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离骚》的心灵史诗形态

一 心灵史诗与《离骚》解题

就一首诗的文化和审美的巨大含量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而言，《离骚》称得上是“中国第一诗”。第一诗就是经典中的经典，它以精深的文化内涵、审美方式、精神气质影响百世。古代建构文学创作理论体系者如刘勰，专辟一章以“辨骚”，置于“明诗”之前，居文体诸章之首。他为《离骚》的出现而惊叹“奇文郁起”“楚人之多才”，在推崇它是“词赋之英杰”之时，谈论它“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现代清理中国文学史之纲目者如鲁迅，也称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1]。《离骚》是古老中国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独具魅力的结合点，它既显示了民间文化深厚的资源与活性，又表现了文人创造的超越性和经典性。它作为难以比拟的伟大的抒情丰碑，矗立在中国诗史的遥远的地平线上。如果把眼光扩展到世界文学史上，《离骚》作为早期人类心灵史诗之杰构，也是远古诗学领域无以代替的典型，最终将改变人们对上古诗歌史的结构性进程，尤其是史诗类型发展的认识。不谈论《离骚》在史诗史上的价值，对人类史诗形态的论述当是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的。

世界文学史谈论作为文学源头的史诗之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希腊行吟盲诗人荷马的两大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这两部史诗以行数逾万的浩繁卷帙和六音步的语言形式，吟咏着战争传奇和英雄历险，吟咏着阿喀琉斯的愤怒和奥德修斯的机智，自然是人类早期诗史的奇迹。若要在中国寻找形态相类的作品，当在一二千年以后，也就是出现于公元10—15世纪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三者均长达近十卷或数十卷、逾十万行，篇幅上是远超过荷马二史诗的。尤其是《格萨尔王传》几近百万诗行，雄伟绮丽，以百科全书式的卷帙雄踞人类史诗之首。

然而屈原《离骚》的存在，使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荷马式和《格萨尔王传》式的英雄史诗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史诗形态——“心灵史诗”。而且它作为文人创作而产生的年代，是与荷马史诗记录润色写成定本相前后的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之交，即战国晚期。中国上古神话的片断性、非情节性和多义性功能形态，使早期诗人不善于长篇的虚构叙事，却把神话的多义性和感应性转化为比喻性和感兴性的诗学智慧，从而创造出蔚为奇观的抒情诗世界。这种从神话到诗的智慧转换方式，在人类文化史上是独树一帜的，是在西方世界之外开辟了另一个诗学世界。而屈原正处在这种“神话—诗”的智慧转换点上，在以后的分析中将可以看到，他的《离骚》是如何借驭龙凤上征，组合着多义性的神话意象；如何借周流求女，收拾着片断性的神话传说碎片。他把自己的诗学智慧与“神话—诗”的智慧转换过程融合为一体。

《离骚》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不可重复的智慧转换契机。而诗人屈原则是携带着自己独特的家世和人生经历，去进行这番把握的。他以一个浸透着人间辛酸的忧郁而痛苦的心灵，去感受着历史的兴废存绝和楚国现实政治的恶化式微，感受着神话和巫术仪式、自然和时间，从而在中国文学开创期提供了一个非常开阔复杂、奇诡绚丽的精神世界，人格典型和诗学形态。其语言具有多层的指涉性，透过神话的隐喻和香草美人的曲笔，在较为浅近的层面上可以窥见屈原忧郁而彷徨、坚贞而憔悴的身影，但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却可以领略到屈原以自己的人格和生命献上可以苍天作证的政治祭坛，从而升华出一种爱故土、求美政、哀民生、修美德而九死不悔的民族魂。这就使一部带自传性的抒情长诗，充溢着史诗的品格和悲剧的力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荷马史诗可以成为西方民族必读的典籍，那么屈原的《离骚》也应该成为中国人必读的民族典籍，而且它带有更浓郁的中国人恋系乡土、推重人格修养的色彩。

