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引言

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所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然而，具体而详尽地阐述这些事件及其所带来的历史效果却并非我们的旨意。这里仅要指出的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由于这些事件的发生，其社会历史发生了转型。[1]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对这种转型的具体情状，进行一番简要的叙述：

其一，先看政治方面的转型。某种意义上说，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思想文化呈现出了“去政治”的特征。[2]这一点已有不少学人予以指认。比如，孙津将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转型的“去政治”特点概括成为“政治后现代”，并且指出：“当我们从社会转型的意义上来理解邓小平关于‘不争论’的发明时，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要我们不去浪费时间争论‘姓社姓资’，其核心含义正在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说法和做法本身已成为当前最大的政治了。”[3]汪晖则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指出，当代中国的“去政治化过程”有两个特点：“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去理论化’，即以‘不争论’为契机将20世纪逐渐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的明确的互动关系转化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二是政党内部的路线斗争的终结，即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将全党的工作转移到‘建设’（而不是‘革命与建设’）上来。”[4]应该说，这些论说都有一定的道理，表明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某种政治现实。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去政治”并不意味着一切政治话语的终结。那种党派意义上的政治越来越远离了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活动，不再成为学术活动的“直接”旨趣，但那种公共领域意义上的政治诉求在90年代却变得更为强烈，并且以“隐微书写”或“显白表达”的方式予以言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依据的理论基础是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观。在阿伦特看来，政治是区分于劳动、工作的一种行动，它发生在公共领域中，摆脱了目的—手段逻辑，能够赋予人生意义。因此，这里所谓公共领域意义上的政治，主要指的是在公共领域中就某些具有公共意义的学术话题展开讨论所显现的一种政治。[5]

当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精神写入了党的十四大报告，并最终在1993年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形式获取最终通过时，它标示的是市场逻辑及其实践已然制度化，这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无疑发生了真实的影响。此时，人们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心绪，生发了对社会现实的较多困惑。正是在这种复杂和困惑中，知识分子对社会文化公共事务越来越有了某种较为独立的思考，以至于在知识界出现了人文精神讨论、市民社会的讨论、后现代与后殖民之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等等。对此，汪晖写道：“中国的知识界在90年代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辩论，这些辩论构筑的是一个新的模式：第一，辩论并不发生于政党体制内部，而是在知识分子之间；第二，知识分子的思想辩论直接地触及国家变革的方向，从而也在国家变革取向和政策方面产生了影响。”[6]知识分子就公共事务展开讨论，试图以此来影响国家的政策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进入90年代，一种公共领域的政治的确是在切实地发生。有学人甚至将其视为一股重要的成长中的社会力量。[7]

因此，我们认为八九十年代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去政治”文化思潮，并不意味着政治死了，更不是说我们要识时务地远离政治，毋宁说是发生了政治的转型。政治的形态变得多样了，一如有学人曾指出的那样：“当代政治概念当然不能不包含阶级问题，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论断并没有过时，但是阶级之外，还应包括地域、民族、阶层、职业、集团、各种社会组织等构成的‘无数的形态’。”[8]为此，我们要区分不同的政治形态，辨认出哪一种政治在消失和终结，哪一种政治在发生与兴起，人们避而不谈的是何种政治，又为何不谈，等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八九十年代，面对社会历史的转型，我们有政治方面的更为紧迫的具体问题需要处理，那就是如何“重新政治化”，怎样“重建政治价值”，“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出真正的公共领域和公民文化”[9]，等等。[10]

其二，再看社会发展方面的转型。由于八九十年代之交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人们越来越感受到那种主要以西方为师的现代化道路难以为继。于是，与80年代的那种相对单纯的现代化憧憬不同，90年代进入了现代性反思之中。从此，人们不再简单地认为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是一元的，不再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相比是一个时间上的“先来—后到”的线性关系，甚至不认为中西之间的社会状况存在着等级上的“落后—先进”“好—坏”之别。这也就爆破了以西方为旨归的现代性神话。正如有学人所指出的那样：“八十年代思想、学术趋向的最显著特征是，在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研究和争论中，人们一致认同现代性这个价值标准，它的意义被视为是不言而喻的”[11]；“在九十年代，现代化仍然是中国的国策，在政治和社会生活层面，它仍然是主流和方向，但在学术层面，现代性往往成了反思、质疑，甚至批判的对象”[12]。简言之，因为有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经历，90年代知识人在现代化的想象与认同上发生了改变，他们对中西关系的处理，表现得更为复杂一些，似乎没有了一种如80年代或现代性发生时期的那种历史共识。[13]对此，有学人指出，80年代有一个“新时期共识”，即“现代化是西方化”的“发展共识”和个人主体、个人解放乃文化的中心议题的“个人共识”，而随着90年代进入了“后新时期”，其明显的标志就是“新时期共识”遭遇反思，比如，“个人共识”未曾充分展开，但为何却不影响现代化？[14]不妨说，这种对新时期共识的反思事实上即是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反思，它标明的是整个社会发展出现了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的转型。[15]

