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商史的地位与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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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职是不断发展着的。商代的史职，见于甲骨文的有“大史”（《合集》32968）、“小史”（《合集》32835）、“我史”（《合集》3481），还有“三史”（《合集》822正）。帝乙时期的甲骨卜辞出现了“大史寮”（《合集》36423）的记载，显然，史官在商朝已经形成了一个职事系列。

甲骨文中的“史”字还可以解释为“使”，如“妇好史人于眉”（《续》4.29.1）等。“使”乃是指令、授权他人行动的意思，与人的社会行为有关。派遣使者而用“史”字，必然是由于此类职事多由史官承担。甲骨文卜辞中有四方之史，说明使者也已经职业化，成为史官之一部分：

……卜亘贞……东使来。（《合集》5635甲）

贞，我西使亡。（《合集》5636）

贞，勿立使于南。（《合集》5512）

贞，在北史亡其获羌。（《合集》914正）

由此可以推测，商王、中央政权和诸方国的联系，主要是靠史来进行的。使者为什么由“史”来充当呢？因为史既是神灵在人间的代理人，又是最为重要的专业人员，所以无论是道义上还是技术上，都成为最合适的使者人选。

“史”在甲骨文里还用如“事”，主要是指祭祀活动。彼时的祭祀有多种专名，而用“史”来代替那些专名时，这里面必然包含着这样的意识：由于史职在祭祀中的核心地位，故“史”可用来泛指那些盛大的祭祀活动。由“史”假借而为“使”和“事”，说明了史官的社会职能已经扩展到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面。从上引“在北史亡其获羌”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史正率领王国军队从事征伐任务。

“史”之外，“尹”也是一种史职，并自成一职官系列。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到“三尹”（《合集》32895）、“甲尹”（《英藏》2283）、“多尹”（《合集》19838）等，此外还有“族尹”（《屯南》1233）、“令尹”（《合集》9472正）、“小尹”（《屯南》601）等。王国维说：“尹字从又持┃，象笔形……持中为史，持笔为尹。”并引孙诒让《周官正义》和《吴尊盖》、《虎敦》、《牧敦》等多种古器铭文来说明：“作册、尹氏皆《周礼》内史之职，而尹氏为其长，其职在书王命与制禄、命官，与大师同秉国政……然则尹氏之号，本于内史，《书》之庶尹、百尹，盖推内史之名以名之，与卿事、御事之推史之名以名之者同。”[23]从这些材料来看，“尹”和“史”的职权有很多交叉重叠之处，但总的说来，“尹”职要高于“史”，并可能是“史”的管理者。比如伊尹，《尚书·君奭》说“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可见伊尹是专为商汤沟通天人关系的，居巫史之要职。

《尚书·顾命》曰“多尹御事”，又甲骨卜辞有“王曰：余其曰多尹其□二侯上丝暨侯其……周”（《合集》23560），这两则材料可以表明尹职的高层可以传令诸侯，地位仅在商王之下。实际上，伊尹曾任商汤之相。《竹书纪年·商》云“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伊尹又被称为卿士，可见史、尹、卿士，职责是相关的。“尹”能说明史官在商朝崇高的地位。