把《离骚》作为具有史诗价值的必读的民族典籍，在中国古人那里早已采用独特的方式加以确认了。自今存的第一本楚辞总集——王逸的《楚辞章句》以后，包括重要的楚辞注本如朱熹的《楚辞集注》以及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无不在儒家经籍之外特别地给《离骚》加上“经”的名号，名曰《离骚经》。何为“经”？经之古字为“巠”，乃形声字，从糸，表示与线丝有关，巠声。本义是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说文解字》云：“经，织也。”案：从丝为经，衡丝为纬，凡织，经静而纬动。《玉篇》：“经，经纬以成缯帛也。”《礼记·月令》：“毋失经纪。”刘勰《文心雕龙》：“经正而后纬成。”经布，即来回穿梭织布。引申为南北纵贯的道路或土地，也称为“经”，如《大戴礼记·易本命》：“凡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周礼考工记·匠人》：“国中九经九纬。”经进一步衍化为“常道”，指常行的义理、准则、法制。如《广雅》：“经，常也。”《周易·颐卦》：“拂经。”《左传·鲁宣公十二年》：“武之美经也。”《左传·鲁昭公十五年》：“王之大经也”，疏曰：“经者，纲纪之言也。”柳宗元《断刑论》：“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也。”进而凝聚成“经典”，如《白虎通·五经》云：“五经何谓？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李白《嘲鲁儒》诗云：“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云：“辛苦遭逢起一经。”《资治通鉴·汉纪》：“治经为博士。”其著作如《十三经》《道德经》；宗教典籍如《佛经》《圣经》《古兰经》，其余如经纸（写佛经的黄纸），经偈（佛经和偈子），引经据典，博古通今。又指某一学科的专门著作，尤其是权威著作如《山海经》《水经》《茶经》。《庄子·养生主》云：“技经肯綮。”中医称经脉，乃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路，如经穴、经络之类。再衍生出中国古代图书目录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经居其首以及解经之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经又通“径”，如《荀子·劝学篇》所云：“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韩非子·解老》云：“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于词性变化，遂出现“治理”之义，如《史记·秦始皇本纪》：“经理宇内”；曹丕《典论论文》：“经国之大业”；梁启超《谭嗣同传》：“经世之条理。”遂有经邦治国，经国济民之语，复有量度、筹划之义，如《诗经·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盐铁论·相刺》：“古者经井田。”《释名·释典艺》云：“经，径也，常典也，如径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龙·宗经篇》云：“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玉海》卷四十一引郑玄《孝经》注云：“经者，不易之称。”自东汉中期、即公元2世纪以降，中国有识之士已经把《离骚》当作与至道相通的民族经典了。

那么《离骚》采取何种美学机制或表现形式，以拓展它的精神文化的容量和心灵史诗的可能性呢？对此，首先必须诠释《离骚》的题目。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离骚者，犹离忧也。”[2]他似乎重点在解释“骚”字，和他隔了一两个世纪的班固、王逸对“骚”字的解释不存疑义，却在“离”字上产生了相反的意见。班固《离骚赞序》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3]王逸《离骚经章句序》说：“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4]一“遭”一“别”，语义方向相反，相同的是他们都把这个篇目理解为“动名”结构。近人游国恩却另立新解，把这种双词性结构混合为一，一方面他认为《离骚》是古楚乐曲：“《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驾辩》《劳商》，皆曲名也。’”“‘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古音劳在‘宵’部，商在‘阳’部，离在‘歌’部，骚在‘幽’部，‘宵’‘歌’‘阳’‘幽’，并以旁纽通转，故‘劳’即‘离’，‘商’即‘骚’，然则‘劳商’与‘离骚’原来是一物异名了。”[5]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离骚》有牢骚不平的语义：“《汉书·扬雄传》载扬雄旁《惜诵》以至《怀沙》而作《畔牢愁》。‘牢愁’古叠韵字，同在‘幽’部；韦昭训为‘牢骚’。后人常语谓发泄不平的气为‘发牢骚’，盖本于此。‘牢愁’、‘牢骚’与‘离骚’，古并以双声叠韵通转，然则‘离骚’者，殆有不平的义。”[6]这些见解确实发前人所未发，但对于深入探讨《离骚》的史诗价值没有多少推进。

清代乾嘉诸老发明“声义同原，以声为义，可以窥上古之语言”的训诂原则，对于读懂读通先秦经籍，确实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游国恩走的大体是这条路子。但是中国语文的辩证法还有另外一面，由于中国文字音同音近者甚多，古人另创新字，以便同音异义者在字形上分流。中国文字辩证法的完整性，应该存在于它的形、音、义三者离合参照的体系之中。既然“离骚”有“劳商”的乐曲之源，又有“牢愁”的情感之义，那么屈原何以不套用现成，而另作新创？文学史进程表明，屈原是率先打破《诗三百篇》以首句摘字命题的方式，而根据诗篇内容创设题目的第一人，虽然其中还存在着套用旧曲名的参差。这番新创的深刻的秘密，正在于“离骚”二字具有可资与诗篇内容相参照的多义性，既因“离”与“罹”相通，包含着班固所说的“遭忧”的意思；又因“离”有“别”义，可以作出王逸所说的“别愁”的解释。如果要在《离骚》本文中寻找内证，那么“进不入以离尤兮”的“离”字就解作“遭”；而“余既不难夫离别兮”“飘风屯其相离兮”“纷总总其离合兮”“何离心之可同兮”诸句，就把“离”字当作“别”解了。正是“离骚”的双义性悖论，造成一种内在的骚动不安的审美活力，倾泄着诗人遭遇现实困境而想抛离忧愁，却在抛离忧愁的求索中遭遇到更加痛苦的精神困境。在这种“遭与离”的复杂的语义结构中，《离骚》以情感反复动荡的大波大澜，形成了沉郁而奔放的美学格调和“痛苦的崇高”的美学机制，异彩纷呈的比喻句句沉重，奇诡神异的想象依然语语带血。这样的美学机制，就是充满着力度与深度的心灵史诗的美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