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关学术成果

（一）关于危素生平经历的研究

危素作为元末明初重要的历史人物，目前还没有专著对其进行详细的考察，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论文部分。吴晓红的《危素研究》（中国地方史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1996）是最早探讨危素个人活动情况的文章，全文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危素身处的时代背景，第二部分叙及危素的家世与人生经历，第三部分概括了危素的理学、文学、史学成就，最后则是作者的评述内容。该文所涉内容十分丰富，较全面地勾勒出危素的一生以及他在文学、史学方面的贡献，就危素研究而言的确为首创之功，同时也引起了学界对危素的关注。但限于篇幅，有关危素其人的许多问题未能展开论述。

吴愫劼《元明易代之际悲剧人物危素研究》（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3）基本沿用了吴晓红《危素研究》的方法套路，在前人基础上对个别细节处做了补充说明。虽然文章以“元明之际”为题，但对危素在明朝的活动关注不足，并未展现出危素仕元时如日中天的地位，入明后是怎样一落千丈，以致其失节为后世所不齿终成“悲剧人物”的具体情况。另外，文章以“悲剧人物”为题定位危素似有主观臆断之嫌，易造成读者对危素的误读。

（二）关于危素交游的研究

武海波《危素交游研究——以师辈、同僚、方外友人为考察对象》（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4）通过梳理危素与师辈、同僚、方外友人的关系来考察危素的交游情况，并以此探讨交游对危素个人经历所产生的影响。该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概述了危素的生平经历，第二、三、四章分别论述了危素与师辈、同僚、方外友人的交游情况。作者在文中提出“虽然危素出身贫寒，但是危素在成长的道路上结识了许多名师和文化士人，这些师长对于危素的学术成长，尤其是在理学等领域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并进一步探讨了危素的交游对其人生经历和心态所产生的影响。作者的史学功底扎实，条理清晰且论证有据，但文章也存在一些可以改进之处：第一，关于危素的生平，文中仅仅做简单的铺陈，没有将交游与他的经历完整地结合起来；第二，作者选取危素与师辈、同僚、方外友人的关系做研究，却忽略了姻亲等方面的交游，如与危素交往甚密的虞集、曾坚、乃贤等人，文章并未述及，还有许多曾给予他帮助的友人，也并没有列入讨论；第三，文章只谈及危素择师交友后两者间的关系，却未详述危素择师的动机和交友的背景。

尚师衍斌在《读〈宋濂全集〉札记六则》（《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八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一文中详细讨论了危素的姻娅及其入明后的命运，揭橥危素的经历实际与曾坚的下场有紧密的联系，并指出以危素为代表的一批由元入明的人物值得做深入研究。该文从姻亲角度观察危素交游的情况，这是以往学界没有注意到的。

此外，涉及危素交游方面的论文还有：利煌《范梈的生平和交游——元代中期士人文化之管窥》（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6）、王芳《柳贯交游考论》（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7）、段海蓉《元末江南士人在大都的活动——以乃贤为例》（《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第4期）、颜培建《元代史学家苏天爵交游考述》（《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刘东明《虞集之生平与交游》（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2）、谭文选《张雨〈题张彦辅二画诗卷〉重录考略》（《美术学报》2012年第2期）、魏红梅《从交游对象看余阙的交游特点》（《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S4期）等，都有述及危素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交游情况。

（三）关于危素文学等方面的研究

赵玉萍《危素〈云林集〉注释与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学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5）是近期有关危素著作研究的一篇论文，文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危素的生平与交游情况，第二部分侧重于对《云林集》展开研究。作者通过对《云林集》版本的整理与内容的校注，讨论了危素诗歌的内容题材与艺术特点，认为他的诗歌恬淡平和，以通达晓畅为特色。不过，文章也指出，危素好为五言古诗，现存的诗歌多以应酬为主，显得格调不高。该论文的精彩部分在于对《云林集》的校注，这是以往学界所忽视的，却对危素研究大有裨益。

