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外华人学者研究现状

做张爱玲研究的，没有人可以避开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三位学者，他们构成的三足之鼎成为海外张爱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学术基石，其著作自从在大陆出版之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以及方法和策略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夏志清：意识形态之争

海外的华人学者中对张爱玲的研究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华人学者夏志清。夏志清1947年赴美前就读于北京大学，1951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61年开始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夏志清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和权威。夏志清在耶鲁大学师从波特、布鲁克斯等“新批评”派的重要批评家，直接受到“新批评”的耳濡目染，受过严格的学院派训练，深谙“新批评”派的理论精髓，运用“新批评”的批评方法也得心应手。布鲁克斯认为：“我相信，如果放弃了好和坏的评判标准，我们也就等于开始放弃了我们对诗歌本身的概念。”[1]可见“新批评”派特别重视对于“文本”自身审美价值的发掘和鉴赏，倡导一种“文本批评”。“承认作品文本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客体，也意味着强调文学批评的根本使命，就是对作品文本的分析和评价”。[2]夏志清深受其影响，认为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这个宗旨我至今仍抱定不放”。[3]正是遵循这种文学批评理念，夏志清在选择《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作家和篇目时才仔细斟酌，他发掘出了几位在现代文学史上被忽视的“新人”，如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等。但也正是由于这种信念，他在评价左翼作家的时候被认为带上了政治的“偏见”，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使之与政治、党派相关联。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个总体性的评判：“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的太浅露了。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致不细致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形象时，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4]

1961年，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一书中，专章论述了张爱玲的创作，从专业阅读的角度肯定了张爱玲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在这本书中，关于张爱玲的一章有42页，而关于鲁迅的一章只有26页（英文版），可见夏志清对张爱玲的重视超过了鲁迅。夏志清在书中将张爱玲列为单章给予详细分析评述，并在章节开篇称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他认为《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不朽之作”。

书中那些富有洞见的观点、别样的研究视角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夏志清将张爱玲置于中外文学的大背景中考察，发掘她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段的渊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人情风俗以及西方文学意象、心理刻画技巧的把握。同时夏志清继承了胡兰成所说的张爱玲对普通人弱点包容和同情的观点，指出其小说的苍凉意味。王德威就曾盛赞：“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问世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此书仍与当代的批评议题息息相关。世纪末的学者治现代中国文学时，也许碰触到许多当年夏无从预见的理论及材料，但少有人能在另起炉灶前，不参照、辩难、或反思夏著的观点。”[5]郑树森也认为，如果没有夏志清对张爱玲的定位，也就没有后来创作上的“张派、研究上的‘张学’、读者群中的‘张迷’”。[6]

（二）李欧梵：张爱玲的时尚

李欧梵196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随后赴美，先是在芝加哥大学学了一年的国际关系学，然后转学至哈佛大学专攻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现代文学，1970年获得博士学位，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中国电影等。李欧梵的研究是以“现代性”的多重面孔为核心，无论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还是《现代性的追求》《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都是其对“现代性”的理解。李欧梵对上海的商业场所、咖啡馆、建筑、公园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探寻旧上海的风貌和文化气质，关注商业发达的上海给都市作家带来的生活方式上的变革，以及这种变革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变化。同时，李欧梵还着意探究了摩登上海的电影院，以及电影这一以声音、影像为核心的视觉媒介。

在对张爱玲的研究中，李欧梵看重的是张爱玲与摩登上海的关系，这个繁华都市给张爱玲的创作带来的影响以及张爱玲与上海之间的感性关系。李欧梵认为：“张爱玲的那个平常世界则更令人感受到它的地方性和互动性。在这个更‘地方化’的世界里，生活的节奏似乎‘押着另一个时间的韵律’，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似乎有太多的空闲。”[7]

在李欧梵看来，张爱玲就是以“普通人的传奇”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进行了巨大的颠覆，用“超乎历史书写和超乎信仰的类型”的“传奇”，填充那些被“宏大叙事”和“进步主义”书写所遗忘的角落。时尚意识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交织、扑朔与迷离，使得张爱玲的作品在苍凉废墟中展现了其特有的华丽姿态。“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借着她小说中的美学资源，也在试图超越她自身写作的历史境遇。因此，张爱玲凭着她的小说艺术特色，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大叙述造成了某种颠覆。”[8]

