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新中国成立和世界历史研究》：学习 宣传和普及历史唯物主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成为世界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史学由中国史学原来的一个流派，很快成为中国史学绝对的主流。然而，这一切并不是自发实现的，而是通过包括世界史学科在内的整个中国历史学的学科建设逐渐完成的。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较广泛传播。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问世后，唯物史观在中国日益产生广泛影响，但从总体上说，广大知识分子对唯物史观仍较陌生。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在知识分子中开始了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史学界也不例外，包括老一辈史学家在内，广大史学工作者以积极学习、应用唯物史观为标志，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研究的崭新一页。大力宣传、学习和普及唯物史观，成为新中国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成立，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研究会宗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1]。同年9月29日，新中国成立前夜通过的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也明确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事务。”[2]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密切结合在一起。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式上，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办法。”[3]1951年夏，北京大学开始了40余天的学习运动，推动了全国性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9月底，周恩来在京津地区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从“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两方面，论述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及具体方法，他希望大家要树立这样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在座的同志多数在旧社会生活过较长时间，会带来很多旧的东西，要求一下子把旧的影响肃清，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求得进步。”[4]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知识分子中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对于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有重要意义。“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5]

1951年7月28日，在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史学会。郭沫若指出，自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成立后的两年间，中国史学界已经出现了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吴玉章在会上作《中国历史研究工作的方向》的报告，重申历史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6]。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只是中国史学的一个流派，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则成了中国史学的主流，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密切结合历史研究实践，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普及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历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1949年11月，吕振羽在东北行政学院（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研究班讲授《关于治史方法方面的零片意见》时指出，“研究历史，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出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统一及其斗争，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体现出个别国家或部落、部族和民族在相同的历史阶段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般性。但人类历史是极其具体、生动、丰富、多彩的。个别国家或部落、部族和民族，由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及其他具体条件的不同，便构成其特殊性，而表现为各自独特的色彩”[7]。此外，吕振羽还从“阶级分析方法”“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进程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进程的基本矛盾，以及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历史规律性、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以及历史的进步趋势等方面，结合历史研究实践，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启蒙教育，对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中国史学界（自然包括世界史学界世界史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1953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委员会的工作方针时，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8]，自然，这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是不矛盾的。1953年10月，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召开会议时指出，历史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就从增设历史研究所、办刊物、出一批资料书做起，并决定编辑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组织一个编委会，由郭沫若作召集人，具体工作指定刘大年和尹达负责。陈伯达说，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这是一个方针问题。刊物要照这个方针去办。陈伯达传达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对创办《历史研究》杂志的指示[9]。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出现，必定会出现一个新的文化建设高潮——新中国的历史研究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时，郭沫若为创刊号撰写了《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不仅明确指出了新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任务，而且旗帜鲜明地强调广大史学工作者要“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10]。郭沫若说，这是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讲的话，到今天已经整整12年了。然而这就和在今天当面给予我们以指示的一样。这本来是对于学习革命工作的一般的指示，而在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是感到分外亲切的。四年来，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在雄壮的革命进军中经过了空前未有的规模宏大的自我改造的思想学习，对于这个亲切的指示，我们相信是有了更普遍的接受和更深入的体会了。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应用是应该采取不断学习的态度的。精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自然是很好的学习，但如从工作中切实地进行体验可能是更好的学习。我们就请从我们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工作这一门科学方面努力达到实际的成果，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入的学习吧。

郭沫若还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对全世界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而世界人民特别是追求解放的人民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便感到莫大的憧憬，他们想从这里求得解决他们本身问题的钥匙。然而在世界史中关于中国方面的研究却差不多还是一片白页。这责任是落在我们的肩头上的，我们须得满足海内外人民的需要，把世界史上的白页写满，我们须得从历史研究这一角度来推进文化建设，促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11]。

