲁迅并不是第一个写白话小说的人，但鲁迅的《狂人日记》最能够代表现代意义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这主要是因为《狂人日记》流露出鲁迅思想的鲜明现代性。白话小说只是用白话来写，现代文学之所以构成现代文学，不仅仅只是形式问题，还有内容，即思想。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具备了现代思想，也只有现代思想，才能看到封建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所以我们现在明确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第一篇白话小说。因为从内容到形式，这篇都是非常新的。这篇小说在发表时，鲁迅的创作个性也在这个时候昭示出来了。也就是说，鲁迅是以思想家取胜的文学家。所以从王瑶到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可以看到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的定评，就是说思想家是摆第一位的。鲁迅的文学史地位，主要是以思想取胜。到了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才把革命家砍掉，而思想家依然摆在文学家前面。鲁迅首先是伟大的思想家，然后才是文学家。

美籍学者夏济安说：“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丧仪、坟墓、死刑，特别是杀头，还有病痛，这些题目都吸引着他的创造性的想象，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各种形式的死亡的阴影爬满他的著作”。[20]夏济安的论述涉及了鲁迅小说的阴暗一面。鲁迅小说由于其深刻的思想性和语言形式上的知识分子色彩，使他的小说只能是对启蒙者的启蒙。这一点鲁迅自己亦早有意识。鲁迅小说、杂文中反复出现的“疯子”形象和“看客”现象，就具有鲁迅自身和平民大众之间关系的自况。鲁迅思想的超前性和骨血中的精英品格，使得其作品的读者群只能是具有思辨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以至于现在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也必须借助于对鲁迅文章的剖析，才能间接读懂鲁迅、理解鲁迅。也就是说，鲁迅的精英品格使他的作品在事实上是远离大众的，一般的读者是从对鲁迅作品的再度阐释中去读懂鲁迅、消化鲁迅的。鲁迅的《风波》、《头发的故事》从剪头发这样的小事情，来映射辛亥革命。这是我们没有经过注解不容易看出来的。

鲁迅小说思想深刻、老辣、冷峻，具有历史的穿透力。我们从鲁迅的学养来看，鲁迅青少年时代饱学了传统的四书五经，青年时期接受了最具有现代品格的思想观念——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思想，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情怀。尼采作为存在主义前期的哲学家，他的否定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想后来成了萨特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前导。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也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主导思潮。有学者认为鲁迅小说有浓厚的存在主义思想，这种分析也是不无道理的。总之，鲁迅的思想是超前的，鲁迅吸纳了中西方文化的丰厚学养，造就了其小说强悍的理性张力和浓郁的情感张力。这是鲁迅思想的独特性所在。我们要了解鲁迅小说的风格，首先要把握鲁迅的个人风格。

钱理群认为《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并引证说：“1956年，时在香港办报的曹聚仁到北京访问周作人，一见面就谈起鲁迅的小说。曹聚仁告诉周作人，他最喜欢《在酒楼上》；周作人表示欣然同意，他说，我也认为《在酒楼上》写得最好，这是一篇‘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其实还可以加上《祝福》。这四篇小说最有鲁迅味。这四篇小说都是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它的情感张力最强。当然，鲁迅小说的风格是多样的，但有一样是主导风格，这就是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强烈的情感张力。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个人风格最强的小说是第一人称的小说，因为在鲁迅总共25篇短篇小说中，第一人称小说占了9篇，最好的小说都在这里。当然我们并不否定其他短篇小说，《药》、《风波》、《示众》、《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都可以是鲁迅的代表作。这些小说都体现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但，如果考虑到鲁迅强烈的情感张力，这些小说就逊色了一些。

鲁迅小说强悍的理性张力和浓郁的情感张力，呈现在叙事中、人物形象中，也呈现在其独特的话语中。钱理群的专著《心灵的激情》还专门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鲁迅的个性化表达。鲁迅擅长运用天上与地下、冷与热、生与死这种对立式的语言、辩证的语言。如他说的“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热到发冷的热情”等。在《野草》题词中写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21]

他的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一看就具有独特的鲁迅味。鲁迅的语言经常是这样，以表面的冷漠表达内在炽热的热情。宛如地火在地下运行。在《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中，鲁迅有七次讲“我愤怒以极，我说不出话来”。但，紧接着却又说了“我愤怒已极我说不出话来”。文章在貌似不讲逻辑的表述中，从更高的层面上表现了一种超逻辑，情感逻辑。这种情感逻辑表达了鲁迅愤怒已极的感情。还有“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其实，语言的独特性只是思想独特性的外现。鲁迅思想的冷峻、内在情感的炽热，使他的创作既深刻，又具有内敛的强悍情感穿透力。

鲁迅曾对许广平说：“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22]王晓明也认为：“鲁迅心里非常阴暗。”“但他又不完全悲观”，他要“作绝望的抗战”。日本有学者以“挣扎”来概括鲁迅的意象，宛如大海里绝望的挣扎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意象。李欧梵则以“铁屋子意象”来描述鲁迅。鲁迅就是在“铁屋子”里撞得头破血流，却还要拼命再撞的一种形象。因为他总想撞一个小洞，让孩子们能到新世界去。

鲁迅还很喜欢用关联词、转折词，如但是、然而、且、倘若等。以曲折婉转的表达，呈现他深刻的思想和沉郁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