《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也就是说，除了甲骨卜辞外，商代还有典册的存在，因此也就有典册之官，即作册。郭沫若说：“‘叀册用’与‘叀祝用’为对贞，祝与册之别，盖祝以辞告，册以策告也。《书·洛诰》‘作册逸祝册’，乃兼用二者。旧解失之。”[24]郭沫若认为作册是一种祭祀职务，作册以书面形式进行祝告。之所以要以书面形式，有两种可能：一是祭祀要以王的名义进行。而由他人代祝时，书面形式较庄重并且可信，由此也就出现了祝册一职。商时作册般甗铭文曰：“王宜人方，无敄（侮），咸。王商（赏）乍册般贝，用乍父己尊。来册。”[25]刘桓说：“此器可能作于帝乙时。铭文述说铸器原由，乃因殷王俎祭人方的首领无敄，祭罢赏赐作册般贝，般才作器纪念其父父己的。这说明殷王祭祀人方无敄时作册般在场，作册是祭祀的参加者。”[26]显然，仅仅是在场还难以解释殷王的赏赐，作册在这次祭祀中实际是执册而代王祝告。二是需要在神灵的面前将王命昭告天下，因此，作册有形成公文并起到见证的意义。甲骨卜辞中有作册参与商王行赏的记载：“王其宁小臣，叀作册商（赏）余令，王弗每。”（《前编》4.27.3）又《周礼·春官·内史》云：“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则作册又参与策命仪式，所以王国维说作册的职责“在书王命与制禄、命官”，今亦有学者认为册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档案[27]，都不为无见。比起史来，作册与王政的关系显然要更为密切。作册既载录了王与神的交往，还记录王的赐命，并世代保存，作为某次赐命的合法性的证明。作册者因侍王左右，有时要代替王赐命，当是要职，非一般史官所能做到。所以，作册总是和尹相联系的，而早期金文中有“作册尹”的记录，如《师晨鼎》“王呼作册尹册令师晨”[2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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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朝，史官算是最为专业的一个阶层，从这个阶层中诞生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和管理人才。王国维对此有着极为精辟的见解：

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古之官名多由史出。殷周间王室执政之官，经传作“卿士”；而毛公鼎、小子师敦、番生敦作“卿事”；殷虚卜辞作“卿史”，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诸侯之执政通称“御事”，而殷虚卜辞则称御史，是御事亦名史也。又古之六卿，《书·甘誓》谓之“六事”。司徒、司马、司空，《诗·小雅》谓之“三事”，又谓之“三有事”，《春秋左氏传》谓之“三吏”，此皆大官之称事，若吏即称史者也……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引申而为大官及庶官之称，又引申而为职事之称。其后三者各需专字，于是史、吏、事三字于小篆中截然有别，持书者谓之史，治人者谓之吏，职事谓之事。此盖出于秦汉之际，而《诗》《书》之文尚不甚区别，由上文所征引者知之矣。[29]

可以推测，史官凭着保管文献的便利，慢慢拥有了对历史的解释权，这些解释来自天命神示，也来自传统，有着天然的威严和合法性。史官因此慢慢成了神灵和传统的代言人，并逐渐获得了解释、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由此，人们又另造出“吏”、“事”等字。史和吏的分开，意味着官僚体系的独立；史和事的分开，意味着社会事务渐已离开祭祀等宗教活动。这些都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王国维认为这一分野是在秦汉之际，可能为时过迟，但在商代和西周初期史、吏、事三者肯定还是很难区分的。也就是说，在商和周初时期，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和职事都是统一于史身上的。

史官在国家政权中拥有特殊地位，是由于他们是宗教人员中的精英，他们以典册等具体而可见的形式垄断了天命的传统，成为“有道者”，不但为王的统治提供依据，也因此而累积了治理国家、管理民众的经验。所以，巫史的典册在商周之时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吕氏春秋·先识览》云：

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岂必足行其地、人说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沉于酒德，辟远箕子，爰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居三年，晋果亡……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

太史和他的图法所在，往往意味着国家的兴亡。这也就说明，史官之所在也是天道之所在，所以，晋国的太史能为周威王预言晋、中山以及威王本人的灭亡。王国朝代是可以更替的，而巫史由于秉有天命，所以不会随旧朝的灭亡而灭亡。

上引文中所提到的箕子，史书上说他是殷末的贤人，但据周原的一片甲骨文记载：“唯衣鸡子来降，其执暨厥史。在旃尔卜曰南宫其乍。”（《周原》H31：2）学者释“衣”为“殷”，“鸡子”为“箕子”[30]。“降”字在春秋以前，专用为神性的来临，所以，箕子必然是商代的大巫，方可受到周人如此的推崇，得此“降”字。《尚书·洪范》又载，周武王在克殷的两年后，曾拜访过箕子，并得到箕子在各方面的教导，其中包括“稽疑”和“庶徵”，也就是巫史预言等行为。周朝一统天下，成王所分封周公的，除了“土田陪敦”外，还有商所遗留的“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官司、彝器”（《左传·定公四年》）。由上可以看出，朝代可以灭亡，但巫史和典册，因其代表了天道，是超越朝代的，所以，商巫在商亡后，仍可被周人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