然而，1992年以来，随着市场话语在国家层面的崛起，人们越来越切实地经验到了一个为80年代所召唤的现代化被中断了之后，却又通过新的方式被体制性地实践了起来，那个为80年代所欲求的世俗社会也变换成了一种新的形态而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并切实地成为一种日常的生活状态。这说明，在社会发展方面，虽然出现了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的转型，但是事实上还是没有完全否认现代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说是在践行有特色的现代化。

面对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转型，由于思维的惯性、身份转换的迟缓、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复杂心理，以及市场逻辑给人们的生活所带来的震惊效应等各种原因，不同的群体对这个真实的世俗社会的适应程度和态度取向，表现出了鲜明的差异，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分化，以至于似乎没有可能交往、对话。在这种境况下，人们感受到的是历史总体性的消失，于是，“去历史化”成为了90年代之后以至于今的认知经验和心性体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实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潜在的多元化情境使真实的历史面目变得模糊，当然也使历史本质变得难以把握。尽管表象系统依然非常发达，但它与历史/现实的实践发生脱节，‘本质’从历史表象中滑落，这就使表达变成纯粹的表达，变成符号指涉自身的运动。”[16]简言之，人们似乎难以触摸到处于转型之中的90年代社会历史整体，“阐释中国的焦虑”自打90年代以来就已然蔓延开来。[17]

当然，这倒也并不意味着面对90年代，人们只能失语。虽然要简单而又具体地描述出90年代社会历史的情状不是那么容易，但我们至少可以用“转型”来阐释并理解90年代的社会历史。对此，张颐武指出：“无论如何，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之间已发生了巨大的历史转型，无论你如何评价这种转型，也无论你对这一转型怀有怎样的情感，但拒绝承认业已无法继续下去了。”[18]这也即是说，转型成为共识，具有无须争论的事实性。[19]

二

实际上，在90年代的知识叙事中，“转型”的确已然成为一个关键词。[20]有学人因此认为：“90年代被人们普遍公认的命名是‘转型期’：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思想转型、文化转型。”[21]但究竟如何命名这种转型恐怕难以达成共识，因为它是一个牵涉阐释框架、参照体系、时空范围等要素的复杂问题。比如，我们可以在八九十年代之内予以比较[22]；可以在百年之内进行言说[23]；甚至可以置于更长的历史时段之中予以审视。[24]不过，以转型为视角去完整而具体地考辨90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并为其命名，这并非我们的旨趣与目标。我们这里要关注的是，这种政治和社会历史转型语境下的文学理论的存在境况。在我们看来，90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变化改变了90年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社会学基础，使得其无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资源，还是在价值取向、身份认同、功能定位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型。[25]这里，不妨简要地述之为三：

其一，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发生了转型。

这种转型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文学，在90年代发生了分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学/大众文学逐渐成为主导的文学形态。[26]一如有学人所言及的：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大陆兴起了市场经济的热潮，通俗文学有了市场的动力。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许多作家开始从事通俗文学的写作，形成了通俗文学的作家队伍。同时，由于图书流通体制的改革，引进了市场机制，也大大刺激了通俗文学的繁荣。[27]

由于1989年春天发生的政治风波的影响，人们对政治的热情冷却，80年代流行的严肃文学已经提不起人们的兴趣，人们需要感性的放纵和逃避，因而刺激了消遣娱乐需求。于是，严肃文学衰落，走向边缘；而通俗文学由边缘而成为主体。[28]

的确，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来，大众文化开始“显影”出来，使得即使不以其为旨趣的其他文学形态也难免受其影响。一方面，任何文学都难以摆脱体制性的市场力量，比如其出版传播、消费接受的过程都难免要媒介化，乃至商业化。[29]有学者为此曾提醒说：“人们容易忘记的，恰恰是市场对文学彻底的颠覆性。像政治一样，市场有自己极其严密的体制，而这一体制是以‘利益’编织成的。市场体制具有强烈的迷惑性，也具有无情的排斥性。一个作家要想走入读者的视野，为他们所接受，必须首先为书商、出版社、编辑也即为市场所接纳。在此之前，他虽被告知他有‘无限的’艺术创造的机会，但一旦进入创作过程，精神和艺术便失去了真正的自由。”[30]

另一方面，面对大众文化的时代，其他形态的文学要在文学场域中角逐而生，其结果甚至只能是被大众文化收编，即使不被收编，它恐怕多少也要沾上大众文化的气息。一如有学人所言：“九十年代文学呈现出与八十年代迥异的特征，大众文化的勃兴使九十年代文学呈现出浓郁的世俗化色彩。”[31]如此说来，大众文化确实是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了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之中。抑或也可以认为，90年代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已然难以避而不谈大众文化了。大众文化甚至成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主导性经验之源。

而作为大众文化的文学，其性质特点、生产流程、接受样式乃至文化功能等都发生了变化，以至于不妨径直地称90年代以来的主导文学为大众文学，这样恐怕还会显得更为准确一些。而对它的研究，“从文学生产机制的角度切入，是直接的切入方式。从这一角度分析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就不是传统文学研究理解的前者是后者的背景、环境，而是将各种政治、经济力量和社会权力关系作为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文学创作、出版的过程，就是文学生产的过程；创作文学作品的个人就不再是作家，而是‘文学生产者’；对文学的研究就不能局限于作家、作品的分析，而是要把作品生成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关注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模式”[32]。可以说，这种由于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导致的从生产机制切入并展开的具有实践性、参与性和更大阐释力的文学理论研究，无疑也是90年代文学理论研究方法转型的一个表征。