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时，郭沫若、胡绳、陈翰笙、刘大年、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参加了编委会的工作。编委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推动广大史学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该著，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解释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集、选集或文选，相继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也自1952年开始出版，为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学习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54年，开展了对胡适学术思想，包括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实用主义的史学方法论的批判。这些批判涉及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如何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如何认识历史前进的动力以及如何认识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性等。这对于宣传和学习唯物史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广大史学工作者，包括一些著名的老一辈史学家，如陈垣等，表示“一切从头学起”，对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研究历史，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对胡适以实用主义哲学为代表的学术思想的批判，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当时“重要的战斗任务”之一，因为“从各方面来揭露和批判胡适的唯心论思想，彻底清除它在文化学术界和在社会上的恶劣影响……也就是进一步清除帝国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也就是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思想教育干部和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去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这一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可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不可能在许多文化学术部门中确立和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在史学界，系统地批判了胡适否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的作用；否认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等历史唯心论的观点。“胡适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看法，是和马克思主义者完全相反的。”胡适的这些做法，“显然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胡适在贬低中国历史文化的同时，又拼命地宣传崇拜帝国主义特别是崇美的思想，提倡‘全盘西化，全盘接受’，他这样做正是为帝国主义，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的奴役政策开辟道路”[12]。应该指出的是，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并非只局限在唯心史观方面，除去实用主义哲学外，在文学、宗教学、政治学等领域也都有针对性地展开了批判。

1955年1月6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发表翦伯赞的文章《批判胡适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与方法论》，较系统地分析了胡适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作者认为，“胡适的历史观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再加上陈旧的进化论，这是人所共知的”。“为了反对历史唯物论，胡适首先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认为历史是可以任意雕刻的大理石，是可以任意摆布的大钱，是可以任意涂抹脂粉的‘百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让唯心论者任意修改的‘一幅未完的草稿’。”从唯心史观出发，“胡适否定客观条件对人类意识可以起任何决定作用”，“胡适又企图用陈旧的进化论观点来反对历史上有突变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他说历史是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改变，在胡适看来，‘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东西’”。关于史学方法，“胡适自鸣得意的方法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科学的假设与求证，与胡适的假设与求证毫无共同之处。科学的假设是指待证的真理，而胡适的假设是主观的成见，科学的求证是真凭实据，而胡适的求证是歪曲、涂改乃至捏造证据。例如他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于是大胆假设中国没有封建社会，也没有帝国主义，然后捏造证据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在两千年前就消灭了，又捏造证据，证明中国的贫弱，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由于五鬼，特别是疟疾，于是伪造历史，说希腊罗马的灭亡都是由于疟疾”。此外，“胡适还有一种方法，即‘明因求变’，亦即他所谓‘祖孙的方法’……科学并不反对‘明因求变’，但仅仅‘明因求变’并不能解决科学上的任何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都不能把它的因果孤立起来”[13]。