胡青、桑志军《危素学术思想探析》（《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从元明理学发展的角度切入，认为“危素是元代陆学向明代陆学过渡的重要人物”，并提出“元代一批江西学者坚持陆学，一批学者援朱入陆，朱陆汇合，这就使得陆学在江西从未中断，基础雄厚，并且为宋明理学的沟通创造了条件，而危素恰恰是这条学术承载线索中的关键人物”这一观点，肯定了危素在理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是符合事实的。然而，作者在考述危素学术思想时，仅仅通过其师承关系进行分析，并没有从危素本人的文章出发去观察他究竟是如何做到了兼收并蓄、承上启下，也没有谈及接受理学前后危素的个人变化和他在当时的实际学术影响力。这使该文的论证过程未免显得单薄。

李超《危素文章“太音元酒”论》（《东华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和张文澍《蒙元之贰臣，朱明之废宦，易代之文人——论元明之际作家危素》（《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两篇文章都是从文学史角度考察危素的活动情况，前者肯定了对危素文章“太音元酒”的评价，并提出“危素在后人心中的地位多少因他由元仕明而受影响”，学界应该重新给予危素客观、公允的历史评价；后者则深刻地指出危素诗文“包含了阿谀奉承、无可奈何，有时甚至自我麻木”的精神状态，同时也表示出对他因保存文献而晚年失节、投降明朝的理解。张氏还注意到了危素的生卒年月问题，对他的去世地点也存有疑问，体现出作者敏锐的文献观察能力，但文章主旨并不在于考证，故作者对这些问题也只是一带而过。

刘庆华《论〈儒林外史〉中危素的形象及其意义》（《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2期）对比分析了历史上的危素与小说中危素形象的差异，指出吴敬梓将其塑造为一个完全负面的角色的原因，表达了原著作者对危素追逐功名的鄙视、厌恶以及对官场世相的批判。但刘氏先入为主地认为危素身仕二朝，是因为“太眷恋他那得之不易的名位了，终于不顾文行出处而仕明，乃至连身家性命也无法自保”，这一论断没有坚实的史料佐证，是不太符合事实的。

李圣华《“元季之虎”危素——兼谈〈儒林外史〉对危素的讽刺》（《文学史话》2012年第6期）则是一篇以介绍性为主的文章，概括了危素的生平，并补充了一些危素在明朝时创作的诗文，最后感叹“危素如非谪居，入明诗恐亦有传，其仕明的不幸也是诗家的不幸”。究竟危素诗文如何高明，作者却没有做深入的分析。

温世亮《危素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平议》（《山西师大学报》2015年第1期）从危素的文集出发，提出“文章有功于世”是危素文学思想的核心，堪称元朝后期“文道合一”音声的重要代表。不过，作者在论述“危素的文名却并未因他的身败名裂而冷寂寥落，在明代仍产生了不小影响”时，仅以宋濂为危素撰写墓志举例，旨在说明宋濂、王祎所开创的明代台阁文体是从危素那里继承而来的，这一推断过于草率。是否存在如温氏所言的文学承递关系，需要结合危素、宋濂等人的实际情况去考察。另外，危素入明后直至明中期归有光着手整理其文集，这段时间危素的文名可以说是“冷寂寥落”的，原因在于其失节的表现是为时人所不齿的，而与他同为贰臣的文人之间的交往也十分谨慎，自然失去了互相唱和的机会，因此温氏的论断仍有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必要。

（四）其他涉及危素的研究成果情况

徐远和的《理学与元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论述了危素的哲学思想，并简要介绍了他的文学、史学成就；么书仪的《元代文人心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专门辟篇幅对危素身仕二朝及最终被弃用的心态变化进行了讨论；师纶的《危素〈西宁王忻都碑〉及其他》（《民主协商报》2005年7月1日）概述了碑文作者危素的生平经历；商传的《元末明初的学风》（《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紫禁城出版社，2007）也谈到了危素文学作品的影响；郝永伟的《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之整理研究》（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08）涉及《危太朴文集》序文的整理；李天白的《江西宰相传》（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考察了危素作为元末参知政事直至明朝被弃用期间的经历；张燕婴的《稿本〈故中书舍人南丰先生曾公谥议〉述略》（《文化遗产》2008年第3期）亦有提及危素的个人情况。

总之，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危素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一些问题仍待解决，如危素的出生年份、他是否因护史而选择降明，以及他最终客死和州是否与守余阙祠庙有关等，尚有必要将这些问题逐一厘清，并借此深化学界对危素的认识。