二是面对变化了的文学场域，文学理论开始反思自身的研究对象、理论资源、身份认同、理论效用，等等。在这种反思中，文学理论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了“文学理论学”。所谓文学理论学，是指它以反思文学理论自身为旨趣，以其自身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型塑了一种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也可称为“元文学理论”[33]“理论诗学”[34]。这种以研究文学理论自身为旨趣的学术研究现象，是90年代以至于今的文学理论的一道风景。据90年代发表的文献看，学者童庆炳、蒋济永、余虹、郑元者、张荣翼、郭淑梅、孙津、陶东风、杜卫、许明、王光明、南帆、孙绍振等，都可谓是这种风景的自觉打造者。[35]而我们则可从中窥见90年代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变故与转型。

此外，如果我们将关于文学理论建设的各种具有策略性的学术话语，如走向“理论的批评化”，走向“修辞论诗学”，走向“文化研究”“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都当作具有反思性的文学理论研究的话，那么，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的确具有元文学理论的性质，并因此改变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

其二，文学理论研究者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变化。

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研究者的知识分子认同、国族身份都发生了变化。这里仅以知识分子认同而言。八九十年代之交，受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包括文学理论研究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继续其业者，几乎无不从广场逐渐地回到了书斋，并逐渐在学科之内或自觉或无奈地被体制化了。[36]1991年，就曾有学人倡议道：“如果说八十年代是中国学术史上充满激情和想象的变革时代，‘跑野马’或者‘学风空疏’都可以谅解；那么，九十年代或许更需要自我约束的学术规范，借助于一系列没有多少诗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将前此产生的‘思想火花’转化为学术成果。”[37]此一呼吁，应者云集。多年以后，有学人在反思90年代以来的文化景观时，也基本上得出了与此相近的结论：“80年代文化与90年代文化的一个最明显的差异便是，知识分子的批判、启蒙、思想等存在方式转变为操作资料、论据的学者化生存方式。”[38]

可以说，90年代以来的这种立足于学术体制内的生存方式，使得文学理论研究者一方面已然没有了独立于体制的真实力量乃至内在诉求，另一方面，其学术生产不受市场的影响，而更多的只需要对体制负责。这就使得文学理论知识分子对世俗社会和商业市场不屑一顾。然而，由于体制规训的力量和体制利益的诱惑所致，加上知识生产自身的体制化作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者的批判空间逼仄不已。这就使得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消失有切身之感，于是，不甘于放弃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便又有选择性地借助于对世俗生活与商业文化的批判性言说来获得其身份认同。这样，就出现了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这一现象：“在80年代，判别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主要是看对官方文化的态度；而今天，这个标准似乎被许多人抛弃了，代之以知识分子对世俗生活与商业文化的态度，似乎认同世俗生活与商业文化者就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39]

然而，当文学理论知识分子发现其所批判的世俗生活与商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乃与其借以立足的官方体制具有同谋性质，并且它们往往还是其追求的理想社会愿景的推动力量，这时，他们的知识分子认同便左右为难起来了。同时，当这种批判因为过于直接地对抗社会和大众而难以奏效时，知识分子的那种远离世俗与商业所获取的精英认同，又总是显得不合时宜。这一点，有学人曾予以了深切地指认：“1989年的风波在政治的层面拒绝采纳激进的全盘改革的要求，从而致使知识分子关于‘知’与‘行’之间的逻辑链条被割裂，学术真正呈现出了边缘化的特点。……在民众的层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关注点的转移，上述知识分子广场式的发言方式，以及那种自明的合法性基础，逐渐被现实生活所‘悬置’，因而一下子变得空洞无力起来。这样，在政治与经济的合力作用下，在90年代，学术迅速地边缘化。这是一种真正的边缘化，它意味着80年代的时代激情突然被社会晾在了一边，而颇有些画地为牢、自说自话的意味。”[40]如此说来，文学理论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相对而言，已然一改80年代的清晰单一，而变得暧昧不明起来，并不得不宿命般地在精英与大众之间、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徘徊不已，甚至在漂泊中总是找不到归宿。但不妨说，这正表征了90年代以来作为文学理论言说主体的知识分子发生了身份的转型。[41]

其三，文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转型。

价值取向既关涉文学理论的精神内涵，又与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人文教育所可能具有的心性建构诉求有关，同时还与文学理论的自身形态相关。在80年代，文学理论往往以追问个体形而上学价值为其主导性的旨趣，诸如个体存在、人生命运、终极关怀、偶然性境况等，常常被作为价值标准来衡量一种文学乃至文学理论的精神深度及其合法性。而且，它往往还以审美作为这种价值取向的表征，同时，又以“向内转”和“去政治”的文学理论作为这种取向的实现之途。这恐怕是因为“去政治”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

