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佐藤春夫与中国文学有多重关系：一方面他的文学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滋润，《聊斋志异》《今古奇观》及汉诗是他翻译和翻案的对象、创作的源泉；另一方面他又致力于在日本介绍鲁迅的作品，与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田汉等人交往，并对他们的创作产生影响。但他还有一个面相，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赶赴前线慰问日本军队，创作美化战争的作品。面对如此“复杂”的佐藤文学，侧重研究他的不同面相，对其文学的总体评价会出现很大差别。尽管任何研究都只能就某个专题展开讨论，但所讨论的问题哪怕非常细小，只要视野开阔一些，所得出的结论也不会太过偏狭。可以说，张剑的这本著作在这方面做了一个有益的尝试。

该著在第一章就明确提出研究目标：“希望将佐藤春夫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置放于美学性、政治性、文学性的整合面上进行综合探讨，以此来还原一个真实的、全面的佐藤春夫。”这是因为在著者看来，佐藤春夫中国观的生成和发展有着必然的连续性，故单纯以“文化日本”面相框定佐藤春夫，而无视隐藏其后的“武化日本”的真容，则势必会导致对他认识的局限性。

但该著没有从抽象的思想分析展开讨论，而是从具体分析佐藤春夫的《车尘集》这个文本入手。《车尘集》有一个副标题“中国历朝名媛诗抄”，清楚地标明作品内容。佐藤春夫在翻译这些中国古典诗歌时没有采用传统的汉文训读方式，而是使用和语，采用传统和歌的七五节拍翻译，并尽力突出“韵律之美”。于此该著发现了一个问题。该著认为，佐藤春夫采用了归化策略，即追求和歌的“韵律之美”要优于以“创译”去达成与原诗神韵上的契合，使得部分诗在音律、内容、结构、形态、意蕴等方面失掉原作的特征，将其重塑成了具有日本传统诗学之美的和歌。并进而指出，佐藤春夫采用这种归化的翻译策略，是为了抵抗日本当时的西化潮流，同时为了排斥日本的汉文化传统，从而推进“日本传统文化”的回归。对于佐藤春夫而言，和歌是日本大和民族传统诗学的象征。该著由此得出结论，这种归化的策略是佐藤春夫“文化民族主义”的体现。这个“文化民族主义”是该著抓住的佐藤春夫的文学思想的核心，并以此解释佐藤春夫文学的不同面相的内在关联。

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佐藤春夫的文学，对于思考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日本社会上流行的“中国情趣”也提供了新材料。按日本学者西原大辅的观点，该时期的“中国情趣”是汉学传统、东方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混合体。侧重汉学传统，便是“怀着一种桃源乡的憧憬面对中国”；如果侧重东方主义，则是投以充满好奇目光的同时又以歧视的眼光打量中国。[1]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佐藤春夫的《车尘集》既是这种“中国情趣”流行的一个产物，其漫长的发表过程（正好是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也表明该诗集本身是催生“中国情趣”的因素之一。

该著另一个浓墨重彩之处，是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考证“中国历朝名媛诗抄”的出典问题。尽管学术界此前已经有较多的相关研究，但该著在此基础之上，广泛涉猎考证数十种典籍，最后确认《车尘集》诗文正文的原典底本为明代女性诗歌总集《名媛诗归》《青楼韵语》《众香词》以及个人诗集《断肠集》。这一结论与吉川发辉的先行研究相比较，去掉了《古今名媛汇诗》和《古今女史》两部著作，新添了《众香词》和《断肠集》两部著作。这一删一增看似简单，其实花费大力气，显示出著者踏实的治学态度。

我不是佐藤春夫文学的研究专家，本来没有资格评论该著，不过承蒙作者的信任有幸先睹为快，有了一些零星感想，写下来权且作序。

王志松

2017年5月9日

---

[1] [日]西原大辅：《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赵怡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