（三）王德威：祖师奶奶的鬼魂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系教授王德威，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继夏志清、李欧梵之后的第三代领军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界最重要的优秀学者之一。王德威在当代批评家中，文学理论素养深厚，饱学雄辩，分析细腻，文采飞扬且具有宽阔的文学史视野，他运用大量理论资源进行的文本分析颇能说明当代先进的文学批评论述。

王德威受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影响很大，他运用“系谱学”的方法，分析建构了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学谱系”和文学类型，在文学批评中打通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时空界限，构成带有某种共性特征的“文学谱系”。从鲁迅的“与鬼为邻”到张爱玲“鬼魅想象”，再到20世纪末海峡两岸文学创作中的“魂兮归来”，王德威以其广阔的文学视野，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人鬼情未了”的鬼魅世界之门。王德威认为新文学里与鬼为邻的作者除了鲁迅，“站在光谱的另一端是张爱玲”。他认为张爱玲的故事“架构于写实观点之上，却显得阴气袭人”。[9]

对于张爱玲的“鬼魅”书写，王德威认为，出版于1993年的家庭相簿集《对照记》是张爱玲面对死亡及鬼魅登峰造极的演出。这本张爱玲最后的照片选集，包括了她的父母和祖父母的影像，“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张爱玲这种由照片观看死亡的做法“让我们想到了巴特的话：‘不论相片中的人物是否已经死去，每张相片都是一场已经发生了的劫数。'‘我自己的死亡已经铭刻在其中，而在死亡到来前，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10]

王德威在《“祖师奶奶”的功过》一文中提到：“1992年，当时台湾媒体知道张爱玲正在准备她的《对照记》这本最后的相片回忆录的时候，他们接触我，希望我写一个关于张爱玲以及台湾以及香港的所谓张派传统的作家的时候，我虚拟了这么一个词。当时用‘祖师奶奶’这个词也许语带轻佻，也多少表示我自己的一点张爱玲式的梦魇。”[11]王德威在《“女”作家的现代“鬼”话——从张爱玲到苏伟贞》一文中认为施叔青、李昂、西西、钟晓阳到苏伟贞都继承了“张派”的传统，以当代流行的女性主义理论为基础。他强调，女作家写故事内景多于外景，其故事中的内景，或古屋，或回廊，或密室，远离光天化日，显示出“幽闭症”（claustrophobia）是女性文学阴郁的独特风格。他指出这常见的自闭是对阴暗僻寂的迷恋，可以看成是“女性探讨自身意识的表征”，它们是女作家对性、死亡以及种种对外界的憧憬与焦虑等错综欲望或恐惧的投射或转移。

（四）其他海外华人的张爱玲研究

除了上述三位学者在海外张爱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学术建树，近几年来，其他学者也运用不同学术方法，在不同领域对张爱玲研究提出了各自独到的见解。

毕业于香港大学，后获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周蕾，被认为是美国华人文化研究界的一位重要学者，她的著作和观点在华人文化研究界颇具影响，她主要从事女性主义批评、文学与现代性反思、中国电影阐释等跨界文化研究。周蕾运用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用一些之前没有尝试过的方法，理论化地研读了张爱玲的小说文本，“希望借此探索出通俗文化与现代性之间，一些少为人尝试的思路”。[12]周蕾1990年出版的《女性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一书，依照视觉影像、文学历史、叙事结构以及情感接受四种批判路径构成四个章节。其中第三章“现代性与叙事——女性的细节之处”以细节作为问题的切入点，通过对张爱玲作品的阅读，探讨了现代中国叙事里“历史”探究底层矛盾的情感结构。她认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问题是其关切焦点，透过感官细节的着墨，她的小说产生出对于现代性与历史的另类探究途径”。[13]

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的黄心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然后赴美留学，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博士，随后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他的学术论著主要涉及20世纪华语文学及视听文化。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Woman,War,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英文版于2005年出版，作者在中文版序中认为虽然华语世界里的“张学”已是门庭若市的显学，但在华语世界之外，这本书仍然是用英文书写的研究张爱玲的唯一一部专著。针对张爱玲两极分化的接受史，黄心村在书中重现了张爱玲作为历史人物的诸多层面，通过对张爱玲不同文本的重新诠释来展现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化生活图景。[14]全书关注于文学及通俗文化如何以最个人化的形式再现人类穿越战争及暴政的集体经验。李欧梵评价此书“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的细腻体认，值得我们高度关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