而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和世俗社会的来临，以及一种可能的生活秩序的建立，人们的价值认同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文学理论的价值取向也因此生发了转型诉求。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其对政治文化价值的态度上：一方面它要摆脱政治，走“去政治”化道路；但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不“再政治化”，进行政治价值的重构。因此可以说，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9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风貌的变化、展现，仍然是以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为起点的”[42]。为此之故，政治是否以及如何成为一种精神价值取向的问题不可小觑，它甚至成为影响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走向的一个核心因素，以至于多年以后，有学人不无道理地指出：“‘再政治化’思潮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思潮，这一思潮的基本构成及其意向在深层次上制约着文学理论批评的现实运作及其转向。文学理论批评在自身的现实运作中所呈现出的‘再政治化’态势无疑是一种‘向外转’的思潮，其在转型时期90年代的兴起，既相关于文学研究‘向内转’思潮的深化及其弊端的显现，相关于‘后新时期’中国新的社会文化情势的出现，如大众文化的迅猛崛起，也相关于西方‘文化研究’思潮的深刻影响。在我看来，于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后新时期’中国大陆‘新政治’的出现。”[43]如果我们不把政治仅仅看成一种工具，不把政治视作单纯的意识形态乃至污名化为一种权力斗争，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对90年代社会历史转型之后的文学理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出新的理解和建构。或也可以认为，究竟有无一种政治及其文化精神与文学理论相契合，以及怎样保持文学理论的自律性，成为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焦点。也正是围绕于此一焦点，文学理论发生了突围乃至转型。比如，怎样看待大众文化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关系，如何将后殖民批评与公共领域勾连，性别政治的文学书写如何可能等问题就与怎样看待政治，以及认同何种政治价值等问题息息相关。

三

毋庸讳言，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表征无论如何也是难以一言述尽。[44]作为一段已然发生的过往故事，它却并未尘封。它甚至还在进行，还在对当前的文学理论产生重要影响。为此之故，它值得人们投以回望、倾听和理解。其学术的重要性不妨在这里先简述几点：

其一，对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看法，牵涉人们怎样评估90年代以来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史问题。

不妨以人们对90年代文学理论的学术评估为例。有学人对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转型不曾投以同情式理解，同时，未曾找到一种属于90年代的精神认同，因此认为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纯粹只是陷入危机而无新生之望，并由此表现出对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极其悲观的态度来，故而认为：“80年代有一个明确的中心问题，就是文学如何从政治理性束缚下获得解放，如何启蒙，从而推动了文学理论的发展。而90年代则失去了对文学理论的需求，文学理论也丧失了对文学的影响力。动力的丧失、方向感的迷失，使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步履艰难。”[45]的确，由于转型之故，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理论表现出了诸多不同，但如果我们承认90年代文学理论所具有的反思性特点，并且不认为这是以失去对文学的影响力为代价所获得的，同时，将它视作90年代文学理论的多元化格局的推动力量，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此说的90年代文学理论观。比如，有学人将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与晚清五四时期现代性发生以来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认为只有转型时期的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才具有后现代性，而此前的文学理论是一种现代性形态，并因此表现出对90年代文学理论的好感。[46]这无疑是借重了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学术之镜。由此可见，是否认同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对人们书写与评价包括该时段在内的文学理论史有重要影响。

其二，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与当下文学理论建设勾连甚紧。如何看待这种转型，常常会影响其对当下文学理论建设之路的选择。

以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所导致的反思性文学理论研究为例。在文学理论的转型语境中，各种反思文学理论学科如何建构的学说涌现了出来[47]，那种具有反思维度的文化研究的凸显，[48]使得一种可名之为反思性的文学理论渐已发生。如果我们对这种反思性的文学理论投以好感，承认“这种反思式的讨论除了学术上的自我批评以外，还涉及在政治上无能为力者在特定情境中重建自己认同的努力，是一种化被动为主动的社会行为和历史姿态”[49]，那么我们或许能够从中看到希望，并认为反思性的文学理论言说方式，隐微地完成了学术式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书写。不妨说，如此看待文学理论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效果，就有可能会承认一种反思性文学理论的理论形态。[50]

甚至也可以说，即使不曾有意地对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所导致的反思性文学理论有过具体的研究，而只要对其理论的效果有一定的认同，也会影响其当下的文学理论选择和认同。比如，那种与反思性文学理论相关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就曾有学人看好。认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样可以借助于对文学理论的言说，来表达关于文学文本乃至社会文本的期待，并宣称：“将诗论诗学或文学理论某种程度地从文学中疏离出来，赋予其哲学的品格绝对是文学理论的大解放。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就是推促它驶出小桥流水、向生活的大海破浪远航。”[51]比如，有学人以反思性文学理论所具有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特征，指认它表征了一种文学理论的自觉性诉求。[52]由此，我们也可以隐约看出，对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认识，是如何的重要。还可顺便提及的是，有学人曾以80年代和90年代进行比较，指出：“强调80年代的经验似乎没有太大用处，因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社会、所要处理的问题要远比80年代复杂得多，所以必须引进新的思路，新的视野。在这方面，文化研究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53]如果不意识到转型已然发生及其对文学理论的新诉求，而依然用此前的观念和经验去理解90年代，就难免会影响人们对90年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合理评估，同时，也会制约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有效性。