《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发表了周一良的《西洋“汉学”与胡适》；1955年第3期有范文澜的《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同期还有梁从诫的《胡适不是研究历史，而是歪曲和捏造历史》；1955年第4期有嵇文甫的《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1956年第6期发表了齐思和的《批判胡适派对于世界史的反动唯心观点》。范文澜指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无情批判下，它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实在是站不住脚了。它要做垂死的挣扎，不得不采取各种花样的卑劣手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披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是一种，打自然科学旗帜的又是一种。被胡适改称为实验主义的那个实用主义，就是属于后一种的反动哲学。”[14]在胡适看来，实用主义既是“历史的态度”，又是“科学的方法”，是“近代科学发达的结果”。范文澜认为，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些谬论的破产，同时从胡适歪曲中国历史、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否定爱国主义、否定阶级斗争学说、宣扬改良主义、倡导“纯学术”等方面，揭露了他对中国历史科学的破坏。范文澜明确指出，“我们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应该而且必须担负起自己应有的一部分责任。而这首先要彻底批判胡适实用主义思想和一切其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同时建立起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有可能”[15]。在20世纪50年代，范文澜的有关论述，对于帮助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掌握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嵇文甫撰文《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作者认为，“多元历史观”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它实质上正是早被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里面批判过的那一种“互相作用”论：照这种看法，好像他们很全面，能照顾到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性，而唯物史观正和唯心史观一样，却显然陷入片面性的一偏之见，如果满足于表面看问题，很容易走上他们这一路。这是他们庸俗的地方，却也正是他们狡猾的地方。嵇文甫认为，这种“多元历史观”，或“互相作用”论，实际上还是一种唯心史观，而只是采取一种更狡猾、更隐蔽的形式。因为社会现象虽多种多样，但总括起来，不是属于物质生活方面的，便是属于精神生活方面的，而物质是基本的，精神是从生的。精神生活是物质生活的反映，它根本不能离开物质生活条件而独立存在。如果承认离开物质条件而可以有独立存在的精神现象，这已经陷入唯心论的泥坑里去了。嵇文甫强调，胡适的多元历史观完全是欺骗人民，为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者服务的一种思想工具。说是历史多元论，实际上乃是彻头彻尾的一种历史唯心论。他处处回避根本问题，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好像猫头鹰怕见太阳一样，他最怕提出根本问题，最怕提出历史发展规律。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注定要没落的、垂死的反动统治阶级，面对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发抖。他们想，但愿不是如此吧，最好是个梦吧！然而历史终究不是“百依百顺的女孩子”，而胡适倒被历史巨人一脚踢得远远的了[16]。对胡适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是和学习唯物史观，坚持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联系在一起的。鉴于胡适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通过对他这个“反面教员”的批判，有助于更具体地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并不仅仅局限在历史学范畴，或仅仅局限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这是由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决定的，首先是和如何对胡适有一基本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即揭穿他的某种欺骗性。例如，1954年12月，翦伯赞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座谈会发言时说，解放以后，胡适的“影响还没有消灭。因此我以为我们固然不要把他估计太高也不要把他估计太低，估计太低就是轻敌，就会贬低我们反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一思想斗争的严重意义”。“我想说到胡适的立场，这是他的历史观的出发点。过去有人以为胡适是‘超阶级’的书生，他没有什么立场，就是想做大官、出大名。实际上，胡适的立场是很鲜明的，他是公开地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发言。正因为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是带有买办的性质，所以他就不仅是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也是和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的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17]1955年2月，黎澍在《胡适派所谓民主政治的反动实质》中写道：“胡适派自称是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曾经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曾经向国民党争取过人权，在1933年以后又发表过一些文章，主张民主政治，并在蒋介石还没有最后形成他的独裁权力的时候，帮助他对着激昂的反对独裁的舆论否认过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的必要和可能。虽然胡适在后来已经用言论和行动表白了他的所谓民主政治的虚伪性，但是仍旧有许多人把他当作民主主义者，认为他的政治思想是前后不一致的，矛盾的，因此，他的公开暴露美帝国主义雇佣和蒋介石走卒的面貌并且不能不流窜到美国去，就仿佛成了难于理解的事情。”[18]揭穿胡适作为“民主主义者”代表的欺骗性，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批判他唯心主义历史观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1958年10月，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大字报中选出110篇，编辑出版《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编者认为，这些大字报“充分反映了我国目前的历史科学中普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倾向。例如：厚古薄今，只专不红；史料重于泰山，理论轻于鸿毛；把帝王将相描绘为历史主人，对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功绩轻轻抹杀；对烦琐考据津津乐道，把马列主义放在一边”。

在世界历史方面，北京大学的一些大字报提出世界上古史的教学“有修正主义的倾向”；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教学中，马克思主义仅仅是“花边”，而实质则是法国资产阶级史学家马迪厄的观点；在印度史史料的选择中，多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学者的作品，为什么不选进步学者的著作，如印共领袖丹吉关于印度古代史的著作呢？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大字报，对“奴隶制衰落的原因”“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文艺复兴”等内容的教学进行批判，认为在思想内容上、方法上，都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教学的方向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立场和为历史而历史的烦琐主义倾向。南开大学对世界历史教学中的资产阶级方向也进行了批判，如宣扬“个人主义动力论”，以及在同学们心目中提高雷海宗的威信，“为他的反党增加资本”等。编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并希望大家以“力争上游”的精神再接再厉，“和它们作不调和的斗争”[19]。这种认识是当时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兴无灭资”，“拔白旗、插红旗”，“批判修正主义”的产物。将一般的不同认识问题，或不同的学术观点问题上升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探讨，这不仅无助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而且带来了消极的负面影响。

注释

[1]《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中央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3]《毛泽东选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2页。

[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6]吴玉章：《中国历史研究工作的方向》，《进步日报》1951年9月29日。

[7]吕振羽：《史学研究论文集》，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页。

[8]《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6页。

[9]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创刊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11]参见郭沫若《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12]张如心：《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0—81、57、66页。

[13]翦伯赞：《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09—410页。

[14]《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9页。

[15]《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3页。

[16]参见嵇文甫《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

[17]翦伯赞：《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08页。

[18]黎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1页。

[19]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出版说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