其三，它会影响当下文学理论学术效用的发挥，比如会影响文学理论研究在人文素养培育方面的效果。

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转型，由于其依然还在途中，因此它的现实情状和未来走向并非已然厘定。毋宁说，这一切都是以争论开始，但历经多年，有些问题依旧没有好的应答，更遑言定论。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我们未曾寻找到好的转型方案，比如没有建构出契合于它的精神价值取向，那么，它无疑会影响文学理论的实际学术效用的发挥，既而也会影响其人文素养教育的展开。

不妨就以精神价值取向来说，如果我们在现代世俗社会中，举荐一种个体形而上学的终极关怀，并以此来建构心性认同，那么它无疑难以培养出具有公共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人格，恐怕也不契合当今时代的文化语境和未来社会的美好期待。因为，个体形而上学的终极关怀，多半是一种宗教性价值。它已然在现代社会走向式微，更难以被宗教信仰基础本来就薄弱者相信，因此它往往只是一种个体的选择，并常常很难被他人所承认，因此，也就不容易在现代世俗社会中成长为普遍有效的公共心性认同。为此之故，它要成为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学理论转型的一种好的价值选择，其可能性也就较小。不妨再顺便提及的是，这也即是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中，那种主张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理想主义的学说，之所以难以有效参与到社会文化建构之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它还有可能已然使得我们失去了国民文学教育和人文素养培育的一次绝好机会。由此也可看出，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问题并非小事。难怪会有文学研究者感叹：“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值得纪念和研究的时期”[54]。

总之，凡此种种的有关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未定性及其可能具有的重要性，都可谓是我们选择其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些缘由，恐怕也值得学界同人投以更多的关注。

注释

[1]本书的时间段和年份点，除特别说明外，都约定俗成地限定在20世纪以内。比如90年代，是指90年代。依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研究“九十年代”的确是个“短时段”的历史叙事。因此，关于它的研究更多的是鲜活的理解。但是这种理解也不一定就会因为时间距离的原因而丧失合法性。有研究当代的学人因此说：“虽然90年代至21世纪之初这一阶段缺乏一种时间距离，无法给人们详细思考与反复斟酌留下更多余地，但真相的出现并不由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在第二时间做出的思考，也许并不会强于第一时间做出的判断。它所遗漏的东西可能与它所获取的东西恰好成正比。”（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当我们强调“感觉结构”对于研究的重要性时，尤其如此。对我们来说，研究当代文学理论问题，同时还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走向自觉的一种表征。以一种学术史的姿态，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进行一番思考，提出一种理解，这是有必要的。不妨再就时间距离问题作一说明。所谓时间距离，其意思并不是说要出现与现在完全无关的距离，它的意思是时间距离可以提供一个去除“假前见”的理解。其实，以阐释学视野看，也没有这种与现在完全无关的距离，同时，也并非缺乏长时段的时间距离就绝对的不能“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其实是因强调的重点不同而致，一个着眼于本体论，另一个着眼于认识论。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的总体旨趣是更强调本体论的，而伽达默尔阐释学之提出时间距离则是试图用认识论来“完善”或“导出”本体论的认识，也就是说，本体论的认识，最终还是需要认识论的参与。没有认识论的认识，本体论的真理（艺术真理）就不能实际地呈现。但是，没有本体论的真理，认识论的认识也会毫无意义。为此，伽达默尔在承认前理解的合法性的同时，又强调前理解也有坏的，即那种偏见式的前理解，因此就需要有效的历史意识和对话观念，强调时间距离也是出于此一考虑。

[2]1991年《学人》的创刊，是当时“去政治”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毕竟《学人》在一定意义上是知识人身份转换的表征。《学人》主编之一的陈平原在创刊号上著文《学术史研究随感》《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时坦言：“不否认这个时候谈论学术史研究，有对八十年代中国学术‘失范’纠偏的意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学人》在9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旷新年曾认为：“《学人》以它所蕴含的话语力量内在地、无声地规范了90年代学术的发展，一个新的知识秩序围绕它已经默默地生成。90年代，《学人》已经由一份‘民间刊物’迅速凸显为‘学术主流’。”（旷新年：《无居随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多年以后，还有人在回忆《学人》时指出：“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学人》创刊视为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事件：它既是知识者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对政治文化困境的一次决绝的挣脱，又是一次集体退守，即退回到学院体制中，培养和消磨自己的耐心、热忱、智慧及生命。在某些学者看来，前途虽不容乐观，却也不无希望：当知识分子摆脱了对意识形态的依附后，或许能够在学术中寻找、构建自身的独立品格；或许，学术的边缘化正是学术当行本色的回复。”（杨扬主编：《新中国社会与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70页）

[3]孙津：《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读书》1992年第4期。

[4]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9页。

[5]需要说明的是，汪晖以“去政治”作为90年代转型的重要原因及表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去政治”说尚需讨论。比如汪晖认为“不争论”乃“去政治”的表征，这似乎是认为80年代以前就有“争论”，有“政治”。然而，有论者曾反问道：“何曾有过争论。”（姚振函：《何曾有过“争论”》，《读书》1994年第10期）陶东风也曾撰文指出，理论论辩或都不曾存在，更遑论有理论论辩的机制了（可参见陶东风《中国有真正的理论论辩吗——评汪晖先生的“纠错”论》，

[6]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2—23页。

[7]施雪华：《建构有成熟规则的中国公民社会》，《学习月刊》2005年第8期。

[8]阎国忠、张艺声：《文艺与政治——一个应重新审视的话题》，《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5期。

[9]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7页。

[10]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在文学研究界，再政治化问题的研究甚至成为一个热门课题，这可谓是对90年代政治转型语境下的文学研究再政治化的一份珍贵的应答。相关文献大致有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文学理论与公共言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何言宏：《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刘锋杰：《试构“文学政治学”》，《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刘锋杰：《文学想象中的“政治”及其超越性——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三》，《西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刘锋杰等：《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曾永成：《文艺政治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1]徐友渔：《学术范式的转换》，载赵汀阳、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12]徐友渔：《学术范式的转换》，载赵汀阳、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13]在80年代，诸如现代派讨论、方法论热和文化热等，其主导的方面都是走向现代化，并且这种现代化常常以西方现代化为师，以脱离中国传统为指向。而当人们将“文革”乃至50年代以来的社会实践与封建主义、“去启蒙”相勾连时，这种80年代的现代化共识无疑是确定的。

[14]张颐武：《“新文学”的终结与新世纪文学》，载王宁主编《文学理论前沿》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250页。

[15]陶东风：《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16]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陈晓明甚至做出了“历史终结”的判断，认为“进入90年代以来，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历史观念已经处于弱化的状态，与之相关的一整套的历史表象体系和叙事策略也发生根本的变动，年青一代作家以个人记忆为基础，质疑经典的历史叙事或者创建新的非历史化的符号体系，由此表现出新的第三世界文学叙事的特征”（陈晓明：《“历史终结”之后：九十年代文学虚构的危机》，《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17]张颐武曾在一篇题为“阐释‘中国’的焦虑”的文章中称：“中国似乎已变成了一个无法加以驯服的‘他者’。在这个空间中所发生的一切，犹如一种异常尖锐的挑战，它在嘲弄着我们业已形成的‘知识’。这就构成了一种有关‘中国’的巨大的阐释焦虑。”（参见张颐武《阐释“中国”的焦虑》，《二十一世纪》1995年4月号。另载汪晖、余国良编《90年代的“后学”论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页）另外，张颐武还在《二十一世纪》1996年4月号上，撰写了一篇题为“再说‘阐释中国’的焦虑”的文章（另参汪晖、余国良编《90年代的“后学”论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金元浦、陶东风曾以“阐释中国的焦虑”为题对谈，并出版专著指出：“今日的中国是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元的，其结果之一是在知识界产生了所谓‘阐释中国的焦虑’以及共识的消失。知识分子不知道应当如何去把握这个社会，尤其是，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用一种单一的阐释角度与价值标准对这个社会作出完整而准确的解释与评价。这种状况是每一个有志于解读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正视的现实。”（金元浦、陶东风：《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多年以后，经济学学者林毅夫还曾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论坛上指出，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而国内又未曾有自己的经济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阐释中国的焦虑（林毅夫：《西方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中国经济信息》2005年第15期）。

[18]张颐武：《反思九十年代：新的课题与挑战》，《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2期。

[19]刘康、王一川、张法：《中国90年代文化批评试谈》，《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20]经查阅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相关藏书，我们发现90年代以来所出版的著作中，带有转型字样的达1000种以上。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传播学、伦理学、哲学、美学、文学等各个学科，并业已出现转型经济学、转型社会学、转型法律学、转型传播学等专门的研究领域。另外，以中国知网提供的文献为例，1979—1989年以“社会转型”为题名的人文社科论文仅3篇，而1990—2000年以之为题名者则有1066篇。其中，1990—1992年共有9篇，1993年开始逐渐增多，有12篇，1994年则有44篇，1995年有96篇，1996年有171篇，1997年184篇，此后社会转型成为稳定的关键词，每年都有百余篇论文以此命名。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李培林发表了一篇《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1993年有《社会转型范畴的哲学思考》（《学术界》1993年第5期），1993年12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和文化座谈会”，1994年《甘肃社会科学》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联合在兰州召开了“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状况与重建”座谈会。可以看出，南方谈话，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让人们普遍感受到了90年代社会转型的发生。

[21]王岳川主编：《媒介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页。

[22]1994年，在给《二十一世纪》的信中，李泽厚写道：“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王国维、陈寅恪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这很有意思，显现出某种思想史的意义，提示的或是人生价值、学术价值究竟何在，及两者的复杂关系等等问题。”（李泽厚：《三边互动》，《二十一世纪》1994年6月号）此后，在大陆探访期间，李泽厚还提及过其所命名的“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之后，渐已流行开来，成为关于90年代转型的一个颇有影响之说。社会学研究者孙立平也在此框架中，得出了一个断裂说。他认为，与80年代不同，90年代的社会发生了转型，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时代，转到了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并逐渐定型了一个新的“断裂”式的社会。这个社会最先进的那个部分与社会“失去”了联系，同时又有一部分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难以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文学研究者谢冕、张颐武、王宁等人试图在此框架中，阐释出一个“后新时期”说（参见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谢冕《新时期文学的转型——关于“后新时期文学”》，《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4期；张颐武《“分裂”与“转移”——中国“后新时期”文化转型的现实图景》，《东方》1994年第4期；张颐武《新空间：实用精神的崛起——“后新时期”价值的转换》，《作家》1994年第4期；王宁《继承与断裂：走向后新时期文学》，《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王宁《后新时期与后现代》，《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3期）。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9月12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和《作家报》联合发起召开了题为“后新时期：走出80年代的中国文学”的研讨会（参见白烨《关于“后新时期”文学的研讨》，《中华文学选刊》1993年第1期）。会后，《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组织发表了白烨的《“后新时期小说”走向刍议》、张颐武的《后新时期文学：新的文化空间》、赵毅衡的《二种当代文学》、王宁的《继承与断裂：走向后新时期文学》4篇有关后新时期的论文。此外，在此一框架中关于90年代的理解，还有“一个时代结束了”（冯骥才：《一个时代结束了》，《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3期）、“理想主义的终结”（张颐武：《理想主义的终结》，赵祖谟编：《生存游戏的水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溃败时代”（陈晓明：《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告别八十年代的光荣与梦想”（王干：《告别八十年代的光荣与梦想》，《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新意识形态”的重构（汪晖：《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电影艺术》1995年第1期；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晓明：《半张脸的神话》，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王晓明：《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天涯》2000年第6期），等等。

[23]李泽厚、刘再复在对话中反思了八九十年代之交乃至整个20世纪的革命事件之后，“痛苦地”选择了“告别革命”（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此言一出，便基本上成为90年代的“基调”，90年代因此被指为是“后革命氛围”时代。“后革命氛围”是德里克的一本汉语著述名。德里克是这样来描述的：“社会主义是我们所熟悉的，革命也是我们所经历的，但这也许属于已经过去的某个历史阶段，因为它也许再也不可能产生出所包含的那种集体认同。而另一方面，它们的遗产则依然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它们所造成的氛围依然存在于我们周围，即使由于新的发展和新的问题已变得复杂起来。”（德里克：《后革命氛围·序》，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据王宁说，“后革命氛围”并不是一个德里克著述的现成英文本，而是他与汪民安共同商定，为德里克编选的一本专题文集（参见王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此文集在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被不少著述转载引用。“后革命”更是成为一个“关键词”“术语”。

[24]王一川、张法、张颐武等人认为，90年代以后是中国文化历经了1840年前的古典性阶段、1840—1990年的现代性阶段之后的又一阶段，即“中华性”阶段（参见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另参见刘康、王一川、张法《中国90年代文化批评试谈》，《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此后，王一川曾在其建构的“中国现代学”中又提出了一种现代性分期的理论，认为由于现代性的发展具有长时段的性质，因此有必要根据现代性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将现代性分为如，现代Ⅰ、现代Ⅱ乃至现代Ⅲ。现代性发生以来到80年代，是现代Ⅰ时期，90年代开始走向了现代Ⅱ时段。当然现代Ⅰ、现代Ⅱ之间不存在完全的断裂，而是一种断续的关系。现代Ⅰ、现代Ⅱ的划分，主要根据现代性的起始、动力、主题、特征、地位等多个层面所表现出来的异同（王一川：《中国现代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依此说，也可以得出90年代以来的历史时期发生了转型，即中国文化走向了与现代性Ⅰ不同的现代性Ⅱ阶段。另外，有学人甚至认为，相对于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90年代发生的转型，是从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参见葛红兵《障碍与认同——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对此有学人不予认同，但他也承认90年代开始了“准个体文化时代”（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10页）。

[25]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具有学术的特征，以至于关于其的转型之论是一个近乎学术场域之内的问题。因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认为文学理论的90年代转型与社会历史转型之间存在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否则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转型问题就会沦为一个非学术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也不可否认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语境影响，特别是当知识生产的自主性依然处在建构的过程之中时，社会历史语境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就会显得更为紧密一些。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的自主性问题，我们基本认同这样一种看法：“在当代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讲，个人的知识活动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智性活动’，也不是西方当代社会中的那种高度制度化的‘个人性’社会实践活动，而毋宁是一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可以据此提出这样一项假设，即这些类型知识并不是个人性知识活动的结果，而是知识分子或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以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及政治场域的逻辑为原则，而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邓正来：《对知识分子“契合”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正是由于包括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这种自主性特征，使得人们关于其的转型之说聚讼纷纭，难有定论，也因此才值得投以学理的研究。

[26]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是就整体的文学分化而言，就此可谓是形成了一般而言的主流文学、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的分化格局。但若要具体考察各种文学形态，又可能会有其他的理解。比如，精英文学已然走向个人化书写，正如有当代文学研究的学人所指出的：“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确实发生了某些深刻的变化，其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过去那种深厚的历史感，那种崇高的价值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化的写作。”（陈晓明：《批评的旷野》，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这种个人化书写现象，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变故和转型，因此它也就是一个牵涉文学理论研究的身份认同乃至精神价值取向的转型问题。

[27]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41页。

[28]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41页。有诗人也曾指认，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已经在写出和正在写出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和知识分子身份》，《今天》1993年第3期）。有学人也曾指出，90年代诗歌与80年代诗歌有着不同的定位，“90年代严酷的现实迫使诗人正视基本国情，直面生存处境，并探寻从寻常琐屑的生存现实中发现诗意、将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歌材料的可能性。叙事性话语的加强就是其中之一”（吴思敬：《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当代诗歌主潮》，《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另有学者提出了散文的转型说，认为：“1990年是一个转折点”，“90年代散文与建国后的主流散文有联系，但也有明显的区别。”（林贤治：《90年代散文：世纪末的狂欢》，《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

[29]比如考察媒介传播与文学的关系，都已然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领域，甚至成为一个学科。相关文献参见钟琛《当代文学与媒介神话》，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黄发有《媒体制造》，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陈霖《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大众传播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平原等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祁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0]程光炜：《拒斥文学性的年代》，《山花》2001年第4期。

[31]王铁仙、杨剑龙、方克强等：《新时期文学二十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

[32]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33]郑元者：《走向元文艺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

[34]周启超：《开放与恪守——当代文论研究态势之反思》，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35]相关的90年代发表的文献，大致有：童庆炳：《论文艺学研究的客体、视角、学术空间》，《文艺争鸣》1998年第1期。蒋济永：《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一）——理论体系的危机》，《柳州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二）——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倾向》，《柳州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三）——本体论走向虚幻》，《柳州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四）——“当代形态”建构中的问题》，《柳州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五）——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终结》，《柳州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蒋济永：《补牢：对“当代文艺理论危机”的再叙述——答亡羊先生》，《柳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余虹：《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叙述的反思》，《文艺研究》1996年第5期。郑元者：《走向元文艺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张荣翼：《文艺理论阿基米德点的寻求》，《海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郭淑梅、孙津：《世纪末断想——文艺理论的动荡与危机（上）》，《文艺评论》1997年第5期。郭淑梅、孙津：《世纪末断想——文艺理论的动荡与危机（下）》，《文艺评论》1997年第6期。陶东风：《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2期。杜卫：《走出审美城——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的批判性解读》，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许明：《作为科学反思的文艺学是否可能？》，《文学前沿》1999年第1期。王光明、南帆、孙绍振等：《关于学科开放与文艺理论建设的对话》，《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36]有社会学研究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体制对社会精英进行了成功的吸纳。”（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37]陈平原：《学术史研究随想》，《学人》第一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38]冯黎明：《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此种说法几乎成为一种共识。不妨再列举一例：“80年代是李泽厚的时代，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时代。90年代则是‘学人’的时代，是学术规范的时代。”（旷新年：《无居随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39]陶东风：《“人文精神”遮蔽了什么？》，《二十一世纪》1995年第12月号。

[40]高瑞泉、杨扬等：《转折时期的精神转折——“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及其走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47页。

[41]恐怕也因此，90年代的知识分子问题已然成为一个研究主题。相关文献有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祝勇编：《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

[42]高瑞泉、杨扬：《转折时期的精神转折——“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及其走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47页。

[43]杨春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史论》，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321页。

[44]比如，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还可以从具体的学者个案中见出。不妨列举一些与此相关的学者个案：王元骧曾回忆说，90年代的市场经济所引发的现实变化，促成了其文学理论观念在1994年左右由认识论到实践论、价值论的转型（王元骧：《探寻综合创新之路·后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另可参王元骧《我的学术道路》，《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2期；王元骧《在解决现实问题中求得理论自身的发展》，《文艺报》2003年7月19日；王元骧《审美超越与艺术精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23页）。陶东风也曾自述其1993年左右的知识调整问题（参见陶东风《文化与美学的视野交融》，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自序》，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王光明也曾回忆说：“在90年代初，我预感到中国在变化，学问的方式也需要调整，同时比较自觉地读了一些书，自觉进行从批评到学术的转移。”（王光明等：《关于学科开放与文艺理论建设的对话》，《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蔡翔则认为，80、90年代的问题差异导致了文学研究的知识资源诉求的转型，80年代围绕在哲学、美学、心理学周围，90年代则凸显了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王晓明、蔡翔：《美和诗意如何产生——有关一个栏目的设想和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4期）。

[45]杨春时：《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学术研究》2000年第11期。

[46]余虹：《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7]2000年以后，在学科反思的文献中，还有专著出版。如李春青的《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对于文艺学的反思，有学人写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推动中国文艺学的学科建设，积极有效地回应转型时期社会文化的迅猛发展，学界众多学者主动参与到文艺学的学科回顾与学术反思话题中来，使其成为世纪之交以来文艺学界的焦点话题之一。”（傅守祥：《文艺学的拓疆与文化研究的崛起》，《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48]卢衍鹏：《文学与文化联姻：文化研究及其权力流转》，《学术论坛》2010年第4期。

[49]汪晖：《必要的沉默——关于学术史与学术规范的随想》，《旧影与新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

[50]李春青、赵勇的《反思文艺学》著作，将反思性文学理论命名为反思文艺学，并视它为未来文学理论发展的一条路径（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154页）。

[51]金惠敏：《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种元文学或者文论“帝国化”的前景》，《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3期。

[52]陶东风：《走向自觉反思的文学理论》，《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53]倪伟：《作为视野和方法的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54]周海波主编：《最后的浪漫：20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